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事件研究綜述

黃金鳳++趙修磊

摘 要：作為日本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前奏和開端，濟南事件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廣大研究者根據現有史料從不同的側面、角度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對一些問題達成共識，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濟南事件；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K263

1928年5月3日發生的“濟南慘案”是日本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前奏和開端。近年來，隨著一些重要史料和論文相繼發掘、利用及發表，學術界對濟南事件的研究逐步深入，從單純的事件研究向國內民眾、中外關系及日本侵華等方面拓展，研究者對一些問題達成了共識，但仍有待填補、深究之處。鑒于目前尚無一篇關于濟南事件研究成果的總結性論文，筆者特撰此文，以求全面介紹和總結相關學術成果，為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一、簡要回顧

1928年4月，蔣介石率北伐軍直逼山東濟南。北京政府山東督辦張宗昌部節節敗退，于30日夜撤離濟南退至黃河以北。北伐軍于5月1日進駐濟南城內、商埠及城郊地區。與此同時，日本于4月21日出兵山東，至月底，日軍陸續占領濟南商埠部分地區，與北伐軍形成對壘之勢。5月3日，駐商埠日軍突襲北伐軍，殘殺中國軍民，直至11日完全占領濟南城。此后，雙方陷于膠著狀態，時談時停，至1929年3月28日達成最終協議，日軍于6月16日全部撤離。此即濟南事件的來龍去脈。

“五三”慘案發生后，日本當局為掩蓋其罪行，全力開動本國及在華的傳媒機器，肆意造謠，極盡歪曲事實之能事，將濟案發生之原因歸咎于中國的排日與中國兵的搶劫。日本的這一舉動更引發中國輿論界一片嘩然，《申報》、《晨報》、《大公報》等媒體紛紛對日軍的無恥行徑進行譴責，揭露日軍暴行及反映各地、各階層民眾動向的紀實報道相繼出現，主要有：無袈和尚編《濟南慘案》、[1]旭社編印《濟南慘案》、[2]恨生著《濟南痛史》、[3]李宗武編《濟南慘案史》、[4]任獨人編《最近的中日問題》、[5]楊漢輝編《五三新血》、[6]郁道編《五三血》、[7]唐巨川著《日本蹂躪山東痛史》、[8]濟南編輯社編印《五三國恥濟案慘史》、[9]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印《五三濟南慘案畫刊》、[10]民眾宣傳會編印《濟南慘案真相錄》、[11]濟南慘案外交后援會編《濟南慘案》、[12]民眾日報社編印《民眾日報濟南特刊》、[13]第一交通大學學生會出版部編《濟南慘案特刊》[14]等。南京政府對日軍出兵山東隱忍克制、盡量避免軍事對抗的同時，加大宣傳力度，以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持來取得政治上的主動。中國國民黨各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紛紛編印《濟案特刊》，其他機構如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五三慘案小史》、[15]國民黨廣東省民眾訓練委員會訓政科編《濟南慘案》、[16]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編印《濟南慘案記錄》[17]等小冊子，揭露日軍暴行及陰謀。1929年由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的《五三血》[18]不僅詳細記述“濟南慘案”史實，并有戴季陶等所撰寫的紀念文章、日軍暴行照片及蔣介石對日本通牒的答復等。隨著中日雙方協議的達成及日軍的撤離，關于濟南事件的相關報道告一段落。這一時期的著述多以記錄事實為主，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成果極少，后起學界多將其當作資料使用。

20世紀50年代，關于濟南事件的研究興起。駱承烈著《濟南慘案》[19]是筆者所知研究濟南事件的第一部專著，從中可以了解基本史實，并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但主觀性強，時代特色過濃。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選編《濟南慘案史料》、[20]臺灣學者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19、22、23輯）[21]記錄了事件發生前后南京國民政府重要文電來往、事件發生時的紀實報道以及回憶錄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有關濟南事件的史料和專著相繼整理和出版。大陸現已整理出版的史料主要有：楊從瑀、張莉莉選編《濟南慘案紀實和北京各界聲援濟案活動有關史料》；[2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選編《國民黨中央關于“濟南慘案”之政策方針文件一組》；[23]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第29冊）；[24]濟南市檔案館編《毋忘國恥——濟南“五三”慘案檔案文獻選輯》[25]等。原國民革命軍將領的回憶錄《濟南五三慘案親歷記》[26]再現了事發時的若干片斷。此外，中央檔案館與各省市檔案部門聯合編印的革命歷史資料中也有零散記載。臺灣整理出版的史料主要有：蔣永敬著《濟南五三慘案》；[27]痛心人輯《濟南慘案》。[28]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29]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30]及沈亦云著《亦云回憶》[31]等也有相關資料。

