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現代主義闡釋:蓋爾納民族主義理論試析

呂付華

（1.云南民族大學 人文學院，昆明 650223；2.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昆明 650223）

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主義？民族與民族主義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它們為什么出現？是先有民族后有民族主義，還是有了民族主義后才出現了民族？民族主義的類型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它在未來注定將消失還是將一直存在？這一系列問題看似不言而喻，卻是現代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圍繞著這一系列問題，當代各種理論流派展開了既曠日持久又影響深刻的學術爭論，以致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相關理論“既千變萬化，又難于捉摸”。[1]1而在上述爭論以及諸多對民族與民族主義進行理論闡釋的研究者中，蓋爾納(Ernest Geller)一直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位理論家，其代表作《民族與民族主義》，也因為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民族與民族主義起源、性質和發展的現代主義闡釋，“迄今仍是這個學科最為暢銷與最頂尖的著作”。[2]373故此，在總體而言國內學術界對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研究的探討還不很充分的情形下，本文特對在當代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中具有深刻影響的蓋爾納的相關理論做一概要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夠為國內學界的民族主義研究提供一些啟發和借鑒。

一 因緣際會：蓋爾納創新民族主義理論的背景

正如著名的馬克思民族主義理論家奈恩（Tom Nairn）所言：“個人背景和生活閱歷往往是決定一個民族主義理論家研究什么樣的民族主義以及怎么研究的極重要因素”，[3]127這一觀點尤其適用于蓋爾納。蓋爾納1925年生于法國巴黎，卻在幼年時期隨著具有猶太血統、處于中產階級下層的雙親經由德國遷居捷克，居住在彼時多元文化混雜交融、有著“世界主義之城”名聲的布拉格。在這樣的氛圍中，蓋爾納和父母家人用德語交流，和朋友伙伴們用捷克語談話，而在專門的英語學校里則努力修習英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隨著德國納粹主義威脅的步步逼近，蓋爾納全家逃離捷克遷居英國。四十年代，蓋爾納加入到抗擊德國納粹的軍隊之中，并作為捷克旅的一員，于1944、1945年在北歐前線服役。1945年5月，蓋爾納在布拉格參加了勝利大游行，并在戰后捷克民族解放的重要時刻親眼目睹了捷克社會的巨變和在此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強大力量。[4]正是這些經歷，成為了蓋爾納二戰后思考民族與民族主義問題的源頭活水。

不僅如此，二戰前后，迅猛發展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研究也構成了蓋爾納創新民族主義理論的重要推動力。眾所周知，二戰后，伴隨著全球性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舊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以及一系列亞非拉新興民族國家的不斷涌現，世界各地的人們無不意識到，民族和民族主義政治力量在塑造現代世界的新面貌過程中，顯現出了超過任何一種政治學說的強大力量，以致 “除非與它攜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對，幾乎任何運動或革命都沒有成功的機會”。[5]340因此，民族主義研究從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默默無聞與緩慢發展，一躍而為戰后社會科學研究的焦點。

不過，二戰前后興起、傳播并一度占據著中心舞臺的 “永存主義”與“原生主義”理論范式，卻在民族主義研究發展的大潮中，逐漸顯露出一系列局限和問題。其中，以勞佩拉(Josep R.Llobera) 和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 等學者為代表的“永存主義”民族理論一直堅持民族持久性的觀點，他們認為，現代民族是古老民族的延續，現代人的民族認同深深植根于民族成員的傳統情感和文化之中，因而，即使在前現代社會可能并沒有產生民族主義理論，也不能否定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存在。而“原生主義”則分為三個支系，為高班(Cobban) 和瑞斯(Reiss)等學者倡導的“自然原生主義”認為，民族產生于原始的自然狀態，人們的民族意識普遍存在于各個世代，它們可能被暫時抑制或遺忘，但遇到適當機會必將重新蘇醒；以范登博格 (Van den Berghe) 為代表的“社會生物學原生主義”者則把民族和族群的起源與人類的遺傳機制、本能相聯系，認為族裔和民族都是自然的，它們是血緣群體的擴大，因而民族主義形成的根源在于人類的生物特性；最后，以希爾斯(Shils)、格爾茨(Geertz)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文化原生主義”理論不僅強調個體對于民族群體的信念與感知，而且認為人類對于“既定的社會存在”具有的神圣信念產生了人們對族群和民族強烈的情感和依賴，由此也促生了民族主義?？偠灾?，無論“原生主義”還是“永存主義”，它們都一方面強調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原始性和自然性，即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古已有之、自然形成的；另一方面強調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歷史久遠性，也就是說，民族與民族主義在現代社會之前就已經存在。[6]

