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胡適在中基會內的人際網絡

摘 要：中基會是美國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的產物，負責庚款的保管與分配。胡適長期擔任中基會董事，與會中許多董事私交甚篤。相同的“學緣”與“業緣”促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在中基會內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圈子”。胡適作為這個“圈子”的核心，是消除分歧、凝聚人心的關鍵，是應對沖突、化解危機的主力。通過對胡適這一“圈子”的研究，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還原出中基會組織活動的原貌，并丈量出胡適人際交往的廣度與深度。

關鍵詞：胡適；中基會；朋友；“圈子”

中圖分類號：K825

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共有兩次，第一次退還造就了清華，第二次退還誕生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中基會是負責保管與分配庚款的機構，其最高權力機構是由15人組成的董事會（中方10人，美方5人）。中方董事中有很多是胡適的老同學、老朋友，在胡加入中基會之前便熟識，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胡適加入中基會后，憑借他在文教界的巨大影響力與其自身特有的“磁性人格”，[1]198這些老同學、老朋友迅速在其周圍團結起來，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人際網絡，這個網絡我們姑且稱之為“圈子”。這個“圈子”囊括了會中很多重要人物，可謂是中基會的“影子”。而且既然有“圈子”，就難免有“圈內”與“圈外”之分，圈子內外不時也會有爭執與敵意泛起。胡適作為這個“圈子”的核心，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這個“圈子”，使其得以保存并發揮作用。

一、何處是“圈子”

1927年6月29日，在中基會第三次年會上胡適正式當選為董事，這是中基會成立以來首次改選中方董事。[2]次年六月，第四次董事年會在天津舉行，由于當時北方局勢相當混亂，丁文江出于安全考慮，建議胡適在沒有相當安全保證的前提下不要北來與會。[3]462雖然各方都甚為期盼胡適能夠出席這次會議，為此還將會期一再推遲，但胡適最終也沒參加這次年會。[3]484在這次年會上，胡適被缺席選為名譽秘書，[4]7這是一個無俸給職，其主要職責是做好會議組織、會議記錄與年度會務報告工作，[2]要求具備耐心細致的工作態度與良好的組織協調能力，而胡適正好符合這些條件，正可謂“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名譽秘書這個“有利地形”，加上胡適已經具有的綿密的人際關系，一個相對穩定的“圈子”在中基會內初見雛形。為便于分析，下面就先以表格的形式將“圈內”代表人物的概況“呈現”出來（見第2頁表）。①

雖屬同一陣營，但“圈內”人物也是“形態各異”，而且胡適與他們保持著不同的個人私誼，從而形成了“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層次感。

在這個“圈子”里，數蔡元培的資格最老。蔡是晚清科舉進士，曾供職于翰林院，但具有傳統功名的他頗能與時俱進，毅然投身革命洪流。胡適與蔡元培自1917年在北大結識到1937年抗戰爆發后天各一方，其間整整20年，交往從未斷絕。在北大共事時，胡適積極協助蔡元培處理校務，曾擔任教務長一職，與蔣夢麟一同成為蔡的左膀右臂。[5]25在中基會第三次年會上，蔡元培與胡適同時當選為董事。[2]北伐成功后，國民政府改組中基會，蔡被推舉為董事長，同時還擔任著中研院院長、國府委員等要職，對中基會的領導不免顯得有些空洞，但其領導才能與人格魅力卻得到會中董事的一致認可。胡適將蔡元培視為前輩與學界領袖，對蔡崇敬有加卻并不親近于他，這或許與兩人在人生閱歷、思想氣質上存在很大差異有關。自始至終，胡蔡之交如涓涓溪流，溫和、清澈，從未中斷也從未激烈過，在這個“圈子”里，蔡只是名義上的精神領袖。

蔣夢麟與任鴻雋都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其中蔣還是杜威的弟子，與胡適是名副其實的師兄弟。胡與蔣幾乎同時回國，所不同的是，蔣獲得了博士學位，而胡正式獲得博士學位卻要等到十年以后。[6]109蔣夢麟回國后供職于商務印書館，曾借機向商務經理張元濟推薦胡適擔任編譯工作。[7]298蔣是胡的老上級，但其領導卻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之上的。兩人私交頗好，胡適對于蔣夢麟也是有忙必幫。1930年蔣夢麟辭去教長后不久即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當時胡適正準備由上海搬回北平，在得知政府這一任命后，立即意識到這次搬回北平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8]132任鴻雋與胡適同在美求學時即相識并保持通信。胡主張文學改良，提倡白話文和白話詩，而任卻不贊成使用白話，曾與胡反復置辯。[9]85胡在歸國前夕作詩贈予任鴻雋，認為其文學興趣多是由任鴻雋等幾個朋友引起的。[10]20胡適與任鴻雋的女友陳衡哲也很熟識，胡曾以“我們三個朋友”為題作詩贈任、陳，[10]81后來他們的婚禮就是請胡作贊禮主持的。[11]221任鴻雋在中基會內長期任職，是這個“圈子”的“頂梁柱”。

