鈔本時代的文本抄寫、流傳與文學寫作觀念

孫少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 北京 100732)

鈔本時代的文本抄寫、流傳與文學寫作觀念

孫少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 北京 100732)

鈔本時代集體性的選本、類書和社會性或個體性的鈔本，皆有不同程度的文字改變，體現了編纂者對鈔本文學的認識和對當時文學寫法的取向與導向?？瘫緯r代呈現出的鈔本時代的文字變化情況，說明中古時期的文本觀念，是將文本視作一種“公共資源”，因而才具有不斷改變文本文字的可能性。通過鈔本時代的選本、類書與鈔本、刻本，可以大致了解周秦漢唐時期文學文本的抄寫、傳播和寫作觀念。

鈔本時代； 抄寫與流傳； 文學寫作觀念

目前，古代文學研究對“抄本”、“寫本”的問題極為關注，但對二者出現時代之界定，尚無定論。古代出版史一般劃分為抄本出版和印刷出版兩個階段①。對中國古代“鈔本時代”的認識，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第一，將東漢至魏晉南北朝、唐代初年這一段時期視作“鈔本時代”，或指東漢蔡倫發明紙張之后的東漢至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后的北宋初年②；第二，宋明以后為“鈔本時代”，此前為“寫本時代”，如有人即將宋明以后抄寫本稱“抄本”，唐代以前的手寫本稱為“寫本”③；第三，籠統將“寫本時代”與“鈔本時代”混為一說，以為“寫本時代”與“抄本時代”同義、“傳寫”與“傳抄”同義④。筆者的認識是，將“抄本”、“寫本”出現的時代完全絕對化并落實下來，是不現實的?！扳n本”與“寫本”并不是一對相對的概念?！氨尽迸c“板”對應，“寫本”、“鈔本”皆針對“雕版”而言，皆是唐前文本的存在形態⑤?！扳n”這一行為方式無疑在先秦即有之，“書本”的出現則是秦漢間事⑥。就此而言，本文擬主要討論中古時期的文本抄寫與流傳情況。

以“鈔本”的獨特文本形態作為研究對象，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新思路。但如何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文本置于“鈔本時代”⑦這個大背景下，綜合考察文學文本的抄寫、流傳，進而從文本文字的差異考察當時的文學寫作觀念⑧，還有很多話題值得討論。

一、“傳寫”、“抄寫”與文本流傳

漢唐史書文獻，與“鈔本”有關的兩個關鍵詞是“傳寫”與“抄寫”。從字面上看，“傳寫”是一種社會性集體行為；“抄寫”除了具有社會性一面，主要是一種個體行為。一種學術風氣，要稱得上“時代”或“時期”，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規模。因此，本文討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性”的抄寫行為；看似個人的抄寫，一經進入社會，因為很快就會引起他人的關注或效仿，因此也具有社會性、集體性意義。

“傳寫”有兩種含義：一個是“傳抄”、“轉抄”，如《漢書·師丹傳》：“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薄段倪x》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雹崃硪粋€意思就是“臨摹”、“摹寫”，如南朝謝赫：“善于傳寫，不閑其思。至于雀鼠筆跡，歷落往往出群。時人為之語，號曰：‘移畫?！皇龆蛔?，非畫所先?！雹馀c文學鈔本有關的，主要是第一個意思。并且，在“傳”與“轉”的意義上，我們會發現“傳寫”涉及的社會面比較廣。

“傳寫”作為“傳抄”意義，在西漢已經出現。如《漢書·師丹傳》記載：

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疾幻軇t失身’，宜下廷尉治?！?/p>

這里有幾個問題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第一，“私寫其草”，說明“寫”很容易，但“寫”在何物上、又能便于私藏，是個疑問；第二，“行道人遍持其書”，除了證明“傳寫”之方便，還說明“傳寫”與傳播速度之快，但即使“行道人”能夠“傳寫”師丹奏疏，他們又寫在何物上并便于“遍持”？第三，“吏民傳寫流聞四方”，也印證了第二個問題的“傳寫”方便與傳播快捷的問題。我們設想：即使外戚丁、傅二氏所言“行道人遍持其書”為不實之詞，且眾人所言“吏民傳寫流聞四方”雖非針對師丹奏疏而言，但終究是對當時“傳寫”后果的一種說法，應該屬實。至于大家“傳寫”的載體，當時的條件，不外乎竹簡、木牘、縑帛和馬紙。當時西漢已經出現了麻紙，但使用恐未普及。師丹所上奏議，屬于官方文件，寫在竹簡、木牘上的可能性較大?！靶械廊恕笔种兴俺帧?，大概僅僅是師丹奏疏中流傳出來的只言片語。