顯而易見，如果遵循“永存主義”與“原生主義”的理論觀點，那么歷史上和二戰后的一系列民族與民族主義現象就根本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譬如，如果民族與民族主義在現代社會之前就已經存在，那么為什么直到法國大革命前后，才在思想家的著作與社會宣傳手冊中，正式出現了“nation”這一名詞的現代意義，為什么直到西歐國家紛紛進入現代社會轉型、民族國家建立的關鍵時刻，才在西歐社會中發現了民族主義的普遍蹤跡與強大力量？再者，如果堅持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古已有之、自然形成的，那么究竟該如何解釋二戰后在亞非拉許多新興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創建新的國家與創建新的民族幾乎是同步進行的現象呢？

正是由于“永存主義”與“原生主義”理論范式在歷史和現實解釋中的無力，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現代主義”理論范式開始走上民族主義研究的中心舞臺。后者一反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性和久遠性的基本觀點，堅持從現代性入手解釋民族和民族主義，強調它們是最近兩個世紀以來一系列諸如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城市化、世俗化等現代化轉型過程的產物，從而根本上改變了人們認識與理解民族主義的方式，形成了迄今仍為大多數研究者所服膺的理論范式。

蓋爾納逐漸成為了“現代主義”當之無愧的最主要代表人物。自1964年發表《思想與變化》首倡從工業化轉變對民族主義進行解釋以來，[7]蓋氏七八十年代相繼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闡述自己的現代主義觀點，[8][9]之后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他對民族與民族主義進行了徹底的現代主義闡釋，[10]九十年代以來，又通過多篇論文與著作的補充論證，[11][12]最終形成了一個獨創性理論體系。

二 從現代性解釋民族與民族主義：蓋爾納民族主義理論的邏輯

（一）現代工業社會的興起與民族主義的起源

追隨著涂爾干與韋伯的社會學傳統，蓋爾納提出，若想真正探究清楚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本質，那么必須接受 “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會學二分方法，從現代社會的轉型以及在此過程中發生的結構與功能需求的根本變化出發，“用社會學對其闡釋”。[10]182在他看來，相比于傳統農業社會，從18世紀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現代工業社會在三個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社會和政治結構、文化形式的變化使得民族主義的出現成為了一種必然。

1.工業社會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蓋爾納認為，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以糧食的生產和保管為基礎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出于穩定的需要和防衛的愿望，其既缺乏使經濟不斷增長和使技術不斷革新的基礎，又極其害怕社會流動性的出現。而18世紀開始出現的工業社會，卻是一個必須依靠著經濟增長與技術革新才能不斷生存、發展和合法化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經濟增長與技術革新的要求促成了勞動分工的發達和職業的高度分化，并帶來了高度的社會流動性，由此注定不能“設立起等級和階層的深刻障礙”。[10]34

2.工業社會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按蓋爾納的說法，在傳統農業社會，社會結構具有鮮明的層次性，在這種時代，社會被明確區分為占人口極少數的統治階層與大多數的農業生產者。其中，統治階層掌握著處理暴力事件、維持秩序、壟斷社會官方才智的權力，他們善于強調和突出自身的特權地位，也樂于不斷地在自己和農業生產者之間做出區分，而不關心讓自己的規范與文化讓社會其它階層廣泛接受。相對于統治階級，大多數的農業生產者往往聚集于同質性的地區性群體內，過著一種可能幾代人都待在同一個位置上、缺乏流動的生活。在這些地區性群體內，雖然也會有相對復雜的勞動分工，不過，勞動分工后的專業領域往往差距很大并且難以溝通與流動，每個專業領域都需要從事者畢生的、持久的、完全投入的職業訓練。因此，這種社會的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依靠的是地方社群非正式、一對一直接的技能傳授與培養。

