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哈尼族跨境流動與邊疆穩定研究

盧 鵬

（紅河學院人文學院，云南蒙自 661199）

哈尼族是我國西南重要的跨境民族，除了主體部分在中國外，緬甸、老撾、泰國和越南等四國也有分布。我國哈尼族人口163萬，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市、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等州市。其中，紅河州有哈尼族人口78.97萬，約占國內哈尼族人口的48.45%。越南有哈尼族人口4萬，約占國外哈尼族人口的9.5%。[1]2紅河州與越南的老街省、萊州省直接接壤，中越邊界線兩側是哈尼族居住的重要區域。由于共同的族緣、語言、習俗和宗教信仰，中越哈尼族長期以來跨境流動不斷。改革開放以來，中越哈尼族的跨境流動日趨頻繁。邊民的跨境流動不僅加強了跨境民族的聯系，給邊疆地區帶來繁榮，同時其跨境流動中存在的問題也給邊疆穩定帶來不利影響。中越哈尼族之間不僅有良性的跨境流動，同時還存在諸如跨境犯罪以及跨境比較對國家認同的影響等問題。只有高度重視跨境流動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并采取切實措施予以解決，才有可能維護邊疆社會的穩定，促進邊疆地區的發展與繁榮。

一 跨境流動中的犯罪問題

中越邊境地區的哈尼族主要生活在中國云南省紅河州和越南老街省、萊州省的邊境縣市。由于這片區域山水相連、村寨相依，因此雙方哈尼族邊民往來不斷。在哈尼族邊民的跨境流動中，除了邊民互市、節日交往、婚喪嫁娶、跨境務工等合法的活動外，也往往伴隨有多種多樣的跨境犯罪問題。

紅河州的哈尼族主要生活在元陽、綠春、金平、紅河四縣。其中，綠春、金平兩縣屬于與越南直接接壤的邊境縣。與綠春縣接壤的為越南萊州省的猛德縣，與金平縣接壤的為越南萊州省的封土縣、猛德縣、清河縣、南潤縣和老街省的壩灑縣。綠春、金平邊境縣長達655公里，絕大部分為陸路邊界,甚少水路邊界，極少的水路邊界又多為狹窄且湍急的小河流,而陸路邊界也并無高山峽谷阻隔。也就是說，綠春、金平兩縣與越南山水相連，且并無不可逾越的天險阻隔。實際上，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中越哈尼族邊民，其村寨如同境內其他村寨一樣相距不遠大多站在山頭即可望見對方村寨。每逢節假日和趕節日，雙方邊民或走路或騎摩托車，花上小半天時間或一兩個小時即可到達對方村寨。因此，中越哈尼族邊民之間有著進行跨境流動的地緣條件。

在跨境流動的過程中，族緣、親緣往往是中越邊民流動的重要紐帶。在紅河州的綠春、金平以及越南的封土、猛德、清河、南潤、壩灑等中越邊境地區，跨境民族往往在某一地域集中居住，從而形成了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這種集中連片居住的格局有助于民族內部的交流，也有助于以民族內部通婚為特征的“通婚圈”的盛行。學者研究認為，我國西南民族的通婚圈表現為民族內婚、村落內婚、支系內婚、相鄰村落通婚等特征，在擇偶范圍上表現出族群意識、層級觀念和空間地理要求等。[2]中越邊境哈尼族的通婚圈表現出了與上述內容相符合的特征。他們大多喜歡在相鄰的哈尼族村寨選擇結婚對象，很少與周邊其他民族通婚。平河鄉咪歐村的調查資料顯示，全村69戶村民中有38戶在都龍、阿龍兩鄉有親戚，占總戶數的55%。這種族緣和親緣關系為雙方哈尼族邊民提供了安全的生存發展空間，同時也在他們的跨境流動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實際上，中越哈尼族邊民往往是沿著族緣、親緣這條主線流動的。