更可喜的是，濟南市檔案館為了真實地還原濟南事件的歷史真相，一直沒有放棄對原始檔案的搜集。近年來，濟南市檔案局組織開展了“濟南慘案”檔案資料專題征集活動，征集到各種有關濟南事件的文字資料596件（冊）、圖像資料1128張。這些歷史檔案資料，幾乎涵蓋了濟南事件的全過程。其中，從日本征集到一批具有重要價值的原始檔案資料，包括174件近5000頁當時日本政府原始檔案的電子復制件，如日本政府內閣關于濟南事件的決議文件、防衛廳關于日軍部隊行動命令文件、外務省關于濟南事件的文件、關于中國民眾紀念“濟南慘案”活動的諜報文件等，全面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日本議會、內閣、關于出兵山東調動部隊、慘案發生、交涉、各國態度、新聞輿論、蔡公時遇害等情況，幾乎囊括了濟南事件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 這批資料中，還有制造濟南事件日軍部隊的寫真帖、日本出版的濟南事件畫冊、名信片共500余張照片，真實地再現了日軍出發、青島登陸、濟南施暴、最終撤退的全過程，是日本軍隊侵犯山東、濟南施暴的鐵證。對這些寶貴的檔案資料，濟南市檔案館及時整理，并進行數字化處理，建立了“濟南慘案”檔案資料專題數據庫，以便于社會各界查閱利用。②

隨著資料的不斷出版，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關于濟南事件的研究進入繁榮時期，取得了豐碩成果。李家振著《濟南慘案》、[32]朱建信著《濟南大血劫》、[33]魯振祥、楊群編《濟南五三慘案》、[34]孫興杰編著《濟南慘案》、[35]劉春明編著《五三祭》[36]等著作陸續出版。這些著作詳盡地敘述了濟南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及影響。趙修磊碩士論文《1928年濟南事件——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策》則從南京國民政府的角度對該事件進行了較全面詳盡的解讀。[37]

此外，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同時期發表的研究濟南事件的論文超過60篇，對濟南事件的起因與地位、中日交涉問題、事件前后的民眾問題、中外關系問題及事變中各派力量的應對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以下就上述研究成果加以介紹和總結，求教于方家。

二、觀點舉要

（一）事件的起因與地位。

濟南事件的發生究竟是偶然的沖突，還是日本蓄謀已久的產物？在這個問題上，中日兩國學界的看法截然相反。日本不少學者堅持，濟南事件是由于中日軍隊偶然的軍事沖突引發的。[38]有日本學者提出具體的起因是北伐軍宣傳員在南魏家莊貼標語，雙方發生爭執，后來引發了軍事沖突。[39]井上清雖然承認濟南事件緣起于日軍對北伐軍的尋釁阻擾，但仍然堅持“五三”慘案是雙方發生軍事沖突的結果。[40]

在國內，雖然諸研究者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都否認濟南事件是一起偶然事件。李家振首先對這一觀點提出了反駁，他明確指出“濟南慘案并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次偶發暴行或孤立的侵略行動，而是推行其整套侵華國策的產物”，即使沒有貼標語的事，日軍也會發動進攻，因為五三突襲只不過是日軍實施其預謀的戰爭計劃。他還進一步強調，“不使用‘沖突這個詞，因為它混淆了是非曲直，掩蓋了事件的本質?！盵32]陸衛明通過對日蔣關系的研究得出結論，濟南慘案是日蔣矛盾激化的產物。[41]冷本生認為日本的目的在于借國民黨軍隊北伐之機，制造戰爭恐怖，與關東軍南北呼應，占領山東和滿蒙。[42]徐梁伯也贊同日本出兵不單純是要阻止蔣介石北伐，更重要的是想趁機攫取山東與東北的權益。[43]還有朱利義、[44]宋云鵬[45]等人也對事件發生的原因進行了類似的分析。

申曉云則將濟南事件置于國際大格局之下，對引發這起事件的復雜國際背景和深層原因進行了考察，并得出濟南事件是日本為掙脫華會體系束縛而邁出試探性步伐的結論。[46]田克深、張悅認為濟南事件既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需要，也是日美爭奪中國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的結果。[47]

