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1933 第七章：左翼立場與批評富家女婿

文 郝慶軍

魯迅在1933 第七章：左翼立場與批評富家女婿

文 郝慶軍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文壇，至少存在三股文學勢力。

一股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力量，主要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數眾多，影響力大，是文壇的主流和中堅；一股是標榜“民族主義文學”的右翼文學勢力，由國民黨政府培植，領導人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分管宣傳部門的潘公展，雖然口號和聲勢一時較大，但旋生旋滅，飄忽不定，文學成績和影響比較弱小，最終走向沒落。這兩股文學力量曾針鋒相對，在上海文學場域中勢不兩立，斗爭得很厲害，但后來因后者的難以為繼和中途衰落，反而使得左翼文學更加旺盛。

除此之外，上海還有一股重要的文學力量，無黨無派，文學史上稱作“自由主義文學”派，有的教科書稱之為“民主主義文學”。其實這股文學勢力比較龐雜，根本無法分類。有的標榜自己走中間道路，不左不右，甚至自稱“第三種人”，如蘇汶、胡秋原等人；還有的扎扎實實搞創作，一心一意營造“希臘小廟”，如沈從文等人；另外，像巴金、老舍等人思想和創作傾向于民主思想，思想上接近左翼文學，但與左翼作家完全不是一類人。因此，這部分作家比較復雜，成分較為多樣，有的與左翼人士親近，有的則與國民黨文人有交情，情況不一。

1933年的魯迅就處在這三股文學勢力錯綜交織、互相聯系又互相斗爭的氛圍之中。3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國際情報中心，租界縱橫，商鋪林立，大商人云集，外國人很多，工商政學各界互相滲透，國共雙方纏斗不已，美蘇勢力也在此攻防較量。上海猶如一個大舞臺，各方人士，形形色色，臺前幕后，川流不息，串演各類大戲，因此，魯迅周圍人事關系之微妙，人心之復雜，形勢之嚴峻確實是前所未有。

盡管如此，以魯迅的眼光和修養，他并沒有因為上海情勢的復雜——按他的說法是“如隔帷幔，幽明莫辨”——而喪失判斷力，而是更加堅定自己的左翼立場和文學觀念：對一切壓迫者和壓抑機制用各種靈活的方式，尤其是用他的如椽巨筆進行揭露和抨擊。

所謂“左翼立場”，就是始終站在被壓迫和被奴役者的角度思考問題，努力從社會現象中發現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差異，揭示造成這種差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原因，最終發現其間的隱秘機制，換言之，就是站在受到奴役和壓迫者的立場上想問題，寫文章，做事情，以揭示社會矛盾，喚醒廣大民眾，企圖改變社會結構，建立新的秩序。

這里需要分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魯迅所持“左翼立場”并對壓迫者和壓抑機制的揭露與抨擊，往往不是主動出擊，橫刀亂砍，多數情況下是被動性的，應變性的，甚至是反抗性和回擊性的。也就是說，魯迅的那些犀利雜文所批評的人和事，不是有計劃而為，而是無準備應戰的結果。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的應戰是倉促的、急就的、無力的，相反，魯迅的批評文章一旦寫就，那就是非常有力的回擊，往往切中要害，一擊制敵。

在本文我們重點分析一樁公案，通過展示魯迅批評富家女婿邵洵美的前因后果，來觀察魯迅的文學立場和他的論戰策略，分析上海30年代復雜的人際圈子構成，客觀評價這場只在1933年一個多月間發生的論戰為何卻影響半個多世紀的中國，為何這場論爭至今還回響不已，漣漪不斷，其間牽連了多少文學與商業、文化與政治、命運與人情之間的復雜糾葛。

一

邵洵美是一位文學公子哥，魯迅是一位嚴肅的文學老人，他們原本沒有什么交集。從年齡上看，1933年邵洵美僅僅27歲，魯迅52歲，差著整整一代人，怎么也不會產生對話關系。從文學趣味來看，邵洵美無疑是喜歡時髦的現代派，崇尚英美文學，魯迅是現實主義文學的開路人，正對蘇俄文學理論感興趣。從圈子來看，邵洵美與徐志摩、胡適等紳士名流交好，關系過從甚密，魯迅與一幫苦哈哈的窮作家和貧困文人如柔石、馮雪峰玩在一起，完全是兩個生活圈子，應該是井水不犯河水。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魯迅和邵洵美之間都不應該起沖突。

