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正”價值

郭定平

摘要：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一直存在東方與西方、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如何破解這種思維模式，或可從內源發展觀出發，以“正”作為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對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實意義進行分析和探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正”價值的研究，有助于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文化支撐。

關鍵詞：儒家傳統；政治文化；正；核心價值

中圖分類號：D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5）05-0003-07

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離不開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文化傳統，但是如何認識、對待和發掘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始終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盡管中國傳統文化流派紛呈，但從政治發展的層面來看，儒家毫無疑問代表了主流政治文化。在近代西學東漸、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碰撞的過程中，絕大多數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西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標準來解讀和闡釋中圍傳統政治文化，雖然不乏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終究不能切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核，有的甚至產生誤解和誤導。本文將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源發展觀出發，以“正”作為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現實意義進行一種新的探索，以期引起討論并就教于大家。

認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新視角

在當代比較政治學研究中，政治文化是一個新的概念，一般是指人們對政治的認知、態度和情感，反映了政治體系與政治過程的主觀心理層面。政治文化變化緩慢，體現了政治行為的持久模式，對于理解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的政治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政治結構與政治文化互相適應、互相支持、互相強化。當代政治文化研究興起的一個基本動因就是探求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礎。因此，阿爾蒙德和維巴在《公民文化》中就曾指出，“這是一種關于民主政治文化以及維持這種政治文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程序的研究”，并認為一個穩定有效的民主政府的發展不僅依賴于政府和政治結構，也依賴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研究迅速成為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在被引人中國之后也推動了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但是，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和價值取向的影響，中國的政治文化研究始終同繞中國是否存在民主的政治文化和如何發展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展開。在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研究中，這種傾向表現得更加明顯和突出。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如何處理儒家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學說關系的問題，換句話說，儒家思想是否妨礙民主政治之建立？儒家思想可以為民主政治提供哪些資源或形成哪些阻力？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遂成為了當代儒家政治哲學最為核心的內容”。綜觀近年來有關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的著述，其中的觀點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類：

第一，認為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是反民主的，會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很多著名學者堅持這種觀點，例如，劉澤華、徐大同、李慎之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本質特征是王權主義、專制主義。劉澤華等人認為中國古代各個思想流派基本上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其思想內涵的實質是專制主義，它們強調的不是人的自由與解放，而是如何統治人、桎梏人、束縛人和壓制人。李慎之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歷史悠久，專制主義被人情化、人倫親情又被政治化。馬慶鈺在分析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非現代和反民主特征之后，認為中國政治文化現代化的目標定位就應該是從家長本位的政治文化走向民主的政治文化，從人治的政治文化走向法治的政治文化，從子民的政治文化走向公民的政治文化。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更是堅持認為儒家文化“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他甚至斷言，“儒教或受儒教影響的社會一直不適合民主”。因此，在這些人看來，只有徹底拋棄或者全面改造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才能發展民主政治。

第二，認為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具有民主的因素，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一些學者注重發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民主因素，認為這些因素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其中，中國儒家傳統中的民本思想就受到大家的特別重視。著名的世界文化史學家莊錫昌比較研究了中國的民本政治觀與西方的民主政治觀，認為民本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寶庫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在專制主義的中國封建社會里確實起了某種積極的作用，對那些專制主義的統治者起了某種制約的作用，雖然它與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存在明顯的區別，但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政治思想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應該繼承與發揚，甚至可以從中發掘出某些民主政治意識的萌芽”。在討論了儒家思想與民主政治的內在聯系之后，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系主任陳素芬明確主張，儒家的哲學和文化資源能夠促進一種儒家民主的誕生，這種儒家民主是儒家社會能夠為未來提供的一種新選擇。鄧小軍于1995年出版《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的邏輯結合》，認為西方民主思想與中國儒家思想在核心邏輯上具有一致性。這樣，在發展中國民主政治過程中就應該繼承和發揚中國儒家政治文化的優秀傳統。

第三，認為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文化與民主政治應該相互取長補短。中國儒家政治文化與西方的自由民主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們各有利弊，因此應該在認真分析和仔細辨別的基礎上取長補短，開創一條超越東西方傳統文化價值和現實政治的新道路。近代以來，中國不少仁人志士秉持這樣的理念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三民主義”，設計了五權憲法，這就是在立足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學習西方先進理論的結果。當代政治哲學家白彤東通過比較儒家的基本理念與西方自由民主觀念指出，“儒家是可以認可自由、法治、人權的。并且，除了少數不同外，在大多數情況下儒家所解讀的自由、法治、人權與現代西方民主社會里所應用的在實踐上是沒有什么差別的”。鑒于現代西方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有退化和濫用的傾向，儒家的德治恰好可以提供一定的矯正。這樣就可以制衡過度民粹化的民主，并在民主制與精英制之間找到一條中庸之道，通過兩者的相互制衡來達到中正，也可以避免將良政的期待寄予一方的自覺。這或許就是儒家文化比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制度優越的地方。