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濟南事件處于何種位置，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話題。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諸研究者基本上對“濟南事件是日本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前奏和開端”這一觀點達成共識。李家振指出，“從東方會議的謀劃，《田中奏折》的形成，以及在此指導下的侵華戰爭的歷史過程來看，‘濟南慘案正是‘九·一八事變的序幕?！盵48]劉培平認為“濟南慘案”與“九·一八”事變有著密切的聯系，都源于日本軍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階段，而“濟南慘案”是日本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前奏和開始。[49]李云峰認為不抵抗政策并非產生于九一八事變，而是發端于濟南慘案。不抵抗主義的始作俑者是蔣介石，而不是張學良。[50]臧運祜認為濟南事件并沒有真正解決，國民政府“九·一八”以后的對日政策，實即肇端于濟南事件交涉。[51]

（二）中日交涉問題。

中日交涉問題與南京政府的政策走向密切相關，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楊天石根據美國所藏黃郛檔案，對事發后黃郛主持的前期交涉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盡管濟南事件的對日交涉由黃郛主持，然真正的主角實為蔣介石。濟南事件的交涉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政府實行對日妥協政策的開端。[52]臧運祜利用日本出版的外交文書等資料，對王正廷主持的后期馬拉松式外交談判進行了深入分析后，也持此論?！皾甘悄暇﹪裾跗趯θ胀饨坏霓D折點”，“九一八事變以后國民政府屢受詬病的對日政策，實即肇端于濟案交涉”。[51]鹿錫俊通過研究蔣介石在濟南事件前后的對日交涉，認為濟南事件是蔣政權對日屈辱外交的開端。[53]沈予[54]、王志國[55]及查建瑜[56]亦持類似觀點。顧昭明通過對南京政府性質的研究，認為南京政府在濟南事件中的對日妥協，是由南京政府的階級本性決定的。[57]張曉峰則認為其妥協是服從于改訂新約運動的需要。[58]

作為濟案交涉的重要人物，黃郛在交涉中的責任問題引起了研究者的爭議。臺灣學者謝國興對黃郛主持的外交交涉進行研究后，認為濟南事件交涉的失敗不應由黃郛一人來承擔，時代與環境不允許交涉成功。[59]祁冰則認為黃郛秉承了蔣介石親敵、妥協的外交方針，對交涉的失敗負有很大責任。[60]

（三）事件前后的民眾問題。

關于濟南事件前后民眾與政府的互動問題，是近年來濟南事件研究的熱點問題，既有總體性研究，又有個案分析，且有進一步擴大之勢。

對于濟案發生后各地的反日運動，姜豪、林開明分別以上海與天津的抵制日貨運動為個案，對民眾抵制日貨問題進行考察，[61]但基本上屬于資料性質的成果。2001年，韓國學者裴京漢以上海等地反日會組織為對象，對事發后的國民黨政府與民眾的互動進行專題研究，認為國民政府的基本立場不在于反對和管制反日運動本身，而是要反對“超越管制力的反日運動”。[62]此后，濟案后的反日運動引起國內學界的重視。趙修磊提出，事發后，南京政府指引了全國各地民眾排日運動的走向。前期，南京政府各地黨政機構參與到排日運動中，并對不符合其要求的民眾運動加以限制；后期，南京政府將反日會改為救國會，引導民眾運動向不反日方向轉變。[37]齊春風對國民黨中央與濟案后反日運動的關系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認為國民黨中央基于壓抑民眾會使民心喪失或放縱民氣則使中共獲得政治上的主動權的考慮，選擇把反日運動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運動的前期，國民黨對各地反日運動有所協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濟案協定》簽訂后，由于日方的壓迫以及對國內局勢的考慮，國民黨最終將這場反日運動打壓下去。[63]李洪珍對上海反日會的成立進行個案研究后指出，上海反日會的成立是國民黨開始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結果。③周斌更關注的是反日會內部的派別斗爭，他對改組派與國民黨中央在反日會的斗爭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反日會表面為各地國民黨黨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實際是一個因“濟南慘案”而產生的自發性的民眾團體。早期受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控制，后期除上海等少數地方組織外，領導權大多落入國民黨改組派之手。[64]周石峰通過對濟南事件后抵制日貨運動的效果進行多維審視后，認為抵制日貨乃是濟南事件后國人反日救國訴求的核心表達。計量檢視表明抵制日貨可以打擊日本經濟，但通過“抵貨”制止日本侵略的政治目標則難以實現。抵貨救國的主張，僅可視為民眾民族主義的情緒化表達，必須謹慎評估其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65]

