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社會中的婦女與工作*

[德]瑪麗亞·米斯

魏開瓊　譯/黃向陽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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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社會中的婦女與工作*

[德]瑪麗亞·米斯

魏開瓊譯/黃向陽校

摘要：在資本主義—父權制世界體系中，可持續發展目標與增長取向的經濟體系是不兼容的，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地球上希望所有人擁有人道的社會與經濟，需要拒絕整個具有破壞性的宏觀機制并尋找替代方案。在這樣一個可持續的經濟與社會里，婦女和兒童是中心，自然不再因為為了獲取現金收益的短視而受到破壞。盡管目前并沒有現成的這種社會或經濟的藍本，許多對當前失序的經濟世界進行根本批判以及探索新道路的努力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資本積累;殖民地;家庭主婦化

在德國，即使像Hoechstt和AEG這樣的跨國公司也在全國性的日報上刊登的整頁廣告中，使用“可持續”的概念，它們想讓人們相信，自己既可以保證就業崗位，也能保證“我們的孩子”擁有健康的星球。

“社會性別”這個術語中抗議性、抵制性的成份則被吸納得更為厲害。社會性別最初是女權主義用來消除這樣的觀念，即認為生物而不是歷史與文化是男女壓迫關系的根本原因，現在，這個術語在全世界的廣泛使用，卻讓真實的、日常生活中的婦女和她們的具體處境反而變得不可見了?！吧鐣詣e話語”把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社會內有關婦女問題的討論，完全轉到一個抽象進而在政治上毫無意義，也與政治不相干的層面上來。對于想維持現狀的人來說，根本不用害怕關于“社會性別”的討論。

考慮到“社會性別”通常只是被添加到某個正被討論或是規劃的政策中，這種說法尤其符合現實。有些女權主義者稱這種加入“社會性別成份”(我還聽過一種叫“婦女元素”說法)的做法叫“加入‘社會性別’再攪一攪”。這種方法與主導的科學范式一樣，具有典型的機械論的、原子論的、線性的特征，是持還原主義立場的社會理論。不過，女權主義一開始就強調，“婦女問題”不能只是簡單地加到其他如自由的、實證主義的或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中，它要對所有現存的，尤其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工業父權制的范式和關系進行革命改造，這也是女權主義的邏輯結論。在本文中，如果我們既要認真考慮生態、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概念，又要考慮一種非剝削的、非壓迫的男女關系的概念，就必須將這些概念置于我們的分析和政治議程中心，而不只是簡單地將它們加入到對一個總體上是剝削的、不公正的，具有破壞性的全球體系的分析中。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分析框架，一種對經濟與社會的不同理解。我先簡短描述一下這種理論框架。

一、 殖民化：永恒增長或積累的秘密

人們通常認為，“進步”是個線性的進化過程，它始于一種“原始”或“落后”階段，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驅動下(馬克思主義者的術語是“生產力”)一直向上運動，并取得無限進步。然而，這一普羅米修斯項目并沒有尊重這個星球的有限性，也沒有考慮到時間、空間和人類生存的局限，所以“無限增長”的目標只能以其他的付出為代價才能實現。沒有一方的后退，就沒有另一方的進步；沒有一方的不發展和貧困，就沒有另一方的發達與財富。既然“無限增長”或資本積累必然要以某些“他者”為代價，按這種二元世界觀，“進步”、“發展”不可能被想像為是進化的、向上的線性運動，而只能是兩極分化的過程。

羅莎·盧森堡認為，資本積累的前提條件就是對更多“非資本主義”環境和地區進行剝削，以滿足其對更多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的需求。這些環境和地區在我看來就是殖民地。它們不僅在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對啟動資本積累過程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保持今天的增長機制持續運行也仍然是必要的。

殖民化總是與暴力有關。盡管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在法律上體現為所有者之間(一方擁有資本，另一方擁有勞動力)的關系，訂立的是等價交換契約，但殖民者和殖民地的關系從來就不是建立在契約或等價交換的基礎上。這種關系的建立和穩定需要不加掩飾的結構性暴力。因此，為了支持導向資本積累的支配體制，暴力仍然是必要的。

這種暴力并不是性別中立的，基本上它指向婦女。人們通常假定，隨著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這種假定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傳播是同步的)的進程，男性主導的父權制會讓步于兩性之間的平等，但在我看來，父權制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消失，持續增長或資本積累就是以維持、甚至創新父權制(也指具有性別歧視的兩性關系)為基礎，并建立起家庭內和家庭外不對等的性別勞動分工，即婦女被定義為仰人鼻息的“家庭主婦”，男人被定義為“養家糊口的人”。這種性別勞動分工和國際勞動分工還被整合在一起，在國際勞動分工領域，婦女被操控為既是“生產者-家庭主婦”，又是“消費者-家庭主婦”。

