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構建

黃永鵬

摘要：雖然幾經歷史的變遷，合法性一直是政治系統有效運行的基礎要素。政治權力是政治系統實現政治統治的基礎性工具。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和現代民主理論都認為，政治權力的真正來源在于人民，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是政治系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所在。政治合法性是人們對于現有政治系統的認可，相較于政治績效對于合法性的構建，政治制度與政治程序的正義性作為合法性基礎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政治系統：政治權力；合法性；治理績效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5）05-0010-08

政治系統的統治基礎不僅與政治權力緊密相關，也是合法性的重要體現。政治合法性是維系政治系統延續的基礎要素，也是現代政治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問題。探究政治系統合法性的建構，無論是在學理上還是在政治實踐中都有其不小的意義。

一、政治系統合法性基礎的變遷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是一種政治動物”。哪里存在著人類活動，哪里就有政治實踐。權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統治總是和權力的實現聯系在一起的，政治實踐的實質也就是權力的實施與實現。因此，也可以說，哪里存在著人類活動，哪里就必然會產生權力現象。那么，什么是權力？什么是政治統治權力？雖然人類自古以來就在不斷地談論這個問題，但是直到今天人們依舊是眾說紛紜。正如曼瑟·奧爾森所說，“權力問題歷來是政治學研究中的圣杯，但是人們至今也沒有發現圣杯”?？墒?，“在社會科學上，權力是基本的概念，猶如在物理學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樣。權力也和能一樣，具有許多形態，例如財富、武裝力量、民政當局以及影響輿論的勢力。在這些形態當中，沒有一種能被認為是從屬于其他任何一種的，也沒有一種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態的根源”，“權力和能一樣，必須被看作是不斷地從一個形態向另一個形態轉變，而求出這種轉變的規律，應該是社會科學的任務”。

法國學者狄驥指出，“掌權的事實是因國而異的歷史、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力量的產物。政府的組織過程是不能逃避空間與時間的范疇的。但所有這些公共服務的因素，無論它們的重要性如何，都不是極端要緊的。廣泛存在的事實是，在任何一個特定的國家中都存在著一個能夠向他人施加物質性強制的個人或者個人群體。由此所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權力不是一種權利，而純粹是一種行為能力”。中國的韓非子也說過，“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于狗矣”。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強制力。它強制受其影響的社會成員或組織對其服從與歸順。權力的價值在于對他人和社會資源的支配，它是獲取和維護利益的一種重要手段。邁克爾·曼指出，“權力是通過支配人們的環境以追逐和達到目標的能力”。馬克斯·韋伯也指出，“權力亦即將個人之意志加諸于他人之行動的可能性”。區別于私人權力，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權力，也多表現為彼此之間或者與社會組織之間的政治權力。約翰·洛克說，“政治權力指的是，人們放棄在自然狀態中擁有的權力，把它交給所處的政治社會，然后政治社會把這種權力委托給民眾選出的統治者”。漢斯·摩爾根指出，“政治權力是權力行使者與權力行使對象之間的心理關系。前者通過影響后者的意志而對其行動有支配力量。這種影響源于三個方面：對利益的期待、對損失的恐懼、對領袖或制度的景仰和愛戴。權力的行駛可以通過命令、威脅、個人或權位的權威或超凡魅力、或任何這些因素的結合得以實現”，“我們在講到權力時，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動的控制力”。在這個結論的基礎上，漢斯·摩爾根進一步提出，“國家——尤其是民主國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從地方政治到全國政治，都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權力斗爭”。

權力是一個包含著雙向關系的政治學概念。正如哈羅德.J.伯爾曼所說，“權力是相互的：強者的意志也被弱者的反響深深影響”。對于政治系統而言，統治者的權力能否受到系統成員的認同是其合法性的基礎所在。法國學者讓，馬克·夸克指出，“合法性即是對統治權力的承認。從這個角度看，它試圖解決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而解決的辦法即在于同時證明政治權力與服從性”。

統觀世界以及歷史上各類政治系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馬克斯·韋伯說，“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統治合法性的認可。因此，根據合法性獲得來源的不同，區分統治類型是恰當的。合法的統治可以大體區分為三種類型：其一，統治具有合乎理性的性質（合法型統治）：統治者的合法性是依據所實行的制度和法律本身的合法性而來的。其二，統治具有傳統繼承的性質（傳統型統治）：統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傳統神圣性和傳統授權其實施統治的信仰之上。其三，統治具有魅力的性質（魅力型統治）：統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對非凡個人的英雄氣概或榜樣力量的信仰，以及由他啟示和創立的制度具有神圣性的信仰之上”。

