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的經典化

孫向陽

文學經典是一個不斷重讀不斷構建的動態過程，其構建方式多種多樣。在我國二十世紀的特定歷史語境下，文學史編撰無疑是文學作品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因為“中國文學史與歷史結盟，使它擁有了科學的強大背景，通過教育，又使它成為普遍的共識和集體的記憶，正統論的辨析，使它與國家意識形態及政府權利徹底聯系在一起，而一套經典及經典型闡釋的確定，則使它又獲得了永久的權威性和規范性”。a為了行文的方便，也鑒于文學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影響力，我們把老舍1957年7月發表在《收獲》雜志創刊號上的《茶館》作為研究個案，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撰為考察中心，爬梳《茶館》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一波三折”的艱難歷程，凸顯文學史編撰在其經典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對《茶館》在當代文學史上經典化的梳理與審視，也就具有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編撰史局部“抽樣”的價值和意義。

一、 “十七年”：壓抑與缺席

1957年，正是“中國戲劇的啟蒙理性與現代意識迅速萎縮、消退，戲劇之‘人學的內容被抽空，‘階級斗爭、‘不斷革命、‘反修防修的主觀專斷的輿論宣傳直接控制了戲劇的精神導向”b的年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像《茶館》這樣比較主旋律的戲劇也得順著“歌頌劇”的路子，打著“埋葬三個舊時代”的保護傘，才能夠得以順利發表。果不其然，《茶館》發表上演后，《人民文學》《人民日報》《文藝報》《戲劇報》等許多報刊雜志都發表了不少劇評，c充分肯定了《茶館》的藝術成就，一致認為《茶館》不僅是老舍在戲劇創造上難得的一部優秀作品，也是建國以來在戲劇方面一個重大的收獲。但是，“百花時代”轉瞬即逝，“反右派”運動的政治“嚴冬”隨之來襲，在人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狂熱中，老舍的《茶館》遭到了文壇的冷遇。許多報刊不再或者不敢刊登有關《茶館》的劇評，北京人藝的演出也只得在“反右派”的政治壓力下早早收場，不再上演。

無獨有偶，在“十七年”中出版的僅有幾部當代文學史，也與當時的文壇氣候保持了高度的步調一致，基本不提“埋葬三個舊時代”的《茶館》。山東大學中文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6月）以及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科學出版社，1962年9月）等文學史著，在“特別突出了十年文藝思想斗爭，重點評價了工農兵作家作品和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有較大成就的作家作品”d的編寫指導思想下，“埋葬三個舊時代”的《茶館》根本就沒有進入編撰者們的“法眼”，反而是對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進行熱情謳歌但藝術成就并不高的《全家?！贰都t大院》《女店員》等劇作，成了老舍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編撰者認為，“在這個時期，老舍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對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作了熱情的歌頌，發表了《全家?！?、《紅大院》、《女店員》等劇作?！眅而沒有熱情歌頌新中國的《茶館》自然也就不值一提，可以忽略不計。沿著這樣的編寫指導思想，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不難看到，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屢遭批判的歷史語境中，這一時期的文學史家們為了規避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這枚“地雷”，就直接套用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來定性當時的文學，把文學史觀定格在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無產階級領導”和“社會主義因素”上，很自覺地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最高準則。因此，在這樣的文學史觀和最高準則的“關照”下，僅僅只是“埋葬三個舊時代”而缺乏“社會主義因素”的《茶館》在文學史中的缺席也就在所難免了。不過，稍顯欣慰的是，1958年和1963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兩次演出，使得《茶館》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在“十七年”時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斑駁的印跡。這種境況，似乎預示著《茶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藝術史上的一種經典化格局：戲劇文學藝術與舞臺表演藝術的共生命運。

二、 八十年代：回歸與高揚

“文革”結束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中國當代戲劇創作遇上了一個相對繁榮的“黃金時代”。老舍的《茶館》在當代文學史編撰上也迎來了一個“春天”，逐漸回歸常態。這為以后的向“經典”靠攏奠定了條件。

