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西來決昆侖， 咆哮萬里觸龍門”
——何西來的學術生涯（下）

文 徐 剛

“黃河西來決昆侖， 咆哮萬里觸龍門”
——何西來的學術生涯（下）

文 徐 剛

一

何西來是在“文研班”畢業后，根據論文指導教師唐弢先生和班主任何其芳先生的意見，調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的。報到時間是1963年10月底。這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文藝理論學術良才，文學所又是國家級文學研究重點單位，他本該如猛虎出山、蛟龍入海，好好施展一番。誰知命運多舛的他，正趕上運動頻仍、災禍不斷的年代，“四清”、“文革”、下“五七干?！?、抓“五一六分子”，各種運動紛至沓來。用何西來自己的話說：“這些年，大致不外乎整人和被人整，傷害別人和被別人傷害；除了‘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地讀過一點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業務基本上拋開了?！?/p>

確實如其所言，自何西來1963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緊接著便被派下去搞“四清”，到最后一次從江西豐城搞“四清”回來，文學所所長何其芳已經被“打倒”。這十多年間，他沒寫過任何文章，倒是寫了不少大字報和各種檢討。據說何西來的檢討寫得洋洋灑灑，誠懇而又熟練。當時就有人建議他到上海擺個攤兒，掛一塊招牌：“代寫各種檢討?！彼３Ｕ{侃自己這一輩子寫的各種檢討加起來絕對比他的著作字數要多。

由于形勢的變化，1968年工軍宣隊進駐全國各大院校。中科院不算工人，光是部隊就進駐了一個建制營，然后各所成立了“大聯委”。1969年11月，學部“五七干?！笔着笋R出發去河南羅山。文學所被“連鍋端”，全都下干校，其中包括俞平伯、錢鍾書、何其芳等知名學者。當時大家真準備在那里安家落戶，很多人都覺得再沒指望了，出發之前連書都賣了。下干校時，學部先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落腳。那里原來是勞改農場，他們就打著地鋪住在勞改犯住過的房子里。那里的生活雖枯燥艱辛，卻也不乏有趣的故事。因為羅山水塘多，大家經常到水塘邊洗臉洗腳洗衣服。有一次，何西來在一個原是糞坑的池子里洗東西，便被文學所調皮的“校友”取笑多年。

當時文學所是第五連，因為何西來是農村出身，所以擔任副連長，負責管生產。駐地在離羅山縣城十多里地的地方，在這里呆了幾個月后又搬到息縣東岳公社。在那里劃了一萬多畝地，學部所屬14個研究所和學部機關便集中在了一起，各所干部包括家屬在內共2000余人曾先后在此勞動鍛煉，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等在這里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

何西來他們在東岳的日子并不好過，大家一方面建校，蓋房、種地、燒磚、打坯，勞動強度大；另一方面又要清查“5·16”分子，學習和審查不斷。多年以后，何西來在一篇題為《那年端午不是節》的文章中回憶了當年的情景：

我們去冬今春陸續從北京到達息縣東岳，到這里時天寒地凍，小麥早已種上，所以干校沒有種麥。我們的第一種（撥）莊稼是春暖以后下種的，包括玉米、高粱、紅薯、紅麻、豆類，還有蔬菜。建校之初，白手起家，不僅大田里的農活不能耽擱，而且還要搞運動，清查“5·16”；宿舍也要自己蓋，脫坯、砌墻、挖井、砌窯、燒磚，哪樣活路都不輕省。勞動強度很高，組織形式也是軍事化的，校部領導是軍宣隊，是從六十六軍派來的支左部隊，文學研究（所）都是（在）第五連，下轄三個排，排下設班，班設正副班長。大家都是“五七戰士”，何其芳、錢鍾書、蔡儀、毛星、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余冠英這些老一輩的學術權威，也不例外。

當時的勞動強度確實特別大，甚至連端午節當天都是“四種農活接茬干”，沒有絲毫過節的概念。有一次，他們去挑化肥，何西來挑一百八十斤的擔子，從東岳到干校好幾里地，就這樣挑著走著，突然失去知覺，眼一黑就倒地了。醒來時，扁擔還壓在肩上。這還不算，為了強化干校紀律，當時軍宣隊統管一切，管理非常嚴苛，說不同意便無法辦理請假回家。那時，何西來的妻子韋鳳葆在陜西第二印染廠工作，她工作勞累，再加上心動過速的毛病，常?；璧乖谲囬g。有一次她抱著病了的女兒上醫院，昏倒在大馬路上，被行人救起，送回家。印染廠發來電報，要何西來立即回去，但軍宣隊并不同意。何西來以絕食相抗爭，才換來四天假期。結果路上來回便花去三天，在家只呆了一天，算是和妻子見了一面。