很顯然，上述這些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研究與討論都以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為參照，有的甚至將兩方自由民主價值作為判斷標準，符合的就是精華，不符合的就是糟粕。所有這些研究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沒有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展和中國歷史文明進步的內在邏輯和同有理路分析問題，很多討論和結論要么隔靴搔癢，不得要領，要么盲人摸象，一鱗半爪，有的甚至張冠李戴，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因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根本不是一個文化系統，存在完全不同的思維邏輯和理論脈絡，因此，在中西文化互通互融、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時期，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就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堅持內源發展的新視角。實際上，在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創造經濟發展奇跡、成功實現現代化之后，傳承優秀的民族文化和堅持內源發展道路就開始引起一些學者的熱切關注。例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討論發展的目標時就注意到，西方發展模式中關于富裕、平等、民主、穩定和自主的思想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土生土長的文化中可能得不到什么支持。與西方的模式相反，另一種文化的美好社會的典型可能是簡樸的、嚴肅的、等級制的、非民主的、紀律嚴明的和尚武的”，因此，放棄西方模式的標準，“建立更適合各國自身文化的現代伊斯蘭社會模式、現代儒教社會模式或現代印度教社會模式的時機可能已經到了”。這種內源發展觀擺脫了一味引入西方價值的偏向，注重從各個民族的歷史中發掘和發揚傳統文化價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與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相互依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岡此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特別需要引入內源發展的新視角。

發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新內核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源于商周，成熟于春秋戰國，在其后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雖屢有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如何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著名學者郭齊勇在論述中國儒家文化的中心觀念時曾經指出，“從《四書》和《荀子》來看，從漢儒到宋明儒，其共同承認的核心價值，大體上是以仁愛為中心的展開，重要的范疇有如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誠、敬等等”。這里主要是從文化哲學的角度討論中國儒家的核心價值，列舉了十余種重要范疇，但是沒有提到“正”。盧向國專門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并認為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已經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概念體系，例如民本、德治、尚賢、官本位、大一統、均平理想，等等。他對這些概念的來龍去脈和基本內涵進行了很好的分析，但是也沒有涉及“正”。高專誠在研究孔子和孔子弟子時專門論述了孔子以“正名”為核心的政治觀念，并在引用孔子的“政者正也”之后明確指出，在傳統中國，政治的原初定義就是一個“正”字，不過是孔子把它做了明確的指示而已，其實，這也是孑L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他悉心考察社會現實所得出的真確結論?？上У氖?，這一深刻洞見未及全面展開。

考慮到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涉及的歷史之悠久與典籍之繁多，這里僅以先秦儒家典籍特別是《論語》為主考察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正”價值，大致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正德。這是指正心修身、德治天下?！渡袝ご笥碇儭酚涊d，“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厚生”。這就是說，一個統治者要端正自己的德行，實行善政，方便民眾的生活，改善民眾的福利。這與《大學》開篇闡述的“大學之道”基本一致，從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再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以下儒家經典的引用均采用文中注）。如何才算修身正心呢？《大學》進一步解釋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由此可見，“正”是儒家倡導的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目標。

在正心修身的基礎上，儒家主張德治天下，只有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才能居高位、行仁政，只有通過普遍提升道德修養才能達到真正的天下太平。因此，儒家主張的德治不是一般的人治，更不是個人專制統治，而是圣人之治。正如孟子所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且晕┤收咭嗽诟呶?，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孟子·離婁上》）。與此同時，儒家的德治強調“有教無類”，通過道德教育和感化，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建立一個和諧美好的道德社會?？鬃诱f，“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第二》）。在儒家政治文化中，與刑罰的懲處相比，道德教化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為此，孔子明確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第二》）。在這種德治政治文化中，個人的道德修養是一切政治活動的基礎，既是統治者獲得政治權威和行使政治權力的基礎，也是全社會維護政治秩序、實現天下大治的基礎。