當然，現實中的政治權力多是建立在三種合法性要素混合的基礎上，但是，就現代政治系統權力合法性的總體趨向而言，馬克斯·韋伯說，“我們今天的共同體，特別是政治的，包括‘合法統治型在內。就是說，發號施令的合法性對于擁有發號施令權的人來說，建立在理性地制訂、規定或接受下來的法規上，反之，使這些法規合法化又要以理性地制定或解釋‘憲法為基礎。不是以某位個人權威的名義，而是以非個人的規范的名義發號施令，命令本身的頒發，也要服從規范，而不是隨心所欲、恩寵或特權”。

除了這三種類型的區分，從合法性基礎的變遷來看，人類政治系統權力的合法性大致經歷了革命成功合法性、選舉制合法性以及協商民主制合法性的變遷歷程。

毛澤東指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恩格斯則從學理上指出，“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因為革命成功而取得的權力是謂革命權力。伯特蘭·羅素說，“凡是依靠人數眾多（團結在一種新教義、新政綱或新思想感情如基督教新教、共產主義或民族獨立愿望之下的一群人）支持的權力，我稱之為革命的權力”?！耙磺薪M織（特別是國家）的統治問題是雙重的。從統治機關的觀點來看，問題在于如何取得被統治者的默認；從被統治者的觀點來看，問題則在于如何使統治機關不但關心它自己的利益而且也關心在其權力支配下的人們的利益。假如這兩個問題中有一個完全解決了，其余的一個也就不會發生；假如兩個問題都不得解決，那就要發生革命?！备锩暮戏ㄐ援a生于暴力推翻舊的政治系統過程之中，再進一步轉化為權力占有，最后，實現現有政治系統合法性基礎的構建。

千百年以來，人類社會就這樣以暴力的形式實現著革命合法性的代代傳遞。毛澤東指出，“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但是，近代以來，這種合法性在歐美很大程度上被新的選舉制合法性所代替。

選舉制是現代政治系統權力獲得合法性的工具。投票權的擴大及其政治后果，滿足了大眾維護自身利益、表達群體認同的需求。選舉的規范性訴求——擇優，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直接民主的不利影響，正因為如此，眾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把選舉元素引入到民主概念之中，并不斷提高選舉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恰如漢密爾頓在論及美國現代民主選舉制度的優越性時所說，“美利堅帝國的建筑物應該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礎上。國家權力的河流應該直接來自一切合法權力的潔凈的源泉”。

選舉制帶給政治系統權力合法性的時間并不長，完全依存這種合法性的國家并不多，但是，西方國家以及我國一些人卻過度夸大這種合法性的價值，以及對于不同政治系統的適應性。片面的選舉制合法性在設計一套選舉程序、控制政治權力上，過高估計了人的美德，卻又對鉆制度空子的毛病估計不足。對個人自由的最嚴重威脅之所以可能來自代議民主制，就是因為當選的領導人往往生活在膨脹的道義幻想之中，相信絕對的選舉制合法性，這就使他們陷于一種退化的狀態，自我放縱，以為自己至高無上。當今世界不少政治系統以鐵的事實證明，濫用和過度推崇選舉制合法性并沒有提供一個有秩序的自由社會，更沒有帶來普遍經濟社會繁榮。

在革命成功合法性以及選舉制合法性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根據自身的具體國情，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治協商、多黨合作相結合的協商民主合法性。

協商民主，就是以協商活動為主體的民主形式。每一個人將自己所擁有的民主權力視為協商權力，每一個人也將協商活動視為民主統治的實現條件。協商民主的合法性在于，“當一定數量的人在每個人都同意的基礎上組成一個共同體時，這個共同體也就成為了一個整體，擁有了作為一個整體采取行動的權力。但這也只有通過絕大多數人的同意，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意志才能實現這一點”。對于政治系統權力來說，協商民主合法性優于其他類型合法性基礎的地方在于，“有必要從根本上改變對于自由理論和民主思想的普遍看法：合法性的源泉不是個人先定的意志，而是它的形成過程，即協商本身”。

二、當代中國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溯源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就是維護統治的暴力機器。政治的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任何政治系統要實現對公共組織的管理與領導，必然要依仗凌駕于這一組織之上并統治這一組織的公共權力?，F代社會，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管理與領導模式，執政黨之所以能夠實現對于國家事務的管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取得了執掌國家政權的政治權力。執政黨對于國家的領導首先就是對國家政權的領導，這一領導權在實踐中就表現為執政黨的執政權。

