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前期官修史書制度發展演變簡論

晁根池

摘 要：中國古代社會前期，官修史書制度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先秦是其萌芽階段;秦漢至南北朝是進一步發展階段;隋唐時期是其確立階段。隨著紀傳體斷代史獨尊地位進一步鞏固，正史的修撰走向官府化、制度化，奠定了后世官修史書制度的基本范式。

關鍵詞：中國古代社會前期;官修史書制度;發展演變

中圖分類號：k09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6-0097-02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重視歷史的國家，史書修撰在古代受到高度重視。史書修撰大體上可分為官方修史和私家撰述兩大類，其中官方修史源遠流長，持續不斷，成果顯著。我國古代前期官修史書制度的發展為后期高度發達的官方史學奠定了基礎。

一、先秦時期：官修史書制度的萌芽

（一） 史官的設置

我國史官的設置很早就有了，傳說中黃帝之世始置史官，倉頡、沮頌居其職。 有史可考的史官在商代已正式設立，史官在甲骨文中稱為“作冊”“史”“尹”等，其職責為紀錄時事，管理文書，同時兼管祭祀等。西周時期，史官的職數增加，分工已經較為具體，據載已經有了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名稱[1]333，336，340，341。周王室之外，各諸侯國也先后設立史官。先秦的史官一般是終身的、世襲的，這就更容易把大量的資料積累和保存下來，使得豐富的連續不斷史事得以記錄。

（二）官修史書修撰中編年體和國別體體例的出現

這一時期，史書的編撰體例出現了編年體和國別體。一般認為，《春秋》是我國第一部正式的編年體史書，它雖為孔子私人編撰，但依據的史料則是魯國及其他諸侯國官方的記載和史籍。編年體是這一時期史籍編撰的主流。另外國別體史書也開始出現，著名的如《國語》和《戰國策》，但在后世官修史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紀傳體史書體例還沒有出現。該時期專門記錄國家大事及帝王言行的史官初現，史書著作的形式還不完善，可視為官修史書制度發展的萌芽時期。

二、秦漢至南北朝：古代官修史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一）紀傳體的創建與完善

西漢時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時間為中心的編年體史書已經不能囊括整個社會的全部史事，司馬遷應時代的需要，首創包羅萬象的紀傳體史書體例，構成以帝王為中心，從各個角度記述人類社會歷史的體系，由此被統治者確定為正史的修撰體例。但是《史記》是一部通史，東漢統治者急于總結前代的歷史經驗，于是班固撰修《漢書》，開創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稘h書》既突出了漢代的歷史地位，經驗更為直接，因而受到統治者的歡迎?！稘h書》以后，統治者確定的正史，除《南史》《北史》外，都沿用紀傳體斷代史體例。

（二）史官職能的專業化發展

兩漢史官職能則由蘭臺令史、校書郎官及以它官兼職撰著史書的官員承擔。太史令向天官發展，但其記事職能仍然存在。魏明帝太和中始置專職的史官——著作郎，負責修撰國史，記起居注，這是歷史上由朝廷設置專掌國史修撰官的開始。西晉形成著作官制度。著作官按照職責分工合作：在國史修撰方面，佐郎負責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正郎執筆撰寫，秘書監即負責統籌協調，有時還參與撰寫，還具有監修的職責。

（三）專門修史機構的出現

漢代蘭臺和東觀則漸成為漢代官方修史的主要場所。但是蘭臺和東觀并不是官方正式的修史機構，只是東漢時期的官方著史的著述場所。

晉武帝泰始初，始置著作局，初隸中書，遂稱中書著作局，著作局是見諸的最早的修史機構。西晉后置秘書監，著作局改隸屬秘書監，著作局的史官有著作郎、佐著作郎、著作令史等。著作郎負責朝中記注、受命撰制策文，職如內史?；莸墼刀辏ü?92年）后，著作郎的主要任務轉至修撰晉史。著作局在以后的東晉、南北朝直至唐初，均遞相沿置，成為該階段專門的修史機構。

（四）大臣監制度的確立

南北朝時期官修史書制度的重大變化就是大臣監修制度的確立。南朝的修史制度主要繼承了兩晉的傳統，而官修史書制度對隋唐有影響的主要出現在北朝。北魏的官方修史機構是著作局，隸屬秘書省統轄，著作官有著作郎、佐郎等。著作郎職能是主管國史撰述，還負有監領職責，展到后來逐漸形成了大臣監修國史制度。太武帝拓跋燾經兩次召集朝士撰述國史，命大臣崔浩總領其任，開國史監修之先河，并被后來的東魏、北齊、北周所沿襲。北齊立國后的大臣監修國史，除第一任平原王高隆之以宗室身份任外，監修大臣大都屬才學名士，并且從魏收開始，諸監修大臣均負有實責，尤其在國史的體例斷限方面，不再是掛名。至此，大臣監修前代官方史書制度完全確立。

總之，秦漢至魏晉南北朝，從史官職責的明晰化，設置專門的修史機構，再到史書修撰由大臣監修，表明國家對修史活動越來越重視，政府對重大修史活動的監控越來越嚴密。這一官方修史的操作運行機制為以后王朝所效法，產生了遠深影響。

三、隋唐：官修史書制度的正式確立

官修史書制度的確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史館取得獨立地位，成為主要的修史機構;二是宰相監修制度的形成;三是史料來源的規范化、制度化，官修史書內容的固定化。