“四清”結束之后，何西來緊接著便一個跟斗翻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瀾中去，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隨狂亂的年代上下逐流。他自己也坦言做了很多蠢事，經歷了一番銘心刻骨的人情悲歡。杜書瀛在《悼老友何西來》中深情回憶了自己與何西來在“文革”期間的交往。這對“不打不成交、打后成至交”的老友，在“文革”開始時，曾受愚弄而分為兩派。當時有人曾寫過一篇批判何西來派的大字報，里面說的那個“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就是指何西來。從此何西來就有了“何老別”的外號。

挨整后的“何老別”曾經差一點兒要自殺，而后來何西來這一派得勢之后也整得杜書瀛他們夠嗆。工宣隊和軍宣隊領著他們清查“5·16”分子，也將杜書瀛逼得自殺未遂。不久之后，何西來所在派別也不幸被列為“5·16二套班子”，納入清查對象。這個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清查運動原來如此荒唐！參與的雙方其實都是被人愚弄、被人“運動”的玩偶。血的教訓使大家逐漸清醒，而且越到后期，越認清了“四人幫”的面目。至此以后，何西來和杜書瀛兩位老伙計，硬是被“打”成了朋友。1976年“四五”運動的時候，兩人一起到天安門悼念周總理。兩人每天騎著破自行車到天安門轉好幾趟，抄大字報，抄挽聯，回來興致勃勃念給主持文學所工作的黨總支書記朱寨聽。之后，“四五”運動被鎮壓，聽說要來文學所清查“反革命”，朱寨趕緊把他們叫到辦公室，保護了所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就這樣，“文革”期間的對立派竟然變成了一輩子的鐵桿兒“同黨”。

“文革”后期的“逍遙”時節，何西來曾有過一劫。那時大家厭倦內斗，轉而多在撲克牌桌和乒乓球場消耗精力，而何西來卻遇上父親被查等不該發生的諸多煩惱事，整夜睡不好覺。一天打乒乓球，頭腦不時昏昏然的他一次動作過大，突然仰天摔倒在地，昏死過去，之后被診斷為嚴重的腦震蕩，而且腦中有積血。面對這種情況，體質不好的人恐怕挺不過來，然而，身強體壯的何西來居然在朋友們的日夜護理之下，奇跡般地恢復了健康，除了鼻子失去嗅覺之外，別的幾乎沒受任何影響。

當然，“文革”這個史無前例的年代，卻并非何西來人生道路上一段絕對的空白。恰恰相反，在此期間，他從個人的、家庭的以及國家的和民族的災難中，慢慢覺悟到應當用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頭腦來思考問題。在這種艱難的精神蛻變之中，他終于從狂熱走上清醒，將自己的思想從“左”的、僵化的硬殼中解放了出來，以一種勇敢和凌厲的姿態，熱情地為新時期“人”的文學的覺醒鼓與呼。進而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深化了個人對世界、對人生的理解。這里的精神蛻變，當然意味著他的思想從僵化的教條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漫長過程。而所幸的是，他對這一過程的理解并不是紙上得來的空泛概念，而是具有血肉實感的生命體驗。也正是從這種“實感”出發，何西來獲得了觀察新時期文學創作的重要支點，并且通過他在那段荒謬的年代業已結束之后的一系列評論文章生動地體現出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追蹤著新時期文學的大潮，注視著它的流向，傾聽著它的脈動，并且把這一切記錄在我的評論文章里?！?/p>

在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中，現實主義無疑是最初的主潮。它的基本特點是貼近現實人生。之后在經歷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一系列明顯的發展階段之后，迅速呈現出多方位、多角度、多流向的文學態勢。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第一次真實地揭示了十年浩劫及其之前一段時間內“左”傾思潮所造成的觸目驚心的災難，揭示了這些災難對人心靈的戕害，描寫了各種人物的命運和悲劇。這一切，長期以來是文學不曾涉足的“禁區”。曾經一段時間，到處都充斥著粉飾升平的文學、造神和頌神的文學、圖解“左”傾政治觀念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是遠離現實人生的，是藝術的末路。因此，當新時期文學以久蓄的力量，艱難而頑強地、不可逆轉地恢復它的現實主義傳統的時候，何西來用他的全部熱情迎接著它。對于經歷了那個年代的人而言，這不只是文藝的復蘇，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的清明理性和現實精神的復蘇，這讓人看到民族振興的希望。因此，何西來的評論文章“幾乎是毫無顧忌地為這種新起的文學潮流一路辯護過去”。當然，這也不是為某一部作品、某一位作家辯護，“而是為了一個正在展開著的偉大歷史時代辯護”。

