十三行及行商的文學形象研究

劉國鈺

摘要：十三行是清代中期外貿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21世紀以來十三行研究成績斐然，本文從古典小說《紅樓夢》、《蜃樓志》及當代小說《開洋》入手，試圖發掘十三行及其行商在古今小說中的文學形象，以期待為十三行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及材料。

關鍵詞：廣州十三行；行商；文學形象

中圖分類號：I2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X（2014）04-0097-010

一

廣州十三行，也稱“公行”、“洋行”，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將對外貿易的商人從牙行中分離出來，在今十三行路設立“洋貨行”，統稱“十三行”，十三行跨明、清兩個朝代，歷300年之久，廣州十三行對當時的世界大航海時代以及幾百年的對外貿易與國際金融，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毫無疑義，當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首位，達其三分之一多，廣州更是世界最大商港，其間，至少有000多艘外國商船都到過十三行的外港——黃埔。十三行這個“影子銀行”銀元的流入，對各國的投資，都是空前的，否則，不足以支撐西方的工業革命。與此同時，西方的啟蒙主義思潮、先進的科學技術，也都通過十三行曲折傳入中國，對其后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做了鋪墊?？上?，關于這一點，卻鮮見研究文章。

近日，紅學研究專家胡德平在《百年紅學與百家爭鳴》一文中稱：

廣東十三行與曹雪芹家的姻親李世楨有密切關系，如果能作為時代背景與《紅樓夢》結合起來，那么對于曹雪芹所處的時代，對書中所說的洋貨，對海外貿易就會產生更深刻的理解。

他是第一個提出十三行與紅學關系的學者。

曹雪芹祖上是康熙的寵臣，曹雪芹的舅祖李士楨曾任廣東巡撫，管理對外貿易的“十三行”，直接經營皇帝和宮中進口的吃穿用物品。如《紅樓夢》第3回寫鳳姐“下著翡翠花洋縐裙”；2回寶玉穿的“荔枝色的哆羅呢的箭袖”和俄羅斯的“金雀呢大氅”；暹羅（今泰國）進貢的茶葉；26回薛蟠要過生日，朋友送來的暹羅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羅豬和魚，又如西洋的自行船、西洋的葡萄酒、雪花洋糖、洋布手巾、金懷表、波斯國的玩器等，都在《紅樓夢》可以找到。

文中，胡德平還指出：

《紅樓夢》中對商人的描寫，也是跨學科中的一個領域。從冷子興開始，一直寫了那么多的商人，薛蟠是皇商，倪二、蔣玉菡、柳湘蓮是民間商人。商家與官家是貓鼠同眠的關系，就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胡德平在這里提出的兩條，一是《紅樓夢》的大背景，當與十三行分不開，書中出現那么多的洋貨，均來自十三行，而十三行的貿易，對當時康乾“盛世”又產生怎樣的影響，包括官場及社會格局所起到的作用，頗值得深入研究；二是對十三行時期的官商關系，尤其是對商人的認識——這正是通過書中對商人的描寫而體現出來的，傳統的士農工商的排序，顯然已發生了動搖。其時，粵商中，民商十之三，商官十之七，十三行亦官亦商，而且，有一個演變過程，即由皇商、王商、總督商人、將軍商人，漸漸演化為半官半商，乃至純粹民商——這在《紅樓夢》中又有怎樣的表現？胡德平點出了“皇商”與民商兩種類型的商人。

而經考證的曹雪芹所處的時代，恰巧正是康熙晚年，歷雍正十三年再進入到乾隆前期?？滴酢伴_?！?，在十三行先期粉墨登場的，恰巧是皇商、王商之類，隨著蕃王尚家父子的落敗，王商也最后退出了十三行，這時，十三行行商的性質，也就有了歷史性的演變，與此同步的是，正是由十三行完成了中國從封建的朝貢貿易向市場或市舶貿易的根本轉變。這是以乾隆登基之際，立即取消了具有“朝貢”的性質的“加一征收”即靠岸稅為標志。依照市場原則，哪有生意未做，貿易額有多大尚未知時，就得上繳10%帶來的銀元之理呢？

二

如果說《紅樓夢》的主題是愛情，從另一個側面，曹雪芹也寫到了一個世界貿易的大航海時代，如果從這里深入下去，那么，對《紅樓夢》的歷史價值認識也就有新的拓展，細細搜尋，書中還真是不少。

當我們再放開視野，亦可以找到幾乎同時代的另一白話長篇小說《蜃樓志》。一個“夢”，一個“志”，各有寄托，夢當虛幻，志又如何呢？

打開《蜃樓志》，我們即可在前一章的題頭詩中讀到關于“裕國通商”的宏愿，很顯然，“志”正于此。

而“裕國通商”絕非虛幻，完全是實實在在的，也許，這便是“志”了。但可惜，“志”之前卻是“蜃樓”，加了這么一個虛無縹緲的定語，志也就如同幻夢了。

作者想說的也許正是如此，一腔熱血壯志，到頭來僅是蜃樓一夢而已。

而《蜃樓志》寫的正是十三行，它也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僅有的一部描寫十三行行商的長篇小說。

