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關于文化發展研究：概念與內涵

盛新娣

摘要：廣義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現著歷史過程中人類物質和精神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和方式；發展的概念及理論，是映現當代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狀況的具體文化形式；“文化發展”，就是映現特定階段上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具體文化形式——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的更新與重構。當代西方學者基于整體性視角，對于自亞當·斯密學說誕生以來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的更新與重構過程進行了全面探究及闡述，進而，闡明了自身關于文化發展整體性的思想。

關鍵詞：當代西方；文化發展；整體性視角；內涵

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5）05-0037-08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發展的意義和作用日益凸顯。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重大會議及其精神，顯示出我們黨對于文化發展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意義認識得愈益深刻，同時也意味著有關“文化發展”的概念以及相關理論的研究成為更加重要緊迫的任務。而要完成這項使命，首先就需要吸收借鑒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思想資源，無疑，當代西方有關文化發展的理論觀點應是我們吸收借鑒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20世紀中葉，特別是60-70年代以后，西方學界包括來自經濟學、文化學、哲學等多學科領域的一批學者，從文化發展視角對于兩個多世紀以來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嬗變過程進行了跨學科的前沿性探究，深入挖掘并闡述了其中的整體性意涵，進而闡明了自身關于文化發展的整體性思想。本文在對“文化發展”概念內涵給予明確界定基礎上，對這種思想加以探討，以期對于當前我國文化發展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相關概念厘定及當代西方關于文化發展研究的視角廓清

文化發展的界定，同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關于文化的界定多達上百種，而如何理解文化的內涵，直接影響著對文化發展的界定。這里所說的文化涉及以下三層意思：第一，文化是以專屬人的方式作用于自然界并打下自己意志烙印的實踐本身，是人類改造世界、創造所有物質和精神成果的活動。這里的“自然界”包括先在于人的純粹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等全部領域。這是最寬泛意義上的“文化”，是和人有關的一切，也就是自然的人化；第二，文化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以及這種對象化本質力量的符號表征系統，也就是以符號表征系統所映射的人類實踐的展開過程及結果亦即人類自身存在，包括生產工具及技術系統、社會交往中介（如貨幣、語言）、服飾、飲食、建筑等等，是“人從自身及其世界中創造出來的，是他們思考和談論的東西”。通過它反映出人類歷史的可理解過程，因而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內涵和意義；第三，在上述符號系統中，有一些更加專門化、文化密度更高、文化內涵更多的符號表達形式，包括教育、文學藝術、節日慶典及各類儀式（如祭祖、宗教儀式）等。教育（包括科技培訓）具有使人提高自己關于意義理解的自覺性和能力的功能，文學藝術、節日慶典及各類儀式則是人關于意義理解的明確表達諸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也就是人學習和運用符號表達關于意義理解的形式，即，文化表達。

筆者比較贊同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這樣一種理解，即，在廣義上，“文化即人化，它映現的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力量所達到的程度和方式”，由于這種程度與方式根源于社會實踐狀況，因而，從根本上講，文化是關于社會實踐的映現，它既關涉“自然人化”，又凸顯“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意義，同時，外現為“文化表達”的形式。

文化與人的產生、發展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是“人發現人自身的過程”，而人的發展也是自身創建和完善“語言符號、各種邏輯解釋系統、科學的方法規范等等”專屬人的文化現象的過程，這些文化現象包括各種各類具體文化形式。從表現方式來講，包括文學藝術、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學、科學等形式；從信仰性質來講，包括有神論（典型的如宗教）的信仰和無神論的信仰；從發生層次來講，包括社會心理、情緒等低層形式和思想、理論等高層形式。當然，從其它角度劃分，還有另外諸多形式。因此，文化是人運用各種具體文化形式對社會實踐狀況的映現。人的發展伴隨著語言符號、邏輯解釋系統、科學的方法規范等等文化現象及其具體形式的不斷豐富、完善、更新或重構，文化發展也是人運用這些文化形式對社會實踐狀況的映現。換句話說，文化發展是人類通過不斷豐富、完善、更新或重構語言符號、邏輯解釋系統、科學的方法規范等等，促使自身物質和精神力量進一步提升并達到更高的程度或更優的方式，以此推動和加速社會發展。值得強調的是，作為嚴格遵循科學方法規范、具有嚴密邏輯性及解釋功能的一種語言符號系統，理論是從深層次上映現社會實踐活動過程及結果的具體文化形式，因此，從深層的根本性意義上講，文化發展就是人運用不斷豐富、完善、更新或重構的理論對社會實踐的映現。