二

作為隨新時期文學潮流而逐漸成長的重要批評家，何西來的當代文學批評的實踐其實早在之前就已經開始。他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評論文章，是發表于《延河》雜志1962年2月號的《論〈創業史〉的藝術方法》。這篇寫于1961年的習作，從史詩效果探求的角度談長篇小說《創業史》的藝術結構，而文章的獨特性在于從作品的藝術構思出發，著重分析小說人物素芳的命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出生在農村，父母親是農民，熟悉解放前后農村生活的貧苦、農民的苦難，也熟悉柳青筆下土改之后到合作化初期的農村?！倍詫α喙P下這個不為人所重視的小說人物如此關注，主要是因為他在素芳的遭遇里，看到許多自己所熟悉的農村婦女的共同命運，由此而深切同情她們爭取愛情、幸福和解放的權利。據說這篇評論發表后，受到了柳青的高度評價和重視，他不斷向人推薦，認為文章比較接近自己的創作意圖。

“我的文章中不是僅僅重復柳青的人生見解，雖然他的某些見解曾讓我震驚得顫抖，像電火一樣照亮了我的思路和視野。我更重視我自己的人生見解和藝術體驗，只有它們才真正能夠用來詮釋、發揮、說明作家的見解，與之銜接，產生共振，成為我的評論的靈魂、骨骼和血肉?！贝_實，作為一位優秀的文學評論家，深入地理解并揣摩作者的創作意圖，猜度作家每一個描寫后面的用意，使自己在鑒賞中的再創造盡可能符合作者思維推進的內在邏輯，這樣的功力并不稀奇。但更為可貴的功夫在于，當評論者進行理性把握，作出某種判斷的時候，能夠把自己的人生探求、自己在這探求中長期積累起來的思考，作為主要的思想和生活參照系，融入到評論實踐之中去，即結合自己的人生體驗來深入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斷，這才是一位優秀的文學評論者必備的專業素質。而年輕的何西來，似乎甫一出場，便把握到了如此批評的要義。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主要筆名，“何西來”這個名字是從新時期以后開始逐漸使用的。據他所言，當時并沒有什么講究，不過是從李白“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中隨便截下幾個字。當然，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即他是秦人，西行入京，一定是要為秦人爭光的，所以索性把原來的何文軒更名為“何西來”。另外，國粹京劇分西皮、二黃兩大板式，意謂要像西皮一樣，唱腔高亢入云，為中華文化盡綿薄之力。仔細一想，或許還有所謂的“圣教西來”、達摩西來的含義。無論所取何意，都似乎是在預言他此后文學批評的“大氣象”。

何西來文學批評活動的“大氣象”，是從粉碎“四人幫”開始的。用劉鋒杰先生的話說，是“崛起于70年代末，大成于80年代中”。從1979年到1980年，他陸續發表了《詩禍漫議》《說“鑒”》《陀螺和陀螺文藝》等短論，以史為鑒，希望中國文學能走出“左”傾政治的陰影，擺脫“左”的精神桎梏?！对姷溌h》中慶幸一個“因為寫詩而招禍”的年代的結束?！墩f“鑒”》一文通過對“鑒”的考釋，來闡明現實主義文藝的時代品格，“鑒，就是鏡子，它有光滑平整的面，靠光的反射作用，能夠再現物體的形相，不溢美，也不藏丑。越是好的鏡子，越能毫發畢現。鏡之對人有用，原因蓋出于此”。而《陀螺和陀螺文藝》則試圖以陀螺這個小玩具“以小見大”，講出“文革”后一代批評者的文學態度：“不問作家藝術家的具體情況，不管各種藝術形式的特點，無視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簡單地、生硬地要求文藝配合一時一地的具體任務，是陀螺文藝的頭一個特點?！薄敖裉旄銗蹏l生運動，要配合；明天打麻雀滅四害，也要配合；后天大辦食堂，要寫；大后天大煉鋼鐵，更要寫。而且，按照中國多年來的習慣，要干什么事，就說這是‘政治任務’，以示其重要?！庇谑?，而“從50年代后半以來，很多專業的和業余的作者，都一直像旋轉的陀螺一樣，在對各種沒有盡頭的‘政治任務’、‘政治運動’的眼花繚亂的配合中，被搞得暈頭轉向?！敝档脩c幸的是，這條“陀螺文藝”的“邪路和死路”，今天終于走到了盡頭。文藝創作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以藝術家對生活的獨立思考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的新發現、新認識為依據，這就要求藝術家必須有自己的頭腦，而不能是一個陀螺。因而為了藝術發展的將來，需要把生命還給創作。

