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與我國民間文學事業（上）

文 劉錫誠

周揚與我國民間文學事業（上）

文 劉錫誠

周揚是20世紀中國文藝界卓越的領導人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藝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對我國民間文藝事業的貢獻也是不能忘記的。從新中國成立到他逝世前的我國民間文藝事業，如果沒有他的首倡和支持，包括專業民間文藝研究機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建立和民間文藝收集研究工作的開展，我國的民間文學事業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一

20世紀30年代，除了魯迅外，在上海左翼文藝隊伍中，對民間文藝，要么是缺乏研究和認識，要么是看不起，總之，包括周揚在內，對民間文藝是輕視的、忽略的。那個年代，周揚更多地接受了外國的文藝理論，對民間文藝是不屑一顧的，甚至將其看作是應該被拋棄的“舊形式”（舊文學）。作為“左聯”或左翼文藝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也參加了當時在《北斗》上關于“文學大眾化”的討論，但在他（們）筆下的“大眾文藝”是反動的、封建的，要不得的。那時，他是以一種“超革命”的極左的言詞談論小調、唱本等民間文學的，如：“直到現在為止，多數的勞苦大眾完全浸在反動的封建的大眾文藝里，我們一方面要對這些封建的毒害斗爭，另一方面必須暫時利用這種大眾文學的舊形式，來創造革命的大眾文學。不過我們不要忘記勞苦大眾是應該享受比小調、唱本、文明戲等等，更好的文藝生活的。伊里奇也說過‘許多人不老老實實地相信現在的困難和危險是可以由面包和馬戲去克服的’，面包——當然是要的！馬戲——也是不錯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馬戲不是一種偉大的，真正的藝術，而是一種低級的娛樂?！覀兊墓と撕娃r人應得享受比馬戲更好的東西。他們有權享受真正的，偉大的藝術?！?/p>

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周揚才在《怎樣批判舊文學——在燕京大學的講演》中反思和檢討30年代在對待包括民間文藝在內的繼承傳統文化上的錯誤態度：“五四運動在總路線上是正確的，但也有些偏向。當時有一部分過‘左’的人，說西洋一切都好，對整個中國舊文化采取一種完全否定態度，認為所有的舊的只能進博物館。這種傾向后來被左翼文學繼承下來。左翼批判了五四運動的不徹底，批判了胡適等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但是這種否定一切舊文化的偏向卻沒有克服。我當時也在左聯，當時我們是堅決摒棄一切舊東西，反對舊戲，就連《水滸》也不主張叫人看的?！?/p>

30年代中期，左翼文壇發生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周揚受到魯迅的批評，這件事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周揚離開上海轉赴延安解放區。1937年9月，周揚夫婦和李初梨、艾思奇夫婦、何干之、周立波、林基路、李云陽、舒群等一行12人從上海出發赴延安。到延安去，也許成了周揚一生中在對待民間文學（藝）的認識上、態度上發生根本性轉變的一個轉捩點。

二

周揚在延安

在延安的最初幾年里，作為學者和職業革命家的周揚發表了好幾篇文章，其中最值得注意、最有影響的，莫過于1940年2月15日在他所主編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的《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周揚在這篇文章里多處談到民間文學（當時通用的用語和提法是“舊形式”），涉及到對民間文學的價值判斷、歷史文化認識作用以及在文學上的利用等問題。他寫道：

把民族的、民間的舊有藝術形式中的優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藝中來，給新文藝以清新剛健營養，使新文藝更加民族化、大眾化，更為堅實與豐富，這對于思想性藝術性較高，但還只限于知識分子讀者的從來的新文藝形式，也有很大的提高作用?！?/p>