人們把冷熱兵器的交替，視為古代與近代史的分界，那么，我們也可以把對文學作品中主角的置換，從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到市廛工商，視為文學創作中近代思想的轉換與覺醒。

《蜃樓志》以十三行行商為主角，并以粵海關與十三行關系的視角展開小說的情節，不僅獨到，而且饒有新意?？滴酢伴_?！敝?，“海關貿易，內商涌集，外舶紛來”，“一切貨物，都是鬼子船載來，聽憑行家報稅發賣。三江兩湖及各省客商，是粵中絕大生意?！比珪婚_頭，便揭示出，海洋貿易的日益興旺，形成了巨大的資本積累，行商，當是中國的“第三等級”，大企業家、金融家或資本家，其資本的積累，完全不同于封建模式的大地主、大官僚——可以把同時代的十三行伍家與和珅相比較。當外國的資金流入時，一如小說所寫：“花邊番錢（銀元）整屋堆砌，取用時都用籮裝袋捆?！?/p>

然而，這邊，作為主人公的十三行商總蘇萬魁，作為“絕頂富翁”，是滿懷宏愿“裕國通商”，那邊，海關監督赫廣大，卻千方百計敲詐勒索，反誣其“蠹國肥家，瞞官舞弊”，一次就窄出蘇萬魁一干行商的三十萬兩銀子，來個“袋袋平安”——海關與行商，正可謂“貓鼠同眠”矣。

結果正如海關照壁上的題詩：

新來關部本姓赫，既愛花邊又貪色。

送了銀子獻阿姑，十三洋行只剩七。

赫廣大動輒抄家，籍沒貨物。

乾隆死后，嘉慶上臺，第一件事就是抄和珅的家。在籍沒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鳴鐘十九座，小自鳴鐘十九座，洋表一百余個。赫廣大之流索要那么多鐘表，無非是進貢給了和珅等王公貴族。當時就有句民諺，“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三

讀《紅樓夢》，就知賈府也被抄過。第一零五回有一張抄沒物品的清單，總共七十多品類，其中綢緞呢絨，皮毛衣料，約占70%，曹雪芹的先輩為江寧織造，對此不難理解。而綢緞呢絨，皮毛衣料則是十三行進出口主打商品。全書中有關這方面的洋貨，幾乎就是十三行的舶來品的展示。如：第3回，榮禧堂王夫人房內大炕上的猩紅洋毯；鳳姐的翡翠撒花洋縐裙；寶玉的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第6回，鳳姐的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第28回，蔣玉函贈給寶玉，后落到襲人處的茜香國汗巾；第40、9回，鳳姐用以包裹銀箸，黛玉用以包裹匙箸的洋巾；第49回，寶玉的哆羅呢狐貍皮襖；同回，寶釵的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鶴氅，寶琴的鳧靨裘；李紈的哆羅呢對襟褂子；第2回，寶玉的荔枝色哆羅呢箭袖；寶玉的俄羅斯國出品的雀金裘氅衣；第92回，鳳姐的大紅洋縐裙；馮紫英拿來推銷的鮫綃帳；第10回，抄家時沒收的洋灰皮、洋呢、嗶嘰、姑絨、天鵝絨等呢料……

《紅樓夢》第2回寫了很多的西洋東西，雀金裘西洋鼻煙、西洋依弗哪藥、西洋畫兒、還有一首西洋女子作的西洋詩：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島云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紅樓夢》的貨單與《蜃樓志》行商的生意，完全可以對應起來。

洋行紛紛倒閉，海關仍榨取未已?！厄讟侵尽沸猩烫K萬魁不得不辭去商總的職務，把錢花在了捐納官職，置田造屋上，從被歧視的行商蛻變為土地主，無法完成其向大資本家、企業家或工商業家的轉變——歷史為之倒退的大悲劇，由此上演。

《蜃樓志》作者沒有曹雪芹幸運，其真名實姓與生平均無可考，但書中熟悉廣州之風土人情與十三行內情，沒人辦得到。鄭振鐸為《蜃樓志》抱屈，稱“名作之顯晦，真是也有幸與不幸之分的”（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小說刻畫當年的社會生活，頗有近代感，主人公蘇萬魁可謂第一位以行商即“買辦”面目進入中國古代文學人物畫廊中的主角。有錢卻無地位，不得不花錢捐官，由備被歧視的資本家又重新變回土地主——這實是中國近古社會的歷史悲劇。鄭振鐸稱此書“無意于諷刺，而官場之鬼蜮畢現；無心于漫罵，而世人之情偽皆顯”。