在那樣一個文學轉型的年代，不同程度地交織著新與舊的沖突。當《傷痕》《班主任》《人到中年》等“傷痕文學”剛剛出現時，曾不出所料地受到過“左”的圍剿，而何西來“堅定地站在作家一邊，站在思想解放一邊，為這些作品辯護、闡釋、助威、吶喊”。1980年左右，他寫了《人的重新發現》《公仆與主人之間》《蚌病成珠》《歷史行程的回顧與反省》等一系列文章，弘揚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的人道主義，在肯定反特權、反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的文學意義上開風氣之先。他率先把“傷痕文學”以后的文學潮流概括為“反思文學”，用“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已經達到的最高成就”來評價《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用“思想家氣質的藝術家”來評價劉賓雁，即見其睿智又見其膽識。對此，劉再復評價說：“由他最先提出的‘反思文學’這個大概念，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新時期文學開端時期的主潮內容，這個概括在批評界與創作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p>

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何西來“人道主義”的批評綱領，即那篇被譽為“當代批評經典之作”的《人的重新發現》。文章從“從神到人”、“愛的解放”、“把人當作人”三個角度，充分肯定了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的復蘇及其價值。在他看來，“人的重新發現，是說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權利、人性、人情、人道主義，在遭到長期的壓制、摧殘和踐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經從理論家的視野中和藝術家的創作中消失以后，又開始重新被提起、被發現，不僅逐漸在藝術家的筆底，而且成為理論家探討的重要課題?！彼寡裕骸拔页缟袨槿松乃囆g，不相信文學會高雅到蛻盡人間煙火”，他主張要把“大寫的人”寫在文學的旗幟上。他是這種主張的鼓吹者，也是實踐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他寫下百余萬言的文學理論和當代文學研究文章，為破土而出艱難前行的現實主義、人道主義文學大潮保駕護航。在當代作家和批評家中，他最推崇的是巴金、邵燕祥、王蒙、王元化、劉再復、錢谷融等；當代文學作品，他則首推巴金的《隨想錄》、邵燕祥的《邵燕祥文抄》、王蒙的《雜色》、陳忠實的《白鹿原》、錦云的《狗兒爺涅檠》，劉賓雁的《人妖之間》和楊絳的《干校六記》等。在對這些作家作品的喜愛和首肯中，何西來表達了自己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理想。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庇性u論家這樣評價何西來，“新時期現實主義的發展，與西來先生息息相關”，“他與新時期的思想解放生氣相接，成為開路先鋒”；而用何西來自己的話說：“我的評論文章幾乎是毫無顧忌地為這種新起的文學潮流一路辯護過去”，要知道，這在當年，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他能做到這一點，或許是得益于杜甫偉大現實主義精神的影響，得益于對傅庚生先生“滴血的心”的特殊記憶，也得益于他作為一個優秀文學評論家的道德感和責任感。他說：“當新時期文學以久蓄的力量，艱難地，然而頑強地，不可逆轉地恢復它的現實主義傳統的時候，我用全部的熱情歡迎了它。我從中看到的不只是藝術的復蘇，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的清明理性和現實精神的復蘇。我看到了振興的希望?！彼X得自己為“新起的文學潮流”辯護，“不是為哪一部作品、哪一個作家辯護，而是為了一個正在展開著的偉大時代辯護。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評論家應盡的責任”。何西來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在文學上呼喚“大寫的人”，他用自己在新時期文學批評領域戰士般的身影，為我們詮釋了一個“大寫的人”。