而在工業社會，對經濟增長的持續追求帶動了社會勞動的不斷分化，分工越來越精確、復雜，變化也越來越快。勞動分工造成工業社會人口流動加劇，導致工業社會不斷地突破等級和階層的障礙，進而，促進了一種平均主義的出現。而且，與傳統農業社會不同的是，工業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方式，要求勞動者具有流動性，并要求陌生人之間要能持續、經常和直接地進行交流，還要求人們共享一種標準的習慣用語和必要時可以用書面形式傳遞的精確意思。要滿足這些要求，工業社會只能依靠共同的、非專業化的、標準的一般性培訓。這種培訓，是傳統家族、村落或者部落等地方社群根本不可能提供的，只有現代國家的全民教育體制才能勝任。這時，傳統社會統治階級和大多數農業生產者相互隔絕的社會與政治結構不再可能存續，而統治階層的上層文化與地區性狹小文化互相平行、各自獨立發展的局面也將一去不返。

3.工業社會文化形式的變化。蓋爾納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一方面，統治階層和大多數農業者的文化是斷裂的，找不到一個被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規范的、以文字為后盾的統一文化。另一方面，農業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是一種多樣化的、受地方局限的、沒有識字能力的狹小文化。在這種社會，文化的作用是使社會內部的結構差異得以表達和強化，不可能產生平均主義的期望和理想。而在工業社會中，一般性培訓只有國家才能承受，工業社會的文化是由國家管理和保護的一種有識字能力、由培訓維持的高層次文化。這種文化的顧客遍及整個社會，它使用共通的、標準的語言媒介和書寫體，它保證人們能夠使用不帶個人感情的、不依賴于語境的、就事論事的書面信息進行交流。

總而言之，從傳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變化了的經濟增長方式、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文化形式必然促使現代社會提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要求。在政治上，現代社會要求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可流動的、無社會差別的，因此等級制、封建制遭到一致譴責。在文化上，現代社會要求一種普遍的、同質的、超越地區限制的高層次文化，在這種文化主導下，個人可以在社會中自由流動，消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然而，兩個障礙對現代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需求的滿足構成了威脅。一個來自于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溝通障礙，一個來自于對社會一致性與流動性產生抑制的人類分類原則。在蓋爾納看來，前一個障礙會使假設的、居住在美格洛馬尼亞帝國境內、講盧里塔尼亞方言的尚處于農業社會階段的盧里塔尼亞人，與已經進入到工業比較發達階段、講美格洛馬尼亞官方語言的美格洛馬尼亞人，形成尖銳的矛盾沖突。而后一個障礙則將在這樣的假設條件下出現：在某個社會中，有一群碰巧膚色是藍色的人群，即使該社會新的經濟已經經歷了很長時間，并且官方政策也比較公正，但藍膚色人群依然固執地堅持在這個社會里占據要么最高要么最低的地位。這時，藍膚色/非藍膚色這一分類原則伴隨著藍膚色這一可辨認的、非隨機性、反社會一致性的特征，將使工業社會面臨最嚴重的威脅。

論證至此,終于可以回答民族主義的真正起源問題了。首先,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縱向上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橫向上各個地方社群之間,是相對穩定和絕緣的,社會流動性的空間很小。其次,在這種社會,充斥著各種受地方局限的、沒有識字能力的狹小文化與流行于統治階層之間的上層文化,其中,上層文化的作用在于區分統治階層與大多數農民,而地方性文化的作用也在于區分社會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地區、血緣、職業和等級差異,沒有人會對促進社會的文化一致性感興趣。因而,在傳統農業社會,“這種社會中的幾乎一切,都妨礙了從文化邊界的角度對政治單位所下的定義”。[10]15而在工業社會,伴隨著對社會流動性與文化一致性的功能需求,也伴隨著工業主義的發展不均衡,社會必然提出它自身的政治、文化要求,以便既能解決美格洛馬尼亞和盧里塔尼亞之間的文化溝通障礙問題,也能解決藍膚色人群的問題。于是,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中,民族主義便應運而生。它通過把民族界定為文化單位,通過把族裔的疆界和政治的疆界合一從而建立民族國家,通過在民族國家中壟斷合法教育從而普及一種統一的高層次文化的方式,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單位和文化單位必須一致的問題。這正是蓋爾納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開頭就提出“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10]1的根本原因。

（二）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實質

厘清了民族主義的起源，則民族主義與民族的實質也隨之呼之欲出。蓋爾納認為，隨著工業化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的地方和群體接受，現代社會必然需要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理論或者意識形態，它要求：政治的單位應該與文化的單位一致。為使文化與政體一致，這種政治理論或意識形態必須致力于讓文化擁有自己的政治屋頂。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或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是一種關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10]2