在舊小說中可以窺見老中國人和舊社會的真實面貌，從民歌、民謠、傳說中可以聽出民間的信仰、風俗和制度。整個舊形式，作為時代現實之完全表現的手段，雖然已經不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以之為反映現實之一種借鏡，以之為可以發展的民族固有藝術要素，以之為可以再加精制的一部分半制品。要向舊形式學習。對舊形式的輕視態度應當完全改變。必須把學習和研究舊形式當作認識中國、表現中國的工作之一個重要部分，把吸收舊形式中的優良成果當作新文藝上的現實主義的一個必要源泉?！?/p>

舊形式正是那以文字的簡單明白而能深入了廣大讀者的心的，過去雖有人對民間文藝作過一些整理，搜集與研究的工作，但這工作還沒有得到普遍的重視，民間藝術的寶藏還沒有深入地去發掘。對這工作也還沒有完全正確的態度，還沒有把吸收民間文藝養料看作新文藝生存的問題。

文章寫好后，周揚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于11月7日致信給他表示贊賞，并提出了一些重要修改意見。毛澤東給周揚的這封信，對于理解周揚這篇文章的一些觀點以及如何理解農民都極為重要，但有關方面出于種種考慮，終于在62年后（2002年）公開發表。茲引在下面：

周揚同志：

文章看了，寫得很好，必有大影響。某些小的地方，我認為不大妥當的，已率直批在紙上。其中關于“老中國”一點，我覺得有把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混同、把現代中國的舊因素與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慮一番?，F在不宜于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一農民亦不宜說只有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農民著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斗爭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個農村都看作是舊的。所謂民主主義的內容，在中國，基本上即是農民斗爭，即過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F在的反日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斗爭。農民，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即是說，革命的，他們的經濟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觀念形態、風俗習慣之帶著濃厚的封建殘余，只是農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在當前，新中國恰恰只剩下了農村。是否有當，還請斟酌。

作文當遵命辦。

有暇請來談。

敬禮！

毛澤東

（1939）十一月七日

盡管周揚在這篇文章里認為民間文學“作為時代現實之完全表現的手段，雖然已經不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以之為反映現實之一種借鏡”，但作為標志，他的這篇文章畢竟完全改變了他本人以及“左聯”朋友們曾經的貶低和忽視民間文學的偏見，同時也為兩年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民間文藝的重視和提倡做了鋪墊。由亭子間到土窯洞，周揚到延安后，開始對民間文藝重視起來，除了發表文章外，還在他主持的魯迅文藝學院（任常務副院長）文學系、音樂系內開設民間文藝課程，設立文藝運動資料室收集、編輯民間文藝資料，并多次組織文藝工作者下鄉收集民間音樂、民歌、民間故事，領導了改造舊秧歌、改造舊說書運動等，在收集和改造民間文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關于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的性質、特點所發表的論說，是深刻的，如“從民歌、民謠、傳說中可以聽出民間的信仰、風俗和制度”；“民間舊有的形式，一則因為它也是反映舊生活的，即反映建立在個體的、半自足的經濟之上的比較單純比較閑靜的生活的，二則因為在它里面仍然包含有封建的毒素，所以它并不能夠在那一切復雜性上，在那完全的意義上去表現中國現代人的生活”；“必須把學習和研究舊形式當作認識中國、表現中國的工作之一個重要部分，把吸收舊形式中的優良成果當作新文藝上的現實主義的一個必要源泉”等等?？梢钥闯?，由于解放區所處的政治形勢和共產黨的歷史使命，他的這些論說，不是四平八穩的學院式的研究論文，也不是課堂上宣講的面面俱到的講義，更多的是從建設和發展新文藝的角度來談論民間文藝的。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周揚在講話或文章中多次談到民間文藝問題。1943年2月26日，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個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熱情褒揚農民詩人孫萬福的詩歌創作藝術才能。1944年3月，在《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這篇著名的文章里，就陜北邊區農村里流行的舊秧歌和新秧歌發表意見，強調秧歌這類民間文藝門類的創作，既是“農民固有的一種藝術”，同時指出傳統的秧歌也具有表達農民對社會的意見的意識形態性，故而也要適應時代的變化和斗爭的需要：