從“寫”與“傳”具體的書寫與傳播方式分析，當時的“傳寫”，具有“輾轉鈔寫”之意。從師丹奏疏定稿，到官吏私藏的草稿，再到吏民傳寫，其文字在傳寫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文字差異；同時，吏民感興趣的，是師丹的主要觀點，而非其奏疏的文字異同，就此而言，這個“傳寫”就具有“摘錄”、“選鈔”的性質。

《漢書·師丹傳》所言“傳寫”，其目的主要為了獲取必要的信息，這種“傳寫”具有非正式、隱秘的性質，且“傳寫者”潛意識里并非為了公開傳播。當然，“傳寫”有時候也有公共傳播的性質，如左思《三都賦》成，出現的“競相傳寫”、“洛陽紙貴”，就是一種公開的互相傳抄行為。當時的傳寫者，大多抱著一種“附庸風雅”的心態，有時無暇關心本人所寫文字的正誤。再者，由于左思《三都賦》一直在不斷修改，傳寫者手里的文本文字，必然與左思最后定稿有很大區別。后世出現的很多古書文字舛訛，很多就是“傳寫致誤”。

“傳寫”的出現，對于文學作品的傳播，作用極大。很多作品，都是在先“傳誦”、后“傳寫”的過程中得以迅速流傳，甚至出現晨畢暮傳或迅速流傳至邊疆的情形:劉孝綽的文章往往“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徐陵“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甚至左思當年“洛陽紙貴”的情形也會重現后世。這里與“傳寫”密切相關的“諷誦傳寫”、“傳寫成誦”，形成了對作品的社會性集體“誦讀”、欣賞與抄寫，容易提高人們的文學審美力，加速作品的傳播速度，擴大了文學的社會影響力。

進一步來看，紙張的普及，使得整部書籍的“傳寫”成為可能。徐陵文章曾“被之華夷，家藏其本”，這個“本”，顯示是個人積累單篇以成書，而非對整部書的完整傳抄?！妒勒f新語·文學》：“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边@里的“傳寫”，與上文多是單篇文章的“傳寫”大為不同，其意義有兩個：一個是《語林》的傳寫，開始具有真正意義上的“鈔本”意義；另一個，這種“傳寫”，不會全部是“時流年少”本人所“傳寫”，而他們對抄寫文本的收藏大于閱讀的需要。唐代其他類似的書籍“傳寫”，也具有相同的社會意義。

如果將“傳寫”這種廣泛的社會行為具體化，即具體到個人與文字的對應關系，就進入到“抄寫”的范圍。鈔，俗字作“抄”，動詞作“抄寫”、“謄寫”、“抄掠”等解，名詞作“紙幣”、“選集”(如《北堂書鈔》)解。東漢又寫作“摷”，并且有多種說法。當然，東漢已經出現了“抄書”，如景鸞“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據“列其占驗”分析，此處“抄”，當是在全部“抄寫”基礎上，再羅列出“占驗”部分。據此，“抄”除了具有“摘錄”之意，在漢代的某些“抄寫”行為中也有“全抄”現象。入晉以后，正式出現的“抄寫”一詞，其性質也是如此，或摘抄或全抄，并非一概而論。

《晉書》記載紀瞻“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其“抄寫”的具體方式(摘抄或全抄)不易判斷。不過有的也可以推斷出屬于“摘抄”，如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仍然“手以反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如此高齡，并且利用紙張反面抄寫，恐怕還是據興趣隨心摘抄為主。南朝梁王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南朝梁臧逢世在“客刺書翰紙末”上“手寫一本”《漢書》，這種“抄寫”，主要目的是為了個人學習，摘抄的性質很大。當然有的屬于“全抄”，如梁代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這種為讀書而“抄寫”者，當為全抄；他后來的“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顯然屬于“摘抄”性質。這種“摘抄”或“全抄”，主要目的是為了個人收藏、學習或鑒賞，并無明顯的社會傳播特征。有時，讀書、抄書，僅僅是士人熱衷的“書齋”之事，如《周書·韋敻傳》稱其：“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钡珶o論是摘抄還是全抄，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個人收藏或鑒賞，并非有意適應讀者的需要，也無明確的社會傳播意識?！端螘分尽肥珍浀囊唤M無名氏歌辭與曹氏父子詩歌，即為沈約對原始文獻的忠實“全抄”，“它的價值正在于其動機是保存，而不是為了迎合詩歌愛好者的趣味”。