而所謂文化單位——統一的、定義明確的、由教育作后盾的，構成人們自愿并往往熱情認同的近乎唯一的一種組織單位——實質上就是民族。而所謂政治單位——社會中掌握著合理使用暴力的壟斷權力的那個機構——實質上就是國家。

在上述定義下，蓋爾納進而認為：是工業社會促成了民族主義時代的來臨，而民族主義又造就了民族，建構了民族國家，使得工業社會的運行得以可能。這正是當代大多數持現代主義立場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共有的基本判斷：“民族主義并不是強加同質性，然而，客觀的、必然的規律必然帶來的同質性，最終會以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盵10]53

（三）民族主義的類型和未來

如果說民族主義起源于現代工業社會的結構和功能要求，那么現代工業社會不均衡的發展與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必然導致出現不同類型的民族主義。按照蓋爾納的思路，根據權力、教育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組合，現代世界必將出現造成民族主義或者抑制民族主義的八種社會類型：①“典型的前民族主義”社會類型。②“非典型的前民族主義”社會類型。③“沒有族類區分的早期工業主義”，英、法兩國是其典型代表。④“成熟的、同一的發達工業主義”社會類型。⑤“傳統的、自由的西方民族主義”社會類型，19世紀的意大利和德國的國家統一型民族主義就是此類典型。⑥“哈布斯堡王朝傳統的民族主義”社會類型，匈牙利與巴爾干半島國家是其代表。⑦類似俄國“十二月黨人革命的、但并不信奉民族主義”的社會類型。⑧類似猶太人散居式民族主義的“散居國外者的民族主義”社會類型。

通過對現實世界的抽象，蓋爾納不僅對“民族主義”的不同發展類型做出了歸納，與此同時，通過這些歸納，研究者還能直截了當地看出在蓋爾納眼里，出現還是不出現民族主義所取決的條件，以及民族主義的未來。顯然，隨著工業社會的向外擴張和全球征服，現代化的潮流席卷了世界的各個角落，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可能是：全球的大多數國家都會進入一個發達的、可能在某種意義上也已完成了工業主義的時代。這時，民族主義還能成為一種社會主導力量嗎？

對于這個問題,霍布斯鮑姆相當肯定地認為:“民族或民族主義的確已過了其鼎盛時期。黑格爾說,智慧女神的貓頭鷹會在黃昏時飛出。如今它正環飛于民族與民族主義周圍”。[13]224然而,蓋爾納并不認可這種說法。對他來說,工業文化的本質決定了“可以期望晚期工業社會成為一個民族主義僅僅以一種淡化的、毒害程度較輕的形式存在于其中的社會”。[10]60而蓋爾納之所以認為民族主義將長期存在,主要有兩個理由:①雖然工業生產、科學背景、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和全球化、人類持續不斷的接觸和交流,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全球性文化趨同現象,“但人類生活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之間的交流仍然會很大,需要分別對待,因此就會有獨特的文化－政治單位”。[10]157②發達工業社會不會去硬性對抗民族主義對政治單位和文化保持一致的要求,它會在有文化差異的地方,尊重文化差異。

三 現代主義的創新及其限制：對蓋爾納民族主義理論的反思

（一）蓋爾納的理論貢獻

毋庸置疑，蓋爾納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現代主義闡釋，在多方面對民族主義的理論發展做出了貢獻。首先，蓋爾納對民族與民族主義做出了最具創造性的解釋，這些解釋已被普遍認為是民族主義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此，無論是他的贊同者還是批評者，都一致認可他的成就。如當代民族主義理論家麥克龍（David McCrone）認為：“簡而言之，民族主義的現代研究始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厄內斯特·蓋爾納，……在現代學術與爭論中，還沒有任何著作帶來的影響能夠超過蓋爾納的著作”。[14]64再如，蓋爾納的學生與批評者、族群象征主義的代表人物史密斯（Anthony Smith）也認為，蓋爾納的理論是“試圖對無所不在的民族主義現象進行最復雜而獨創的理解的嘗試之一”。[6]27

其次，蓋爾納的理論無論在視野、細節還是解釋模式上，都超越了前人與同時代人的理論。如同其夫子自道——“我的理論是從對那些顯著存在但卻沒有被認真考慮的現象的概括開始，繼而把它們和十九世紀以來有關社會轉型的資料數據放在一起嚴謹推理，最后再來解釋這些現象”[15]98那樣，蓋爾納的理論既能對絕大多數的民族主義現象做出自己的解釋，又在解釋中能夠做到邏輯一致和自圓其說，因此，它才被認為是“對于為什么民族主義構成了現代性必不可少的要素以及民族主義為什么成為現代政治合法性最顯著的要素提供了明晰而又有說服力的解釋”。[16]191