1978年，由林曼叔、海楓、程海三人共同編著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應該說是第一部讓《茶館》回歸文學史的當代文學史論著。作者在第十四章第二節“老舍的劇作”中專門評價了《茶館》，認為能夠代表這一時期老舍的戲劇創作收獲的就只有《茶館》?！白髡叻浅Ｉ鷦拥孛鑼懥艘粋€‘茶館社會，這里活動著形形式式的人物。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和他們之間的關系的描寫，展開了一幅動蕩年代的生活畫面，構成了一幅罪惡展覽圖，一幅社會世態眾生像?！弊詈罅D作出較為客觀的結論，“從《茶館》可以看出，老舍對于生活高度表現能力并沒有消失，只是時勢不歡迎他這樣做?！恫桊^》可以說是老舍在這個時期創造上的一個意外的收獲?！眆

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不斷深入，當代文學史的書寫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學術時期，文學史家們逐漸摒棄了“四人幫”極左思想的影響，逐漸回歸、重視了文學的本體價值探討。

八十年代初期，文學史家自覺開始了對新中國文學三十年的成就、經驗、教訓及其發展規律的初步總結和探討，出版了數量不少的當代文學史論著。在這些文學史著中，凡是寫到老舍的戲劇創作成就都會論及《茶館》。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綱要》（上饒師專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二十二院校編寫組）和《中國當代文學初稿》（郭志剛、董健等編）等文學史著中，對《茶館》的評價基本一致，都認為“《茶館》標志著老舍的話劇創作又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g，但是，也存在著自身的不足。郭志剛、董健等人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初稿》就基本代表了這一時期對于《茶館》的看法。在該書的第十四章第四節“《茶館》等取材歷史生活的話劇”中，編撰者對《茶館》作了這樣的評價：“三幕劇話劇《茶館》發表于1957年，這是老舍劇作的藝術風格和特點發揮得最充分的一出戲?！薄恫桊^》于1958年和1963年兩次演出后，得到了廣大戲劇觀眾的好評，震動了整個劇壇?！啊恫桊^》不僅是老舍最成功的作品，而且是屬于建國三十年以來具有世界影響的我國優秀劇作之列的?！県然后就從取材、人物形象、反抗和覺醒的主題以及現實教育意義等方面對劇作進行了分析。當然，也談到了這部劇作的不足之處，還運用了周恩來總理的話來作為證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茶館》所反映的中國近代史上的五十多年間，從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是威武雄壯、可歌可泣的，這些革命運動對于改造中國社會，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力量，在《茶館》中表現得尚嫌不足?！眎應該說，這種論述《茶館》的立場，在80年代初期出版的當代文學史中還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但我們也不難看出，這樣看似“客觀辯證”的評價，并沒有完全逃離新民主主義論的范疇，其評價的落腳點依然是文學是否能夠“改造中國社會”和“推動歷史發展”。

吉林省五院校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雖然花了十幾個頁面從《茶館》的題材、人物、結構、語言以及主題等方面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但是對《茶館》的論述話語以及評價跟《中國當代文學初稿》大同小異，并沒有什么新發現，還是認為《茶館》不僅“是老舍話劇創作中成就最高最能代表他的藝術風格的作品”，也是“當代文學史上具有國際影響的優秀劇目之一”j。不過認真比較，還是可以看到一點細微的變化。在郭志剛、董健等人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初稿》中，是把《茶館》放在第十四章第四節“《茶館》等取材歷史生活的話劇”中與其他話劇一起來談的，而在吉林省五院校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卻把《茶館》作為第五章第三節“《茶館》”單獨一節來論述。由此可見，《茶館》的地位在吉林省五院校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略有提升。由此往后，隨著《茶館》在國內外戲劇舞臺上的影響與日俱增，文學史家們對《茶館》的文學史書寫也走上了一條日漸高揚的道路。從下面這幾部文學史對《茶館》的評價就可以窺見這一發展趨勢：

“《茶館》是老舍劇作的又一個高峰?！眐

“這是一部主題深刻，構思新穎，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的優秀作品，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劃時代的一部杰作?！眑

“《茶館》猶如一面歷史的鏡子，以其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兼以藝術上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成為老舍話劇創作的高峰，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的話劇藝術可以奉獻給世界藝術寶庫的瑰寶?！眒

