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研究

蘭君++張旭

摘 要：新生代農民工因其鮮明的“身份標簽”與不斷增強的政治意識，日益成為社會輿論焦點。本文以福建省連江縣琯頭鎮經濟開發區為案例開展實地調研，呈現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制度、利益、權威等方面的政治認同現狀，分析了影響其政治認同的因素所在，認為從保障收入，增強利益認同，提高制度認同感，提升政治權威認同及提高其自身素質等方面來解決問題，從而不斷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對國家的政治認同。

關鍵詞：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90后

中圖分類號：D412.6；D621.5

農民工作為改革開放進程中崛起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是我國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與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隨著時代的不斷演進，農民工內部也不斷發生著新舊交替現象。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1]5的定義：新生代農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初次外出務工時間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農民工，他們是不同于父輩的新一代農民工，故將其命名為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對政治系統及其運作的同向性情感、態度及行為直接關系著政治穩定與發展，對他們的政治認同進行研究顯得尤為重要。福建省連江縣琯頭鎮經濟開發區作為建筑、餐飲、制造等種類繁多的工廠聚集地，每年這里都會注入一批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生代農民工，為課題研究收集樣本提供了極大的便捷。筆者采取問卷調查與訪談形式對連江縣琯頭鎮制造業、建筑業、餐飲業、服務業等不同類別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實地調研，以此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在制度、利益、權威等方面的政治認同現狀，并探索影響其政治認同的因素所在，以期為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提供積極建議。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特征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現今社會勞動力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受到黨、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熱切關注。通過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新生代農民工年齡趨向年輕化；第二、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高；第三、新生代農民工擁有較高的社會期望，但忍耐力較差。

（一）年齡趨向年輕化

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發放150份調查問卷、老一代農民工發放100份問卷，回收223份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平均年齡約為22歲。根據《全總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全文）》數據[2]，傳統農民工初次務工的平均年齡為26歲；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90后平均年齡只有16歲，這意味著他們基本上一離開初中或高中就踏上外出務工之路，同時也意味著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普遍缺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經歷。年齡趨于年輕化構成了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個基本特征。

（二）受教育程度較高

對比兩代農民工的教育現狀發現，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只上過小學或者沒有上過學的僅為1.3%，接受過初中教育的新生代農民工比例達到42.7%，完成中等教育的大約達到41.3%，教育程度達到大專以上的有14.7%，而在上一代農民工中，僅上過小學或者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的人數達到36%，另有44%的人接受了初中教育。老一代農民工接受過小學教育的程度明顯低于新生代農民工，而在完成初中之后的教育程度上，新生代農民工顯然優于上一代農民工。（如表1）

表1 兩代農民工受教育情況對比

（三）社會期望值高，但忍耐力弱

新生代農民工較之于老一代農民工，生長環境較為優越，缺乏苦難歷程的熏陶，使得他們的忍耐性遠不及前輩。通過訪談得知，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融入城市、享有與城市居民相等的權利甚是渴望。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存在的原始動力，但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鴻溝造成的暫時性難以逾越，于是新生代農民工在面對工作時間長、工資偏低等現實問題時，附屬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特有屬性——“飛揚浮躁”便表現出來，直接結構就是頻繁更換工作、工作忍耐力欠佳。

二、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基本現狀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基本現狀體現在各個方面，筆者結合文獻梳理與調查研究，著重闡述分析以下幾方面，即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認同、制度認同與權威認同的基本狀況，并就各方面的政治認同，深入探究其多維度的影響因素，以求更為真實、客觀地呈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基本現狀。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認同