長篇小說《蜃樓志》刊印于嘉慶九年——這正是十三行仍興旺之際，其故事的主人公蘇萬魁為十三行總商，可謂風光一時， 最后仍被敲詐勒索，受驚而死。其子蘇吉士后來有了感悟，認為“我父親一生原來都受了銀錢之累”，不再從商， 最終成了賈寶玉式的玩世不恭的人物， 他當然不會有賈寶玉的深刻， 卻不乏警世的意義。而這部與十三行同時代的作品，仿佛也似一道符咒，最終落在了十三行的后人頭上。

著名書評人戴不凡在小說見聞錄中感慨道：

就我所看過的小說來說，自乾隆后期歷嘉、道、咸、同以至光緒中葉這一百多年間，的確沒有一部能夠超過它的。如以《九品》評之。在小說中這該是一部“中上”甚至“上下”之作。

《蜃樓志》刊印后不到半個世紀，聲名顯赫的十三行也就在廣州的地面上灰飛煙滅。小說預示并印證了十三行的歷史命運，而當年“富可敵國”的十三行商人們，想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贖城”，造軍艦，想重返歷史上強盛的時代，到頭來也只能為“蜃樓志”，不再有“虎豹龍鳳，江淮河漢”的豪氣！

在民間流行的俗諺中追本溯源、我們仍能管窺到十三行當年的輝煌。而從謠諺的演變，我們更可以看到傳統之頑固與可怕，同樣，也可以看到當時一部中國近代史的曲折。從謠諺稱行商為“虎豹龍鳳，江淮河漢”到小說到最后的一場《蜃樓志》，十三行商人的歷史命運， 當給今天以怎樣綿長的啟示。

四

《蜃樓志》之后不到200年，一位行商的后裔，寫出了新的十三行小說《開洋》。小說的主人公譚康官與《蜃樓志》中的蘇萬魁，同為十三行的商總。細細讀來，感到《蜃樓志》中的蘇萬魁與今天《開洋》中的譚康官有不少可以比較的地方，且發人深思。

當然從寫作視野上來說，《開洋》顯得要廣闊得多。

從唐代的通海夷道到宋代的市舶司的建立，都標志著古代中國的海上對外貿易始終站在世界前列。而當時，西方陷于中世紀的“千年黑暗王國”之中，因此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紀在海上稱雄的也就是中國了。直至鴉片戰爭之前，大清帝國的GDP仍占世界總量的324%，且對外貿易一直處于出超狀態。當時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大國，而且也同樣是一個海洋大國，在世界海洋貿易史上，大部分時間均是中國人在叱咤風云，且不道鄭和下西洋是如何揚威全球的。人們甚至把廣州城視為一艘巨大的海船：屈大均于《廣東新語》中稱“會城如大舶”，把花塔、光塔視為檣桅?？梢哉f，海洋文明在華夏古國的南方，已經是相當輝煌的了。

英國商人威廉·?？嗽?768年便稱：“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就像倫敦橋下的泰晤士河。不同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痹谕鈬搜劾?，再沒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長達幾英里的帆船更為壯觀的了。發達的內外商業貿易，需要有一股雄厚的商業資本來承擔商品交流的任務，于是，早期，便是大批的富商大賈的產生，后期，便是商業資本家的形成。

而《開洋》所描寫的十三行商，正是這一先聲。

《漢書·地理志》有言：“高山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闭f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特定的區域是滋養特定人文性格的重要源泉。哲學人類學認為：“人創造人”這主要是通過人所創造的文化來實現的。人不僅是文化的建設者，也為文化所建設，換言之“人塑造了文化之后，每一種文化反過來又塑造著人；所以，人通過塑造文化而間接塑造自己?！?209因此說，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及其性格特質自然會受到當地文化的深刻影響，而反過來這些人物也作用于當地地域文化的形成，正因為有了這份不同的地域特色，才使得塑造的人物獨具魅力而脫穎而出?！堕_洋》是針對嶺南地區的人或事進行描寫創作，因此在對這些作品進行解讀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一股濃濃的嶺南文化特色。然而，作為海洋文化一支的嶺南文化，自然少不了海洋特性。海洋文化是開放的，不畫地為牢，容易萌發越過地域、走向四方的觀念。它敢于冒險，勇于開拓，博大寬深，崇商重利，富有創新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孕育了近代的中國首富集團——廣州十三行商人。成為國際性的商人，不同于傳統的中國商人，其經營理念也不同。廣州十三行的商業網絡不僅越過傳統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歐美各地，而且與國際的貿易網絡相交織，甚至已經直接投資于歐美各地。在作品里，行商譚康官、陳壽官的生意擴展到南洋地域，甚至發展至西歐各國，而且他們各自都經商有道，注重事實效果。十三行行商這個被譽為與徽商和晉商同名的中國三大商人群體，可以說是古代時期嶺南地區商人的典型代表。他們的故事充滿傳奇色彩，而他們創下了深遠的影響力，這對于當今也有著積極的思考價值。