但是，那是30年代的上海，人稱“是非之地”、“東方魔都”，摔個跟頭都比別的地方疼好幾倍。邵洵美喜歡到處招搖，是個愛出風頭的頑主，魯迅最看不慣有錢人盛氣凌人、氣貫長虹的樣子，看見富家子弟弄文章就生氣。一旦遇到什么小摩擦，立刻會擦出火花，怒火“蹭”地一下就著了。

其實，有錢并沒錯，繼承祖業獲得榮華富貴也不是惡德，何況邵洵美喜歡撒錢，把錢用在文學事業上，并非錯事。關鍵是他太年輕，不懂人情世故，更不知道共產黨和左翼思想是不容他那副“有錢就任性”的嘴臉。魯迅不敲打他，也會有其他人敲打他。

邵洵美（1906-1068）是浙江余姚人，出身官宦世家，晚晴著名官僚和實業家盛宣懷是他的外祖父。早年留學英國讀書，未完成學業回國后，娶了自己的表妹——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為妻，舉行了轟動全上海的盛大婚禮，從盛氏家族中繼承了一筆不菲的財產，因此被稱為“富家女婿”。邵洵美喜歡寫詩，崇拜古希臘女詩人薩福，在上海開了金屋書店，出版雜志《金屋月刊》《十日談》等，提倡唯美主義文學，著有詩集《花一般的罪惡》等作品。

邵洵美

邵洵美的詩歌成就當時并不為人矚目（后來被海外學者李歐梵等人發掘出其文學價值，李著《上海摩登》辟專章介紹邵洵美），最為文學界津津樂道的是他的慷慨大方、他的摩登時尚和他樂于資助文學創作和文學同道。不用說，他周圍肯定有一幫人圍著。

據盛佩玉著《盛氏家族、邵洵美與我》一書中披露，與邵洵美交好的朋友有幾十人，著名的有：徐志摩、張禹九、郁達夫、滕固、章克標、張若谷，還有畫家劉海粟、聞一多（不知怎的，盛佩玉把詩人聞一多當成了畫家）、張光宇三兄弟及汪亞塵、丁悚等。1929年，徐志摩主持的新月書店招股，邵洵美便入了股，加入了新月社，與胡適、林語堂、羅隆基、沈從文、潘光旦、全增嘏、葉公超、梁實秋、梁宗岱、曹聚仁、余上沅、方令孺等人交往，因為在光華大學代課，也認識了徐遲、徐圩和趙家璧等人，因此，邵洵美的周圍圍繞著一幫上海名士和文人，于是他便有“文壇孟嘗君”的美譽。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邵洵美也曾經救濟和幫助過上海左翼文壇的窮作家。1927年，夏衍中斷學業從日本回到上海，比較窮困，當時手里有一部日本作家廚川白村《北美印象記》的翻譯稿，他托人介紹給邵洵美，邵洵美看到稿子后當即預付稿酬，夏衍生活有了著落。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夏衍曾關照過已經落難的邵洵美一家，恐怕也與此有關。

也有材料說，1931年2月，包括左聯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李偉森在內的24位中共地下黨員被國民黨當局秘密處決。胡也頻的愛人丁玲帶著嬰兒回湖南避難，邵洵美通過沈從文贈送丁玲很多錢充當路費。

上述兩則故事盡管基本都是當事人家屬的會議，缺乏第三方有力材料的支持，但從邵洵美的慷慨個性和愛惜人才的秉性來看，可信度較高。但這并不說明邵洵美愿意幫助左翼人士，因為夏衍回國之初，并沒有人知道他是共產黨，而邵洵美資助丁玲，完全是因為沈從文的緣故，沈從文與邵洵美都是徐志摩的朋友。