1.經濟生活滿意度低致使利益認同下降

在現實生活當中，經濟利益的滿足程度構成了農民工政治認同的邏輯起點。不論是上一代農民工還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外出務工基本上出于對金錢的考慮。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身的市場能力（包括求職競爭能力和經濟收入能力）充滿高期望值，但在現實生活中，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雖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但還是居于城市居民之下，自身素質偏低、能力偏弱，但由于生活經歷趨同于城市同齡人，有些心高氣傲，難以忍受工資少，環境差的工作。據調查數據分析統計得知，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工資少于1000元的有30.67%，在1000-1500元之間的大概有39.33%，而超過2000元的僅為14.67%，上一代農民工工資超過2000元的卻占到40.7%。在問卷中關于“您對目前經濟生活是否滿意的”選項中，有16.3%的農民工認為對目前經濟生活不滿意，47%的農民工認為一般，36.7%的新生代農民工則表示對目前經濟生活表示滿意。然而上一代農民工對于經濟生活表示滿意的占到45%。從總體上看，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高相比，經濟利益型政治認同是有所下降的。

2.合法權益受侵害導致利益認同減弱

我國法律規定，公民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非法侵害。然而根據調查統計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過非法侵害。據統計，表示“經常有”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了21.2%，選擇“有過幾次”的選項高達59.3%，回答從來沒有的僅僅為19.5%。在新生代農民工工作與生活中受到非法侵害時，調查數據顯示，37.7%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自己想辦法處理”，22.8%的表示“向身邊的親朋好友求助”，21.2%的說“會忍氣吞聲”，而表示“會向當地政府部門或法院求助”的僅為8.3%，另外的10.0%的表示“會向單位組織或工會求助”。

由上可知，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利益因受其自身局限性、社會區別對待等消極影響，其生活滿意度受到直接“創傷”，致使其利益認同程度出現降幅。此外，在社會生活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頻遭非法侵害，極大程度上也削弱了其利益認同程度，極易出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認同“冰點”。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制度認同

1.對戶籍制度的認同現狀

我國獨有的戶籍制度，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一種阻礙，使兩者長期處于分離狀態。它將我國的人口劃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許多農民工因為戶籍制度遭受到社會的冷漠對待，政府也欠缺對他們的政策安排。在統計調查問卷后我們發現，關于“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將你們稱作‘新生代農民工，你們的看法是？”這個選擇中，有31.3%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反對，聽起來不舒服”，“希望能換個稱呼”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到18.7%，16.7%的選擇了“一般，感覺和之前的說法沒有多大區別”，而表示“贊同，認可這個稱號”的占了33.3%。從數據中可以看出，有半數的新生代農民工，并不樂意被戶籍規定自己是農民的身份，想要摘掉“農民”的帽子。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獨立意識和權利意識在不斷增強，較之于上一代農民工，他們對我國的戶籍制度有較大的不滿，不喜歡被稱作農民工，也想打破戶籍制度更好地在城市中工作生活。

2.對當前分配制度的看法

我國《勞動法》明確規定了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工資待遇，然而目前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卻普通遭受了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在走訪過程中，也發現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都遭受過打工單位組織的非法對待。他們的工作時間超長，勞動力超強，工資報酬卻明顯偏少。（如個案1）

個案1：男， 23歲，家具廠職工

問：你在家具廠工作，感覺待遇方面和城市職工有不同嗎？

答：當然，當地的職工在我們廠子里通常將近6點左右就下班回家，而我們工作時間往往比他們長，有時候還必須加班。我們除了工作，基本上沒有其他的活動，一天下來，累的半死，躺在床上就合眼了。平時臟活、重活一般都是我們來做，除了工資少，單位也沒給我們辦保險，逢年過節也沒給我們禮品，但是本地職工都有享受到這些福利。因為我們是外地來的，還是農村戶口，工作不好找，即使心里有不滿，也不好說什么。

問：那對于社會公共物品和社會資源的享用你有什么看法？

答：政府提供了社會公共物品給全部人享用，但是有些涉及公民權利和利益的公共物品，卻因為政府疏于管理安排，以及社會對我們的偏見歧視，讓我們無法享用，在社會資源方面也一樣，企業有時候為了節約成本，減少甚至不安排員工的培訓活動，在物力財力，技術知識方面我們能獲取的都很少，這對我們來說缺乏公平，希望政府能好好監管企業，企業也多給予我們物力財力，技術知識方面的知識。