秧歌本來是農民固有的一種藝術，農村條件之下的產物。新的秧歌從形式上看是舊的秧歌的繼續和發展，但在實際上已是和舊的秧歌完全不同的東西了?！麄円巡恢话阉斪鲉螁蔚膴蕵穪斫邮?，而且當作一種自己的生活和斗爭的表現，一種自我教育的手段來接受了?！?/p>

戀愛是舊的秧歌最普遍的主題，調情幾乎是它本質的特色。戀愛的鼓吹，色情的露骨的描寫，在愛情得不到正當滿足的封建社會里，往往達到對于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猛烈的抗議和破壞。在民間戲劇中，這方面產生了非常優美的文學，我看過一篇舊秧歌劇，叫做《楊二舍化緣》，那里面對于愛情的描寫的細膩和大膽，簡直可以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媲美，使人不得不驚嘆于中國民間藝術的偉大與豐富。但是舊民間戲劇中戀愛的主題，一方面仍帶著濃厚的封建色彩，另一方面是比較靜止比較單調的農村生活的反映。

1944年11月，周揚在延安文教會的總結報告《開展群眾新文藝運動——文教會上周揚同志的總結報告》里說：

秧歌、社火是群眾藝術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它的特點是綜合性（熔戲劇、音樂、舞蹈、美術、文學于一爐）的，又是群眾性的。秧歌活動主要在春節，春節是群眾的藝術節日?！耖g藝人劉志仁和他的南倉社火）堪稱群眾新秧歌運動的先驅和模范。

除了發表文章和講話外，他還親自垂范，與蕭三、艾青于1946年12月合作編輯出版了一本《民間藝術和藝人》的民間文學文選，將其納入《民間文藝叢書》之一，由東北書店發行。這本選集幾乎把邊區文藝工作者們發現的重要民間藝人和重要項目的相關文章都選進來了，如陜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的《劉志仁和倉南社火》、丁玲的《民間藝人李卜》、艾青的《汪庭有和他的歌》、蕭三和安波的《練子嘴英雄拓老漢》、林山的《改造說書》、陜甘寧邊區文教會藝術組的《自樂班》《駝耳巷區的道情班子》《吆號子》、艾青的《窗花剪紙》等，也收入了他寫的《一個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這套《民間文藝叢書》，應該是邊區第一套以民間文藝為主題的叢書。而這本《民間藝術和藝人》也不是一本平常的記述陜北民間藝人的書，而是一本以展示邊區改造舊秧歌和藝人，提倡搜集和改造民間藝術與藝人，帶有標識文藝方向的文集。

1947年5月，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講話五周年之際，周揚在晉察冀邊區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作了題為《談文藝問題》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他此時關于民間文藝的新觀點：

“文藝座談會”以后創作活動上的主要特點，就是內容為工農兵，形式向民間學習。我們在民間形式的學習上是有很大收獲的?，F在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利用舊形式”了，而是對民間形式表示真正的尊重，認真的學習，并且開始對它加以科學的改造，從這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民族形式來。文藝上的民族新形式正在生長與發展的偉大過程中。今天，各種形式新舊交錯，雜然并陳，有的是新生的，有的是過渡的，新生的有的已經成熟或接近成熟，但許多還是幼芽，其中也有不一定能成長的?！羞@些形式，只要是群眾所喜歡所能接受的，都應該讓它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

……群眾有卓越的創造才能?！罕娪凶约旱奈乃噦鹘y，……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經驗。特別是群眾固有的文藝形式。邊區民間文藝形式的貯藏量聽說是豐富得很的，這是人民的財產呀，民間藝人常常就是這些財產不被注意的所有者、保存者。為了學習和創造，我們拜民間藝人為師吧！