趙慶云則從民間輿論的角度著手，指出濟案爆發后，中國輿論界曾一度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及在野黨派，以為依靠他們的力量可以遏制軍閥政府，使其改弦易轍。但隨著日軍的步步緊逼，日本在野黨派逐漸顯露其侵略本質，中國輿論界開始傾向于強調日本民眾與軍閥政府 的一致性，并將日本“人民”全然歸入敵對陣營。民間輿論的這種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南京政府對日政策的引導，反過來又對南京當局的決策產生影響。[66]

（四）中外關系問題。

關于濟南事件中的中外關系問題，研究者比較關注中美關系的變化，其他方面的成果不多。

羅志田認為濟南事件是國民黨對外政策的轉折點。事件之前，國民黨基本是重內爭輕外事；在此事件后，消除外患、聯合美國以抵制日本成為當務之急。羅糾正了過去將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視為親日的傳統觀點，指出實際上北京政府此時的外交是力圖向美國傾斜。[67]洪嵐也認為，南京政府成立后國民黨一直以維護中日關系的穩定為重要外交策略方針。日本有意擴大事態迫使南京政府轉而求助西方，選派王寵惠、伍朝樞、胡漢民赴歐美爭取國聯和英、美、法國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外交格局亦由此發生重大改變，即外交策略重心由日本轉向歐美。[68]黃文德利用“美國國務院有關中國內政檔案”從第三國的角度對濟南事件的真相及美國在調停中的作用進行分析研究，認為美國在濟案發生之初由于信息不暢，對調停持保留態度。5月16日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端應南京之邀介入濟案后，美國方采取積極態度，但5月24日意識到日本國內對談判的最終目的無法達成共識后，美國遂以觀察替代仲裁游走于濟案交涉。由于美國情報搜集工作的不足，加上南京政府宣傳力度不夠，美國在調查濟案責任歸屬時站到了有利日本的方面。[69]

王蓉霞通過對英國外交檔案的研究分析，認為英國對“濟案”中的日本采取同情態度。[70]陳清清則從日本的角度解讀此事件，但遺憾的是并沒有作深入研究。陳指出由于日本軍閥在暴行后的虛偽宣傳，不少日本人認為，濟案之起乃因“南軍先開槍”，國民革命軍無紀律，故“此次之責任，全然在華方”。[71]

（五）事變中各派力量的應對。

對南京政府、北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從不同立場采取的應對濟南事件的措施，研究者也進行了較深入的分析。趙修磊從危機應對的角度，全方位考察南京政府的對策。他圍繞兩個問題進行了闡述：一是事件發生前夕，南京政府即采取以護僑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力避日本出兵。面對日軍的侵入，盡管也采取了諸如強烈抗議、外交談判等措施，但由于其將全力擊敗國內政敵放在首要位置，不得不接受日軍進駐山東的事實；二是事發后，蔣介石為首的前線將領采取了臨時應急措施，隨后南京政府進行了全方位的政策調整?！皣裾娑氈碌膶Σ唠m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重內輕外的策略讓日本政府抓住契機，再加上雙方實力的不等，注定國民政府不可能有大的作為，日軍無條件的撤離和所謂調查委員會的設立是濟南事件的最終結局，看似平靜的局面實則醞釀著新的危機?！盵37]顧昭明從南京政府的角度考察濟南事件，認為“慘案發生后，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以完成‘北伐為托辭，嚴禁軍事自衛和人民群眾的反日斗爭，對日本侵略者一味妥協退讓?！弊罱K，“軟弱的南京政府以放棄追究日本軍隊侵占中國領土，屠殺中國軍民的罪責為代價，換取日軍的撤兵，為日本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禍根?！盵57]

此外，趙修磊又從北京政府的角度對日本先后三次出兵及濟南事件等問題進行了初探，認為針對日本三次出兵山東的事實，北京政府先后多次提出強烈抗議，駁斥其出兵理由，要求日兵從速撤出山東，并提出解決濟南事件的初步設想。在把濟南事件提交國際聯盟處理這一環節上，北京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但是，面臨垮臺的北京政府對此不可能有太多的關注，其舉動多少給人一種迫于應付之感。[72]左世元亦對北京政府的反應進行了研究，認為濟案發生后，奉系首腦內部逐漸取得了“停止內爭、一致對外”的共識，張作霖多次表示要息爭御侮。左認為促使奉系軍閥產生這種態度的原因有三：一是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二是奉系同日本帝國主義矛盾激化的結果；三是奉蔣因各自利益相互妥協的結果。[73]