從上述兩方面可看出，不盡完善的戶籍制度在為農民工烙印上了“區別對待”的印記的同時，也在其與城鎮居民之間豎起一道“隔離帶”，加之政府在戶籍制度建設方面趨于滯后，激化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不滿情緒。另外，分配制度中的“阿喀琉斯腳跟”，造成農民工與務工單位之間的矛盾、沖突不斷，也令新生代農民工的制度認同狀況不太樂觀。

（三）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威認同

1.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情況

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是指他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它是一種行為活動，主要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它可能是一種個人的行為，也可能是有組織的行為，這種活動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目的，而不論活動合法與否，是否產生實際的效果。在調查問卷中，我們提到了“您是否希望有政治參與的經歷？”，其中55%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希望能從政，這說明他們有極大的政治參與熱情。這與張彪[3]23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意愿”中顯示的社會調查指數——有高達57.54%的新生代農民工愿意從政是基本吻合的。但上一代農民工中，僅有15.2%左右的人會愿意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經過調查訪問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熱情還是很高的。他們思想觀念較先進，權利意識增強，希望通過政治參與增加人生歷練，更希望有個正式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聲音，維護農民工群體的利益。但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身份邊緣化和權利空置化狀態，他們的參與水平較低。大部分情況下，新生代農民工會選擇“街頭起哄”、“圍觀宣泄”等不合理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2.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府的態度

近年來，我國一直提倡要建設服務型政府，這是政府取得社會認同的好方式。群眾是社會的基礎，取得群眾特別是農民工的認同，更加有利于維護國家政治穩定。根據問卷調查統計，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狀況的滿意度，其中認為非常滿意的有11.3%，表示滿意的占有25.3%，表示一般的占有34.7%，也有20.7%的表示不滿意，還有8.0%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非常不滿意。其中，對中央政府表示滿意的多達72.2%，只有11.2%的人表示不滿意，還有16.6%的人態度較為模糊。而對地方政府的看法，滿意的人數僅占到調查人數的18.3%，不滿意的比例竟然高達59.3%。在訪問新生代農民工時發現，他們認為中央政府有為他們的創業就業，加強社會保障等制定相關有利政策，而地方政府為了自身利益，為了保證本地職工的利益，并沒有真正落實上級政策。大部分的地方不是服務于群眾的，而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政府越往基層表現越差。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某些政府的作為，特別是地方政府，不甚滿意，甚至缺乏信任與信心，以導致認同感下降。

綜合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政治參與的積極主動程度以及對于政府態度的樂觀與否，都直接關系到權威認同值的高與低。就目前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熱情高，但參與水平偏低，尤其是其政治身份邊緣化和權力空置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左右著農民工的權威認同狀況。其次，政府效能的高低、公信力的強弱、行政作為與否都深刻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威認同。

三、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的因素

經調研發現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政治認同的因素體現在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四個因素有：利益因素、制度因素、政治因素和農民工自身因素。這些因素無時不刻在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國家、政府、社會、城市的看法，從而對我國的利益認同感、制度認同感、政治權威的認同感，形成或強烈認同，或不滿抵制的態度。

（一）利益因素

1.低收入低待遇從根本上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

經過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普遍不高。農民工工資整體上低于城鎮職工工資。據統計，從2001年到2005年，我國城鎮職工年均工資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農民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率僅為6%左右。2006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實際增長12.7%，而外出務工農民年平均收入為11352元，同比增長9.9%。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7年全國城鎮職工年平均工資24932元，同期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為19143元；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9229元，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為22207元。[4]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老板隨意決定工資多寡的現象都進一步抑制了新生代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必然會降低農民工的政治認同感。