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專門以抄寫為業之人。北魏江式為撰《古今文字》，曾上表求賜鈔寫助手；隋朝則設置楷書郎員，負責摘抄御書?！俺瓕憽痹趥€體特征之外，同時又有了逐步職業化、制度化的過程?！俺瓕憽庇纱藦囊环N個體行為，逐漸演變成社會行為，具有了社會角色的意義。這種情況下的“抄寫”文本，就帶有積極的社會傳播意義。同時，本來屬于個人的抄寫行為，由于他人的效仿，也會具有社會性質，如南朝齊蕭鈞抄寫《五經》，首創“巾箱本”，對后世版本之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學術意義上說，“傳寫”與“抄寫”，會直接、間接地反映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西漢以來，文人大多尊奉這一學術傳統，如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皆自稱“述”，不稱“作”，實際上是有作者的思想深意在其中。而“傳寫”、“抄寫”，看似是一種機械重復工作，實際上其中包含著抄寫者對文字的選擇、取舍與改變，體現了抄寫者本人的學術認識與文學思想，符合“述而不作”的學術傳統。

“述而不作”的傳統，是敘述、轉述或發明前人學說，其意義有兩層：第一，敘述前人學說；第二，在敘述中增益自己的認識、理解和闡釋。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宣揚前賢哲理，而其結果則造成了后世的大量異文，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形態，進而體現了鈔本的抄寫與為文之觀念。

二、鈔本時代的文本變化與中古文學的寫作觀念

清代以降，先唐古書產生了大量?？背晒?，要加強利用，就需要在文字?？被A上，總結鈔本產生的文獻與文學問題。

文本的傳抄，必然帶來相應的文字舛誤，其中原因較為復雜。除了抄寫者主觀上的刪削，抄寫者的知識水平和判斷能力及其抄寫時的心理狀態、所處環境、抄寫方式(如：是抄寫者邊看邊抄，還是助手為抄寫者誦讀而抄寫)或宇文所安所言“抄寫和重抄時認真程度的不同”，都是造成鈔本文字差異的原因。從文學研究的角度看，這種差異，或者說文字改變，不能簡單地用疑古的真偽、是非觀念來權衡，而應看到這種文字差異主觀安排后的學術心理。

除了全文照抄和抄寫過程中無心造成了文字的傳抄訛誤，當時的傳抄者對所抄文本主要采取了兩種處理情況：第一，主動刪節或改變底本正文文字；第二，主動刪節或改變底本注文文字。這兩種情況皆可看出抄寫者當時的思想變化，尤其可以看出他們的文學寫作觀念及其對文學寫作布局的思考與匠心。

據胡克家《文選考異》，陸機《文賦》在唐宋時期的文字差異很大。即使在唐代鈔本所見，也存在很大差異。據此我們可以考察唐代鈔本的概貌與抄寫者的寫作觀念。

以《文賦》第一段為例，《藝文類聚》的記載是：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詞，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逮可謂曲盡其妙。

《初學記》的記載的文字則為：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所由。

胡克家李善注本，已經摻入了尤袤本的文字，故與唐代鈔本相比已無比較價值，暫不論。但我們可以看到，《藝文類聚》“他日逮可謂曲盡其妙”之后，還有“至于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一大段文字，為《藝文類聚》《初學記》所刪。

同為類書，在《文賦》正文之前，《藝文類聚》與《初學記》刪去了部分贅余文字，并且《初學記》比《藝文類聚》刪除的還要多。這種刪除，絕對不是抄手所為，顯然是編纂者的主意。由此推測：當時類書編纂者對原書文字有其刪汰原則，或者在原書上做出了刪節標識。二書共同刪除的文字，本來是對《文賦》寫作主旨交代之余的發揮，編纂者大概認為這些文字已經無關宏旨，刪去并不影響文意，故作如是處理。例如，《藝文類聚》刪去文字之后，“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逮可謂曲盡其妙”下接正文“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云云，銜接亦算自然，并且保留的“他日”一句，同樣對銜接下文起到了鋪墊作用?！冻鯇W記》于“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下接正文，給人的感覺是上文語句洗練簡潔、下文直奔主題，前面的小序與正文凝練自然，諧和通暢。故宮本《文賦》保留的“操斧伐柯”一段文字，又見于陸柬之本和《秘府論》本，是李善注本的原貌，是唐前最完整的表述。李善注本在“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下接《文賦》正文，顯得語氣舒緩，小序之交代與正文之切入，皆有首有尾、不急不緩。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與《初學記》等隋唐類書，屬于鈔本體系。他們節錄、摘抄的行為，體現了編選者的為文觀念；而其所鈔內容，就成為后世的一種特殊文本。但不同鈔本的文字處理，會體現出抄寫者、編選者不同的文學觀念與文學撰寫的布局。例如，《藝文類聚》的處理，要求為文時要注意上下文的過渡自然和為文進程中的語句鋪墊；《初學記》則要求自然洗練、開門見山，不拖泥帶水；李善注本體現的則是為文時上下文的緊密銜接、語氣的輕重緩急和敘述過程中節奏的不溫不火。這就是《藝文類聚》與《初學記》之類的“類書”表現出來的文學寫作觀念，具有較強的寫作實用目的。