便利的地緣條件和親密的族緣、親緣紐帶，為中越哈尼族邊民的邊民互市、節日交往、婚喪嫁娶、跨境務工等合法跨境流動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非法的跨境犯罪活動提供了條件。第一類是利用地緣之便偷盜耕牛。長期以來，中越哈尼族邊民習慣將耕牛放在野外食草，隔上十天半個月再去管理一下。中越兩國明確劃分邊界線后，雙方邊民的這種傳統慣習依然保留著。近年來部分邊民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常?？缇惩当I相鄰村寨的耕牛。但是由于國界線的橫亙，耕牛被盜后較難追回，從而使得這類犯罪活動難以得到有效制止。第二類是利用地緣、族緣甚至是親緣關系跨境販賣毒品。近年來隨著中國打擊毒品的力度越來越大，且加強了與周邊國家禁毒的聯系，尤其是加強了與緬北少數民族武裝的聯系，金三角傳統販毒路線運行成本增高，從而將目光投向老撾北部和越南西北部路線。[3]由此也就導致越南—云南這條通道成為新的毒品通道，而中越邊境地區的部分少數民族邊民也加入其中。從越南媒體的報道以及國內媒體的報道來看，中越邊境地區少數民族邊民販毒已呈高發態勢。實際上，中越邊境地區的哈尼族邊民就有因為販運毒品被抓的。第三類是利用地緣、族緣等關系販賣婦女。由于對男孩的偏好，內地漢族地區在計劃生育中采取多種方式選擇性別，從而導致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由此也就出現了“在一些內陸人口大省發展相對滯后的貧困地區適婚青年未能在當地尋求到合適伴侶的農村未婚男子，越來越多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從邊境地區尋找對象?！盵4]在這一背景下，中越邊境地區部分少數民族邊民利用地緣、族緣關系，采取欺騙手段將越南婦女拐騙到內地賣為人妻或者賣給賣淫團伙。第四類是利用地緣、族緣和親緣關系在犯罪后跨境躲避警方追捕。這部分邊民觸犯本國法律后，往往會利用便利的地緣和親密的族緣、親緣關系躲到鄰國村寨，以此躲避警方的追捕。第五類是協助國內犯罪分子偷渡他國。近年來，部分國內犯罪分子將紅河州作為偷渡越南的通道，并已有證據表明他們的偷渡行為得到了中越邊境地區少數民族邊民的協助。已有媒體報道表明，近年來極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在部分少數民族邊民的協助下偷渡越南的現象已呈多發勢態，而在這些犯罪行為中，就有哈尼族邊民卷入其中。在這些跨境犯罪活動中，中越哈尼族邊民中的犯罪分子往往以地緣為條件，以族緣和親緣為紐帶內外勾結。

由于諸多因素的使然，導致中越哈尼族邊民中的這些跨境犯罪活動較難得到有效治理。一是跨境民族的特殊性。這些跨境犯罪活動中，很多是由邊境兩側同一民族內外勾結實施的，由此也就使得此類活動具有民族性、家族性的特征。一旦這類案件發生，犯罪分子往往受到邊境內外本民族和本家族的庇護。二是犯罪活動的跨境性。這些活動中的犯罪分子往往牽涉到中越兩個國家的邊民，對其追捕牽涉到跨境追捕的問題。因而每逢此類案件發生，犯罪分子就會跨越邊境躲避追捕，同時他國犯罪邊民也較難實施抓捕。三是邊境線過長，傳統邊民小道較多，管理力量較為分散薄弱。金平、綠春邊境線長達655公里，雙方邊民傳統上的邊民小道很多且分散，導致邊防部隊無法完全、有效地對邊境線進行管控。四是中越雙方政府對于邊民跨境流動在管理上存在漏洞與疏忽。調查中發現，中越邊境地區對于邊民跨境流動在管理上存在中方對越南入境邊民疏于管控、越方對越南邊民管控較松等問題，從而導致對跨境犯罪活動較難全面掌控。正是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越哈尼族邊民跨境犯罪活動難以得到有效根治。

二 跨境流動下的認同問題

作為生活在中越邊境地區的哈尼族，他們曾經與國家的關系較為疏遠，其國家認同也相對滯后。民族國家建立后，他們與各自國家的關系日漸緊密，并逐漸有了清晰的和較強的國家認同意識。中越哈尼族邊民的國家認同并非是恒久不變的，而是隨著情景的轉變發生變化。隨著中越哈尼族邊民跨境流動的深入，他們對中越兩國的發展和邊疆民族政策的認識也逐步加深，從而在相互比較中對國家作出新的判斷與選擇,其國家認同也由此發生改變。