2.農民工合法權益受侵害影響其政治認同

農民工被城市邊緣化，他們的身份無法得到社會認同，在各方各面都受到制約，特別是合法權益也無法得到保障。據有關專家調研，農民工大多從事苦、臟、累、險的工種，基本上靠透支體力和延長勞動時間取得收入，工作環境差和勞動強度大遠非城市勞動者可比。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錯誤的認為農民工進城務工增加了城市負擔，因此對農民工的管理缺乏人性化，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仍沒有正式勞動合同，有“合同”也被雇方設定了苛刻條件。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工討薪被打、甚至被打死的事件常有耳聞。這些都降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

（二）制度因素

1.嚴格的戶籍制度局限

從1955年開始，我國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動。之后還對戶口進行規定，將人們的戶口類型劃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雖然近幾年，某些地區放寬了戶籍限制，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城鄉分離觀念，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生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嚴格的戶籍制度，導致農民工在就業創業、收入結構、住房保障等方面受到限制。從就業質量來看，由于戶籍的限制，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起點低于城市職工，他們常常被排斥于某些崗位之外，在工作單位干多久都是臨時工的身份。在收入結構來看，他們的工資主要來源是基本工資加少許獎金，而沒有獲得像城市職工一樣的福利。

2.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制約

我國憲法規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行這種分配制度以來，全社會收入水平在整體上確實得到提高，但在區域和行業間出現了收入過度懸殊的現象，分配不公問題已成為一個突出問題，而利益受損的群體中最突出的是已經成為我國現代產業工人主體的農民工。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公平。這就表現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市場競爭中的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和結果不公平。新生代農民工受到嚴格戶籍制約，就業門檻被提升，找工作被歧視，還被限制在某些崗位之外，不能享有和城鎮本地職工一樣的就業創業機會和福利待遇，在打工單位遭受同工不同時、不同酬的對待，任務多收入少。其次還表現在，國家或政府在分配社會資源或公共物品時往往忽略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他們不能平等地分配到自己應得的利益，容易滋生新生代農民工強烈的社會剝奪感。

（三）政府因素

1.政府行為失范

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進程中，政府的行為職能、行為規范、行為目標和思想觀念將發生變化，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在這過程中，由于沖突和利益的存在，政府行為失范將不可避免地發生。首先是，政府行為腐敗。部分公職人員為了實現一己私利而貪污腐敗，尤為農民、農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等弱勢群體所不滿。其次是，政府角色錯位。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充當的是全能者的角色，然而在目前實行市場經濟的時代，政府并未扮演好服務者的角色，讓廣大農民工朋友受益。

2.相關政策落實或執行不到位

新生代農民工是倍受國家和社會關注的一個群體，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有些政策的實施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有些政策的貫徹落實并未達到預期。在調查中不少農民工反映，現行政策所帶來的好處大多因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而落空，許多政策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使他們真正享受到某些權利。比如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工資的政策、保障農民工就業創業的政策，基本上沒有落到實處。

（四）農民工自身因素

1.自身素質低

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較，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有所提高，但與城市的同齡孩子對比，他們學業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機會，很多人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他們羨慕都市人的生活，可是由于自身素質不高，往往被限制在某些崗位之外，融入城市困難。

2.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經歷趨同于城市同齡青年，他們生活也較優越，和城市孩子一樣被嬌慣，但與此同時他們擁有憂患意識和對社會和未來的高期望值，在城市中生活不如意或遭遇挫敗后，他們會因為自身的戶口和不被認同的身份，更加感到自卑和沮喪，心理承受能力差，使他們不能正確的認識自己，明確自己所處的位置。

3.社交圈狹窄

城市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像是另外一個世界，他們非?？释尤氤鞘芯用竦年犖?，但是在城市里他們更多的是被邊緣化。在城市里他們也比較分散，隨意性較強，無法形成正式的公會組織，大多數的新生代農民工仍是活動在自己狹窄的社會圈子里。社交圈過于狹窄，令新生代農民工片面甚至極端看待生活中的不和諧因素，若是得不到化解，他們的過激行為會嚴重威脅國家的安定團結。