但無論如何，邵洵美是看不起左翼作家那幫窮文人的，這是他的出身與身份使然，也與他的人生觀和文學觀相一致。這也為他與魯迅的交鋒埋下了伏筆。

魯迅與邵洵美的第一次見面應該是在1933年初，英國作家蕭伯納訪問上海的見面會上。

這一年的2月17日，魯迅接到蔡元培派人送來的信，請他到宋慶齡的宅邸參加歡迎蕭伯納的招待會。當時，魯迅已經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會員，宋慶齡和蔡元培是同盟的領導人，魯迅去參加他們組織的活動是理所應當的，何況，魯迅比較欣賞蕭伯納的作品和為人，于是魯迅便搭車趕往宋宅。下午，招待會轉移到“世界學院”的大洋房里，魯迅一并被帶去。這是國際筆會（Pen Club）中國分會組織的另一場歡迎活動，據說是邵洵美出資贊助的。魯迅到場后，這里早就有人等著，魯迅放眼一看，里面有“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五十余人?！傲娼绱笸酢笔侵该诽m芳。那次見面會上，梅蘭芳與蕭伯納進行了交流。

在《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一文中，魯迅詳細介紹了邵洵美向蕭伯納獻禮的場景：“此后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著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里。還有一種，聽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為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據張若谷君后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幾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聽見云。但是，我實在也沒有聽見?！?/p>

從這篇文章的筆調和語氣上看，魯迅對這次招待會是不滿的。一個月后，他和瞿秋白一起編輯出版了《蕭伯納在上?！芬粫?，認為蕭伯納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各種人物的用心和目的。蕭伯納被利用、歪曲和污蔑，正是中國社會的鮮明寫照。

在這次聚會中，魯迅同邵洵美有沒有打招呼或寒暄幾句不得而知，魯迅和邵洵美彼此在會上照了面是不爭的事實。還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在會上，魯和邵彼此之間沒有留下什么惡感或不愉快，也是應該肯定的。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導致魯迅與邵洵美交惡呢？

二

盛宣懷

恐怕還得從盛宣懷財產的發還談起。

1933年4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發文，命令將1928年和1929年間全部查封的盛宣懷在蘇州、常州、杭州、無錫、江陰和常熟的產業全部發還給盛氏家族。這一決定引起社會的議論，其中《申報》上登載了一篇署名丁萌的文章《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提及盛氏家產兩次被沒收、又兩次被重新發還的事情。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江蘇武進人，是晚晴著名的官僚實業家，亦官亦商，是典型的“紅頂商人”，他先后協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開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漢冶萍公司，利用手中的特權，大肆壟斷和尋租，巧取豪奪，集聚了富可敵國的資產，其產業遍布江南江北和重要的口岸碼頭。據史學家統計，盛宣懷聚斂的財產達白銀2000萬兩，成為全國首富。1911年，他被清政府任命為郵傳部大臣，因倡議“鐵路國有”，造成民間抗議的“保路運動”，被清朝革職。辛亥革命后，盛宣懷的資產被民國新政府沒收，后來又被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歸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盛氏家產第二次被國民黨查封沒收，不知何故，1933年再次清理發還。

不言而喻，上述署名丁萌的文章即魯迅化名寫就，發表在1933年5月10日的《申報·自由談》上。

魯迅這篇文章雖然提到了盛氏家產發還之事，也對沒收—發還—再沒收—再發還的做法感到不解，但他的重點并非談盛家的事，而是談政府對資本家壓迫工人的可笑說辭予以嘲諷。國民黨操縱的上海市工會于1933年五一節發表《告全市工友書》稱，“反抗本國資本家無理的壓迫”，魯迅認為這種說辭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無理的壓迫可以反抗，那么有理的壓迫就不能反抗了么？工會這樣說，掩蓋不了他們替資本家著想的意圖，他們無非是要工人“克苦耐勞，加緊生產”。

宋慶齡、魯迅、蕭伯納等在上海

無論是有理的壓迫，還是無理的壓迫，橫豎都是壓迫，都應該反抗。只反對無理的壓迫，不反對有理的壓迫，到頭來，所有的壓迫都會變成有理的壓迫，政府其實就是要求工人都不要反對。魯迅此文的命意在這里，舉盛宣懷的例子，一是因為剛剛發生的新聞，二是讓人對警惕壓迫者的反復無常。

沒想到，這篇文章觸到了邵洵美的敏感神經。

1933年8月，恰逢邵洵美經營的書店出資出版的《十日談》開張，在第二期上，邵洵美發表《文人無行》一文，諷刺起那些沒有飯吃的窮文人來了。

他先劃分了五種文人，然后說：“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p>

邵緊接著又說：“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志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p>