文化及其具體形式是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文化發展須在具體的社會歷史階段上展開，要“以不同地域、民族、時代為轉移”，因而，現實中的文化發展究其根本，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下，人們運用某種更新或重構的理論對于特定社會實踐的映現。在這種意義上，本文所謂“文化發展”意思是，特定社會歷史階段上的人們運用某種經過更新或重構的理論映現特定社會實踐的文化現象，那么，“當代西方關于文化發展的整體性思想”就是當代西方學者運用整體性思想方法對這種文化現象所進行的探討及闡述；由于理論的存在與其所映現的社會實踐有密切關聯，包含經濟、政治、文化（表達意義上的）、社會等各個領域，那么，文化發展就是深層地映現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發展實踐更新與重構的具體文化形式，即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社會發展理論。

同樣，現實中所謂的“發展”與其提出的特定社會背景密切相關。20世紀40-50年代，在美國為使歐洲經濟復興而制訂并成功實施了馬歇爾計劃之后，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貧困問題吸引了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通過發展來改變這種貧困成為西方理論家和政客們感興趣的事情。杜魯門總統于1949年1月就職演說中所宣告的構想“一個以民主的公平交易的概念為基礎的發展計劃”和聯合國社會與經濟事務部于1951年在所制定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措施》中建議通過價值體系、社會制度等的調整和改變促進欠發達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就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也是當代西方“發展”概念及理論產生的一個濫觴。這就是說，“發展”成為映現西歐發達國家經濟振興、特別是欠發達國家擺脫貧困并實現經濟增長和繁榮這種實踐的具體文化形式。此后，“從50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到70年代的‘人類基本需求戰略……尋求一種可解決世界上這些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發展戰略是理論家和政客們的燃眉之急”，于是，“發展”逐漸“在社會的想象力中獲得了穩固的地位”。

由上可見，發展概念的提出及發展理論的形成，實際上是對“二戰”前后歐洲發達國家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領域發展實踐的映現。換句話說，發展概念及理論就是映現當時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狀況的具體文化形式，正如有學者所言：“發展理論中的‘發展也主要是指經濟意義上的發展?！碑斎?，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推動了政治、社會發展等多方面問題的研究”，這使得“發展理論從單一學科走向跨學科研究”而成為更具綜合性或整體性的研究，因而，80年代后期，人們普遍“把發展看作是涉及社會結構、人的態度和國家制度以及加速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和根除絕對貧困等主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但無論怎樣，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乃是發展概念所映現的主要對象，經濟社會發展理論也仍然是其它各方面發展研究的一種“元話語”，因而，本文所說的發展“是一個具有濃重經濟學含義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的“文化發展”，就是映現西方特定歷史階段上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具體文化形式——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的豐富、完善、更新與重構過程。

二、當代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嬗變中的整體性思想

恩格斯指出：“當我們通過思維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本褪钦f，事物是普遍聯系的“辨證圖景”，而人類只有形成和運用與之相適應的視角及思維方式才能“看到”并理解這幅圖景。換句話說，要想科學正確地認識聯系廣泛且復雜的客觀事物，就必須用普遍聯系的綜合性或整體性思想方法去認識它。同樣，由各部分和各層面構成的、具有廣泛且復雜聯系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也需要運用整體性思想方法才能形成全面、系統、深刻的認識，或者說，對于這種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產生自覺意識并予以深入研究的，應當是一種整體性思想方法。從當代西方學界的研究來看，許多學者已經自覺意識到自亞當·斯密學說誕生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理論所映現的那種實踐的整體性或綜合性，并基于整體性視角，對于這一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的更新或重構過程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探究及闡述。