作為“選本”的《文選》，李善與其他注家在為其作注時，又是一種什么文學寫作觀念呢？

李善注本對個別文字也有改變。例如第一句，“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皆為整齊的七字句，讀來也算對仗，故宮本、陸柬之本、《秘府論》本、行成本、《類聚》本、《初學記》本皆作是說。李善注本卻作“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增加了一個“所”字。這種處理方式，就是誦讀時可將第一句主語“余”省略看，二句讀作“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也是七字句，且“之”、“其”后皆為兩字，也是另一種對仗模式。無論如何，這體現了李善對遣詞造句的個人思考。

在五臣注本中，則是另一種情況。按照李善的說法，五臣注本作“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去掉主語“余”字，也是嚴整的六字句，但二句在“余”統領下，讀起來卻給人以一種娓娓道來、語氣舒緩的感覺，更切近科舉應試的表述形式。另外，五臣注對《文賦》中的文字，多有改寫，如“嗟不盈于予掬”中的“嗟”字，多改作“羌”，這說明五臣注本對《文賦》本文文字亦有考慮?！班怠迸c“羌”皆為嘆詞，但“羌”卻是自《詩經》《楚辭》以來就有的“楚語”。這種改變，未必符合《文賦》原貌，但卻體現了抄寫者對文本的縝密思考與其文學心理的細微變化。

可見，“類書”與“選本”大多可體現出編纂者、注釋者對文學寫作方法的思考，可以為閱讀者提供一個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范本”。例如，以上各種鈔本的處理方式，皆體現出程度不同的為文布局與匠心，會帶來鈔本文字的各自差異。綜合《藝文類聚》《初學記》、李善與五臣等各家處理方式，第一段序文文字可以變為如下表述：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所由。

如果后接《文賦》正文文字，讀起來全文依然嚴整，并且結構上更加緊密。我們這樣說，是因為唐代各鈔本體現出來的一個突出的文學寫法觀念，就是要求結構緊密、語句凝練，講究遣詞造句的合理安排。

再如，《文賦》序后第一段正文全文：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镀P，聊宣之乎斯文。

全文皆六字句，凡七組，除《類聚》本外，其他皆同?！额惥邸繁镜奶幚矸绞?，是刪去了“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從結構上看，變為六組六字句，結構上比較整齊?！罢b先人之清芬”與“慨投篇而援筆”之間，也并無捍格、滯礙之處?！端囄念惥邸愤@種處理也有其道理：“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與“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是說在“詠唱先賢豐功偉績，歌頌古人德行芳馨”之后，緊接著應該就是“執筆寫作，以文章表達出來”；如果在二者之間摻入“在文海中遨游，贊美優美之文學”，似乎將作者個人的“抒情”生硬地加入到正常的“敘事”中，有一點說話過程中突然加入個人評論的意思，游離了原來的主旨。但是，其他諸本不作刪節，好似正常敘事中突然來一個“休止符”，起到舒緩語氣、為進入正文起一個鋪墊的作用。這是文風不同、寫法不同帶來的寫作要求的差異。

除了集體編纂的類書與選本，私人鈔本有無這種情況呢？故宮本、《秘府論》本、行成本、《初學記》本、李善注本、五臣注本“抱景者咸叩”之“抱”，陸柬之本、《類聚》本作“藏”，二字形、音皆不相近，故很可能是一種故意為之。五臣注本作“抱”，“懷有”之意，體現出寫作者對所見有形物象的關注；“藏”有“懷藏”之意，表示寫作者關注的有形物象，既可能是目中所見，也可能是心中所想，指的是世間一切有形物體，其中也含有對“虛構物象”的描寫方法。這大概是陸柬之本、《類聚》本的為文安排。

再者，故宮本“粲風飛而炎豎”之“炎豎”，陸柬之本、《秘府論》本作“猋起”，李善注本作“猋豎”，五臣注本作“飆豎”，《類聚》本、《初學記》本作“飚豎”。猋、飆、飚同，故李善注本、五臣注本與《類聚》本、《初學記》本同。故宮本之“炎”，當是“猋”字抄寫之誤。陸柬之本、《秘府論》本之“猋起”，與他本之“猋豎”，還是有區別的。如果說，炎、猋、飆、飚屬于文字抄寫之誤，“起”與“豎”字形、讀音皆不接近，最可能是一種有意的改變。形容文思如風云變幻，“風豎”與“風起”哪一個更形象、更有詩意呢？在陸柬之、空海眼里，顯然是后者。但在六臣與歐陽詢、徐堅等人看來，“風飛飆立”顯然更能凸顯文思洶涌的特征。這種文字選擇與爭議，體現了私人鈔本與集體鈔本對文字選擇、使用的不同觀點，同時可以體現他們之間文學寫作觀念的差異。