對于何西來而言，文學批評并不是對文藝作品的簡單闡釋，而更為內在地體現為時代情緒的集中表達。面對剛剛逝去的荒謬年代，一種自覺的歷史反思意識，便成為新時期伊始頗為醒目的批評潮流。在此，舊時代的逝去，使得一路走來的歷史中人，不得不帶著控訴的意識來迎接這個新時代，而歷史感則無疑是一種帶有復雜況味的時間意識。何西來以其敏銳的批評意識，捕捉到時代轉折的微妙情緒，并將之清晰地表達出來。如其在《歷史感的追求及其藝術轉化》一文中所表達：“對歷史感，或稱歷史縱深感的追求，是新時期小說創作中一個逐漸強化，逐漸自覺的趨勢?！痹谶@篇文章中，他對自己所言及的“歷史感”概念作了詳盡的界定和闡釋，在他看來，“一部作品所包含的歷史感主要由兩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從客觀方面來說，歷史感是指作品所展現出來的歷史真實。從主觀方面來說，歷史感則更多地是指作家感受、認知、把握客觀的歷史真實的能力。它常常表現為歷史眼光，歷史見識；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它甚至還表現為敢不敢堅持真理，敢不敢揭示歷史真相的藝術家的勇氣或膽量?？陀^的歷史真實具有真理性，它來源于社會生活，是作家從切身的社會實踐中把握到的、攝取來的，它是作品產生歷史感的基礎，是讀者在鑒賞過程中獲得歷史感的客觀依據?！?/p>

為了更為全面地闡述自己有關“歷史感”論題的諸種觀念，何西來在同一時期還寫作了長文《新時期文學中的歷史意識》，從“歷史意識”的角度對“歷史感”的概念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新時期文學的歷史意識，正是在歷史教訓的總結和消化中，隨著社會變革步伐的加快，逐漸自覺，逐漸深化的。當文學仍然是左傾權力意識的奴婢和工具的時候，當清明的理性被鉗制，被扼殺，因而昏死過去的時候，不可能有歷史意識的自覺?！倍鴼v史的主體意識，恰恰指的是“人對自身在歷史運動中的價值、地位、作用和意義的一種自覺”。由此他順理成章地將“歷史意識的自覺”和“歷史感的加強”，視為新時期文學“一個非常深刻的文化現象”。

何西來正是從新時期文學“歷史感”和“歷史意識”的批評分析入手，來切入“人道主義”、“主體意識”，乃至“反思文學”的概念，進而擴展至整個新時期文學思潮史研究的。在此，從整個時代的批評氛圍來看，這種歷史感的追求，雖有頗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仍不失為一種時代控訴的替代方案，畢竟，這種理論化的分析顯然要比那些情緒化的控訴高明得多。因而這無疑也可視為何西來對于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卓越貢獻之一。

三

除了對現實主義和歷史意識的關注，藝術風格問題的探討也幾乎貫穿了何西來整個批評生涯。早在弱冠之年的他，便感動于杜甫身上那種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精神，遂有了第一篇研究藝術風格問題的文章《論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文章發表在1960年的《文學遺產》上，時任主編陳翔鶴提攜后進的和藹令他銘記終生。此后大約20年，他雖沒有寫過關于風格問題的文章，但最初的問題意識卻對后來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再次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當時何西來奉命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的“風格”條目。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一工作，他參閱了中國古代和現代關于風格研究的大量論著，也參考了外國古代和現代有關風格研究的重要資料。在當時過眼的材料中，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被他極為看重，而其中專論風格的《釋〈體性篇〉才性說》，給予他的工作最多啟發。這些都為他此后專注于風格問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比如《探尋者的心蹤——論王蒙“尋找自己”和提倡“雜色”》《執著人生，執著藝術——李國文小說藝術風格論》等諸多文章便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作。

何西來重風格，也是他自覺的批評選擇。他看到，風格問題曾長期是文藝學上的一個薄弱環節，究其原因，與“階級斗爭擴大化”對于正常人性的摧殘，教條主義對個性的扼殺乃至毀滅，對知識分子持續的歧視、戒備和思想禁錮等關系極大。因此，他要通過大聲的呼喊，推動“藝術生產力的空前解放和藝術個性的張揚”，為“藝術風格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盡一己之力。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鑒于中國文化人的人格在幾十年間沒完沒了的左傾政治運動中不斷被踐踏、被扭曲、被閹割的事實”，在他的風格研究中，更多地注意了藝術風格和主體人格的關系。如他所說，“作家和批評家的素養應該包括先天的才氣、稟賦，后天的歷練、積累，另外就是膽識，包括人格修養和道德修養”，因而他的批評特別注重個人的素養和人格，這直接影響了他此后的文學實踐。