最后，蓋爾納的研究方法也具有開創性。一方面，與“原生主義”與“永存主義”等民族主義研究前輩相比，蓋爾納一反他們從民族主義的情緒出發從而忽視實證研究和理性思考的做法，堅持對民族主義進行比較客觀、較少情緒化色彩因而更富于實證和經驗的理性分析。另一方面，蓋爾納從不盲從于“現代主義”陣營中的同輩學者，他反對諸如凱杜里(Kedourie)等從歐洲啟蒙思想家的學說出發尋找民族主義基本根據的理論策略，認為這種策略不僅徒勞而且往往誤解民族主義的真正起源，從而提倡從人類社會的現代性轉變入手探尋民族主義的本質和起源。因而，蓋爾納的論證被認為是“對保守主義與世俗理性主義的成見進行了顛覆?！盵16]192

（二）蓋爾納理論的局限

自然，在蓋爾納對民族主義的理論解釋獲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招致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概括而言，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蓋爾納的理論太過功能主義。正如上文所述，對蓋爾納來說，民族主義之所以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中出現，是因為它發揮著使政治單位與文化單位一致的重要功能，沒有它，工業社會就無法正常運轉。換言之，蓋氏用工業社會的功能需求來解釋民族主義的根源。對此，有學者批評：“蓋爾納的論證突顯了功能主義推理的所有缺點——在其中，結果總是先于原因，事件和過程的發生被難以置信地完全置之于人類行動者的理解之外，而超個體的、整體的單位總是心照不宣地被召喚來完成解釋工作”。[16]204因而，用民族主義發揮的功能來解釋它的出現，并不能讓人完全信服。

2.蓋爾納對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關系的論證有缺陷。首先，有學者指出，蓋爾納無法說明為什么一些民族主義運動會發生在一些從沒有經歷過工業化的亞非國家。其次，還有學者提出，一些國家遠在工業化之前150—200年間就已經出現了民族主義。[3]139這些都說明蓋爾納的論證過于武斷。

3.蓋爾納的理論無法解釋一系列諸如族群紐帶、記憶和認同等元素和民族及民族主義之間的復雜關系。蓋爾納的現代主義立場使他近乎偏執地堅持工業社會促生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的基本觀點，因此，他從根本上否認民族在現代之前就已廣泛存在的觀點，并視族群紐帶、記憶和認同等為“偶然的、無關緊要的”[17]369文化現象。對此，以史密斯為代表的“族群—象征主義”給予了激烈批評，他們既不同意蓋爾納有關民族是現代產物、民族是由民族主義造就的判斷，也強烈反對蓋爾納輕視族群紐帶、記憶和認同等的傾向。在他們看來，不僅“從遠古時期，從古老的蘇美爾和埃及有文字記載開始，就能夠找到民族，自那時起它就主宰著每一個時代的政治生活”；[18]40而且，他們認為，如果不重視對族群紐帶、記憶和認同等的研究，就根本無法說明，為什么人們會如此熱切地認同于一種發明出來的高級文化（民族主義）甚至能為它不惜犧牲自己？[1]

4.蓋爾納的理論過于一般化和抽象，并有一定的“歐洲中心論”傾向。這正如莫澤利斯批評的那樣，對于紛繁復雜、充滿了歷史多樣性的民族主義現象，蓋爾納一味采取抽象的理論分析，而沒有結合更多的歷史事實進行實質性的論證，難免陷入理論的泥沼從而招致其他學者基于史實的攻擊。此外，蓋爾納的理論建構，主要是基于對歐洲尤其是西歐國家的分析之上，蓋爾納很少把非歐洲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現象納入自己的理論視野之中，這既使得他的研究難逃“歐洲中心論”的窠臼，也使得他對民族主義的解釋在適用范圍上大打折扣。[19]

四 結語

最近十幾年來，在西方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領域，一再涌現出對蓋爾納民族主義理論進行研究和解釋的熱潮。這種熱潮既說明了民族主義在今日世界中仍發揮著難于估量的影響，也說明面對著當下復雜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現象，“我們仍應不斷地閱讀蓋爾納”[2]371，從而在積極地汲取當代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推進我們自己的民族研究，這正是本文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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