作為邊區文藝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周揚的這篇講話，自然是以毛澤東文藝講話五年來邊區文藝工作的新情況為依據的，而其中關于民間文學的思想，也是從整個文藝工作的大局出發的。邊區的文藝家們紛紛下鄉，收集蘊藏在老百姓之中的民歌和民間故事，是這幾年來邊區文藝工作的突出特點之一。魯迅文藝學院文學系、音樂系和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的同志，在陜北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采風，最后由何其芳負責，張松如、程鈞昌、毛星、雷汀、韓書田參加，將其編選為《陜北民歌選》，1945年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一些作家，如李季、康濯、李束為、董均倫、賀敬之、聞捷等，在農村、前線深入生活的過程中，和老百姓、戰士打成一片，搜集了一些各個時代的民間故事。1946年由太岳新華書店出版的《水推長城》（張友編），1946年月由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華北新華書店、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分別出版的《毛澤東的故事》，1947年由冀南書店、華北新華書店、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分別出版的《地主與長工》（馬烽編），1947年由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紅軍長征故事》，1947年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的《揭石板集》（馬石安輯）等民間故事集收入了這些作家們收集的民間故事，展示了解放區民間文學事業的實績。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所搜集的編曲民歌后來被編輯成書為《陜甘寧老根據地民歌選》，呼吁：群眾有卓越的創造才能。群眾有自己的文藝傳統。民間文藝是人民的財產，民間藝人是這些財產所有者、保存者。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文藝和經驗。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政務院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積極倡導和支持我國的民間文學事業。在他的領導、支持下，經過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兩個多月的籌備，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于1950年3月29日在文化部禮堂宣告成立。這是繼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之后成立的又一個全國性的文藝學術群眾團體。首都文藝界200多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周揚在成立大會上致開幕詞：

今天我們開這個會，召集了文藝界許多的朋友。成立民間文藝研究會是為了接受中國過去的民間文藝遺產。民間文藝是一個廣闊的富礦，它需要我們有系統的有計劃的來發掘。在“五四”時期曾有些愛好民間文藝的文藝工作者，出版過不少各種的關于歌謠的刊物。在我們解放區也曾有過地方戲劇的研究，如今天優秀的歌劇作品，都是研究民間文藝的成果。但我們覺得最出色的民間藝術還沒有發掘出來。今后通過對中國民間文藝研究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為新中國新文化創作出更優秀的更豐富的民間文藝作品來。

不僅讓對民間文藝有素養的文藝工作者來參加，還讓那些只愛好民間文藝并非文藝工作者來參加。我們的民間文藝專家要和廣大的民間文藝采集者緊密結合。

郭沫若、老舍、茅盾、鄭振鐸相繼在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郭沫若的講話在4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郭沫若、老舍的講話又在隨后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新華書店出版的《民間文藝集刊》第一輯（1950年9月）中收入。茅盾、周揚和鄭振鐸三位領導人的開幕詞和講話卻一直沒有公開發表。周揚講話所以沒有發表，筆者以為，大概是因為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的他覺得雖然是他張羅并主持成立大會且致開幕詞，但他畢竟不是民間文藝專家。周揚很重視自己的這次講話，把這份篇幅很短的講話稿妥善保存了32年，最終將其收入到1982年由他親自編訂的五卷本《周揚文集》之中。至于茅盾和鄭振鐸的講話為何沒有發表，筆者雖經多方查閱和思考，至今未得其解。

應當指出的是，把廣大民眾中流傳的民間文藝及其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納入中國文學的版圖，周揚的歷史功績是不可代替、不可磨滅的。