長期以來，生活于中越邊境地區的哈尼族雖然沒有如斯科特所稱的那樣逃離國家，[5]但他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確實較為疏遠。國家對于大部分哈尼族而言，更多的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哈尼族的認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民族認同和地方認同，他們的國家認同意識處于滯后的狀態。20世紀50年代以后，中、越兩國在邊界兩側村寨建立了基層政權，開始對這一區域進行直接的治理。哈尼族與國家的關系從此日漸密切，國家變得不再抽象，而是日益頻繁地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在國家的建構下，哈尼族的民族國家認同意識逐漸清晰并日漸增強。

但是，中越邊境地區哈尼族的國家認同并非是恒久不變的，實際上在不同階段發生了不同的變化。以生活在今綠春縣平河鄉的哈尼族果角人為例，他們的國家認同就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20世紀50年代初，新政權嚴格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尊重果角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時還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并努力改變了果角人地區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讓果角人過上了有糧可吃的生活。果角人對于這個國家的好感油然而生，對于這個國家的認同意識也由此開始生成。但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各種政治運動嚴重地削弱了果角人對于國家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批斗民族上層人士，摧殘民族傳統文化等過激行為更是引起了果角人對于國家的恐慌和極度不信任。同時，錯誤的經濟政策給當地帶來了嚴重后果，果角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果角人的國家認同意識不僅沒有增強，反而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弱化。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的支持下，果角人的經濟狀況、基礎設施、居住條件、教育事業、社會保障事業等都有了明顯改善。對于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一切，果角人是心懷感激之情的。調查中他們就認為，如果沒有國家，那么他們的很多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也就不可能過上現在的幸福生活，尤其是當他們將之與邊境線另一側哈尼族村寨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相比較時，這種幸福感與感激之情尤為強烈。正因為如此，果角人與國家的關系日漸密切，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感也不斷增強。

除了從歷史比較的視角來建構他們的國家認同，中越哈尼族邊民還在跨境流動中與鄰國進行比較來建構他們的國家認同。生活在中越邊境的哈尼族跨境流動頻繁，他們熟悉鄰國的邊疆政策和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因而經常會與本國邊疆政策和本地經濟社會發展進行比較。由于中國綜合實力遠遠強過越南，并且中國政府在邊境地區投入力度也大過越南，因而綠春、金平等中國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優于越南邊境地區。在跨境流動的過程中，不僅是中國哈尼族邊民，而且越南哈尼族邊民對此也是深有體會的。通過比較，中國哈尼族邊民作為中國公民的歸屬感、優越感、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意識均得到了增強。

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哈尼族在跨境流動中對中越兩國比較的結果并非總是令人滿意的。近年來，越南政府在邊境地區實施的某些政策較中國更具有比較優勢，從而導致中方邊境地區的部分干部、群眾不平衡心理和不滿情緒日益增長。[6]例如，越南在每個邊境村寨均設有一所幼兒園和小學，并安排公辦幼兒園教師和2-3名小學教師，而與之相反的是中國邊境村寨實施了“撤點并?！?，部分村寨的小孩得走很遠的路才能到學校。當越南的邊境政策更具比較優勢時，生活在中越邊境地區的中國邊民便會對越南邊民心生羨慕，同時對本國此方面的政策不滿。這種不滿，必然會弱化中國邊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感。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中越兩國在“國防公路”修筑上的比較。近年來，越南政府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加大了對邊境公路的建設力度。越南與中國綠春縣平河鄉、半坡鄉接壤的萊州省猛德縣都龍鄉、阿龍鄉、班馬鎮的邊境公路基本貫通，路面等級為三級以上水泥路或柏油路。越南不僅將柏油路修到了國界線，而且沿國界線巡邏的路也全部修成了柏油路，軍人可以開著摩托車巡邏。而與之相反的是，中國經平河鄉咪歐、大馬角、阿松等村寨前往國界線的路全是崎嶇不平的山路，我方沿國界線巡邏的路也全部為山路，邊防軍人巡邏完全靠兩條腿走路。咪歐、大馬角、阿松等沿邊村寨的哈尼族果角人對此很有意見，他們說過來趕街的越南人經常會嘲諷他們，說這條路實在是太爛了。調查中一些村民就說：“這條路丟臉丟到外國去了?！彪m然村民也經常性地向當地政府反映，但目前這條路依然沒有任何動工跡象。