從這里可知：類書、選本與私人鈔本，雖然程度不同，但皆有“節錄”現象存在，并且體現出一定的文學寫作觀念和鈔本對誦讀者的為文指導觀念。即如《文選》，宋人說“《文選》爛，秀才半”，顯然說明選本與類書一樣，也有指導古代文人模范寫作的意義，其中必然體現出鈔本的為文思想與寫作觀念。進一步說，鈔本時代的文本，除了具有載錄文學作品的功能，還具有傳遞當時編纂者、注釋者文學寫作觀念的意義。以往我們總是從文論著作如詩話、詩文評著中尋找文論資料，其實從選本、類書與鈔本、刻本的文字變化，一樣能夠看出特定時代的文學風氣與文學寫作觀念。

三、刻本文字變化與鈔本時代文學傳統的一致性

據林曉光研究，唐代類書中存在大量的文字刪削現象。事實上，唐宋人對古書文字的改變，不僅僅限于類書，對待其他古書及其注釋文字，也有刪削行為。例如，作為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文選》自產生之日起，其傳播的方式主要是傳抄。同一鈔本系統下，抄書人之間的遞延傳承，不產生文字差異是不可能的。有時候由于抄寫者的故意刪削，還會在抄寫者本人的鈔本中，產生大量的文字脫落和舛訛。

《文選》錄陸機《文賦》，出現的問題較為明顯。為了便于與上文所談問題具有連續性，我們姑且仍以《文賦》為例，進行論證。宋明重刻《文選》較多，據胡克家考異，有的版本中的《文賦》，其正文、注文文字與其他版本多有差異，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復雜，顯示了刊刻者、重刻者對文本的不同處理方式。

李善注本《文賦》下注云：“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云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征為太子洗馬，與弟云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系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焙思以唬骸白ⅰ畽C字士衡’下至‘系蹤張蔡’，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字，有‘陸機’二字。案：士衡自于《嘆逝賦》下注訖，增多全非?！苯鸪逃钫J為：“檢《嘆世賦》，所注與此傳頗異，胡說未允?！倍x注文字確實不同，主要原因是因為《嘆逝賦》注引的是王隱《晉書》，《文賦》注引的是臧榮緒《晉書》，胡克家將二者混說，故致誤。這說明李善注本《文賦》中文字復雜的《晉書》，是舊注原貌；袁本、茶陵本中刪去的一百字，是后來重刻者所為。根據“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字”分析，這種文字刪節，至少在宋代已經存在。但無論如何，雕版印刷過程中，也凝聚著重刻者的精神勞動。

再如李善注“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于文?！肚f子》：堯曰：‘此吾所用心?！焙思铱籍愓J為：“注‘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于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边@或是對李善注被竄入文字的一種刪除。

胡克家進一步認為，李善注中被竄入他注，屬于尤袤所為，如“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注：“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體?！焙思曳Q：“‘夫作文者’下至‘故非一體’，袁本、茶陵本‘夫’下有‘其’字。云善無此二句。案：尤以五臣亂善也。二本無注，十六字尤并增多以就之，甚非?！绷硗?，胡克家認為，尤袤對李善注還有刪節行為，如“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墩撜Z》：鯉曰：‘它日又獨立?！w岐《孟子章句》曰：‘它日，異日也?！焙思铱甲C：“注‘言既作此文賦’下至‘盡文之妙理’，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言知之易也’五字。案：善于此注‘言知之易也’，于下注‘言作之難也’，可謂精當。尤誤去其一句，甚非。至于增多之注，膚庸乖舛，亦甚易辨，固不假詳論矣。余條同此?！焙思以诖苏J為：尤袤誤刪李善原注“言知之易也”五字，又增益注釋文字。拋開何人刪節、增益這個話題，我們可以看出，宋代重刻《文選》，對其中的注釋文字多有改變。最令人訝異的是，有時候增多的文字，竟至二百余字。如“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下注，凡數百字，胡克家：“注‘莊子曰桓公’下至‘數術也’，袁本無此二百三十七字，有‘輪扁已見上注’六字。茶陵本亦不復出，此增多甚非?！边@二百三十七個字，胡克家認為“增多甚非”，袁本“輪扁已見上注”當是原注文字。問題是：如果胡克家所說確實如此，那可能是后世刊刻者或?？闭邔ⅰ拜啽庖岩娚献ⅰ敝吧献ⅰ碧幬淖洲栦浻诖?。但如果胡克家所言非實，則“輪扁已見上注”當為后人據“上注”合并刪節而成。這種文字改動還是比較大的。

宋明刊刻者，對《文賦》正文也有改變，如“故踸踔于短垣”，胡克家稱：“袁本、茶陵本‘垣’作‘韻’，不著校語。案：注中‘短垣’語，二本亦無之，恐尤改未必是也?！焙思艺J為這種文字改變也是尤袤所為。