首先，他親手創建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把民間文學作為其主要工作和研究對象。他領導和主持制定的第一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章程》第二條規定：“本會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國民間的文學、藝術，增進對人民的文學藝術遺產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發揚它的優秀部分，批判和拋棄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設?！背闪⒊跗诘闹袊耖g文藝研究會，即1954年以前，先后隸屬于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人民文學出版社，其業務范圍，包括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大會通過的《本會征集民間文藝資料辦法》規定的范圍是：全國各地區流行于人民大眾中間的民謠、民歌、平話、彈詞、鼓詞、地方戲腳本、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諺語、謎語、年畫、門神、剪紙、花樣玩具等)，理事包括從國統區和解放區來的有代表性的民間文藝學家和民間藝術家。1953年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后歸屬于中國科學院）成立，由鄭振鐸任所長、何其芳任副所長，古典文學組集中了建國前在北平從事俗文學研究的幾位專家（如吳曉鈴、俞平伯等），各民族民間文學組先后調入了幾位延安魯藝出身的民間文學專家（如賈芝、毛星、孫劍冰、井巖盾等），賈、孫等同時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兼職，于是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于1954年后轉為由文學研究所領導。1955年4月創刊《民間文學》月刊。再后來（1956年9月），中宣部決定，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改屬中國文聯領導，成為其團體會員，業務上繼續與文學研究所保持聯系。中國文聯所屬的各文藝家協會陸續成立，民間藝術的不同門類分別劃歸到各專業協會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業務范圍，只剩下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間文學了。至于把民間藝術剝離出去后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為何不改名為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理事長郭沫若曾在一次答記者問里回答說，在中國傳統文論里，文藝就是指的文學，不必改名。建國17年間，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團結各地會員，繼承“五四”歌謠運動的傳統和延安民間文藝工作的傳統，做了很多工作，如搜集出版了大量民間文學作品，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搜集研究工作成就尤為顯著。對口述民間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比“五四”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和前進。

其次，在周揚的倡導和重視下，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受到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后改為中國作家協會）的重視，在文協（作協）總會和陸續成立的分會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早期的《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三大期刊都發表一定數量的民間文學文稿。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之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3月30日，周揚應邀到燕京大學講演，題目是《怎樣批判舊文學》。在這篇演講里，他不僅以革命家的勇氣反思和檢討了左聯時期在民間文藝問題上的錯誤觀點，而且對民間文藝及共產黨的文藝政策作了全面的闡釋：

人民在封建社會下，創造出來很多戲劇、唱詞、民謠、音樂……這里面有很多是人民自己的東西。被剝削的生活條件下不可避免地使人要求平等、自由、反抗壓迫專制。這里面有很多民主的革命的成分，不過因為時代限制，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指導，所以他們得到的結論也解決不了問題。不是以神仙式的幻想來結束，就是投降妥協，要不干脆就失敗。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民主的斗爭。我們祖先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只有等我們這個時代才能解決。

有人說哈姆雷特好。不錯，哈姆雷特好，可是中國老百姓不知道他，中國老百姓不喜歡他。老百姓所熟悉的是關公、張飛、李逵、薛仁貴等等人物。我們應該請專家把民間流行的一切故事、歌謠、戲劇等等搜集起來，用馬列主義、階級觀點、歷史觀點，加以分析研究。決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用的，和哪些是沒用的。把沒用的送進博物館，對于好的有用的，我們不僅只是消極地區繼承它，而且更要積極地去發展它。我們希望有很多人來研究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民間文藝。我們絕不忽視這個豐富的，寶貴的文學泉源。例如“孟姜女哭長城”是廣泛流行著的，正是反映著人民的反抗情緒。其調雖悲，但其悲足可以哭倒長城。要不注重民間的東西，比如只寫自由詩吧，詩的思想性很高了，藝術技巧也很好，可是老百姓卻偏好到西單、天橋聽大鼓書，那又拿什么去打倒封建文化呢？……老百姓愛大鼓，那我就來編大鼓，唱大鼓。改造舊曲藝單靠藝人還不夠，同時也要靠真正有修養的搞新文藝的朋友們。

1951年5月12日，周揚應邀到中國作家協會下屬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作題為《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里辟出一節著重講了要繼承民族文學藝術優良傳統問題：