胡適結識丁文江（字在君）、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紹，陶、丁、徐都曾留學英國。五四時期，陶在北大任教，與胡在《新青年》雜志社共事，在許多問題上兩人的看法頗為接近。后陶孟和長期主持中基會所屬的社會調查所，雖不是會中董事，但與會中諸董事關系頗深，是胡適所敬重的朋友之一。丁文江與徐新六曾在一戰后隨同梁啟超赴歐考察，歸來后不久即與胡適成為好朋友。[8]60丁富有政治熱情，1922年與胡適共同發起一個評論政治的周報——《努力周報》，并在該刊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同時具名的還有蔡元培、陶孟和等人，集中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精英團體的政治訴求。[12]丁文江與翁文灝又都是地質調查所的領導人，胡與翁的相識或許還是由于丁的介紹。后來翁投身政界，歷任政府要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擔任了中基會非常時期委員會主席一職，負責國內事務。1943年《中美新約》簽訂后，為了解決中基會存廢問題，翁與在美的胡適曾多次聯絡，密切配合，分別主導了國內與在美的斡旋活動。[13]42徐新六主要是在銀行界服務，加入中基會后對該會基金投資問題貢獻頗多，曾幫助胡適處理過財務問題及料理家事，是胡特別倚重的朋友。[9]3691938年徐新六乘飛機罹難，胡適得知這一消息后極為悲痛，在給自己太太江東秀的信中寫道，“自從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繼而去，真使人感覺孤凄寂寞。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最細密，天資最聰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得。我最敬愛的朋友之中，在君、新六為最相投，不料這兩個最可愛的朋友偏偏最先死了”。[14]174

蔣夢麟、任鴻雋、丁文江與胡適同時還都是努力社的成員。努力社亦稱努力會，是1922年成立的一個帶有秘密性質的小團體，由胡適起草章程，規定“參加該會的人須互相聯絡，互相幫助，盡力謀求中國政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15]206雖然此后該會并未嚴格按照擬定的章程開展活動，但聯絡互助的精神卻由此確立下來，并在以后的交往中不斷得到體現。此外，胡適在他的女兒素斐早殤后認領了幾個干女兒，其中有任鴻雋的女兒任以書、丁文江太太的侄女錢濟瀛、陶孟和的長女陶維正，[16]通過這些干女兒相互之間也能傳遞信息、聯絡感情。[3]329

傅斯年遲至1945年才正式當選為中基會董事，但傅曾作為教育部代表列席董事年會，是中基會所屬的編譯委員會委員和改善中基會事業的邀請專家，更重要的是，傅與中基會的部分董事，如胡適、蔡元培、蔣夢麟等人關系甚密，因此傅“在臺前幕后均有相當的分量”。[13]87胡與傅處于亦師亦友之間，傅在胡面前自稱學生，但胡卻將傅看作是自己的諍友，兩人在頻繁的交往中積累下了深厚的友誼。傅曾在北大“保護”過胡適，在中基會內也時常充當胡適的“保護人”，是這個“圈子”的堅實“堡壘”與最后屏障。

綜合來看，“圈內”人物存在著一些共同點：

其一，都曾留學歐美，而且留歐之中沒有留法的。法國的教育體制比較特殊，是中央集權下的大學區制，其學位取得方式與其他歐美國家有著很大的不同。法國的文化也向來自成一體，是歐洲典型的大陸文化，富有浪漫的革命理想，也不乏激進的革命行動。而胡適一貫主張溫和的政治改良與漸進的社會改革，留法的人因此很難得到胡適的認可并融入“圈子”。