看來邵洵美越說越痛快，最后甚至開始罵人：“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里胡鬧?！?/p>

紳士風度的邵洵美竟然用“這般東西”來概括這群窮文人，確實很過分。要知道，文壇不是你家開的，有錢人能上文壇，窮人也可以在文壇里討生活。

魯迅看了這篇文章之后，立刻寫了《各種捐班》，以“洛文”為筆名，發表在8月26日的《申報·自由談》上。從清朝做官可以用錢買即“捐班”開始說起，話題終于落到了捐“文學家”上——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著什么新花樣。只要開一只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紋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應該代以電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為這才是新時代的美術?！皭勖馈钡娜宋镌谥袊€多得很，而“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就這樣的起來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賣現錢，古董將來也會有洋鬼子肯出大價的。

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

文章始終沒有提邵洵美半個字，但當時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里說的“捐班”，一定指的就是邵洵美?！伴_一只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更是明白無誤地影射邵洵美開辦金屋書店和《金屋月刊》，小報則是《十日談》之類。魯迅暗示說，邵洵美實際沒有多少文學才能，只不過仗著自己有錢，花錢買一個“文學家”的名頭，類似清朝的“捐班”。

寫一篇還不過癮，沒過幾天，魯迅又寫了一篇叫做《登龍術拾遺》的文章，登載在9月1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署名“葦索”。文章以邵洵美的好友、《十日談》的主編章克標寫的《文壇登龍術》為由頭引入，接過章克標文壇不招女婿的話頭，說雖然文壇不至于要招女婿，但女婿是要上文壇的，然后大做文章——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幸，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白髌贰币怀?，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于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但其為文人也，又必須是唯美派，試看王爾德遺照，盤花鈕扣，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而況令閫?？上奶恍?，以至濫交頑童，窮死異國，假如有錢，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龍，也要乘龍，“書中自有黃金屋”，早成古話，現在是“金中自有文學家”當令了。

如果說前一篇文章還比較含蓄，用“捐班”來比照邵洵美用錢給自己封文學家的頭銜，并沒有把事情說破，那么，這篇文章則說得更直接，更入木三分，令人難堪：原來你用來“捐班”的錢還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仗著自己老婆的遺產陪嫁，作為文學資本，不管別人笑罵，厚著臉皮登上文壇的。

客觀來說，邵洵美用誰的錢并不關誰的事，他花自己老婆的錢開書店，出刊物，發展文學事業，也并沒什么可說的，如果沒有前面邵洵美批評和挖苦左翼窮文人為“這般東西”攪擾文壇在先，魯迅這樣說人家，確實有失厚道。但事情就是這樣，邵洵美的《文人無行》惹惱了魯迅，他不得不出來教訓這個無知無畏的文壇公子哥。

問題還不在這里。如果你一槍我一劍地斗一斗，罵一罵，為文壇增點熱鬧也就罷了，沒想到，邵洵美也不是好惹的，他有一幫哥們，魯迅的老對頭新月派人物也在背后為邵洵美撐腰，竟然鬧到了首都南京。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于9月4日和6日，接連登出兩篇文章《女婿問題》和《“女婿”的蔓延》，替邵洵美辯護，指責魯迅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娶不到富妻子，羨慕嫉妒恨，影射《自由談》編輯黎烈文靠報館親戚上位等等。

這當然不算事，關鍵是邵洵美或者是他的朋友后來竟然使出了殺招：他們翻譯了魯迅在日本《改造》雜志上刊登的談論中國監獄的文章，登載在邵洵美等人控制的刊物《人言》上，以期引起當局注意，暗示當局對魯迅提起“軍事裁判”。

事情越鬧越大，有點失控的危險了。

三

30年代的上海是富人的天下，文學界里有一批“玩文學”的人，多出身官宦和士紳之家，他們的文學觀也傾向于保守或唯美，邵洵美和梁實秋等人就是如此，他們認為文學是高雅的事業，只配有錢人或上等人來操作和享用，窮人是不能登上文壇的。換言之，他們是瞧不起窮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的。邵洵美在其《文人無行》中說得很清楚：那些沒有職業的人才來做文人，他們“但求聞達，不顧羞恥”，是永遠在文壇里胡鬧的“這般東西”。