所謂“當代西方學者關于文化發展的整體性思想”，就是說，他們不是將經濟發展看作與人無關的絕對獨立的存在，而是以人的福利不斷增加為目的的綜合性發展過程，并非運用專門化方式將各部分割裂開分別論述，而是將經濟發展所涉及到的各個部分或方面視為一種相互聯系的綜合整體，并從整體性文化視角出發，對于自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嬗變過程進行深入探討，進而闡發了自身關于文化發展的整體性思想。

第一，對包含于近現代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理論中經濟發展與人自身發展密切聯系思想的深入挖掘

當代西方學者從生產和創造財富的目的、源泉和市場運行的關鍵等三個層面探討和闡述了這個思想，尤其是對以亞當·斯密學說為代表的古典理論重視經濟與人之間的關系普遍給予了高度贊賞和認同。

首先，生產和創造財富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類的福利。以亞當·斯密學說為代表的古典理論堅持財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的觀點，提出了一個一般的通用法則，即，如果經濟增長，特別是超過人口增長速度，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就增長，人民就是富裕的，反之，如果經濟萎縮，社會必需品和便利減少，人民生活就貧困。

其次，生產和創造財富的一個主要條件是人的勞動。古典學說提出“勞動價值理論”看到了財富創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勞動，特別是勞動專業化或分工，認為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有可能，因此，應當盡可能把市場規模迅速擴張至最大化。而其關鍵又在于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小化。

再次，市場經濟順利運行的關鍵是人的行為方式。當代西方學者認為，在古典學說中，“市場”并不是一個實物或“東西”，而是用來“描述人們的行為方式”的概念。市場中的行為人具有自利動機并以自我改進欲望作用于市場，使其形成市場運行秩序以防止欺詐行為，因而市場機制具備了一種自我恢復性力量。同時，市場行為人還有利潤動機并以改良愿望作用于市場運行過程，它鼓勵每個生產商擴展業務以增加利潤，乃至整個社會產出的增加。就是說，市場機制為人的自利動機和利潤動機的產生提供了良性展現的必要激勵。在當代西方學者看來，亞當·斯密第一次闡明了人的行為方式在市場運行中的重要作用，成為人行為方式與市場運行機制相聯結的首次系統構建。

第二，對近現代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嬗變中具有突出轉承意義的學說及其觀點被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范疇的過程進行了具體探討

首先，從古典學說到馬克思學說轉承當中被納入的觀點。當代西方學者充分肯定了古典學說對社會發展動力、機制的闡釋，認為它初次解開了如何理解市場社會的運行方式這個謎團，成為“合理解釋這種社會如何紐結在一起、如何‘運行”的哲學，且如何使經濟保持增長趨勢的理論。按照當代西方學者的觀點，古典理論看到了勞動者、資本家和地主三個階級各以不同比例貢獻著自己的生產要素，并且都會隨財富增加而獲益，但對于誰是財富創造者和最大受益者問題卻并未論及，而隨著工業革命和生產工廠制度化之后迅速改變了的社會所有階級的生存狀況，特別是勞工階級的狀況急劇惡化，“許多人所處的經濟、社會、政治狀況壓抑得人透不過氣來”，社會轉型中出現了嚴重的分裂、混亂狀況。對此，不僅需要研究發展數量問題，重視科學技術、產業發展，而且需要研究發展質量問題，注重人的生存狀況和社會財富分配的公平正義。在這個問題上，當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的學說尤為推崇，認為馬克思明確將發展與人——主要是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者的生存發展相聯系，把注意力放在“誰是財富創造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受益者”問題上，突出強調與生產密切相關的分配問題，深刻指出只有當財富并未在奢靡之風及其生活方式影響或支配下被浪費掉而是被用于生產性投入，剩余產品才能變成資本，財富生產也才會轉化為實際增長。因此，依照當代西方學者的理解，馬克思的學說就將經濟社會發展范疇南生產擴增到分配，并使“公平公正地分配”觀點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理論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從古典學說到新古典學說轉承中被納入的觀點。當代西方學者認為，出于對斯密所主張的“市場規模擴大是財富增長關鍵”這種思想局限性的糾正，新古典學說把“市場價格是如何決定的”作為理解市場如何運行的關鍵問題，普遍把注意力從對財富生產和供給的關注轉向了對財富需求和消費問題的關注，并使市場需求及財富消費理論被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范疇而成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他們還看到，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進一步提出了一種基于供給和需求、生產成本或效用的價值和價格理論，并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或途徑結合應用于價值和價格決定因素的研究，而正是在需求和供給相交匯這點上，馬歇爾稱之為產品的“均衡價格”得以確立。據此觀點，在市場經濟中，當出現與均衡偏離的情況時，生產商和消費者便會調整自己的行為和規則，以利于價格的恢復性修正。因此，關于消費者行為及其與生產商共同作用的觀點就進入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視野。