其二，回國后大多服務于文教界，且多集中于北大和中研院。蔡、蔣、胡都曾做過北大校長，蔡還是中研院首任院長。任、丁都曾擔任過中研院總干事，而且丁還曾擔任過多年的北大地質學教授，甚至連銀行家徐新六也曾在北大經濟系任教。北大、中研院與中基會三位一體，三個機構的人員相互交叉，在外界看來，中基會就是掌握在“北大派學閥手里，如蔡、蔣、李、胡、趙、任之流”，[17]北大和中研院能夠得到中基會的特別“關照”決非偶然，這與領導人之間所保持的深厚私誼是分不開的。

其三，大多具備參政議政的意識與能力。與單純做學問的學者不同，他們在自己的學術園地開墾出豐碩成果的同時，又積極尋求專業領域之外的建樹。他們一般不會主動參與實際的政治運作，但往往堅持走“講學復議政”[10]21的道路，充分利用現代傳媒與公共輿論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期望以此來影響政府決策。與政府一般也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重視與政府的合作，并以此來獲取相應的資源，推動文教事業在近代中國的開展。

這些共同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們合作的基礎，是“圈子”正常運轉的條件。先在“圈內”達成共識，再將共識變成正式的會議決議，這是“圈子”運作的基本流程。1927年底范源濂去世后，北京圖書館館長一職出缺，任鴻雋致函胡適（此時胡適尚不是名譽秘書，但已是董事），表示打算推薦丁文江繼任館長，但會中有董事推薦顧維鈞，任想以此來探知胡的態度并尋求胡對丁的支持。[3]456隨后，丁文江亦致函胡適，對任的提議表示“愿意暫時擔任”，認為顧維鈞不適合做這個館長，最后還表示“一切等你來再談”。[18]199正是有“圈內”共識作為基礎，丁文江最后順利當選。[4]8除此之外，比較典型的事例即是1931年中基會與北大的合作研究特款計劃，通過“圈內”的書信往來以及面談，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提交董事會討論通過，并在幾個“圈內”朋友的參與下合作得以順利進行。[13]141抗戰勝利后，又是憑借這種個人私誼擺脫了臺面上董事會章程的束縛，使北大獲得了中基會十萬美元的貸款。[14]112

二、“修理工”與“保護人”

胡適作為這個“圈子”的核心，是消除分歧、凝聚人心的關鍵，當“圈內”出現矛盾與分歧時，他便會很自然地成為調解人，盡力彌合裂痕，可謂是“圈子”的“修理工”。

（一）社會調查所合并案

社會調查所原名社會調查部，是中基會所創設的專門從事科學的社會調查與研究的機關。1926年7月，社會調查部在董事會干事部下成立，至1929年7月，中基會將社會調查部改組為社會調查所，使其成為獨立永久機關。此后，工作范圍漸次擴大，工作人員隨以日增，并在中基會的贊助下另筑新所址。[19]社會調查所成立后不久，陶孟和即被聘為所長。[20]2在其領導下，調查所對北平及其周邊進行了多項社會調查，編輯出版了四十余種中英文刊物，“足為研究我國社會及經濟問題之參考”，中基會對其貢獻的評價是“殊堪引慰”。[21]20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社會調查所在動蕩的環境下匯聚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研究人員，開創了用科學方法進行社會調查的先河，初步奠定了中國社會學的基礎。

但這樣一個成績斐然的學術研究機構終卻難逃脫被合并的命運。1933年在中基會第九次年會上通過了一項議決，決定“請執行委員會對于本會各種事業加以研究，如有與國內其他機關之事業性質相同者應設法避免重復，增加合作”，經過半年多的研究討論，執行委員會提交了關于增進事業效率的報告，報告肯定社會調查所“有開創與提倡之功用”，但認為當前專以研究社會事業的機關漸多，“在南則有中央研究院之社會調查所，在北則有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實足與本會之社會調查所鼎足而三，目下三所之工作雖各有所專，未能以彼易此，但如能合并為南北各一，并充分與各省及各財政機關之經濟調查合作，俾免重復，是亦增進效率之一道也”。[2]這就為社會調查所的合并定下了基調。