對于一個政治共同體來說，權力是必需的，因為它是建立和維持秩序、實施公共管理的必要工具。在政治領域中，權力體現為對公共資源和一定權力所涉及的組織成員的支配能力?，F代社會執政黨的執政權就表現為對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對社會秩序的維護等各個方面的統治能力。

那么，這種政治權力來源于哪里呢？在現代以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統治者都將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力歸結為“天命”或“神授”，并由此引申出各種形式的“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如中同封建社會時期的各個皇帝，都自命或者被臣子們追捧為“真命天子”或“真龍天子”，以表明其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再如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和其時歐洲各個國家的君王，也無不杜撰出各種怪異的權力天授或者上帝給予的學說，以解釋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j建立在這種權力合法性基礎之上的是前現代中外統治者高度集權的君主制或帝王制。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朕即國家”的觀念就是這種權力合法性的直接渲染。

“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合法性觀念。這種政治權力觀念，含義模糊，解釋隨意，具有極大的邏輯混亂性。它雖說為統治者進行政治統治尋找到了合理合法的根據，但是，由于這一理論自身的缺陷，其又為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解釋和利用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因為統治者可以打著“授命于天”的旗號實施所謂“正統”的統治，而“亂黨”和“暴民”也町以以“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名義推翻統治者的統治?！疤烀摗?、“君權神授論”的邏輯混亂使得“授命于天”、“改天換地”兩種相反的權力活動在合法性問題上竟然走到了一起。

隨著現代社會人本主義觀念的興起，“社會契約論”和民主憲政理論徹底掃除了各種“天命論”和“君權神授論”。為這一理論奠基的英國早期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法國思想家盧梭和德國社會學、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都明確指出，強力并不構成權力。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力，把人們的被迫服從轉化為自覺遵循的義務，人們只有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在現代社會中，統治者的權力就來源于人們對合理合法制度的尊重。

現代民主理論進一步認為，政治權力來自社會契約，統治者進行政治統治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自覺自愿的權力讓渡和認同。為了降低管理成本，維護公共秩序和謀取公眾福利，社會成員通過定期選舉統治者的方式進行公共管理權力的讓渡。誰贏得選舉，誰就可以合法地成為“統治者”，誰也就贏得了政治統治的權力。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政治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更被歸結為世俗的經濟交易關系，納稅人出錢養活政府，政府則為納稅人提供公共安全和社會福利。按照市場經濟的鐵律，“消費者就是上帝”，誰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誰就能贏得更多的選票，誰就有資格組建政府，誰就可以獲取權力。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人們把主權和治權分開，主權在民，治權則被委托給政府，人們用定期選舉領導人的方式來進行權力委托。近代以來，人民主權理論作為延續幾千年之久的政治專制的對立面而出現，在實踐中，其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革命行動提供了正當性辯護，推動了現當代世界民主運動的發展，塑造和改變了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成為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政體組織原則。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也把權力作為最基本的出發點之一，在階級分析視角下，任何政治系統或政黨都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并為其根本利益而斗爭。任何政治系統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標，其中，奪取政權是最重要的目標。但是，政治系統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一個政治系統或政黨能否獲得執政地位，不是以某一政治系統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需要經過歷史和人民選擇的過程，需要政黨在本階級、本階層人民的支持下，經過不懈的努力奮斗才能取得。當今世界政黨林立，但執掌過或者正在執掌政權的政黨僅占極少數。大多數政黨從誕生那天起就一直與政權無緣。有些政黨雖然獲得執政地位，但由于種種原因而垮臺。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是人民群眾行使國家權力的工具。執政黨對國家權力的支配，不過是民眾對公共權力所有權的邏輯延伸，因此，這種支配最終必須體現民眾的利益和要求。誰能獲得人民的支持，誰就能得到執政權，否則，就將被拋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政黨政治的永恒規則?，F在，世界各國由于歷史背景和具體國情不同，各國執政黨進行權力運作的模式大不一致，但是，這種區別卻不能改變執政權力本質上的一致性。

中國共產黨歷來就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黨的執政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是黨執政權力的來源。自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把人民當家作主作為自己始終不渝的追求，并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歸結為黨的根本宗旨。例如，“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鄧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正是從這樣的執政定位出發，我們黨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想問題、辦事情。每作出一項決策，每開展一項工作，都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把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地結合起來。