中越哈尼族在跨境流動中經常會將其發展以及本國的邊疆民族政策與鄰國進行對比，而這些將對他們的國家認同造成影響。如果他們不滿意國家政策和自身發展時，就會提出各種各樣的需求。如果這些合理需求長期遭到漠視，他們必然會心生對國家失望的情緒。當失望情緒不斷積累后，他們就會表現出對國家事務的冷淡和漠不關心，而這種情緒與態度，顯然會侵蝕或消解哈尼族等邊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對他們的國家認同產生消極作用。因而，國家在促進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時應該隨時關注鄰國形勢，因鄰國邊疆民族政策的變化而及時調整本國的邊疆民族政策。

三 完善治理與邊疆穩定

邊民的跨境流動并非只帶來邊疆地區的繁榮，同時還有可能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但是，無論是中越哈尼族邊民在跨境流動存在的犯罪問題，還是他們在跨境比較出現的國家認同變化問題，都與邊疆治理的有待完善脫不開干系。只有不斷優化和完善邊疆治理，切實解決邊民跨境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才能確保邊疆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

（一）加強出入境管理，強化對邊民跨境流動的管控

從中越哈尼族邊民跨境犯罪問題的分析可以發現，中越邊境線漫長且無高山大河阻隔是客觀原因，而中越兩國政府對邊民的跨境流動疏于防范則是主觀原因。雖然客觀原因是無法更改的，但加強出入境管理，強化對邊民跨境流動的管控則可以減少中越邊境地區跨境犯罪活動的發生。

第一，規范邊民通道，增開口岸，充分滿足雙方邊民出入境的要求。金平、綠春邊境線長達655公里，習慣性邊民通道數量眾多，而政府正式確認的邊民通道過少，口岸不能滿足邊民的需求。以平河鄉為例，該鄉邊境線長達123公里，8條邊民通道中，除了平河鄉政府駐地至越南烏馬都洪通道是1991年中越雙方政府正式確認的邊民出入合法通道外，其余通道均為中越雙方邊民習慣性通道。平河鄉的這8條邊民通道是經雙方邊民長時間踏出來的，也充分地反映出了他們在邊民通道建設上的需求。而在邊民通道建設上，中越雙方基于節約成本、管理方便的角度僅僅確認了一條合法通道，開設了一個口岸。部分邊民由于距離合法通道和口岸過遠，便沿襲傳統從最近的邊民通道出入。對于從習慣性邊民通道出入的邊民，兩國政府往往難以進行有效管理，從而致使跨境犯罪活動出現。因此，政府應適當增開口岸，規范出入境通道，充分滿足邊民出入境的要求，管控好跨境犯罪活動。

第二，改善國界線附近公路條件，提高邊防部隊機動管控能力。越南雖然綜合國力弱于中國，但其在邊境管理的某些方面值得學習，其在國界線附近公路上的投入即是明證。越南不僅將柏油路修到了國界線，而且沿國界線巡邏的路也全部修成了柏油路。越南邊境地區的柏油路路況很好，路兩側的護坡都呈斜狀，并澆灌了水泥，軍人可以開著摩托車巡邏。而與之相反的是，通往金平、綠春等縣國界線的路多為崎嶇不平的山路，遇到雨季還經常性塌方，只有摩托車可以通行。同時，沿國界線巡邏的路也全部為山路，邊防軍人巡邏完全靠兩條腿走路，萬一遇到緊急情況，我方的機動性明顯要遜色許多。因此，政府應改善國界線附近公路條件，提高我國邊防部隊巡邏機動性能，加強對非法犯罪活動的管控。

第三，增強中越互信，克制民族利己主義心理，聯合管控好邊民的出入境行為。中越哈尼族邊民的跨境犯罪活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兩國邊境管理部門缺少政治互信，在防范和處理邊民跨境犯罪活動持民族利己主義心理。例如，越南在管控本國邊民跨境流動時往往持民族利己主義態度，凡是危害越南利益的堅決查處，而只要不危害越南的利益就采取睜只眼閉只眼的態度。例如對于越南邊民跨境偷盜中國邊民的耕牛，越南邊境管理部門往往不大會對涉案邊民進行嚴厲處理，導致違反犯罪成本幾乎為零。對于其他越南邊民的跨境犯罪活動，只要不危害到越南的利益，越方也往往明顯動力不足。而這種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處理犯罪活動時的民族利己主義心理，導致邊民的跨境犯罪活動難以得到有效遏制。邊民跨境犯罪是把雙刃劍，既傷及中國，亦傷及越南。中越雙方只有相互信任，克制彼此的民族利己主義心理，聯合管控好邊民的出入境行為，方能有效遏制邊民的跨境犯罪活動，也方能保證中越邊境地區社會的穩定。