黃金鳳認為革命低潮中的中國共產黨也想借此事件有所為。前期，在“革命高漲論”的影響下，反日、發動民眾的落腳點在于反國民黨；后期，隨著對革命形勢認識的深入，爭取民眾、積蓄力量成為其政策的核心。[74]

（六）其他方面。

1.濟南事件中的宣傳問題。濟南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為阻止國民黨統一中國而制造屠殺中國軍民的暴行。作為一個尚未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且處于弱勢地位的政府，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傳策略顯得非常重要。左世元認為國民黨和南京政府非常重視對濟案的宣傳工作，濟案發生后，南京政府一方面加大國際宣傳力度，同時并未放松對國內宣傳的掌控。結果在國際上得到了歐美列強政治和道義的支持，國內輿論統一，民眾反日運動有條不紊，取得了顯著的成效。[75]趙慶云則側重濟案后南京政府及民眾對國際宣傳的研究。他認為，濟案發生后，為了揭露日本將濟案發生歸咎于中方的陰謀，民間組織以多種方式進行國際宣傳，將日軍之殘暴、中國所受之屈辱訴諸國際輿論，贏取各國人民道義上的支持。官方的無線電臺、通訊社、外文報紙，也作為當務之急興辦，并很快初具規模?！皾蠎K案中顯得參差凌亂的對外宣傳可以看作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后與日本國際宣傳戰的一次預演?！盵76]

2.國際法與濟南事件。李家振從國際關系準則和國際法的角度對濟案進行探討，認為日本政府借口“保護僑民”出兵山東是對中國的武裝侵略。濟案的發生不是什么“中日軍隊的沖突”，也不是日軍的偶發暴行或孤立的侵略戰爭，而是國家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日本對于濟案負有不可推卸的國家責任。

3.死傷人數及財物損失研究?！稘蠎K案死傷人數及財物損失統計資料》[77]一文對濟南事件死傷人數及財務損失作了一個大概的統計。查建瑜[78]與李祚明[79]對蔡公時等遇難者的確切人數進行了考證，確認日軍慘殺蔡公時及其隨從的確切人數是17人。風帆對蔡公時遇難的經過及善后事宜進行了分析。[80]

三、幾點想法

總觀史學界的研究，關于濟南事件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已比較清晰，但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期待。

（一）應加強對相關史料的挖掘與搜集。濟南事件歷時久、影響遠，對該事件的即時報道頗多，許多國家、地區、國內省市檔案部門及民間都或多或少地存有一些反映時情的珍貴資料，尤其是戰后美國從日本手中弄去了不少原始檔案資料，有關部門應該加緊搜集整理該部分資料。杜紅波呼吁建立一個集資料研究與愛國主義教育功能的“五三”慘案檔案資料中心，[81]達到警鐘長鳴的目的，是為必要。濟南市檔案館于今年建立的“濟南慘案”檔案資料專題數據庫應是作為這一呼吁的回應，它對更大限度地還原事件及認清當時國內外輿論走向等有重要意義。

（二）應加強橫向拓展與縱向深入。濟南事件不僅涉及到當事兩國，美國參與了調停，英、德、韓等國、蘇聯及共產國際亦對該事件予以了較多關注。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放在美國方面，對其他國家則關注不夠。在國內，濟南事件使當時處于敵對狀態的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中共面臨一個極為微妙的局面。外敵來犯，中國面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南京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中共如何應對這一錯綜復雜的局勢已有相關研究，但均集中在各自的對策方面，對于三方對策之間的互動及對國內政局的影響，則關注甚少，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迄今，“濟南慘案”的發生已80余載。在沉痛悼念逝者的同時，筆者期盼迎來濟南事件研究的新高潮。

注釋：

①本文曾提交“第二屆歷史學前沿論壇”學術研討會討論（2008年11月廣州）。

②濟南檔案信息網http：//www.jndaxxw.gov.cn/dangan/content.asp？ArticleID=9732。

③李洪珍：《濟南慘案與上海反日會的成立》，近代中國研究網2005年8月1日首發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0119314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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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黃金鳳（1978—），女，廣東廣寧人，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趙修磊（1977-），男，山東莒南人，廣東省檔案局督導處干部，歷史學碩士。

（責任編輯：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