追根溯源，中國的政黨制度同西方國家政黨制度產生的歷史過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西方國家的政黨絕大多數是在本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以后，在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議會制度——建立的基礎上，適應國家政治生活發展、各階級和利益集團利益整合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西方國家的政黨一開始就受其所在國家有關制度的格致。政黨要想組建政府，走向執政前臺，必須遵循國家有關法規、議會規程，通過競爭，以獲取多數選票的方式取得社會民眾的授權，進而獲得執政權力和執政地位。中國的情況則是先有一個按照科學理論組織起來的先進的中國共產黨，我們的黨領導人民通過武裝斗爭，經過浴血奮戰，徹底粉碎舊政權，在建立了新中國之后，才切實獲得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前從來都不是體制內的政黨，而奪取政權以后，國家的各個權力部門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建立的。之后，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無不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這種歷史狀況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角色功能，使其必須居于全面的領導地位。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黨經歷千難萬險，在一次次挫折和失敗的痛苦考驗中實現的，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億萬中華兒女在黨的領導下浴血奮戰的結果。黨的執政地位來之不易，每一位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都必須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黨的執政地位，珍惜掌握的執政權力。但是，建國這一偉大功績并不就是說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權力來源于自身。這一功績本身就是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一起取得的，中國革命勝利的過程也就是一種民心所向、歷史選擇的結果。從根本上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執政地位并長期執政，是因為她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因為這種先進性和代表性，我們黨才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我們黨的執政地位與執政權力也就是建立在這一認可與同意的合法性基礎之上。

三、當代中國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構建

同政治權力的取得一樣，其合法性的構建同樣是政治系統的基本問題。在現代國家和社會中，任何居于統治地位的政治系統或執政黨，都必須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尋求自身執政的合法源泉，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實現國家治理和社會整合。支撐起政治系統有效運行，確保政治權力獲得、維系和延續的基本條件，就是現代政治學通常所說的執政合法性問題。在現代政黨政治已經成為普遍政治規則的條件下，“所謂合法性基礎就是黨在一定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實現穩固有效執政所必須努力形成的基礎和條件”。

政治合法性是現代國家中任何政治系統都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李普塞特認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合法性是一種信念，即認為某個決策系統是‘正確的、‘適當的或‘正當的，并在道義上服從該系統的決策”。馬克斯·韋伯也指出，合法性就意味著社會公眾認可權威者的政治地位并服從權威者的命令，意味著社會公眾對于既定政治系統存在價值的普遍信念。正是這種合法性使得人們自愿服從該政治系統的制度安排，并愿意為此而承擔某些政治義務，從而維系了既定政治系統的穩定。以此為基礎，哈貝馬斯進一步指出，“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是關于政治系統的尊嚴性和正當性問題。

任何政治系統的有效運行都離不開合法性的支持。政治合法性既是政治系統合法行使權力的重要前提，又是社會秩序得以持久維系的重要條件?！罢魏戏ㄐ詾榻y治權力的正常運轉提供了正當性資源，從而即使在沒有強制力迫使服從的情況下，社會成員也會對政治系統表現出自愿服從、支持乃至忠誠?！?/p>

正如《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的那樣，“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政治系統的合法性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在政治系統與社會公眾互動的過程中形成的。就中國共產黨來說，其初始合法性來源于黨領導全國人民，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徹底結束我國長期以來的武裝割據、政治散亂、積貧積弱的國家狀態而形成的。在長期的武裝斗爭過程中，我們黨積聚了豐富的組織資源和組織經驗，黨的一些領袖人物在人民群眾中贏得了崇高的威望，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占據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所有這些都構成黨的合法性基礎。這些在特殊政治條件下形成的合法性基礎，其中有些依舊是我們黨今日存續的根本，但是，卻也有部分逐漸失去其原有的效用。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指出，合法性是一個歷史的、階級性的概念，是“以特定階級為內核的政治權力主體積極迎合社會公眾的現實政治訴求，借助于意識形態灌輸、政治制度創新和自身政治素質提升等手段對合法性危機進行治理，在穩定既定政治系統的基礎上實現統治階級利益最大化的歷史過程”。隨著時代的推移、國情的變化，原有的政治合法性會慢慢失去效用，只有及時補充和擴展合法性來源，黨的執政合法性才能得以維系和存續。我們黨不能困守傳統的執政資源而裹足不前，依靠既有執政資源來支撐現實和未來的合法性需求，必須認識到執政合法性是一個歷史變遷的過程，要以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整合和重塑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