第二，正人。這是指身正正人、率先垂范?？鬃釉诨卮鸺究底訂栒r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第十二》）。這里就明確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認為中國的政治就是一個“正”的問題。時至今日，中國人反復強調“身正不怕影斜”、“上梁不正下梁歪”均是此類思想文化的明確反映。當季康子問政于孔子說，“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篇第十二》）。這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能依賴酷刑殺戮來維持統治，必須加強道德修養，成為老百姓的道德楷模和典范，這樣民眾才會服膺其統治?？鬃釉诨卮饐栒r多次闡述類似的思想，譬如，“先之勞之”（《論語·子路篇第十三》），就是要身先士卒，身體力行，帶動大家勤勞工作；“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篇第十三》），也是說要給有關工作人員帶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篇第十三》），更是強調領導要以身作則；“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篇第十三》），孔子就是這樣反復強調正己正人的重要性。

在儒家傳統政治文化中，正己正人指出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活動方式和政治發展路徑。在西方傳統政治文化中，“胡蘿卜加大棒”被普遍接受和采用，有時馬基雅維利式的“獅子與狐貍”也被模仿和效法。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文化貶斥武裝殺戮、利益誘惑以及各種政治陰謀詭計，而是主張“明明德于天下”，以高尚道德修養作為政治評價的標準，教育引領民眾。對于統治者而言，“正德”、“敬德”觀念則落實為“宜民宜人”的各種具體行政措施，實行“保民”、“養民”、“愛民”的仁政。因此，統治者胸懷天下，克己奉公，“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尚書·大禹謨》），就能德溢四海，治國安邦。正如孟子所說，“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朱熹對此段的注解和說明則更加清楚，“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這里是講正己正人從上至下，君心歸正，民心從之，上行下效，天下歸仁。

第三，正名。這是指擺正名分、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儒家理想的政治秩序就是根據個人的道德修養，君臣父子各守本分，互利互惠，互不僭越。所以，當齊景公問政于孔子時，孔子對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篇第十二》）。當季氏僭越儀禮，像天子那樣在庭院舉辦八佾舞時，孔子大發雷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第三》）。于是，當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荀而已矣”（《論語·子路篇第十=>）?？梢?，正名是孔子有感于當時“禮崩樂壞”而提出的恢復社會政治秩序的一貫主張。

在傳統儒家政治文化中，正名可落實在不同的層面，有時是制度建設的層面，有時是政治原則的層面。例如，根據蕭公權的理解，孔子提出的正名就是要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調整君臣上下之權利與義務；君臣父子茍能顧名思義，各依其在社會中之名位而盡其所應盡之事，用其所當用之物，則秩序井然，而后百廢可舉，萬民相安；正名必須依靠具體制度作為標準，正如孔子所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第三》）。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名具有政治改革的作用，就是要調整和改變各種權力與利益關系?！翱鬃诱g若行，則政逮大夫者返于公室，國君征伐者聽于天王。春秋之衰亂，可以復歸于成康之太平?！备鶕T友蘭的解釋，正名具有政治原則的意義，就是要名實相符，客觀存在的種種事物應當與它們名字的本來含義一致起來，也就是與其理想的本質相一致。例如，一個國君的本質就是一個理想國君應有的品質，即“為君之道”。如果一個君王按照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僅有君的“名”，也有君的“實”，成為名實一致的國君。如果一個君王空有其名，而沒有應有的品質，即便在大眾面前他是君主，其實他配不上“君”的名字，甚至會退化墮落為“獨夫民賊”。如此類推，君臣父子各有其名，各有其責任與義務。正名就是要各得其名，各安其位，各盡所能。葛兆光從類似的角度認為，人們相信“名”對“實”的限制、規范和整頓作用，于是希望通過“正名”來“正實”，就是借助對名義的規定來確認或迫使社會確認一種秩序的合理性，所以才有“正名”的強烈愿望。

第四，正道。在儒家傳統政治文化中，正道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政治體制的層面，二是政治行為的層面。在政治體制層面上，儒家的正道就是王道，是祖傳堯舜、憲章文武的先王之道，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統治?？鬃佣啻螌ο韧踔来蠹淤澷p，“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篇第八》），稱贊他們擁有天下而不自私自利；“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篇第八》），頌揚先王能夠順天應人，建功立業。儒家主張的王道政治理想是一種打通天道、地道和人道，順天應人、天人合一的至善至德至美的崇高境界。蔣慶認為，王道理想的根本是仁，仁是一種效法天地、生養萬物的大公博愛精神，亦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本性，以仁為政治的根本可以化解政治權力的殘暴，克服民意的非道德性，實現道德的政治。民主政治與王道理想相比，只相當于王道政治中的人道，而不能上通天道實現人與宇宙的和諧，故民主政治只處于王道政治的低級階段，王道政治在理念上高于民主政治。