何西來著《母親的針線活》書影

對于何西來而言，風格的問題之所以重要，首要原因在于其內在隱含著對極左年代文學律令的尖銳批判。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理論與左傾教條對文學個性的扼殺，使得在當代文學的歷史發展中，風格問題長期淪為文藝學上的薄弱環節，理論研究欠缺，實證研究停滯。所以，盡管在歷來有關“雙百方針”的權威性闡述中，大都一再地提倡著“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都可以自由發展”，并且反復強調：“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但實際上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這個方針始終只是停留在口頭層面，而風格以及與其關系密切的藝術流派、學派，并沒有能夠真正發展起來，繁榮起來，單調、死板，“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反倒成了常態。只是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和極左思潮的被清算，隨著人道主義從被批判的對象變成了正面的旗幟，隨著藝術生產力的空前解放和藝術個性的張揚，才真正出現了藝術風格多樣化的格局，風格理論和風格批評也日漸受到重視，并且一步步走向深入。這種趨勢，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人的主體性問題和文學的主體性問題的提出，而變得更自覺、更強勁了。因而風格問題的再度復興，背后其實見證著文學從“一體”到“多元”的艱難歷程。

而另一方面，在政治之外，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也是風格問題的重要參照系。中國人歷代以來一向把道德與文章并提，視人品與文品、人品與畫品、人品與書品、人品與戲品為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從風格概念的起源上來看，人們也是先用它來品人，而后才逐漸發展到評詩文、論書畫。在表面上，中國人說“文如其人”和西方人說“風格即人”差不多，都標示了不同風格的差異性及其根源，然而，實際上中國人更強調風格中所包蘊的主體人格的高下與低劣，也就是說更加注重風格作為特定審美范疇的倫理道德內容，這是與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美善合一的觀念，以及把善作為更高一級的概念分不開的。何西來認為這正是中國傳統風格理論的精義所在，也是最值得珍惜的批評精神。也正是以此為寫作預期和理論背景，何西來寫出了重要的理論文章《論風格鑒賞中的人格感應》一文。

進入90年代，何西來對于藝術風格問題的理論探討出現了變化，多取鑒賞學的角度，同時在實證研究上開始向戲劇和繪畫領域拓展。在戲劇領域，他重點研究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為流派的群體風格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藝術大師個人風格。比如著名表演藝術家于是之、紅線女的藝術風格，以及張仃、夏風、周韶華等人的畫風。

總之，從弱冠之年寫《論杜甫詩歌的藝術風格》開始，到90年代中期寫成《師造化，重風骨——張仃焦墨藝術風格論》為止，何西來的風格研究經歷了整整40年的漫長時間。而從這些文章的字里行間，也分明見出了他自己的人格和風格。其間，有“橫眉冷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定和力道，更有“小橋流水”、“四兩撥千斤”的輕巧與從容，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對風格認識的深化是和我人生認識的深化同步發展的”，而背后更是一個時代的巨變和蛻遷。

四

許多歷史親歷者都在津津樂道地討論，由一個文學轉折的新時期脫胎而來的20世紀80年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類比關系。何西來何嘗不是這新時代的“五四之子”，他所崇尚的“為人生的藝術”不正是這一代人文學操守的真實寫照么？《我崇尚為人生的藝術》便是他的批評宣言，這些話語雖帶著世紀之初的古樸，卻顯示出十足的誠摯：

我崇尚為人生的藝術，不相信文學會高壓到蛻盡人間煙火。我欣賞藝術境界的空靈、飛動，贊嘆技巧運用的精熟、圓練、舉重若輕。它們都給我以美的享受，讓我驚服于人的創造才能。但是，這并不是文學功能的全部。我不認為文學的目的僅僅在于自身，僅僅為了自身。真正偉大的藝術，總是肩負自己時代的使命。藝術家是人生征途上的執火者，它們的作品，是用生命點燃的炬火，是靈智的明燈，是精神的太陽，照亮著世世代代跋涉者的腳步，給他們以啟迪，以慰藉，以希望和力量。