以為新文化是完全從西洋移植過來的，而不是在自己民族基礎上發生的；以為發展民族新文化，可以不經過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的必要的批判工作，民族新文化可以和民族舊文化不打交代，這是割斷歷史的有害的看法。不少文藝工作者和青年們盲目崇拜西洋，輕視民族文學藝術傳統，輕視民間形式，輕視群眾的愛好和趣味，這也正是一種失掉民族自信心與缺乏群眾觀點的表現?！?/p>

要繼承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必須廣泛地進行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須首先對于目前在群眾中最流行的舊有的藝術形式進行改革的工作?！?/p>

我們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學藝術遺產，不是采取盲目贊揚的態度，而是采取嚴格的科學的批判態度。我們從全部遺產中，只“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而斷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把這“民主性的精華”部分，作為優良傳統接收下來，并在新的基礎上加以發展。我們不把民族形式看成固定不變的，而把民族形式看成發展的，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改造和革新的。我們在藝術問題上，如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是發展的觀點，而不是保守的觀點。我們整個文藝工作的任務，主要的不是保存民族舊文學、舊藝術，而是發展民族新文學、新藝術。

在周揚過去的文章或講話里，大體都是把民間文藝（民間文學）當成“老農村”“舊時代”的已經僵死的遺產，要由有革命思想的人對老百姓持有的“舊有的藝術形式”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進行改革，而不是文化的持有者——老百姓自己對文化作自主選擇；在這篇講演里雖然還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承認民間文藝（民間文學）是活態的，在現階段還在民間流行的就是當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化的一部分，但他已經改變了以往把民間文學看作是“老農民”的“遺產”，而承認“民族形式”（民間文藝、民間文學）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文藝了。

如果說，周揚在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報告，是向大會報告解放區文藝的繁榮景象及所取得的經驗，并沒有涉及多少文學理論問題，那么，1953年9月24日在第二次全國文代會上的報告《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則更多地論述了文藝創作和文藝思潮中的問題。在論述民族文化藝術遺產時，鄭重地重復了1950年曾在燕京大學的講演中提到的關于五四文學的不足之處：“五四運動沒有正確解決繼承民族文學藝術遺產的任務。當時的有些人對民族遺產采取了錯誤的完全否定的態度，這種態度，和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盲目崇拜相結合，就給了后來新文學藝術的發展以有害的影響。輕視民族遺產的觀念在新的文藝工作者中間曾相當長期地普遍地存在，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克服。不少的文藝工作者往往只看到民族遺產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的一面，而沒有認識到這些遺產是我們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寶庫，其中蘊藏著不少具有豐富的人民性的、在藝術技巧上達到可驚的準確和精煉程度的現實主義作品。不少的文藝工作者……對遺產價值的理解，常常是狹隘的、片面的?！到y地整理和研究民族文學藝術遺產的工作，就成為我們文學藝術事業上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砗脱芯棵褡宓墓诺湮膶W藝術遺產和民間文學藝術的工作，一方面是為了使新的文學藝術的創造和自己的民族傳統相銜接，同時另一方面又是為了要使這些傳統的藝術經過科學的整理、改造和加工之后再普及到人民群眾中去，真正成為今天人民的有益的共同的精神財富?！?/p>

無可置疑的是，“十七年”時期，我國民間文藝工作受到“左”的文藝思想的嚴重影響，在“搜集整理”、“厚今薄古”等口號下，使搜集到的許多民間文學作品喪失了真實性，充滿了思想的偽造與藝術的拔高，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四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搜集民歌的運動。毛澤東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說：“搞點民歌好不好？請各位同志負個責任，回去以后，搜集點民歌，各個階層、青年、小孩都有許多民歌，搞幾個點試辦，每人發三五張紙寫寫民歌，會收到大批的（舊？）民歌，下次會印一本出來?！泵珴蓶|還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應當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學作了很多。我們來搞可能找到幾百萬成千萬首的民歌，這不費很多的勞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詩舒服一些?！?/p>