可見，這一時期的文學史毫不吝惜溢美之詞，把“創作的高峰”、“劃時代的杰作”、“歷史的鏡子”、“藝術的瑰寶”這樣的贊譽都用在了《茶館》上。透過這些贊譽，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文學史著力圖逸出原先一尊的新民主主義論述框架、掙脫革命政治話語思維，建構一種新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觀的不懈努力。

三、 九十年代：重估與多元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自身地不斷發展，涌現了更多風格各異的當代文學史著。雷敢和齊振平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陜西師大出版社1990版）、金漢等主編的《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陳其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版）、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版）、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是這一個十年中當代文學史著的著名代表。正是在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的余波中，在文化多元、價值多元的時代變革背景下，文學史家逐漸擺脫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學術思想相對自由。按照自己的文學史觀來建構一種全新的文學史著，成為這一時代史著編撰的自覺追求和學術動力。這就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史著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多樣化特征。這些特征在對《茶館》的文學史評價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

在雷敢和齊振平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中，作者從現實主義傳統的角度出發，認為“《茶館》是一部現實主義杰作”，在《茶館》中，老舍對這個社會畸形的病態、罪惡作了真實的揭露和抨擊，“這是一曲‘葬歌，葬送那沒有希望的三個時代?！眓在陳其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同樣是站在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評價《茶館》，認為《茶館》“是老舍建國后二十幾部劇作中最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杰作”o。在金漢等主編的《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中，從《茶館》的歷史地位、文學地位以及藝術價值等方面對其進行高度評價，認為三幕話劇《茶館》“是老舍戲劇創作的一座豐碑，它在我國當代戲劇上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p。然后通過對《茶館》的戲劇結構、人物形象、幽默語言等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它不愧是我國話劇創作具有世界性深遠影響的優秀劇目之一?！眖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則從敘述動機、人性傳統等角度來對《茶館》進行定位，認為三幕劇《茶館》是老舍在當代的一部杰作，其敘述動機主要“來自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強烈愿望，和對于一個不公正的社會的強烈憎惡”，作品所運用的新舊社會對比的技巧，既是他結構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歷史觀。老舍對舊時代北京社會生活的熟悉，對普通人的遭際命運的同情以及他的溫婉、幽默和含淚的笑，都使這部作品“接續了老舍創作中深厚的人性傳統”r。而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又另辟蹊徑，從時代“共名”的角度來闡釋《茶館》，認為老舍的《茶館》突出之處不在其他，而是在于“時代‘共名契合的同時，作家調動了豐富的生活資源，展現了一幅舊北京社會的浮世繪”。整部作品就是通過“茶館”這樣一個小小的社會角落，表現了五十年來中國歷史的三大變遷。此外，陳思和還認為，在當時的現代歷史題材創作中，老舍的《茶館》“是將《死水微瀾》式的民間敘事模式發揮得最好的一部作品”s。

可見，在九十年代的當代文學史編撰中，對《茶館》的評價已經基本掙脫了革命政治話語的桎梏，走出了傳統的“文學+政治”的批評模式，開始運用新的文學史觀和藝術標準向著更加廣闊的視野擴展，呈現出了一種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文學批評新氣象。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藝術生命不在于陳詞濫調地宣傳和維護那些過時的政策和政治口號，也不是反過來僅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加以簡單的否定，而是看它是否經得起用今天的藝術標準來重新闡釋?！眛

四、新世紀：冷峻與客觀

進入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史著的編撰熱情仍未消退，產量依然不少。譬如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孟繁華、程光煒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董健、丁帆、王彬彬等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樊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但隨著文學史觀的不斷變遷以及《茶館》熱的逐漸消退，新世紀的當代文學史著對《茶館》的書寫也日趨冷峻和客觀。我們從董健、丁帆、王彬彬等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和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代文學史（下冊）》（第二版）就可見一斑。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的“緒論“中，著者旗幟鮮明地宣稱，我們應該竭力避免一些近年來頗為流行的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主義等研究傾向，把中國當代文學放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進行考察，以求準確地把握它的基本歷史特征。u正是在這樣一種全新的文學史觀基礎之上，才有了對《茶館》“洗盡鉛華”后的冷峻評判。董健、丁帆、王彬彬等認為，在《茶館》中，老舍以一個杰出小說家的寫作個性突破了話劇藝術的傳統結構，以駕馭語言、刻畫人物的功夫擴大了話劇作為一種藝術樣式的“邊界”，并依靠加大語言描繪的功能，使劇中大多數人物獲得了鮮明的個性形象。不過，在《茶館》的三大段落之間，“并不存在推動情節發展的具體的戲劇邏輯聯系?！贝送?，《茶館》的不足之處還表現在“人物和‘戲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漫畫化、鬧劇化的傾向”，這就不可避免地使“《茶館》先天地帶有一般杰出劇本所不應當有的對于特定舞臺表演的依賴性”。v這樣的深入評價，顯然是此前的史著所沒有表現出的學術眼光和分析深度，不僅冷峻客觀，而且切中要害，將文藝批評與史著撰述的價值觀有機結合在了一起。