人道主義是新時期文學的頭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特點，當時激起理論界的廣泛討論。它從現實主義的歷史批判中見出，流瀉于藝術家的筆下，進入到理論家的視野。它的鋒芒指向“社會生活中仍然頑固殘存著的各種封建積習，各種束縛人、摧殘人，把人不當人的非人道和反人道的現象”。作為一股歷史的巨流，它崛起于方生未死之間。黨所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由于是從教條主義、個人崇拜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桎梏下，對人的思考能力、精神創造能力和自主意識等的解放，因而具有最深刻的人道主義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如何西來所言，“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應該是最富于人道精神的文學；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人道的社會。我們的旗幟上不能沒有人道主義；文學離開了人道主義，就沒有了靈魂?！币虼?，“如果說，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噩夢樣的現實的結束，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潮流洪波涌起的社會歷史根據，那么，思想解放運動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背景。既然人道主義潮流在中國土地上的再次勃興，出于一種深刻的歷史必然，那么，共產黨人為什么不舉起雙手，迎上前去，歡呼它的君臨呢？”這便是1980年夏天何西來寫《人的重新發現》的始因。這篇文章，是他“新時期文學思潮論”系列論文的第一篇，也是他對新時期文學進行多方位宏觀考察的主要視角之一。

何西來

他們這一代人正是肩負著自己巨大的時代使命，投入到文學批評這一嚴肅的學術行列之中的。于他而言，評論家只有具備獨立的人生境界和藝術境界，才有可能寫出有價值的評論。就像朱寨先生在何西來《探尋者的心蹤》一書序言中所說：“其實何西來同志并不是搞當代文學評論專業的。他的研究專業是文藝理論。他原來的學識根底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钡?，“作為一個中年人，時代的責任感，勝過個人的愛好；明知自己的所長，他人潛心專業的學術成就也令人眼羨，但都未能動搖對現實問題的關注和對同代‘探尋者’‘心蹤’的探尋?！?/p>

另外，曾任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也覺得何西來的文章“總是坦率的，沒有什么‘心機’，不會拐彎抹角，寫來寫去，總有一片赤誠在”。如其所言，何西來新時期的批評文章，可以說是對我國當代文學投下的一片赤誠。他無保留地支持這個時期的文學，以火樣的文字為這個時期的文學的生長吶喊。在他的吶喊聲中，可見到他的真實跳動的脈搏、熱騰騰的血的蒸氣?！拔揖拖矚g何西來這種袒露靈魂的文章。這種文章近乎‘赤膊上陣’，但我覺得這種敢于在大地上赤膊的人，才是大地的赤子，我相信這種赤子才是真正信賴自己的大地母親的?！?/p>

批評的明晰性，是何西來的根本特點。大約由于他自身也有痛苦的人生體驗而且有真誠的反省的欲望，因此，他對新時期文學中那些寶貴的東西特別敏感。對歷史的反思，對民族傷痕的審視，對人的重新發現，對現實主義的重新肯定和對新形式的追求，新時期文學中的這些主脈搏，都被他敏銳地、及時地把握住?！短綄ふ叩男嫩櫋分械哪嵌巍白孕颉?，大抵可以視作他的批評箴言：

文學固然探索著藝術、形式、技巧，追求著美，但它首先追求著更圓滿、更自由、更合理的人生；它是進擊者手中的利器，不是擺設，不是裝潢，不是有閑者消遣的玩物。創作是對人生的探求，是探求者心靈的記錄；鑒賞也是對人生的探求，但卻要通過作品的中介。評論，包含了評論家的鑒賞體驗，但卻不僅僅是鑒賞。它主要是一種理論活動。評論家當然思考藝術，思考美，但更重要的是思考人生。評論文章，不僅僅是評論家在作品中心靈探險的記錄，是他與作家心靈相撞時迸出的火花，同時也包蘊了他探求和思索人生的果實。

因而，“評論不是對作品長處、短處、優點和缺點的指出，評論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他看來，作品傳達著作家對人生的理解和評價，評論則通過對作品的剖析，傳達著評論家對人生的理解和評價。因此，他更多是把評論看作自己對人生的探求，看作一個沒有止境的認識過程和攀登過程。而藝術的探求又是與人生的探求相統一的。