1934年7月，合并程序正式啟動，主要參與者為中基會干事長任鴻雋、中研院總干事丁文江（丁同時還是中基會董事）和社會調查所所長陶孟和?；蛟S是胡適獲悉了合并中出現的不和諧情況，便在19日致信任鴻雋，勸說任對合并之事應“一切從寬大（（Liberal），以保存當日男婚女嫁的一團喜氣”。[22]623不久，陶孟和致信胡適，向其抱怨任鴻雋對社會調查所一貫實行壓迫驅逐的政策。[23]249隨后，丁文江也致信胡適，訴述自己夾在任與陶之間的萬般無奈，并對任的為人表示懷疑。[23]252陶將他致任的信轉寄給胡，胡將丁致他的信轉寄給任，丁又將任致胡的信抄給了胡，三方都不約而同地來向胡適“求援”，胡在其中擔當了調解人的角色，極力從中斡旋。丁文江在致胡適的信中對胡的好意斡旋表示感謝，任鴻雋也強調“寫這些信，完全是私人關系，與公事無涉”，而合并這件公事正是在“圈內”通過這些私人信件得到了較為圓滿的解決，陶最終同意了修改后的合并條件，中基會與中研院合辦社會科學研究所，由中基會負責補助其一部分經費。[24]2

（二）丁、任矛盾

丁文江和任鴻雋都是中基會內的重要成員。丁文江是中基會的第一屆董事，1927年辭職，1934年2月接替已故的伍朝樞重新當選為董事。任鴻雋在中基會內也是資歷頗深，先充任專門秘書，次任執行秘書，1929年1月中基會改組后擔任了干事長一職，并繼胡適之任當選為董事。丁文江與任鴻雋在中基會內也曾多次相互聲援。當任在中基會內立足未穩之時，已是董事的丁文江推薦其擔任了干事部的執行秘書，[3]331而當丁辭去董事后，又是經任鴻雋的提議，丁擔任了中基會所屬的北京圖書館館長。[18]199

但仔細來看，丁與任的相處中同時也存在著諸多矛盾，前述社會調查所合并一事上即有鮮明的體現。產生矛盾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源于他們的性格差異。丁、任年齡相仿，但性格迥異。丁熱情豁達，有擔當意識，胡適親切地稱之為“丁大哥”，而相對來說任就顯得小心謹慎。丁對任的這種性格表示強烈不滿，曾致信胡適抱怨任“太膽小，太敷衍人”，“董事里面——尤其是美國方面的董事——不滿意于他的很多”。[3]517同時，二人的政治傾向也有所不同，丁曾擔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等職，與北方政府關系頗深，而任早在日本留學時即加入了同盟會，曾任孫中山臨時總統府秘書，比較傾向于南方革命政府，丁辭去董事和任在中基會內的升遷與這點也不無關系。

雙方的矛盾終于爆發。1935年6月8日，丁文江同時向胡適、周詒春、金紹基、顧臨等中基會董事發出了打印信件，責備干事處用錢太費，而作為干事長的任鴻雋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并聲稱自己不愿再擔任董事。②胡適接到丁的來函后立即進行了回復，認為丁是過于沖動了，嚴肅而坦率地指出他決不應當責備干事處用錢太多，表示“這個機關現在管理的款項已達二千萬元之多，比得上一個中等的銀行。用的經常費用，無論依什么標準，都不能算多”，對于丁的辭職，胡則是耐心勸慰道，“中基會正需要能獨立主張的董事。你的意見雖然有些是太偏的，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體上都是很可以作大多數人的antidote（解毒劑），你若走了，換上葉企孫一類的‘圣人，中基會的損失就更大了?！诮袢諊鴥群懿蝗菀讓さ檬鍌€完全公正而不想謀私利的董事先生。中基會不是完全無疵，但它的多數董事是很可敬愛信任的。我們大家應該平心靜氣地和衷共濟，不可偶因個人意見不合，即忿然求去”。[25]4在胡的開導下，丁很快意識到自己的指責有失公允，隨即也打消了辭職的念頭，擔任董事直至逝世。

（三）義務教育經費補助案

“義務教育”一詞是日本人從英語“Compulsory Education”譯出的，傳

入中國后沿用至今。義務教育的“義務”含有兩層意思，一方面國民有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另一方面國家有提供義務教育的“義務”。普及義務教育事關國家發展大計，是提高國民素質、增強國家實力的重要手段，自清季以來即得到官方與民間的提倡。國民政府成立后，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義務教育普及計劃，明確了各省的推行期限，并決定首先著力培養義務教育的師資。[26]487當時的義務教育主要是指初級小學教育，學制為四年。據官方統計，民元以來全國初小數量及入學人數都有顯著的增長，義務教育普及率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存在著經費投入不足、經費來源不穩定、地域分布不均衡等諸多問題。[27]146