尤袤(1127—1194)，字延之，與朱熹同時，他們生活的時代正是“疑古”思想盛行之時。尤袤對《文選》文字的大量改易，反映的正是他對以往文本的懷疑、對個人所見文本的肯定態度。從客觀上說，尤袤對《文選》版本文字的改變，反映的也是“述而不作”思想，即他在努力嘗試呈現《文選》版本文字的原貌。這種“校讎”學意識，肇端于漢學，至宋開始逐步成熟。這種看似規范文本、統一定本的行為，更增加了文本的復雜程度。胡克家稱“凡各本所見善注，初不甚相懸，逮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異”，便是此理。

四、鈔本時代文本的“公共資源性”問題及其文獻學認識

鈔本時代的編者和抄手，“往往按照自己的觀念，對文本進行隨意的改變”。印刷時代初期，也存在同樣的情況。他們對古書文字的改變，其實也體現出對古書性質的認識，即將其作為一種“公共資源”來看待。任何抄寫、刊刻者之所以能夠據己意改變文本文字，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古書已經成為一種“公共資源”，學者有權利對其進行文字選擇和改變；同時，他們自己整理的古書，也可以被后人視作新的“公共資源”，重新被整理和改變。抄書、刻書、校書中產生的這種學術認識，非常接近于后世的“自媒體”認識，即在“述而不作”思想影響下，有條件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述者”。但是，“述者”對這種“公共資源”截取方式、敘述目的、文章主旨與結論的差異，又會導致相同來源的材料卻有不同的表述文字與思想旨趣。

先秦兩漢的諸子文本，皆有“公共資源”特性。先秦兩漢諸子對撰述時文獻的選用并無嚴格的門戶之見，而是關注自己著作中體現的思想、意旨。先秦時期由于知識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當時不可能有豐富的文獻供諸子百家隨意采擷與使用。這種文獻資源的“有限性”，就決定了它們在諸子百家撰述、編纂本派典籍時的“公共資源性”。西漢劉向父子整理古籍、東漢蔡邕等人定熹平石經，皆有將文字規范化進而將其轉化為“公共資源”之目的。例如，蔡邕勸立熹平石經，其中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之說，此處的“摹寫”，實即“抄寫”。從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出，當時確實存在“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的現象，而文本“寬容度”是造成“俗儒穿鑿”的主要原因。蔡邕等人的“正定《六經》文字”與“后儒晚學咸取正”，雖然有尋求“定本”、被人“取正”的作用，但其學術目的，并非如后世為?？?、訓詁之需要，而是為了闡釋義理。但“取正”也是一個籠統的說法，“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也并非追求統一定本，實有據石經本參驗個人所藏本的目的。問題是，熹平石經公布的“正定文字”，屬于一種“官定”文本。這些看似確定的文字，卻又有“不確定”的一面，即蔡邕他們確定文字時，也是以其選定的一家文本為主，加以校記。說到底，蔡邕等人追求的并非“定本”，而是具有規范文本文字的目的。他們這種文本文字的“規范性”，并非以“原始文本文字”或“真實性”為原則，而是以他們理解的文本文字為標準，具有很大的主觀性。

魏晉南北朝的抄寫者、傳寫者最初可能會盡可能嚴格遵守底本的文字，盡量不加改變。但是，魏晉南北朝也是古書大量出現的時代，包括以往鮮有關注的古書，如《孔子家語》《孔叢子》，甚至東晉張湛輯錄增補的《列子》，悉數出于此時。這種情況下，古書在傳抄過程中必然產生文字差異現象。東晉伍輯之《從征記》、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中，就已經出現了《孔叢子》佚文，除了考慮這是《孔叢子》在傳抄過程中出現的自然現象，還要考慮到抄寫者主觀上的“節鈔”行為也可能導致佚文的產生。

唐代抄寫者與?？闭?、注釋者對文字的增益、刪節與調整，說明他們尚無版權意識，而是在傳播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或者是自己認可的文學版本。這體現了一種寫作觀念：閱讀者對文學文字并無選擇權利，其閱讀體驗與文字選擇，大多依賴于雕刻者、?？闭?、注釋者的判斷和限定。這說明一個文學現象：唐代中期以前的閱讀者，對此前的文本重意不重字，他們對文學文本的文字，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寬容度”?！端囄念惥邸贰侗碧脮n》《初學記》等類書對原始文本的簡化、合并、刪節等處理方式，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宋代以后的刻本，繼承了唐鈔本的這種學術認識。在重版古書時，刻書者總是據己意在文本中刪節、增益文字，以體現個人的文學與學術觀念。這種學術特性，自漢代經學已經有所表現，如東漢熹平石經，已經存在據漢人理解的義理與政治需要取舍今、古經文字的現象；漢儒解經，一字至數萬言，關注的也是義理。文字上的不統一，必然帶來學說上的闡釋各異，正統儒家就會因為“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的原因，提出規范文字的要求。