五

何西來批評生涯中有頗多合作漫談的機會，而就此亦有諸多成果。1985年5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在西安開會，陜西人民出版社的郭繼明與評論家閻綱商議，決定出版一本以隨談錄的形式評論新時期小說的書，目的是將文學評論“搞活”。于是，幾個同樣從事文藝理論工作的顧驤、朱寨、陜西評論家王愚，與何西來等幾個朋友湊在一起，頗得“以文會友”的雅興，他們以隨談、交談、懇談乃至自由談的方式，對新時期小說進行了別開生面的討論。其中論題包括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小說創作的回顧；新時期小說的產生；新時期小說創作的情況、特征和基本經驗；以及小說創作向何處去等重要命題，之后的討論文章結集出版為《評論家十日談》，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而另一次由何西來參與的集體討論成果，則是大概十年之后的“北戴河對話”。這便涉及到杜書瀛和何西來這對老朋友之間的交往。1995年夏天，何西來與杜書瀛、邵燕祥、劉心武、錢競、白燁等幾位朋友相約到北戴河度假，對新時期以來人們所廣泛關注的社會文化、文學藝術的種種問題進行“對話”，“海闊天空，各抒己見，高談低語交錯而起，思想火花不斷擦亮，時而互相辯駁、各不相讓，時而互相補充、點頭稱是，歡聲笑語與拍岸海濤共鳴，情愫神思攜藍天鷗鳥齊飛。最后，得《北戴河對話錄》一稿二十余萬言”。這些“對話”分成數篇文章發表于各大學術和文學刊物，可惜，這本書稿卻因種種原因沒能出版，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何西來不僅是著名理論批評家，也是寫散文的高手，他的散文作品是比較典型的學者散文。比如，《秦皇陵漫興》《居庸關漫興》《小亭滄?！肥乾F代人情懷、歷史風物、風土人文與旅游雅興的完美組合，《愚人節的感傷》《母親的針線活》等懷人的文章則見情見性，感人至深。

對于何西來而言，在批評這個巨大的名利場里摸爬滾打多年，應制的作品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總體風格的堅韌與質樸還是清晰可見的。他沒有太多巧言令色的輕佻，顯示出對批評工作的虔誠與敬畏。世紀之交時，年邁的何西來仍為批評現狀的不堪憂心忡忡。他寫于1999年的短文《批評的貧困》便指明了這個物質和精神雙重貧困的年代里，批評家收入低、文藝批評園地的萎縮、刊物經營難、批評家出書難的多重窘境，直接造成了批評的“貧困”。由此導致的后果包括相當數量的文藝批評減煞了它本來應該有的鋒芒，批評的單向頌揚化、溢美化傾向已經變得非常惹眼，而批評的“軟廣告化”等問題更是令人不勝其煩。這無疑顯示了老一代文學批評家對當下現實的敏銳和批判之情。

總之，倘若對何西來總體的批評原則作一個簡要的概括，不屈不饒的現實主義風格當屬最為重要和醒目的關鍵詞之一。正如他在《紀實之美》的前言中所總結：“我的批評理念，就其主導面而言，是現實主義的，重視作品的社會歷史價值、人生價值和倫理價值，持積極入世的態度，但我也非常重視和強調作品的審美價值、藝術欣賞價值，不贊成標語口號式傾向，不贊成作家的或遵命的某種先定理念的赤裸裸的不經審美轉化的宣示。準此，則我的批評實踐，可以歸入社會歷史的和美學的批評一脈，而其主導面則是現實主義的?！?/p>

退休之后的何西來業余生活極為豐富。他熱衷生態保護及生態文化宣傳，曾積極參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組織的活動，興致勃勃地擔任過“鶴的代言人”；他年近古稀還抓緊學習機動車駕駛，惦記著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而做了一輩子學術的他，退休后依然也不肯閑著，承擔了百位名人傳記出版計劃交予他撰寫的《杜甫傳》任務。據悉，住院期間與病魔抗爭的何西來曾多次落淚，其中固然包含對這個世界的不舍，但更多是難以完成手頭工作的抱憾。內心極其豐富的他從杜甫研究走上文學之路，卻終究無法完成《杜甫傳》的寫作任務，其中的遺憾與傷感不言自明。

在何西來病重和去世后，國內外各界人士、生前好友通過各種形式表示了哀悼和慰問。著名作家王蒙發來悼詞：“驚悉西來友離世，深感悲痛，他的熱情、才華、學問永在人間?！备鎰e儀式廳大門處的挽幛上，書寫著他生前好友劉再復從香港發來的挽聯——上聯：“華夏赤子，明之極，正之極。品學兼隆，滿身俠骨頂天立。往矣往矣，痛哭西來兄竟永別遠走?！毕侣摚骸叭宋那骞?，誠亦最，真亦最?；凵齐p就，一腔熱血照我行。惜哉惜哉，淘盡東流水猶難洗悲傷?！边@無疑是對他一生的極好概括。

2014年12月，何西來的骨灰安葬在京西香山南麓的金山陵園。站在高高的山坡上，他可以俯瞰讓他無比眷戀的大自然和人間風景，而他的文品、人品和精神風范則將長駐人間。

（完）

責任編輯/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