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紙牌屋》翻譯中異質文化的跨文化闡釋

王 碩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外國語學院，濟南 250103）

小說《紙牌屋》翻譯中異質文化的跨文化闡釋

王 碩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外國語學院，濟南 250103）

如何使目標語讀者在了解源文異質文化的同時得到順暢的閱讀體驗，填補譯出語與譯入語之間的文化缺省，使譯文符合目標語讀者的認知及文化心理結構，是翻譯實踐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文章以中文版《紙牌屋》的翻譯為研究對象，認為通過跨文化闡釋的方式能有效解決源文異質文化的譯介問題。

《紙牌屋》；翻譯；異質文化；跨文化闡釋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翻譯與文化緊密相關。翻譯之難，不僅在于要相對忠實地在語言層面將源文本的語言翻譯成目標語的語言，更體現在如何處理源文本中呈現的異質文化，讓目標語讀者既能接觸到新鮮的異質文化，又不會因文化障礙對源文本感到疏離，失去閱讀興趣。本文以《紙牌屋》中文版為研究對象，探討通過跨文化闡釋的方式解決源文本中異質文化的翻譯問題。

一 異質文化的翻譯與跨文化闡釋

關于源文本中異質性的處理，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認為,翻譯應該為譯入語文化帶來差異?！安町愑^念”是一種文化創新，是譯入語文化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異質性的方式。[7]然而，另有學者認為，源文本中的異質因素需要采用“歸化”的方法尋求目標語的接受。在“文化全球化的情勢下，異質文化的輸入和異化翻譯只能以原質文化群體的接受視域，符合原質文化的認知思維，審美和語理語性為前提下進行?！盵5]

王寧教授從翻譯的闡釋學傳統出發，認為翻譯行為亦應當被看做是一種跨文化闡釋行為。就翻譯本身而言，它既有純粹語言轉化的功能，也有跨文化意義上的闡釋功能，要適當把握闡釋的度：一方面，翻譯不可做過度的闡釋，否則就脫離了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范疇；另一方面，過于拘泥于源文和譯文形式和語言的對等與“忠實”，難以從整體上將源文本中的文化現象在譯入語中體現。[8]因此，筆者認為，針對中國具體的文化語境,宜采用跨文化闡釋的策略，而不是僅拘泥于“歸化”和“異化”。

二 《紙牌屋》①的翻譯背景

英文版《紙牌屋》②（源文本）作者邁克爾·道布斯爵士為英國政治家，畢業于牛津大學。1975年步入政壇，從為保守黨議員撰寫演講稿開始嶄露頭角，歷任撒切爾政府幕僚長、英國前保守黨副主席等職，深諳英國政壇之道。House of Cards 即以英國政壇為背景，講述了黨鞭長弗朗西斯·厄克特用自己掌握內閣和黨內人士隱秘的優勢，利用政治記者瑪蒂·斯多林在媒體上大做文章，最終搞垮所有對手，問鼎權利頂峰的故事，其首版即大獲好評。

中文版《紙牌屋》出版之后，卻引來讀者頗多微詞。有位讀者寫了一篇《翻譯這么糟糕，譯者你知道嗎？》的帖子，引來不少網友圍觀。這位讀者舉例稱，比如第一章中查爾斯·科林格里奇對酒保說的“你自己再來一杯，我請，好兄弟”這句話，譯者就翻譯得過于直白，像是用Google翻譯的；這句話聯系上下文翻譯成“哥們，也給自己來一杯吧”更為貼切。他說：“整體翻譯完全喪失了英文版冷峻的風格?！?/p>

對此，譯者何雨珈做出回應稱，源文的諷刺和隱含語氣很強烈，她的初衷是為讀者傳達這種感覺?！拔以瓉硎呛苡憛挿g腔的，但是道布斯的文字有自己的特點，我要把原有的意思說清楚會加入很多的文字。最后決定，還是直譯吧，留給讀者自己去想?！焙斡赙焯寡裕骸胺g中最困難的是以我還不算老套的譯體來傳達出原作的精髓。③

三 小說《紙牌屋》翻譯對異質文化的跨文化闡釋

一部翻譯作品的完成，不僅受到譯者翻譯思想的影響，亦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美國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菲弗爾將操縱文學翻譯的基本力量歸納為三種：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Ideology,Poetics,Patronage）。[9]鑒于本書暢銷小說的定位，贊助人（或出版商）作為翻譯的發起人，需要考慮市場和讀者的因素。因此如何處理異質文化，尋求目標語文化的合作和接受，也是譯者在作翻譯選擇時，除了保留原作遣詞造句的風采之外，需要考慮的因素。下文將結合《紙牌屋》的翻譯實例，從梳理譯者是如何在處理小說中的異質文化方面，進行跨文化闡釋的。