結合漢唐時期存在的文本文字差異現象看，文本文字的“公共資源性”，也是鈔本時代非常重要的文學特性。閱讀者對這種“公共資源”的文本文字改變方式，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文本留白”作用：文學文本“公共資源”觀念產生的文字差異，為閱讀者提供了不同的鑒賞視角與審美空間，無意中造成了文學文本審美意境的擴大和文學思想的張力。

以上是從作者、編纂者、抄寫者或?？闭呓嵌榷?，從讀者角度考慮，他們面對的文本文字，大多是由作者最后決定，而非出于抄寫者或傳寫者的意志。這種情況下，文本文字基本上并無多大差異。閱讀者的文學鑒賞，建立在自己面對的文本基礎上，與社會難以形成交流，但閱讀者的喜好與推廣，會影響那些手頭并無文本的聽眾的文學鑒賞，從而形成大致相同的寫作觀念。如果抄寫者的文字偶爾發生了差異，閱讀者的文學地位，就會決定文本文字的最終選擇；而與原始文本不同的“誤字”進入主流文學圈并成為“定本文字”，就成為可能?！坝迫煌仙健?、“悠然見南山”的爭論，就是這種原因。

文學文本的文字差異，實際上具有“文本碎片化”特征。尤其是六朝與隋唐的選本和類書，對文學文本割裂極大，碎片化更為嚴重。但是，這并不會為學術研究帶來嚴重的“文本不可靠”后果，原因就在于，文學張力、文本留白，對文學的碎片化保留了足夠的“文字寬容度”、“審美認識空間”和“表達空間”，滿足了文學新創作、新撰寫的需要，符合鈔本時代文本“公共資源”的學術特性。

這種學術特性，同樣適用于經學、史學與子學文本，這進一步造成了鈔本時代的文本特點，由此可以啟發我們對以往幾個學術觀念進行反思：

第一，文本異文與古書真偽問題。?？?、校注出現的大量異文、異字，并不能完全證明哪一個文字是最準確的、哪一個版本是最原始的，如果過于糾纏這些問題，其結果只能讓人陷入無休止、無意義的文字爭辯。宋儒開創的古書真偽考辨，其實就是由此而起。但說到底，他們不僅無法對真偽問題爭論清楚，而且忽視了漢學甚至魏晉南北朝的基本學術傳統就在于“述而不作”這一事實。其實，即使后世?？闭邊⒑媳姳径傻男１?，其文字也未必完全符合原始文本的真實情況。例如，《孔叢子·論書》有一句爭議較大的文字：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惫鞒嘣唬骸奥勚T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蛱诪橥?，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

“太甲、武丁、祖乙”，《四部叢刊》本《孔叢子》作“太甲、祖乙、武丁”，宋本、《漢魏叢書》本、日本冢田虎注本、《四庫全書》本、阮元巾箱本、《指?！繁窘匀缡?。然冢田虎注稱：“太甲，湯太子太丁子，太丁未立而卒，及湯崩而太甲立。武丁、高宗，殷二十世。祖乙，殷十一世。此當次‘祖乙、武丁’也?！彼螚詈啞断仁ゴ笥枴芬醋鳌疤?、祖乙、武丁”，于是后世?？闭邠苏J為，冢田虎與楊簡說為是。訓詁文字，不可僅僅關注文字之異同，還要關注全文尤其是敘述者的視角，如此處公西赤有“聞諸晏子”語，我們查檢《晏子春秋》，即作“太甲、祖乙、武丁”；其他如《論衡》《冊府元龜》引晏子語，亦如是。由此可知，即使晏子所言不符合歷史事實，但畢竟是晏子原話?！犊讌沧印饭鞒嘁套诱Z之次序，與《晏子春秋》《論衡》相同，保留的是晏子的原話。文本異文，并不能作為驗證古書真偽的唯一標準。

第二，古書亡佚與學術主流問題。由?？?、校注生發開來的異文對勘或佚文輯錄，也存在一個研究誤區。古書存在的佚文現象，我們總認為是古書傳抄過程中的自然亡佚，其實從本文的考察看，有的是抄寫者的主動行為所致。顧頡剛曾提出“古史層累說”，認為歷史文獻與史實有一個不斷“層累”的過程。據本文的研究，文本和史料還有一個不斷被“碎片化”的過程。無論是鈔本還是刻本，都有這種情況。如此，我們可以對“明人校書而書亡”有一種同情之理解。話說回來，即使明人不校書，我們看到的也不可能是古書原貌。