由于合法性直接關涉到社會公眾對于政治系統的認可與忠誠度，如果不致力于探求和鞏固合法性基礎，任何政治系統都難以獲得持久的有效運行。根據歷史經驗以及國外執政黨的執政規律，統治者獲取和鞏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資源在于其良好的執政績效。統治者具有出色的執政績效——給社會帶來高速的經濟增長、給民眾帶來切實的物質文化利益——與社會民眾對統治者的服從、支持與忠誠，二者之間可以看作是某種政治契約，是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系。在過去的政治實踐中，不少統治者將其合法性視角投向意識形態領域，甚至是宗教宣傳與教化，通過強勢的輿論工具，將統治者自身定義的合法性強加給社會公眾。這種過去一度風行的將政治強力與政治合法性緊密關聯起來的政治實踐，使得在既往的政治歷史中，幾乎沒有一個統治者不宣稱自身擁有巨大的政治統治合法性?！笆聦嵣纤械恼?，甚至最野蠻、最專制的政府，都試圖讓公民相信，他們應當服從政治法規，而且當權者可以合法地運用強制手段來實施這些法規?！睉撜f，強勢的意識形態渲染和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于構建民眾的政治認同和確立統治者的合法性有著不小的作用。但是，在開放社會和信息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理性主義和世俗主義的政治文化漸次興盛，那種試圖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教化來喚起社會民眾的愛國心理和政治忠誠已經難以為繼。在現實的政治框架下，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身與政治系統之間的權利義務對等關系。人們在奉獻著政治忠誠的同時，也注重政治系統對于自身合法權利的保護程度以及社會福利的大小。統治者對外提振國家形象與地位，對內提升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綜合國力，統治機構及其成員的清廉度等都成為政治系統合法性基礎的重要組成。

基于治理績效對于合法性的重要意義，統治者必須要放棄靜止化的合法性觀念，不斷加強經濟建設的步伐，為人民謀取更大的福利，以贏得廣大人民的支持。無論是在權威主義國家，還是在民主憲政的體制下，良好的政治績效都能為統治者帶來較高的政治支持，從而為自身奠定堅實的合法性基礎。相反，政績不佳或政績平平則不但會消解統治者的合法性，甚至還會消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正如鄧小平同志在總結世界各國的治國經驗教訓和中國前十年進行改革開放的成果時所指出的那樣，“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如果經濟發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難提高。人民現在為什么還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么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合法性為政治統治贏得可能、為政治統治創造績效奠定了合理的價值基礎，反過來，良好的政治績效又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現實支撐，兩者之間構成一種緊相關聯的互動關系。

從純粹的理論層面來說，假定統治者能夠持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源源不斷地帶給社會民眾以實際利益，那么社會公眾就會持續對統治者報以忠誠與支持，統治者的合法性地位也就可以不斷延續。但是，問題在于，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由于受經濟周期以及政策得失的影響，持久的經濟增長都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塞繆爾·亨廷頓在指出“政績合法性”之于統治者獲取和鞏固政治統治地位的重要性的同時，也提出了“政績困頓”的重要論斷。他指出，經濟發展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經濟增長。過分倚重政績合法性的政治權威，雖然可以在短時期內化解某些社會問題，但是也在持續累積著更加棘手的新問題。一旦出現經濟閑頓的局面，社會公眾就可能質疑該政治系統賴以建立的價值基礎和運行程序，政治系統的合法性也就有可能在這種質疑中前功盡棄。

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經濟增長和治理績效作為關涉普通民眾切身利益之所在，仍將成為我們黨和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但是，從國際方面來說，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受制于世界經濟環境的影響，而且，隨著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差距的逐步縮小，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的后發優勢也將逐漸減弱。從國內方面來說，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市場機制將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以及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傳統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將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因素都將給中國經濟的持久快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因此，我們在繼續推進國家經濟建設的同時，還需要積極探索新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以全面夯實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

現代政治學表明，過分倚重政績合法性的政治系統，遠不如法治和民主基礎上的政治系統有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逐步融人國際主流社會，隨著公眾權利意識和權利訴求的日益提升，隨著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以及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社會成員對于民主和法治基礎上政治系統的希冀將不斷加強。在現代政治理念下，政治合法性不僅依賴于良好的政治績效，而且依賴于政治運行的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等制度屬性。我們必須樹立起動態的合法性觀念，在鞏固政績合法性基礎的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完善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構建，將黨的執政合法性建立在制度與程序的正義性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