在政治行為層面，儒家主張的正道主要包括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和正大光明、充滿正氣的君子之道?？鬃诱f，“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篇第六》），認為中庸是最高尚的德行。朱熹解釋說，“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關于走正道、揚正氣的論述，《論語》之中可謂比比皆是。例如，子夏問政，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篇第十三》），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見利忘義，不能只顧眼前的局部利益，必須兼顧長遠的整體利益。針對人們追求榮華富貴的社會風尚，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篇第四》），告誡人們追求榮華富貴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必須正大光明，弘揚正氣，打擊歪風邪氣，走正道，不走歪門邪道。展望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新前景

如上所述，我們從政治文化的內源發展新視角，把“正”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種核心價值，對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文化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意在強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精華的一面，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認識到其中消極的、負面的、腐朽的東西。在近代以來的各種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運動中，對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全盤否定和大肆韃伐愈演愈烈，盛極一時，其中自然有很多過火的成分，但是也有切中要害的部分。在近年來一些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中，一些學者對于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的內在缺陷也多有指正。例如，張灝在反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時就明確指出，儒家傳統思想是以成德的需要為其基點，而對人性作正面的肯定，主張政治權力由內在德性的培養去轉化，而非由外在制度的建立去防范，表現出儒家的一種樂觀精神和理想主義，可見儒家政治文化傳統中幽暗意識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夏勇在探討中國儒家傳統政治文化與法治時也指出了儒家德治思想存在明顯的不足，“儒家的法治思想疏于防治惡行，失于自由權利，弱于制度設計”。毫無疑問，這些觀點和看法都是很有價值、值得注意的。

盡管如此，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正”價值，從正面分析中國政治文化的歷史傳統，釋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正能量，可能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具體如下：

首先，有助于彌合傳統的斷裂和弘揚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中華帝國的衰落和西方列強的入侵，曾經影響和支配中國政治文化生活長達兩千余年的儒家傳統出現了嚴重的壞損和斷裂。清末科舉制的廢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及新中國建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均對儒家傳統政治文化形成致命打擊。但是，已經積淀的政治文化傳統不僅無法切斷，而且無時無刻不對中國現實政治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從“正”的角度探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超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走向現代和未來開辟新的路徑。正如有的學者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并不意味著對傳統消極地進行巨大“摧毀”，而是要積極地去發掘傳統里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目標的發酵劑，讓傳統發揮正面的功能。應該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利于中國政治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因素是很多的，我們著重強調的“正”價值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有利于克服歷史虛無主義和重建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自信心。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一些人反思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把近代以來的貧窮落后與被動挨打全部歸咎于傳統文化，把傳統政治文化說得一無是處。他們在談及古代時言必稱希臘羅馬，談及當代時言必稱歐美，談及政治價值目標時言必稱自由民主人權。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就是學習和引進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過程。當然，比較研究人類政治文明進程，我們確實發現西方無論在政治文化價值還是政治制度建設方面均有獨特的優越之處，也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之處很多。但是從“正”的角度考察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我們同樣發現中國在政治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建設方面均有頗多建樹，正是歷朝歷代的圣君賢相、仁人志士堅持正德修己，揚正氣，走正道，才創造了中國悠久的歷史文明，才為今日中國的大國復興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再次，有利于汲取歷史政治智慧和推進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建設就必須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汲取傳統智慧。中同傳統政治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內容博大精深，其中包含大量有益于中國政治現代化建設和政治文明建設的積極因素。例如，貝淡寧就從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和儒家的“賢人治理”，認為當代社會的政治決策者就是應當像傳統的儒家君子那樣具有才智、適應性以及長遠眼光，而且熱心公益。中國傳統儒家政治文化的“正”價值無論對于政治腐敗治理和政府廉政建設，還是對于推動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都具有直接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最后，有利于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和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的百花園之所以多姿多彩就是因為各個國家和民族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并在互融互鑒中共同成長和發展繁榮。如果把中國傳統文化批得一無是處，我們就無法在世界上立足，國際文化貢獻更是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正”價值，發掘其正面、積極和優秀的成分，就能夠為我們的國際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價值資源，讓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贏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實際上，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注的同時，已經有政治學家對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奎爾（Roderick MacFaquhar）就曾指出，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獨特政治體制一定值得引起所有政治學家的關注，特別是導致這一體制持續再生的政治文化因素究竟是什么？中國制度的特殊性表明它或許應該是理論輸出而不是輸入的基礎。因此，基于中國深厚底蘊的政治文化傳統而進行的中國政治研究應該而且能夠結出理論創新的累累碩果，為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的發展提供鮮活的案例資料和嶄新的理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