而在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第二版）中，結合《茶館》的歷史與現實，對《茶館》在當代文學史上一波三折的經典化過程作了較為客觀全面的回顧與總結，呈現了《茶館》成為經典之作的漫長過程?！啊恫桊^》的命運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從誕生到被確認為中國話劇的經典之作，期間經歷了整整23個年頭”。w1957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第一次將由著名導演焦菊隱指導、于是之主演的《茶館》搬上舞臺。上演不久，由于有人說《茶館》影射公私合營、反對社會主義，《茶館》便在一片惶恐不安的情緒中悄然息鼓。1963年，《茶館》第二次在首都公演，恰巧又碰上當時正在提倡“大寫十三年”，于是《茶館》又被說成是舊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作品，而被迫再度收兵。1979年，為了紀念老舍誕辰80周年，在方興未艾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在北京以及全國其他地方出現了一股“老舍熱”，《茶館》也因此得以再次公演，并且這次公演還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一致好評，被公認為這是一部中國話劇史上的扛鼎之作。1980年秋，《茶館》應邀去西歐演出，也獲得了空前的成功，被西歐戲劇界人士譽為“東方舞臺上的奇跡”x，《茶館》的藝術價值終于為世界所公認。這為我們客觀地呈現了《茶館》在當代文學史中“一波三折”的基本面目。

此外，我們還可以把 《中國當代戲劇史稿》（董健、胡星亮主編，2008年版）對 《茶館》的評價作為一個參照，看中國當代戲劇研究的專著是如何評價 《茶館》的?！八粌H在老舍的創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也是中國當代話劇的杰出創造之一?！彪m然 《茶館》發表后引一些批評的聲音，但是它所取得的整體藝術成就一直是受到肯定的。不過，人們真正對 《茶館》的藝術成就更全面、深刻的認識還是在新時期以后，“特別是隨著 《茶館》在國內外戲劇舞臺上的成功演出，更加確立了它在中國話劇史上的經典地位?！眣該論著的觀點顯然也非常明確，《茶館》是一部具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作品，只不過其經典地位是由老舍創作與舞臺演出來共同演繹和奠定的。

五、 結 語

通過對《茶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編撰中經典化的歷時性梳理，我們會很清晰地看到《茶館》經典化的兩個基本特征：

首先，《茶館》自發表之日起，就一直遭遇爭論，褒貶不一，其“經典化”過程一波三折。這顯然是與不同時期的文藝思潮、文學史觀以及意識形態分不開的。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第二版）之外，在金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中對《茶館》曲折的“經典化”過程也有一個大致全面的描述。1957年《茶館》首次公演后，雖然受到了歡迎，但也遭遇了當時“左”的批評思潮挑剔，被戴上“舊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帽子。直到1979年，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人們才重新發掘了《茶館》的藝術價值。1980年，《茶館》應邀在西歐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更加確定了它在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并對后來的話劇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z

其次，《茶館》的經典化不僅得益于文學史著的書寫和建構，也離不開舞臺表演藝術的推波助瀾，文學史家和舞臺表演藝術家的共同“演繹”，才最終使得《茶館》成為中國當代戲劇的經典之作。從1958年北京人藝總導演焦菊隱把《茶館》搬上戲劇舞臺以來，《茶館》一直都是北京人藝的保留劇目。特別是80年代以后，《茶館》的不斷演出，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僅僅在國外演出就達97場。@7由此看來，《茶館》的藝術成就以及它的經典化地位是與劇作家老舍、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焦菊隱、夏淳等導演以及于是之、胡宗溫、鄭榕、黃宗洛、英若誠等舞臺表演藝術家的共同創作、共同演繹分不開的。因此，這一文學經典的誕生也是文學與藝術的合力結晶。