作為文藝戰線的領導人，周揚對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搜集民歌的運動積極地響應，推波助瀾，在中共八大一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的長篇發言。這篇后來發表在《紅旗》雜志創刊號上的文章，發生過很大的影響。文中寫道：“最近由于毛澤東同志的倡導，全國各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搜集民歌的運動。這是我國目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興奮的大事?！薄度嗣袢請蟆芬嘤?月14日為民歌運動發表了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對這次搜集民歌運動，應該一分為二，既不能像過去一些民間文學工作者們那樣全盤肯定，也不應像有些文藝研究家們那樣全盤否定。在全黨動手搜集民歌運動中，各地編輯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謂新民歌（有些是浮夸風的產物），也搜集了大量的舊民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著手編輯多卷本的《中國歌謠選》（筆者參加了前期的編選工作），并以郭沫若和周揚二人的名義編選《紅旗歌謠》。1958年12月，周揚（還有林默涵）親自審閱修改定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國慶十周年獻禮〈中國歌謠及故事叢書〉編選計劃》，《計劃》規定《中國歌謠選》收各類歌謠55000行，其中大躍進歌謠只占1500行，大部分是古代和近代歌謠?！拔母铩敝性兄軗P在編選民歌的比例問題上表現了他的“厚古薄今”觀點，看重傳統民歌，輕視新民歌。為編選《中國歌謠選》，曾邀請了北大教授游國恩、魏建功來主持工作?！拔母铩鼻坝〕隽宋寰淼膬炔空髑笠庖姳尽，F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正式版本改成了兩卷（集）本，是 “文革”后的1978年出版的。第一集收選近代歌謠，第二集收選新中國歌謠。與原先計劃中的《中國歌謠選》相比，已面貌全非。在編選過程中，郭沫若從初稿到三稿曾一首首過目審閱，個別詞句還作了修改，但他未能看到書的出版就逝世了。周揚為這本有時代意義的歌謠選集寫了序言。

《中國歌謠選》書影

《中國歌謠選》是一本具有強烈時代特點的歌謠選集，如周揚在序言里就第一集所收錄的歌謠所說，“反映了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很多都是政治民歌、革命民歌?！彼塾诿窀璧纳鐣v史價值（包括古代統治者的“審樂知政”作用）和詩學源流意義兩方面所作的闡述，都是建立新的歌謠學的重要話題。同時也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紅旗歌謠》（紅旗雜志社1959年1月版），還是“文革”后出版的《中國歌謠選》，顯然都是在“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下的產物，所選作品，要么是中國近代以來政治（軍事）斗爭的宣傳品，要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政治運動中產生的、或政治性很強的頌歌，而反映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風俗和淳樸情感的“非政治性”歌謠則分量較少，不大能較為充分地反映出中國源遠流長的民間文化的傳統。但這篇序言中關于民歌與詩的關系、反映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反映民間疾苦、表達老百姓的意見、反映我國人民近百年來為爭取民族解放和自身的解放而進行的英勇斗爭等觀點，是符合民間文學的特點和規律的。

作為文藝理論家，周揚對民間文學的特性是有深刻見地的。1960年8月4日， 他 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擴大理事會上曾經發表過這樣精辟的見解：“比如我是一個宮廷詩人，他也是一個宮廷詩人。我這個詩人經常向民間去找詩，他卻不到民間去找詩，但他會拍馬屁，皇帝就很喜歡他。我這里經常反映點人民的要求和不滿，皇帝就打擊我。越是打擊我，我就牢騷越多，越不滿意，就越反映人民的東西?！彼f這段話的時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周揚在這樣的時候用這樣的思想啟發大家，從民間作品中去看民間的疾苦和傾聽人民的聲音，不是很值得珍視的嗎？

（待續）

責任編輯/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