四、建議

（一）保障收入利益，增強利益認同。第一、保障新生代農民工最低薪酬。首先，要完善有關的法律體系。法律要明確規定企業發放員工的最低薪酬，健全員工最低工資標準，以確保勞工的報酬可以隨當地經濟的發展得到相應提高。其次，政府要加強對企業的監督，打擊惡意欠薪、工作環境惡劣等損害農民工權益的行為，同時激勵那些在新生代農民工工資方面表現良好的企業。最后，企業加強自身管理與建設，也應改變針對農民工的傳統的計時和計件的薪酬支付方式，要根據行業的不同標準核定員工的最低工資并提高標準，大幅度提高員工的加班工資，加快企業工會組織建設，探索實行集體合同制度。第二、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利益表達渠道暢通。首先，政府應多從各個用人單位獲取新生代農民工需求，為其建立舉報熱線可隨時反映問題，并且多動員和利用社會力量，建立第三部門，幫助外來農民工盡快融入城市；其次，用人單位需多關心員工需求，保證新生代農民工的民主政治權利能得以實現，為其建立工會、職工大會等正式的利益申訴渠道，避免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老鄉會”等類似的非正式渠道表達；最后，輿論媒體也應多關注和報道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表達，保證其話語權不喪失，從而得到政府部門、社會力量和第三部門的關注與幫助。

（二）消除不合理制度，提高制度認同感。第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實行居住證制度。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城市進一步降低落戶門檻，有序放開落戶限制，實行居住證制度，為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民工打通落戶政策通道。第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保證農民工利益。首先，政府在收入分配上，要讓新生代農民工享有和城市職工一樣的工資標準和福利待遇，保證他們在市場競爭中的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其次，政府在二次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使得農民工能真正享受到城市公共物品和社會資源為他們帶來的便利。

（三）轉變政府職能和規范政府行為，提升政治權威認同。第一、增強服務意識，踐行責任觀。針對少數地方政府服務意識淡薄，無心致力于及時有效地解決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切身利益問題，地方政府應該忠于執行上級政府規定的政策，依法行政，做到不徇私不偏袒，幫助新生代農民工脫離困境，增大政府公信力。第二、轉變政府職能，強化行政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政府要改變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觀念，逐步從全能型政府過渡到服務型政府，從宏觀層面更好地規劃和管理社會，為城市社會的發展創造穩定和諧環境。通過學習與實踐強化自身行政能力，增強辦事效率，從而增加人們對政府執政能力的信心，提高人們對政治權威的認同。

（四）提高自身素質能力，更好融入城市社會。第一、繼續加強學習力度，提高認識高度。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要想在社會取得立足之地，就必須抱有繼續學習的態度，通過多種渠道比如參與職工培訓、加強人際溝通、閱讀報刊書籍等方式多增加自身知識技能，提升自我的政治素質與技能，激發政治參與的熱情，多多累積政治知識并學以致用，提高自我的政治認識高度，培養政治人格。第二、加強心理建設，確立適度社會期望值。新生代農民工應加強自身的心理建設，不要過高的估計自己的能力，也不要把自己完全托付給政府和社會。因此，新生代農民工要從自身實際的條件和能力出發考慮，來確定符合實際的奮斗目標，這樣才不會導致理想和現實存有過大的差距。

參考文獻：

[1]王春光.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進程及問題的社會學分析[J].青年探索.2010（3）。

[2]全總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全文）[R/OL].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6-21/2353233.shtml，2010-06- 21

[3]張彪.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意識淡薄的成因探析[J].思茅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11（04）.

[4]城鄉分配：農民工需要“公平起點”[J/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1/14/content_7418978.htm，2008-01-14

作者簡介：蘭君，男，畬族，福建福州人，碩士，中南民族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旭，男，漢族，山西高平人，21世紀教育研究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