《茶館》自1957年7月發表以來，就一直處在被文學史不斷重新書寫的歷史鏈條中，而且，還十分明顯地暴露出文學史書寫觀念的變遷是如何潛在地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思潮雙重規約的這一基本特征。不管是“十七年”時期的壓抑與缺席、八十年代的回歸與高揚，還是九十年代的重估與多元以及新世紀的冷峻與客觀，文學史家們對《茶館》進行的不斷重寫和建構，從根本上說都是依據時代特色的價值準則、書寫方法對作品進行闡釋的過程，其背后往往蘊藏著一種意識形態或學術權力導向的審核與確認。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撰歷程中，這種審核與確認也是學術博弈的一種體現。正是得益于這種審核與確認的博弈，才使《茶館》的經典化得以最終完成。

【注釋】

a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

②董健、胡星亮：《中國當代戲劇史稿：1949-2000》，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頁。

③當時主要有這樣一些劇評：李健吾《讀〈茶館〉》 （《人民文學》1958年1月號）、張庚《〈茶館〉漫談》 （《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第7版）、焦菊隱等《座談老舍的〈茶館〉》 （《文藝報》1958年第1期）、梨花白《也談〈茶館〉》 （《戲劇報》1958年11期）等。

④山東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頁。

⑤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760頁。

⑥林曼叔、海楓、程海：《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版，第269-270頁。

g二十二院校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9頁。

hi郭志剛、董?。骸吨袊敶膶W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頁、第91-92頁。

j吉林省五院校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383頁。

k華中師范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1、2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442頁。

l羅謙怡、王銳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簡明教程》，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第299頁。

m李達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略》，浙江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頁。

n雷敢、齊振平主編：《中國當代文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頁。

o陳其光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6頁。

pq金漢等主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第296頁、第249頁。

r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68頁。

s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 83頁。

t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

uv董健、丁帆、王彬彬等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頁、第186-188頁。

w朱棟霖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1頁。

x [德] 烏葦·克勞特編：《東方舞臺上的奇跡：〈茶館〉在西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3版，第57頁?！皷|方舞臺上的奇跡”這句話源自西德馬爾蒂那·蒂勒帕波《東方舞臺上的奇跡》一文。此文最初發表在1980年9月30日的《萊茵·內卡報》上，后來被收入烏葦·克勞特編的《東方舞臺上的奇跡：〈茶館〉在西歐》和劉章春主編的《〈茶館〉在世界》兩本書中。馬爾蒂那·蒂勒帕波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星期天晚上，曼海姆民族劇院小禮堂里《茶館》演出的帷幕終于徐徐拉開了……雖然今晚劇場里的掌聲業已平息，但我們可以預言，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將在他們的西德、瑞士、和法國德爾巡回演出的每一站受到熱烈歡迎，祝賀這一東方舞臺上的奇跡獲得成功?！保ㄊ费嗌g）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的大量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中（主要是高校教材），竟然有不少史著對于這么一句簡單的話的引用都是錯誤的。比如，羅謙怡、王銳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簡明教程》（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8月版）及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把這句話簡化為“東方的奇跡”，而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冊）》（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卻把這句話誤用為“遠東戲劇的奇跡”?？梢娺@些教材編撰者根本就沒有核實原文出處。

y董健、胡星亮：《中國當代戲劇史稿：1949-2000》，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 第42頁。

z金漢總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第226頁。

@7根據劉章春主編的《〈茶館〉在世界》（中國戲劇出版社2010年出版）統計：歐洲（1980.8.25-11.11）23場，日本（1983.9.6-10.5）23場，香港（1986.4.13-4.26）10場，加拿大（1986.4.30-5.28）12場，新加坡（1986.6.14-6.27）6場，臺灣（2004.7.1-7.8）8場，美國（2005.8.29-12.3）15場，在國外一共演出97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