（二）加快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使邊民擁有更具比較優勢的生產生活條件

在邊疆少數民族國家認同的變化中，生活狀況和生存條件是重要的影響因素。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由于國家實施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哈尼族果角人所在的綠春縣平河鄉的生活水平和生存條件急劇下降。這一時期，云南邊境地區邊民的國家認同受到極大削弱，出現了大規模邊民外逃的現象。[7]就在中國果角人的身邊，就曾經出現過有邊民外逃的現象。①哈尼族果角人雖然沒有像瑤族人那樣大規模外逃，但各村也還是有幾家利用地緣和親緣上的便利搬到了越南果角人村寨居住。由此可以看出，生活狀況和生存條件的下降對哈尼族的國家認同造成了負面影響，并使得他們向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相對優越的境外流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果角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與境外越南果角人相比更顯示出其優越性。在與境外同源民族的比較中，哈尼族作為中國公民的優越感、自豪感和歸屬感不斷增強，他們的國家認同也不斷強化。

邊境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會影響到邊民對于國家的認同，進而對邊境穩定和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由于自然、歷史的原因，我國滇越邊境地區大多屬于經濟發展滯后地區，生活于此的少數民族生活較為貧困。經濟社會發展滯后和生活條件不好將會給邊民的國家認同帶來消極影響，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跨境流動，威脅到邊疆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因此，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加大對邊境地區的投入力度，增加邊民的經濟收入，完善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改善邊民的生活條件，使邊民擁有相對于越南而言更具比較優勢的生產生活條件，從而為邊疆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營造更加牢固的民心基礎。

（三）拓展國家職能，保護邊民在境外的合法權益

隨著邊民跨境流動的日益頻繁，他們越來越希望國家能夠保護他們在境外的合法權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邊民的跨境經濟活動越來越多，但由于國家邊界使得國家法律的實施有其邊界，多數情況下無法跨越邊界為本國國民的經濟活動保駕護航，因而某些人便有可能利用邊界為自己的跨境違法活動提供庇護。平河鄉咪歐村民石嘎嚇在越南經銷三七的過程中，曾賒給了本族人6000元的貨物，但該人賴賬不還。石嘎嚇到越南村寨討還時，倒被該人請來的越南公安關押了一晚，并被罰了2000元的款項。石嘎嚇雖然知道從習慣性邊民通道出入違反了國家規定，但回來后還是向新寨邊檢站反映，希望國家能幫他們討回公道。

這件事說明，在跨境經濟交往中，哈尼族邊民越來越感受到了國家的重要性，并迫切希望國家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多的保護與支持。這實際也在另一層意思上揭示了國家存在的意思，即“國家的誕生是為了向社會或公眾提供公共物品，即那些不可排他占有和消費的物品”。[8]135而如果國家“不能對其國民提供保護他們生命財產安全和滿足他們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質保障，那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就難以對等，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也難以產生?！盵9]在這個案例中，哈尼族邊民“希望看到的國家不應該只是稅收者，而更應該成為能為其提供保護與幫助的庇護者?！盵10]如何切實保護邊民在境外活動的人身安全、經濟利益等，這是國家必然面臨也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國家只有不斷適應邊民的需求，拓展國家的職能，為邊民在境外的合法權益保駕護航，才能更加獲得邊民發自內心的認同，也才能進一步促進邊疆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

注釋：

①綠春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綠春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

[1]《哈尼族簡史》編寫組，《哈尼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哈尼族簡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楊筑慧.婦女外流與西南民族婚姻習俗的變遷[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6).

[3]尹鴻偉.金三角尋求販毒新通道[J].鳳凰周刊,2014(6).

[4]張金鵬，保躍平.云南邊疆民族地區跨境婚姻與社會穩定研究[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1).

[5]Scott,James.C.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Yala University Press,2009.

[6]王孔敬.革新后越南越中邊境民族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J].東南亞研究,2007(4).

[7]何明.開放、和諧與族群跨國互動——以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國家邊民跨國流動為中心的討論[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2(1).

[8]盛洪.為萬世開太平——一個經濟學家對文明問題的思考[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2010.

[9]張錦鵬.歷史遺忘與國家觀念的重建——透視泰國北部美良河村拉祜族的國家認同[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3(1).

[10]盧鵬.經濟交往對中越邊民國家認同的影響[J].思想戰線,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