（一）官修史書的主要機構——史館的正式設立

隋朝政府明令禁止私人修史，將修史活動置于在官方的嚴格控制之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下詔：“人間（即民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2]38。從此，國史只準朝廷指派人專修，國史的修撰權被官府壟斷，對后來的修史制度產生了雙重影響，既推動了史館的確立，又成為朝廷修前代紀傳體史書的先聲。

唐朝初期統治者出于政治需要，非常重視對隋亡教訓的經驗總結。早在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李淵就接受大臣令狐德芬建議，下令修魏、周、隋、梁、陳、北齊六代史。唐太宗李世民不但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而且將史學與治國之術結合起來，最終促進了唐代史學的發展和官修史書制度的正式確立。其標志是貞觀三年，唐王朝正式設立史館于禁中。唐初史館是對魏晉以來官方修史機構的完善與總結?！短屏洹吩谥v道史館沿革時稱：“后魏并置著作，隸秘書省。北齊因之，代亦謂之史閣，亦謂之史館。史館、史閣之名自此有也?！盵3]281從此，史館作為官方的主要修史機構，歷經宋、遼、金、元、明、清等朝，有千余年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史籍修撰機構，除為修撰前朝史而臨時設置的秘書內省和主要修撰本朝國史的史館外，還另有著述機構，如《唐六典》就是在集賢殿書院完成的，前代的修史機構秘書省著作局，則只是負責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不再負有修史職責。

（二）宰相監修制度的形成

唐初繼承北齊大臣監修國史制度，形成宰相監修前代史制度。唐初大規模的修撰前代史，因修史的需要，多由宰相或其他重臣一人或數人同時兼領監修國史之職。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房玄齡改任宰相，隨即監修國史，這是唐宰相監修國史的開始。此后，高季輔、令狐德芬、長孫無忌、來濟、韓瑗、李義府、許敬宗等都先后以宰相身份監修國史。特別是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以太常卿監修國史的姜皎被罷免后，形成了史館設宰相一人監修國史的定制。監修者在國史修撰中要體現皇帝的意志，并且應是宰相群體中負有才學之人。其職責主要有：一是領旨接受修史任務;二是奏取史官，組建修史班子，分配任務;三是確定體例斷限，刪斷史事，或者親自參與撰寫;四是審定書稿，撰寫論贊，掌握褒貶大權;五是書成之后，領銜表上朝廷。由宰相總領監修國史和前朝正史，最終完成由正史由私修向官修的過渡。從此，各朝各代在其建立起政治統治之后，都要將修前一代或數代政權的史書作為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設來抓，皇帝頒詔，宰相監修，著名史家集體修撰，形成“國滅史不滅”的傳統。

（三）唐朝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史料征集制度

隋代起居舍人的設置，它進一步完善了自漢代以來的記注制度，為國史修撰建立了一套官方史料系統。唐朝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史料征集制度。該制度規定史料征集的范圍包括皇帝、朝政和駐外司、地方州縣等。其史料的搜集、積累主要有三大來源：一是《起居注》和《時政記》，這是反映最高統治集團政事活動的基本史料?！镀鹁幼ⅰ纷允〗涀⒐?，記注官不僅記天子言行，還將朝廷大事系自年時月日，成為修撰國史的主要資料來源?！稌r政記》則是皇帝與大臣商討軍政大事的紀錄匯編，令宰臣一人專門紀錄，每月封送史館。二是各部門報送史官的文書，這是反映社會各側面重要時事的基本史料。外朝及地方州縣材料征自諸司，為此唐初制定了《諸司應送史館事例》[4]1089這一具體的制度。三是遺聞佚事及行狀、文集，主要來自于史官的自行采訪和諸司的報送。唐朝史料征集制度執行得比較好，為官方修史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四）唐朝官修史書的主要內容：前代史與本朝國史

唐朝官修史書主要內容有兩大部分構成：前代史和本朝國史的修撰。唐初重視對前代史的修撰，形成了以后封建王朝官方修撰前朝史的傳統。唐太宗時期，為避免高祖朝詔修六代史未能完成狀況的重演，貞觀三年為加強組織領導，唐朝在中書省設置了秘書內省，專修前代史。隨后在太宗朝、高宗朝，相繼修成了《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前代史和《五代史志》[5]3313，達到古代官修正史的一個高峰。

在傳統二十四史中，唐初修撰了八部，其中六部來自官修。這不僅使紀傳體斷代史的獨尊地位進一步鞏固，而且使“正史”的修撰走向官府化、制度化，并把中國古代史學的鑒戒功用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高宗以后，唐將修史的重心轉移到當代史修撰上來。唐朝國史修撰主要由史館負責，相繼修成了《武德、貞觀兩朝史》及《高祖實錄》《太宗實錄》《高宗實錄》，以后唐朝的各個皇帝都修撰了實錄。

除上述唐朝官修前代史和本朝國史外，唐政府還在玄宗時期組織編撰了行政法典性質的《唐六典》，組織修撰了專詳一代典章制度因革損益的《唐會要》和《續會要》，反映一代禮制的《大唐開元禮》等。這都為后世所效法，影響很大。

總之，中國古代官修史書制度，從先秦時期的萌芽，經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到隋唐時期正式確立了其基本范式和主要內容，為我國古代后期官修史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周禮譯注[M].呂友仁，譯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2]魏征.隋書·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唐六典·卷九[M]. 李林甫，撰.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

[4]王溥.唐會要·卷六三[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