再次，從新古典學說到凱恩斯經濟學說轉承中被納入的觀點。當代西方學者認為，古典和新古典學說所主張的“經濟和市場具有自我調整功能和自我糾正機制、且這些調整不需要政府對經濟和市場干預”的觀點，雖然曾經對引領和推動時代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卻不符合變化了的現實。有學者特別強調，到目前為止對新古典學派最具毀滅性打擊的是，20世紀20-30年代早期的實踐證明，一旦出現與均衡之間的重大偏離，在經濟和市場中并不存在能夠發揮作用的調整和糾正機制能使之在充分就業或接近充分就業的情況下趨于恢復平衡，“事實上，情況與此可能恰恰相反”。而這一打擊在客觀上推動了經濟學領域又一次重大更新，即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按照當代西方學者的解釋，凱恩斯經濟學派不僅把貨幣視為交換媒介，同時還視為有著價值存儲功能的形式，并揭明了商品生產交換中所產生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流動性偏好。具體而言，消費者利用貨幣的存儲功能儲蓄自己的收入，以努力抗爭不斷增加的失業、收入終止以及生活標準的降低。這使貨幣更多以儲蓄形式從收入流中被拿走，而不是以消費和投資形式返回到收入流中，從而導致國民收入下降而非增長。一旦這一過程開始，國民收入就會累積性下降，這義將導致收入、儲蓄、投資、消費進一步下降，同時帶來更多失業和就業不足。因而，盡管出現利率大幅度下降，但投資仍無法得到實質性增長，原因就是所有儲蓄在螺旋式下降期間，一直處于“被擠出經濟”狀態。如果不采取措施，這一過程將無限期延續，國民收入擱淺在某個最低水平原地不動。這就是說，市場不能發揮自我調整和糾正機制作用，這時就需要政府介入，并以政府資金促進經濟發展。凱恩斯經濟學使人們更深入地弄清了存在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的鏈環或連接，更廣泛地了解了消費者、儲蓄人、投資人、公司、政府等主體的態度以及消費、投資、儲蓄、政府支出和整體經濟所具有的復雜性，著重闡明了經濟增長的真正火車頭，即商品和服務的累積總需求（關鍵成份包括消費、儲蓄、投資和政府支出），進而描繪出一幅經濟實際運行原理的說明圖。這樣，凱恩斯經濟學說就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微觀理論轉向宏觀理論，將國家干預的觀點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范疇中并成為一種有機構成。

最后，從凱恩斯經濟學說到發展經濟學轉承中被納入的觀點。20世紀40年代，尤其是二戰以后，產生了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問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須在與發達國家殊相迥異的條件下去改變傳統落后狀況的發展難題，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在此，當代西方學者高度重視發展中國家學者提出的觀點，諸如“發展依附論”以及同一時期產生的類似結構調整理論。按照上述理論的解釋，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形成了一種“依賴怪圈”，其形成的原因及其影響涉及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制度、歷史等各方面，形成了“不發達的發達”。就是說，歷經數世紀的盤剝殖民化、帝國主義壓迫以及對貧窮經濟結構的塑造，發展中國家已經完成了這種令富有國家獲利的系統性培育，并且因依賴時間太長以至于沒能力打破。而要改變不發達的現狀，就必須從整體性社會文化視角切人，從根本上改變發展中國家經濟體的結構，改變與發達同家之間的關系，以最終實現有利于發展中國家人民文化素質提高以及文明水平提升的、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由上可見，發展經濟學將關于欠發達國家歷史和現實中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表達意義上的）、心理、制度等各方面研究觀點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范疇中來。1987年發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強調了在所有未來的經濟規劃和決策中，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這就把自然環境和未來子孫利益也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范疇中來了。