中基會的事業大致分為科學教育、科學研究與科學應用三大部分，補助義務教育經費本是中基會補助事業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實際上中基會限于財力，堅持“補助學校以中等以上為限”的原則，[4]5對義務教育很少顧及。在1934年12月第三次庚款聯席會議上，教育部提出了實施義務教育的方案，建議中基會在此后三年中每年從基金利息中撥出四十萬元，以供分擔義務教育事業經費之用。隨后，在中基會第十一次年會上討論了此案，會議由蔡元培主席。與會董事相繼發表意見，包括丁文江、徐新六、任鴻雋、胡適及蔡元培在內的多數董事均表示應與政府合作，但在具體的合作方式上卻存在著較大分歧。蔡及丁主張從速撥款補助教部計劃，而其他董事則認為應該謹慎行事，在補助之前應先進行相應的調查研究。經胡適提議，會議最終通過了一項決議，議決“本會對于教育部之教育提案表示深厚的同情，在政府試辦上項教育方案時，如本會有可作有效的補助之處，本會當盡力贊助。本會授權于執行委員會，與教育部及各庚款機關籌議具體方案，遇必要時，得召集臨時董事大會”。[2]在戰略上表示配合，但并未提出具體“戰術方案”，實際上是婉拒了教部方面的補助要求。

對此決議蔡元培是相當不滿的，這主要是由于他所站的立場不同。蔡元培曾擔任過教育總長、大學院院長，1928年5月正是在其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厲行全國義務教育的決議案。[26]487蔡在面對這一問題時，考慮更多的是全國教育發展的大局，而以胡適、任鴻雋為代表的多數董事則主要是從中基會自身出發，認為不應輕易改變原則。會后不久，蔡即致函胡、任，表示“中基會對于義教經費之辦法，弟個人覺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感。既人人認義務教育為救中國之第一策，政府亦于財政困難之際特撥數百萬以促成此舉，其對于中基會之要求，為數不多，……吾人硁硁然以常時之格調應此非常之刺戟，于心不安”。[28]1821胡接到蔡的來函后立即進行了回復，肯定蔡的言論“極正大”，但對其所言“吾人硁硁然以常時之格調應此非常之刺戟，于心不安”表示“不盡贊同”，他認為“義務教育乃是百年大計，固不能以非常刺戟視之”，進而提醒蔡作為中基會董事“有典守之責”，決不能輕易變更基金原則，因為此例一開便難以應付，但在最后仍作出讓步，表示“將來如有可以作有效的補助之處，我們應該盡力援助政府”。[22]638在同年十月舉行的中基會第九次常會上，根據執行委員會的建議，董事會最終通過了教育部所提的補助義務教育經費案，議決“撥國幣三十萬元，補助政府實施義務教育經費。該款自二十四年度起，分兩年均攤支付”。[29]1義務教育經費補助案至此得到了較為圓滿的解決。

要維護“圈子”還需時常應對“圈外”的敵意與敵對行為，如來自政府的壓迫和來自公眾的誤解。而當“圈外”有壓迫與誤解襲來時，胡適會義不容辭地作為主力沖鋒陷陣，充當“圈子”的“保護人”。

政府的壓迫主要體現在中基會的改組與存廢上。北伐成功后，國民政府頒布命令改組中基會，試圖通過改組來控制這一重要的文教基金機構。胡適對此表示強烈反對，認為其違反了中基會獨立自主的原則。在胡的牽頭下，諸董事之間相互聯絡，并向政府大力爭取。在“圈內”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改組得以按照胡適擬定的方案進行。[13]18而當1943年《中美新約》簽訂后，中基會面臨著存廢危機時，身在美國的胡適更是利用自己在美的影響力盡力尋求美國政府方面的支持，并與國內的董事如翁文灝、任鴻雋積極謀劃，促使中基會最終得以保存下來。[13]42