更重要的是，《開洋》里的廣州十三行行商是開放包容的海洋文化特點的典型代表。首先，他們沒有表現出中原內陸人民那種“天朝自居”的封閉心態，而是以一種開放的世界性眼光看待西方國家商人來華經商的事情。此外，在對待封建統治者推行海禁上，一直都表現出一種反對的姿態。因為，常年的海上貿易，讓行商意識到海上貿易會帶來豐厚的經濟效益，這無論對于人民的生活還是社會國家的發展都是具有積極作用的，然而，當時封建統治當局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慮，忽視了經濟基礎的積極作用，于是在對待海洋貿易上始終持一種保守的姿態。譚康官思想開放先進，具有世界性意識，這種開拓的視野和包容的心態正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特點的典型代表。正是從譚康官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特點，讀者可感受到一股不同于中國傳統黃色農業文化的藍色海洋文化氣息。這就同《蜃樓志》中的蘇萬魁拉開了距離。

五

蘇萬魁與譚康官的選擇，是退卻還是抗爭，無疑更振聾發聵。

《開洋》的故事情節可謂是圍繞一個個“混亂”局面展開的。這個“混亂”局面包含了行商與外商之間的利益糾紛，行商與封建官員之間的矛盾糾葛，以及外商與清政府官員之間的矛盾。正是在這重重矛盾糾葛中，大陸黃色農業文化與海洋藍色文化的沖突得到生動的展現。沿海的海洋文化和內陸的農耕文化之間的差異毋庸置疑，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強烈的個體自覺意識、競爭意識和開創意識，都比內陸文化更富有開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險性、神秘性、開拓性、原創性和進取精神。古人還留下了眾多描寫海洋的詩詞作品，如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等等，足見海洋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文化的淵源和重要組成部分。本作品反映出來的海洋文化特性主要是海洋商業文明的表現。在商言商，追逐利益是自然的，合理的，其中不含人生哲理的體現，人生的頓悟。廣府人相對而言的確較為重利，但是這個利不是蠅頭小利，而是以一種持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的?！堕_洋》在文化對比中更突顯行商所表現出來的藍色海洋文化特性。

可以說，同是十三行商，蘇萬魁與譚康官所直面的，都同樣是來自海關墨吏們的盤剝與敲詐，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兩部長篇所取材的歷史事件很可能同是雍正年間所發生的。他們的命運無疑都是坐牢、破產、逃亡，但是，在《蜃樓志》中，作者沒能看得出行商真正的出路——他認為只能有退路，回到老家去當土地主，從商品經濟退回到自然經濟，這正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遲遲走不上市場經濟道路的真實寫照。

而對于《開洋》而言，譚康官的出路則是相當一部分十三行行商最后拼搏的結果。雖說時至今日，已經出版過的十三行的長篇小說里，仍對類似譚康官這樣的行商不乏貶抑，認為他們“告洋狀”之類在當日可以說是出格乃至非法的大無畏抗爭，說是“缺乏行商的自律”，最終“為行商所唾棄”——今天仍這么說，不能說是更可悲的了。反對官商勾結，尤其是串同外商欺行霸市，以維持平等、公正的市場交易的原則，在當時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因為向外國公司“告洋狀”，同我們不久之前仍十惡不赦的“里通外國”罪是一樣的，而且，幾百年就這么一脈相承下來的。但是，如果譚康官們真正中規中矩地按當日的封建統治“守則”的活，那么，也就沒有十三行真正的輝煌——即按照市場經濟規律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并成為世界首富了，雖然對于清廷而言，行商們的“影子銀行”更是大逆不道了。

出路也就在這了，這也是粵商演進的歷史規律：十三行行商——洋務運動買辦——中國民族工商業翹楚。

《開洋》的主人公揭示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

所以，在面對同樣的橫逆之際，譚康官作出了與蘇萬魁完全不同的選擇：他沒有屈服，也沒有倒退，哪怕被免掉了商總的職務，仍寧折不彎，三度入獄也義無反顧。他顯示了更高一個層次的思想境界，不再是儒家退守的“耕讀傳家”。對他苦心經營瓷窯的描寫，已隱約透出了民族工商業艱難成長的信息?？梢哉f，譚康官形象的塑造，無疑是文學長卷中的“這一個”，全新意義的“這一個”，頗具歷史意義與典型意義。

退路無疑是安全的，但出路總歸充滿風險，但沒有出路，便沒有歷史的進步，對于今日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如何堅持走市場經濟道路，這部書當是一個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