（一）原作風格異質性

《紙牌屋》源文本的語言平靜、幽默、沉穩，遣詞造句老練而又克制,諷刺而不失優雅。例如，主人公弗朗西斯每次與女記者斯多林談話，總喜歡在談話結束時說 “You might think that； I couldn’t possibly comment”(你可以這么說，但我不可能發表任何評論)，實則是引導女記者在報紙上大做文章。這種引而不發，點到為止的語言就像拋給觀眾一個智力問答題，要靠觀眾動腦去參與這場聰明人的游戲。

除了含蓄沉穩之外，源文語言也極盡冷峻嘲諷之能事。在這點上，譯文也做到了源文諷刺筆法的再現。例如，譯文中有一句“所有內閣成員都被稱為‘正確的值得尊敬的紳士’” 。[9]188乍看“正確的值得尊敬的紳士”這個翻譯很突兀，英文源文為“Right Honorable Gentlemen”,一般應翻譯為“某某閣下”，這點譯者亦在腳注中點出，但為何棄之未用呢？原來，這句話的下一句就是：“這個稱謂里，只有三點是錯誤的…”讀到此即可發現，譯者將 right honorable gentlemen 這三個詞逐個直譯出來，才能讓讀者體會出作者辛辣的諷刺意味。另外，源文中佩妮故意將“Grant&Jones（直譯應為格蘭特&瓊斯）”公司說成“Grunt &Groans”公司：grunt 漢語意為“咕噥，呼嚕聲”,groan 為“呻吟、抱怨”。譯者將“Grunt &Groans”公司處理為“咕噥特&窮嘶”公司，既體現了音韻的相似性，又生動地保留了佩妮的辛辣諷刺。

因此，對源文語言風格一致性的保持，即為譯者承認及力圖再現源文異質性的一個例證。

（二）源文文本跨文化闡釋

翻譯不僅是不同的語言間的轉換，更是這些語言背后的不同文化的溝通。在一種文化中不言而喻的東西，在另一種文化中或許就需要解釋。因此，在直譯之外，譯者還對源文的異質性文化做了跨文化闡釋。

1.腳注

直譯保留了源文的異質性,但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必然會遇到閱讀或理解障礙。因此,在直譯的基礎上加注釋是解決異質文化差異的一個跨文化闡釋方法。本書中,譯者作出的腳注共有59處之多（其中僅涉及政治術語就有13處,圣經及西方歷史風俗又有13處）。例如,文中出現一個民意調查的術語為“主要社會階層是A和B”。在原作者語境中,A和B代表何種社會階層無需解釋,但不了解英國選舉制度細節的人就會不明所以。另外一些政治術語,如“黨鞭長”（chip whip）,“出口民調”（exit poll）等,譯者也做了腳注以便于讀者理解其內涵。

在涉及到西方文化的地方，譯者也采用了直譯加腳注的方式，彌合了不同文化間的鴻溝。如 “He had developed no new ideas and his only philosophy is to cross his fingers…”[1]22中，譯者將“cross fingers”直譯為“交叉手指”，又在注釋中說明，其意為“期盼好運”；“你可是橋上的荷雷西奧啊”沒有用釋義法譯為“孤軍奮戰的勇士”，而是在腳注中介紹了荷雷西奧的故事，從而讓讀者自己得出弗朗西斯的話外之意。而如果采用異譯的方式，弗朗西斯的學識、黨鞭長語言的文采、含蓄就無從展現了。此外，西方文學作品受到《圣經》潛移默化的影響，經常會出現《圣經》人物及典故。由于原作者面對的首先是英語讀者，他們有共同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背景，因此這些典故和人物對西方讀者來說無需解釋。但鑒于中國讀者的文化背景，譯者在涉及到《圣經》的地方，都加了腳注，如“摩西”“圣路加”“巴拉巴”等。另外，一些與宗教有關的名詞，如“神斷法”，譯者也做了注釋。

譯者做注釋的一個特點是，根據自己的知識面和對目標讀者的把握，決定哪些內容需加注釋，充分發揮了能動性：如“他們如同進行宗教儀式一般，將注意力轉向電視新聞屏幕，聆聽起阿里斯戴爾·伯奈特爵士那熟悉的聲音?！盵10]25如果不解釋伯奈特爵士為何人，就不能充分理解這句話的用意。當然也有一些耳熟能詳的政治人物，如撒切爾夫人，就沒有加注釋。另外一些政治人物，如威靈頓將軍，勞合·喬治，讀者可能有所耳聞，但譯者對其具體事跡也解釋了一下。