這種侮辱和謾罵式的話出于紳士邵洵美之口，也是令人詫異的，遭到魯迅的痛詆也在情理之中。

魯迅在《準風月談》的“后記”中引述了邵洵美的這番話后，諷刺道：“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壓迫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膶O婿，將污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后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后，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p>

這話說得雖然有些刻薄，但卻道出了實情。搞文學實在與有錢無錢沒多大關系，有了錢也未必寫好文章，就是出錢雇人吹捧，不行究竟還是不行。

緊接著，魯迅說出了一番更加刻薄有力的話，后來幾乎成了世代傳頌的名言：“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并非文章的根苗。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以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p>

客觀地說，魯迅的批評是有力的，也是切中要害的，甚至有些剔膚見骨、入木三分了。什么“富家兒”、“裙帶文人”的話頭，確實有些尖酸刻薄，從小在蜜罐里長大，前呼后擁被別人恭維慣了的邵公子，怎能受到這般羞辱。魯迅的兩篇文章《各種捐班》《登龍術拾遺》寫盡了邵洵美依仗財力進入文壇，驕傲地辱罵窮文人的“傲嬌”神氣，邵公子和他府上的門客（他不是“文壇孟嘗君”么，自然養了一群門客）坐不住了，決定要報復了。

上文《中央日報》中的兩篇文章不算厲害，反而讓魯迅奚落得夠嗆。于是，邵洵美和他的同道好友便使出了陰招：告密。

事情是這樣的。

1934年2月，魯迅給日本的《改造》雜志寫了三篇文章，談論中國的監獄、日本的王道和滿洲的火。其中談監獄的一篇主要談到國民政府當局在模范監獄中對犯人施以酷刑問題，算是觸犯政府的言論。沒想到，與邵洵美交好的章克標讓人（或者就是他本人）從日文中翻譯了這篇《談監獄》，假托“井上”之名，刊登在章克標和邵洵美等人共同編輯刊物《人言》上，并寫了“編者注”，以便引起讀者注意。

“編者注”極盡挑唆和誣陷之能事，刻意挑明這是魯迅的文章，政府正查禁他的文章，他卻把文章發表在日本雜志上，為的是躲避軍事裁判：“魯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譯自日文，當可逃避軍事裁判。但我們刊登此稿目的，與其說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議論透徹；不如說舉一個被本國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權之下的論調的例子。魯迅先生本來文章極好，強辭奪理亦能說得頭頭是道，但統觀此文，則意氣多于議論，捏造多于實證，若非譯筆錯誤，則此種態度實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見文化統制治下之呼聲一般?！?/p>

很明顯，《人言》上登載魯迅的這篇文章，目的是提醒作者，更是提醒政府，魯迅在“文化統制”的背景中，竟敢發表攻擊政府的文章，應該進行“軍事裁判”。正如魯迅所說，這“是作者極高的手筆，其中含著甚深的殺機。我見這富家兒的鷹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權門賣身投靠之輩是怎樣的陰險了?！?/p>

如果不是魯迅把證據完全放在雜文集《準風月談》的后記中，人們很難相信風度翩翩的邵詩人真的會做出這般事情。但文章和事實俱在，想抵賴和躲藏已來不及，邵洵美只好對此事默不作聲，魯迅與邵洵美的爭論也就停止。

“魯邵之爭”在現代文學史上不算是一件特別矚目的事情，但卻深刻體現了30年代中國文學版圖分割、價值碰撞、文化思潮此起彼落的重要面相。作為當事人，無論魯迅還是邵洵美，都不會想到他們的筆墨官司已經被后來的研究者當做了重要的案例，幾經淘洗，幾經反復，聚訟不已，產生長久的爭論。有的站在魯迅的立場上，批評邵洵美；有的為邵洵美辯護，指責魯迅。大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之前，幾乎都是揚魯抑邵，認為魯迅是正確的，應該對邵洵美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進行批判。80年代之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在中國流行，甚至成為學界的主流話語，邵洵美的唯美主義詩歌成就，特別是他對文學出版的貢獻，得到了學界的認可和追認。俯仰之間，可見時代變化和價值顛倒，多少被魯迅批評的人被重新評價，這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都不好說。但魯迅的文章尚在，即便再怎么時移世易，因時遞變，是非與黑白早有定論，不會因為價值的顛覆和幾個人的鼓噪而磨滅了事實。

（待續）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