周秦漢唐很多經典古書，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佚文，這是文獻研究者關注的問題。這些佚文，雖然多為抄寫者故意摘錄、無心遺漏或文本散佚所致，但無論如何，總會使其在古書文本中的地位大大降低。長此以往，這些佚文必然與主流學術產生了距離，很難再重新獲得最初在正文文本中的位置或地位。作為一部古書，也是如此?，F在有很多亡佚的古書，重新進入研究者視野，從學術研究領域的擴大來看，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那些在古代已經亡佚的書籍，在當時已經被排除在主流視野之外，與當時的學術聯系已經很少，即使今天被重新發現并被置于當時的學術環境中，也未必一定能為其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更談不上對當時學術史產生什么重要影響。

最后，“定本”的相對性問題。古書整理的第一步，往往是整理出一個精心?？钡摹岸ū尽?。隨后的文獻注釋、訓詁、考證、標點和譯注工作，才有可能順利展開。問題是，我們精心?？毙纬傻乃^“定本”，往往是在文字各異的諸家文本基礎上產生的，這必然造成了“定本”的相對性。任何所謂的“定本”，都不敢說一定就是文本的“原始風貌”。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校注成果，只能說為研究者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的平臺。這種文本特性，難免也會給人以“文本不可靠”的認識。但話說回來，除了我們能夠見到的作者手稿本，其他傳抄、刊刻流傳下來的文本，有哪一本的文字一定是確鑿無疑的呢？我們不能因為這個原因，而在學術研究上縮手縮腳。任何時代，都有屬于本時代的學術要求和規范，只能按照本時代的社會、政治、學術需要進行文本解讀與闡釋。這也是“文本碎片化”或“歷史層累”的一個過程。我們不可能改變這一事實，就只能順應這一學術發展規律，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學術成果。

我們如此說，并非輕視“文本不可靠”這一命題，而是認為完全可以在相對可靠的文本基礎上開展研究。事實上，我們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無論是綜合性研究還是古籍整理，都會遇到文字差異問題，這直接會影響到研究者的學術判斷與研究結論。這提醒我們：在開始自己的研究之前，應該對如何處理研究對象文本文字的變化制作一個預案——要么首先整理出一個相對可靠的文本文字供研究使用，要么將時代較早的諸家文本文字臚列出來供讀者參考。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撰寫，需要重視文本文字的變化，因為不同的文字表述，可能會導致截然相反的研究結論。?？?、校注、輯佚、補編類資料整理與研究，尤應引起重視。

另外，還需要認清一點：任何文本自其產生之日起，就處于不斷被“碎片化”的過程中，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其文本“不可靠”是一種歷史規律。有些文本需要在“還原舊貌”基礎上開展研究，有一些文本就無須如此。例如，后世故意改造的文本，蘊含著特定時代改造者的為文觀念，體現出一種變化了的文學寫作觀念，如果強為之“還原”或“復原”，就有可能違背時代規律和文學規律，造成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結果。進一步說，在先唐文學文本研究中，切莫將材料的“真偽判斷”與“價值判斷”混為一談。

注釋

①林穗芳：《有關出版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②陳靜、楊軼男：《中國抄本時代的書籍出版特征——以〈世說新語〉的出版為例》，《出版科學》2013年第1期。

③張宗品：《寫本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2期。

④陳靜：《敦煌詩歌寫本的傳播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⑤葉德輝稱“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即多稱其為“本”；“雕板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是“未雕之善本”，“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為一名”。見葉德輝:《書林清話》卷1《板本之名稱》，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5頁。

⑥葉德輝:《書林清話》卷1《書之稱本》，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14頁。

⑦“抄”為俗字，在漢魏六朝這個歷史時期，我們選擇使用“鈔本時代”這一說法。除引文及解釋引文所需文字，本文其他場合皆用正字“鈔”。

⑧類書中引用了很多史書、子書文獻，但從當時的思想觀念看，編纂者是將這些文獻作為“文學寫作范本”看待的，故無論史書還是子書，在類書中皆具“文學”文本性質。

⑨蕭統編：《文選》卷4左思《三都賦序》，李善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74頁。

⑩謝赫：《古畫品錄·劉紹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6頁。

責任編輯 王雪松

The Transcription，Spreading and Writing Ideas of Literary Texts in Copying Ages

Sun Shaohua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In copying ages，there were various changed words in the collecting books， leishu(類書) and transcriptions which shew compilers’ literary writing ideas. In printing ages，the changed words stood for the text ideas in Middle ages when people viewed texts as public materials so that there was possibility of words changing in certain texts. The literature-text ideas about copying，spreading and writing can be generally known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ons，leishu(類書) and copying or printing books．

copying ages； transcription and spreading； literary-writing ideas

2015-05-1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漢魏六朝集部文獻集成”(13&ZD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