譯者做注釋的另一個特點是，根據語境決定注釋的內容。如“科林格里奇的受歡迎程度大概和一只蛔蟲差不多，支持率比聲譽受挫時期的安東尼·艾登還低?！盵10]114這里涉及到支持率的問題，所以譯者不僅解釋了艾登為何許人，還解釋了艾登支持率低的原因。有些不涉及語境的問題，所做注釋就簡潔地一句話帶過。如“您就像聽馬勒的交響曲那樣好好聽著吧?！盵10]154，僅解釋了一個馬勒是一位“奧地利音樂家”。但也應注意到，有一些注釋，如“敦刻爾克”“銀行征信” “克格勃” “姜餅屋”等，筆者認為應該屬于《紙牌屋》目標讀者正常的知識面范疇，不屬生僻，也就沒有加注釋的必要了。

2.加譯

除了腳注之外，譯者還用了加譯的方式進行跨文化闡釋。例如，“我覺得你就跟山那邊拯救了盟軍的第七騎兵團似的?！盵10]73源文為“…like the Seventh Cavalry over the hill.”[1]75中文版中，譯者將參與美國歷史上很多著名戰役的美國陸軍騎兵團的故事解釋了出來，運用加譯的方法彌補了源文文化信息的不足。

加譯的另外一個例子：“He knew he was close to tears,too,and felt no shame.”[1]178

譯文：“他知道自己的眼淚也快要奪眶而出了，他毫不為此感到羞恥。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啊?！盵10]166譯文的最后一句“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就是譯者加譯的一句中國俗語。

3.補充文化缺省

文化缺省即交際雙方在交際過程中對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識的省略。由于中西文化的差異，譯者需要自覺地體察出文化缺省，并加以補充，以避免跨文化交際的障礙。例如，原文中有這樣一句“當然，并不是說這一點就能給蘇格蘭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們覺得這整件事情都是發生在另一個國家的鬧劇?！盵10]224對蘇格蘭的歷史背景不熟的讀者可能會疑惑，為何說是發生在另一個國家的鬧劇呢？為了彌補這一文化缺陷，譯者給出了解釋：“蘇格蘭獨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遺留問題和該地人們強烈的政治訴求”。

當讀者和作者達不成默契，出現認識上的鴻溝時，譯者便應該發揮橋梁的作用。如作者受其自身教育經歷、學識、工作背景的影響，對政治術語或現象的旁征博引已成為日?？陬^表達的一部分。這時，譯者應該彌補讀者和作者在知識背景上的差距。如馬蒂在勸說報社老板刊登她的新聞時說，“可能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那種級別的事情?！盵10]240對于非新聞專業從業者來說，對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為何人并不熟悉，也就無從理解他們那種級別的事情到底為何種級別。因此譯者特意介紹其二人為揭穿“水門事件”的兩位記者，讀者也就對這種新聞的“級別”和轟動程度有所了解了。

4.具體措辭的歸化處理

在措辭上，譯文中很多地方都歸化地譯成中文成語或俗語，如“一條繩上的螞蚱”“小心駛得萬年船”“包打聽”“傳到橋頭自然直”塞翁失馬，焉知非?！薄皾櫸锛殶o聲”“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等。

有的地方譯者也選擇了一些中國特色的詞語、方言：例如“… he was something of a protégé for the elderly statesman ”[1]39“protégé ”原意為“門徒、被保護者”，此處譯為也算是在老人“護犢子”的范疇之內?！白o犢子”即為東北方言。另外，“勞什子”這個北方方言在文中出也現了4次。

然而，文中的有些歸化處理也有不對等之處。例如，一處譯文為“女王陛下的這位首相通常顯得十分溫良恭儉讓。[10]81”英文原文為“ The normally suave exterior of Her Majesty’s First Minister…”[1]84“suave”一詞意為“溫和的、和藹的、文雅的”。用“溫良恭儉讓”這個出自《論語》的極具中國特色的詞匯來形容一位英國首相，這一歸化譯法就不適合譯者想要塑造的異質性。

（三）跨文化闡釋中譯者的操縱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當中，譯者不再處于“隱形”的地位，文中的多處翻譯都體現了譯者站在讀者的立場，有意或無意地利用自己的知識面、同理心或是自身文化修養對源文中異質文化的處理和操縱。