三、當代西方學者自身關于文化發展整體性的思想

第一，著重強調了文化及其發展的整體性內涵

愛德華·泰勒對文化所作的那個影響深遠的定義中，第一次把文化界定為包含了人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的“復合整體”，后又有學者將“實物”（也就是人類生活的物質方面或經濟生活）補充進這個整體中。當代西方學者特別注重挖掘這種整體性，強調文化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的內涵及特征，認為，作為一個整體，文化本身不等同于文化構成部分的意義，包括物質方面或經濟社會領域，反之，無論哪一個部分或方面，都不能凌駕于文化之上，甚至取代文化本身。這就是說，人類社會的物質方面或經濟活動只能作為整體性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前者并沒有高于文化的地位、不應比文化的作用更重要，經濟社會發展不能脫離整體性文化的發展。

當代西方學者認為，當今社會存在的最顯著標志和最重要內涵及指標就是文化，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文化發展以整體性為基本特征，整體性文化發展映現著當代社會實踐進展的整體性或綜合性趨勢，為后者提出目標、規制程序、導向共識，并通過澄析發展條件，引領這個社會整體性發展的進程。同樣，為當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導向的也是整體性文化，其集中體現即是經濟展開于其中的文化價值體系。進而言之，整體性文化引領整體性社會的發展，整體性社會發展中呈現出整體性文化發展的當下現實性存在，文化發展與社會發展是一體兩面的同義詞。因而，作為整體性文化一部分的經濟領域也就是整體性社會中的一部分。

第二，全面闡述了經濟嵌含于社會文化大系統的思想觀點

卡爾·波蘭尼認為，人類的經濟活動總是要被“嵌含”于社會關系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所影響的乃是社會整體而非僅限于經濟面，經濟上的改變，也遠超其字面意義。因此，市場應被視為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經濟體又是廣義社會體的一部分。經濟運行規律的所謂“中立性”本身就是包含一定道德、文化和社會作用的客觀狀態，是在特定文化環境之中呈現的，是伴隨著復雜的人類選擇及其觀念展開的，經濟目的的實現必定受到某種適應性文化的引領或制約。進而，卡爾·波蘭尼明確肯定經濟發展的根本價值目標是人以及人的幸福，是人擺脫貧困、增加就業、減少暴力及消除不安全感或無力感，而市場經濟并非終極目標，只是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

當代西方學界普遍贊同波蘭尼“經濟嵌含于社會”的理論，并對“脫嵌”（即，將經濟從社會總系統中分離出來的觀點及行為）的觀點予以激烈的抨擊，認為它是導致經濟功能與社會整體要求和目標、現代社會經濟與文化沖突的基本原因。進而主張從人類社會角度而不是從動物角度尋求經濟行為之動機的起源，確定社會思想演進想要達到的目標，并由對社會實體之認識而達到其人類意識之改造，以最終把經濟發展重新整合到人的世界中去。

同時，當代西方學界從學科研究角度探討了經濟學與倫理學、文化哲學等文化價值學科之間的關系。他們將經濟學視為一種行為理論，認為“在文化哲學與社會哲學概念上，經濟屬于文化領域”，它要研究那些理性的、有關自我利益的行為，并進一步明確了文化價值學科描述對經濟有效的總體價值規范、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指向服務的功能。當代西方學者還批判了那種把經濟學從文化價值學科中孤立出來的類似“脫嵌”現象，揭露了近代以來的經濟學研究將機械論世界觀模式移植過來而導致經濟——技術范式形成的哲學基礎，反思了由這種范式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難題，進而，大力倡導文化價值學科的研究，以便能深入把握生產勞動中智力因素提高、符號及意義決定生產效率和產品價值產出及其附加值的特征，適應于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戮力實現從物的產品生產及生產的量到服務型經濟及生產的質這一重心和觀念轉向，在完成經濟重新倫理化或文化化的實踐轉向的同時，完成哲學世界觀和研究范式的轉變，即，從機械論到文化與經濟相互作用和有機統一的哲學世界觀轉向、從經濟一技術到意義一文化的研究范式轉向，最終構建“經濟與文化創造、勞動與生活世界之間的一種新統一”。