公眾的誤解主要表現在報刊上，這其中有對胡適本人的誤解，也有對中基會運作的誤解。1929年1月，《金剛報》上出現了一篇題為“胡適之掃興而歸”的文章，署名“英俊”，胡適看后不禁大笑，隨后致函該報主筆，風趣地表示“英俊先生不要替我擔憂”。[22]471胡適向來認為自己挨罵無所謂，針對其個人的誤解他基本上是一笑了之，但若是牽涉到他的朋友，他就會義無反顧地站出來，極力維護他的朋友圈子。1932年5月，《批判與探討》上刊登了《國立各校罷課問題與庚款》一文，質疑“為什么胡適、任鴻雋等可以支配中美庚款補助留學生及其他文化事業？……為什么一切庚款的保管者、支配者，到今天沒有聽到更換過？”胡適見此立即致函雜志社，奉勸作者應先進行一定的調查作為討論的根據，并嚴正指出“胡適、任鴻雋等是正式保管中美庚款的董事，他們的權限是有明文規定的，他們的任期是有一定的長短的、董事的按期改選是每年公布的”，最后還告知作者，若想獲取相關信息，查閱中基會每年刊行的報告即可。[30]382雖然胡適曾對這種公開刊行的報告表示不可信，將其看作是“官樣記載的史事”，但此時卻認為這種“官書”足以滿足局外人的需求。[31]644由此可知，每年的董事會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專為“圈外”人士而刊行的。

有時首先作出回應的是“圈內”其他人，而胡適則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資源盡力從旁協助。1932年5月，中央大學教授程其保在《時代公論》上發表《庚款與教育》一文，對包括中基會在內的各庚款機關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其管理工作混亂、款項分配不合理，任鴻雋讀后立即撰文表示回應，并將文章寄給胡適，讓他“斟酌發表”，后來胡就將這封信毫無保留地發表在由其主辦的《獨立評論》“通信”欄上。[32]433面對外來強敵的“進攻”，主力“隊員”的團結一致、默契配合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

三、結語

中基會是一個正式成立的機構，而“圈子”相對則是非正式且隱蔽的。如何把握中基會與“圈子”的區別，在中基會內捕捉“圈子”的身影就顯得至關重要。中基會的很多董事、職員都是這個“圈子”的成員，但我們也不能將“圈子”放大，以此等同于中基會。中基會每年都會舉行很多次會議，會上討論后形成決議，再按照決議執行，并根據情況對外公布，這似乎是其活動的全部。但若將“鏡頭”拉近作一“特寫”，一個靠個人私誼維系的小團體在中基會內若隱若現，而其活動情形一般很難為外界所知。研究私密的“圈子”時常會發掘出機構的“隱私”，將其苦心建構起來的良好形象解構掉，化神奇為腐朽，但同時也為機構“錄制”了一段精彩紛呈的活動影像，或許這正是研究的張力所在。

胡適在中基會的這個“圈子”是自然形成的，從中幾乎尋覓不到刻意構建的痕跡，正是相同的“學緣”與“業緣”使得他們走到了一起。胡適處理問題一般是先在“圈內”進行通氣，初步達成共識后再付諸工作程序，這一方面保證了中基會正常高效的運行，另一方面增強了“圈子”的向心力。當在某一問題上存在分歧導致裂痕出現時，胡適就會運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與個人私誼悉心“修理”破損的“圈子”；而當“圈外”的敵意與敵對行為威脅到“圈子”的存在時，作為“保護人”的胡適又會挺身而出，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資源與個人影響力來化解威脅。這個“圈子”只是胡適全部人際網絡的一小部分，可謂是“冰山一角”，但從這個“圈子”出發，或許能夠丈量出其人際交往的廣度與深度。

注釋：

①表格內容主要來源于上述人物的傳記資料與中基會歷次刊行的報告。要職務的時間跨度限定在1949年以前，并側重在文教界的任職情況。表中所列只是“圈內”代表人物，并非全部。其中陶孟和并非中基會董事，但因與中基會有著密切的聯系，故將其列入。限于資料與文章篇幅，美方董事暫不列入考察范圍。

②并未發現此打印信件，信件內容則是根據丁隨后致胡的信及胡的回信而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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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C].合肥：黃山書社，1994.

[15]馬勇.蔣夢麟傳[M].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

[16]胡成業.胡適和他的子女們[J].徽州社會科學，2008（3）.

[1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揭穿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黑幕鄭重宣言[E].全宗號四八四，目錄號2，案卷號75.

[18]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C].合肥：黃山書社，1994.

[19]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調查所成立經過、委員職員名單等各項文書[E].全宗號三九三，目錄號0，案卷號2500.

[20]南京圖書館古籍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五次報告[R].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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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耿云志 歐陽哲生.胡適書信集[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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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十次報告[R].1935.

[25]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8冊）[C].合肥：黃山書社，1994.

[26]國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鑒：丙編[C].上海：開明書店，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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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十一次報告[R].1936.

[30]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C].合肥：黃山書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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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崔德勝，男，南京大學歷史系。

（責任編輯：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