1.譯者知識面對跨文化闡釋的作用

例如，譯文“常常隨心所欲地駕駛著這輛汽車飛馳在新森林地區的小路上，‘高興得像披著粉紅皮囊的小蟾蜍’?！币痪渲?，“高興得像披著粉紅皮囊的小蟾蜍”看似是一個普通的比喻，而譯者對此專門做了注釋，稱此句“出自動畫片《伊老師與小蟾蜍大歷險》”。這體現了譯者的文化敏感性，不僅在文字層面完成相對“忠實”的翻譯，也利用自己的知識面將隱含在原作中的文化信息傳遞出來。

又如，譯文“而且，根據一位前首相的經驗之談，可能將一個已經身處困境的人推向憤怒和絕望的巔峰的考驗，就是‘事件，親愛的，大事件’”。[10]111“事件，親愛的，大事件”是引用的一句話，必有出處，因此譯者專門做注釋稱，“事件，親愛的，大事件”出自英國戰后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之口。這就對于讀者涉獵異質文化知識起到了幫助作用。

2.譯者個人文化修養對跨文化闡釋的作用

譯者的個人文化修養影響對譯文語言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作為掌握中英兩種語言的譯者，同時受到中西文化浸潤，在遣詞造句之時，即受到西方語言文化影響，又體現其中國文化背景。例如，譯文“他則塵歸塵,土歸土，下了葬?！盵10]111中，“塵歸塵、土歸土”一句就是受《圣經》語言的影響。

譯者在遣詞造句上體現中國文化特色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 “這時候你可以安靜地坐著,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10]110“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這句話就來自《紅樓夢》甄士隱的《好了歌》。

3.譯者對目標讀者的認知對跨文化闡釋的作用

譯者作為第一位讀者，應該站在讀者的立場上，預測讀者在哪些方面會有困惑，哪些地方會存在跨文化知識的不足，要“體貼”地先想一步。如“我們預測一下吧，年輕的米基·塞繆爾將會以微弱優勢領先?！盵10]199前文中提到了邁克爾·塞繆爾這個人，讀者可能會疑惑，米基·塞繆爾為何許人？譯者就做出了解釋：米基是邁克爾的昵稱。

同時，譯者還需要考慮目標讀者的認知習慣。例如，在談到佩妮的身高：five feet ten 時，譯者翻譯成“她高約一米七”。如果將“feet”，即英尺直接翻譯過來時，漢語讀者對英尺有多高一般沒有直觀的概念，但歸化成一米七，就明白了。

綜上所述，源文本中異質文化的翻譯過程，也是異質文化和目標語文化的博弈過程。在全球化背景下，目標語文化對異質文化的進入呈現包容和開放狀態，但異質文化進入目的語文化的過程中，也會遭到目標語讀者一定程度排斥。因此，在處理源文異質文化時，譯者既要體現源文的異質性，實現相對“忠實的翻譯”；又要做符合目標語讀者文化及認知結構的跨文化闡釋。這需要譯者發揮主體作用，在對異質文化的拒絕或接受中尋求平衡。

注釋：

① 本文的研究文本為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紙牌屋》,目前中文版《紙牌屋》僅此一個版本.

② 在提供給中國版權方的文本中,作者在已出版的原著的基礎上做了一些增刪改動.

③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4/0228/c14677-24489869.html.

[1]Michael Dobbs.House of Cards[M].London: Harper,2007.

[2]Munday,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London: Rouledge,2001.

[3]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

[4]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Vanity Fair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5]包通法.跨文化翻譯中異質文化“本土化”接受視域厘定的哲學思辨[J].上海翻譯,2005(4).

[6]李楓,田德蓓.解構還是重塑:對韋努蒂翻譯理論的再思考[J].中國比較文學,2012(4).

[7]劉微.翻譯與解釋——勞倫斯·韋努蒂訪談錄[J].中國翻譯,2013(6).

[8]王寧.翻譯與跨文化闡釋[J].中國翻譯,2014(2).

[9]查明建.文化操縱與利用:意識形態與翻譯文學經典的建構——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翻譯文獻為研究中心[J].中國比較文學,2004(2).

[10]邁克爾·道布斯.紙牌屋[M].何雨珈,譯.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

[責任編輯 自正發]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eign Culture in House of Cards

WANG Sh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Ji'nan 250103,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regard to ways of enabling target readers to have a smooth reading experience while acquainting them with the foreign culture of the source text,and thus fills up the culture ga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 and also makes the translation fits target reader’s cognitive and culture psychology structure.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ouse of Cards and finds out that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s an effect way of translating the foreign culture of the source text.

House of cards； translation； foreign culture；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C913.9

A

1008-9128（2015）06-0103-04

10.13963/j.cnki.hhuxb.2015.06.026

2014-11-24

王碩（1985-），女，山東東營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跨文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