第三，深刻闡明了整體性文化發展的重大現實意義

首先，消除經濟片面性發展的弊端。當代西方學者認為，自斯密以來，一切都被納入到“經濟世界觀”的概念框架中，一切物品都被賦予貨幣的價值，以致形成了單一經濟衡量標準以及追求高度物質化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看來，這種經濟增長和發展破壞了社會有機的共同性和群體性，也破壞了人們在災難和困境下相互信任和互相依賴的能力，最終將侵蝕社會存在的文化紐帶，危害人類自身長期和諧的生存發展。其片面性弊端亟需糾正，而整體性文化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對于消除片面性經濟發展的弊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進而言之，在整體性文化發展的背景下，人們以一種全新觀點和方法來看待世界，并形成全新的行為及評價方式。這種方式的基礎是使創造力、想象力、合作、關懷和共享等這些轉變人類生存狀況和世界體系所必需的文化力量以一種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途徑釋放出來，其最佳實現方法是結合經濟時代的優勢提供一個更加廣泛、深刻、也更加根本的方法來看待生命、生活、現實、歷史和人類生存狀況，而不是排斥經濟時代。它集中強調的是“‘整體優先權而不是‘整體中一部分的優先權”。

其次，促進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整合與協調。按照當代西方學者的看法，文化的意義，不在于區分不同人群及其社會，而在于使不同社會群體及其成員的力量能夠被整合起來。這就是說，要充分重視文化發展對于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整合意義，避免以文化拉開社會差距、產生對不同文化敵視的惡果。這就要求人們尋求正確的文化意義及其支配下的規范，這種規范既為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提供可能，又以保證社會生活的一定秩序為前提，既是包含寬容的規范，也構成寬容得以形成的條件，從而促使各方面力量通過相互廣泛而順暢的文化交流而被整合進社會之中。甚至連成功的企業都不僅是一個生產工場，而且是企業文化氛圍濃厚和人們相互交流的場所。就是說，在整體性文化發展視野中，規范概念是在刻板、嚴格的生活模式及抽象道德說教和對一切生活秩序都持無所謂態度的觀點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中庸方式，在放任自流和統得太死之間尋求一條中間道路，亦即尋求各種社會力量得以協調之路徑。而只有當文化建立在規范的共同相關性、責任整體性基礎上，建立在既具可分性、又有共同生活意義及其基本信念基礎上，文化才可能永遠有生命力，也才能起到整合和協調各方面社會力量的作用。

再次，提升作為主體的每個人的文化需求層次。當代西方學者認為，整體性文化發展以滿足作為主體的每個人享受與創造文化的需求為根本目標，文化建設不僅要提供豐富的文化產品供人們享用，而且要為每個人創造性潛能的發揮提供條件或平臺，最終提高整個社會的文化創造力。因而，人的文化需求不再滿足于簡單享用被供給的文化產品，而必將普遍提升為創造文化產品的階段，在此過程中，“世界的形式被意象化，同時被創造性地再現”，從而，認識超越了單純的接受而進入到精神性的運作，“把知識的學習和文化，精確的專業知識和藝術、哲學想象力結合起來”，進一步構想新內容、新形態，使人的高層次文化需求——文化創造性得到滿足。

最后，達臻人類對于勞動意義不斷提高的自覺意識。當代西方學者深刻認識到，人類勞動正從無意義向有意義、從體力為主向文化創造為主轉變，把勞動視為“人與現實之間的最強有力的紐帶”，認為適當強度與時間的勞動是人的文化參與能力得到培育和增強的基本途徑，強調只有在勞動中創造出有意義的世界，滿足人的理性對于列維·斯特勞斯所提出的“符號及文化情境的世界”的意義訴求，不斷消除沒有文化涵義、無意義的世界，才能不斷獲得人的解放，并充分肯定，正是當代經濟狀況，提供了人類真正解放的條件或際遇，即，“真正的人的活動解放”——勞動意義的自覺意識及其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