隨著全球體系危機的加重，我們能觀察到暴力，特別是針對婦女的暴力在全世界都在增長。既然暴力是建立在殖民化和無限增長基礎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通過僅僅導向“性別平等”的策略來消除。在殖民語境中，“平等”意味著趕上進行殖民的主人，而不是廢除殖民主義。這也是女權主義不滿“機會平等”政策的原因，他們認為所有剝削、壓迫和殖民關系對維持全球資本主義父權制來說是必要的，因而必須予以消除。

我們在七十年代后期開始尋找持續不斷針對婦女的壓迫、剝削和暴力(即使在北方富裕民主的工業化社會里也是如此)的根本原因時，發現父權制作為社會制度不僅還在繼續，它還和資本主義體制結合起來，后者的目標在于不斷增加產品、服務和資本，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術語說就是擴大積累。我們發現，經濟持續增長的秘密并不像通常假定的那樣，是科學家和工程師智慧的結晶，他們發明越來越多節省勞動的機器，使勞動變得更有“生產效率”；當然這種機制也產生了更多失業人口；永恒增長或積累也不能像馬克思解釋的那樣，完全歸因于這樣的事實，即資本家只付給工人生產的部分價值，以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我們發現，婦女所從事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工作并沒有出現在資本家、國家或馬克思的計算中。對他們來說，成人，通常是男性工人在工廠或辦公室前售賣“他的”勞動力換取工資。但是沒有他的母親或妻子，他本人是不能生產這種勞動力的。然而，在所有經濟學理論和模型中，婦女從事的生育和維持生命的工作都以“免費品”的形式出現，就像空氣、水和陽光一樣。婦女的這種“主婦化”也因此對男性的“無產化”是必要的補充。

我們開始明白，處于主導地位的經濟運行理論只關注冰山一角，也就是資本和雇傭工人。它的整個基礎還處于隱蔽狀態，包括婦女未付酬的家務勞動、照顧工作、養育工作，或者像我們所說的生命生產或生計(subsistence)生產。因為我們很多人在第三世界生活了很長時間，我們馬上看出經濟活動中隱蔽的基礎不只包括婦女未付酬的家務勞動和照顧工作，還包括南方無數在維持生計的經濟活動中的小農與手工業者的勞動，他們的生產是為了滿足本地所需。最后，我們看到自然本身也被當做免費品，為了實現積累，自然被無償或以極小的代價使用和剝削。所有這些被掩蓋的經濟部分，我們稱為“白種男性的殖民地”，“白種男性”在這里代表西方的工業體系。

我們認為，只要能免費或以極小的代價來剝削那些殖民地，永恒的經濟增長或資本積累就能持續進行。它們是可以“成本外部化”的領域。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者已經把這些隱蔽的經濟提到人們關注的層面，尤其是關于婦女的工作?，斃锪铡ろf林(Marilyn Waring)已經試圖證明，如果婦女的工作也算數的話，如果她們的工作也被納入到GDP中，其含義將是什么。像凱恩斯(Keynes)、斯通(Stone)和吉爾伯特(Gilbert)這些英國經濟學家在二戰中曾使用GDP這個指標來衡量戰爭是否有利可圖。后來聯合國將其普遍化以衡量所有國家的經濟成就，也就是增長。本質上看，它不只是排除了婦女在家戶中的工作，也排除了其他維持生計的非雇傭勞動，這點在南方更為明顯；同時受到排除的還有自然的“工作”，人們認為自然的再生機制是理所當然的。只有在修復自然時涉及雇傭勞動、投資、工業和利潤時，對自然的破壞才引起重視。如果只有直接帶來利潤的勞動才被稱為生產性的勞動，只有生產商品的勞動才被計入到GDP中的話，GDP就成了用來測量破壞性的生產，而不是人民福祉的指標。

如果我們看看仍然被稱為“發展”所付出的環境和社會代價，這一點就更明顯了。以印度的沙達·沙洛瓦大壩(Sardar Sarovar)項目為例，最初計劃建300個水壩用于灌溉、發電和存儲飲用水，但是，這項主要針對城市和鄉村中產階級的“發展”，會摧毀二十多萬人的生計，他們主要是那些從世代居住的森林中被驅逐的人民。除了破壞大片棲息著野生動物和有著多樣物種的原始森林外，它也會破壞河邊自古以來作為文化中心的廟宇。項目的發起者世界銀行(它同時也停止了貸款)和印度政府只是簡單認為，發展過程中總會有人遭受痛苦。當然，被迫承受痛苦的從來就不會是那些收獲發展果實的人。投身于反大壩運動的女領袖梅哈·帕卡(Medha Patkar)計算過，即使從經濟計量上來考慮，項目的支出也要大于收入。

在富裕的北方國家，增長模式破壞的一面也很明顯，工業化和增長帶來的社會和生態代價再不能轉移到殖民地。很明顯，GDP增長得越多，生活質量就越糟糕。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這種把世界劃分為具有對抗性的中心和殖民地，從而促進中心增長的舊策略已經達到了極限。生態破壞再也不能被轉移到進行積累的中心地帶之外了。

二、 全球經濟中婦女的工作

至20世紀70年代初，特別是1972年的石油危機后，“發展中”國家的獨立發展并沒有成為現實。同時，世界上起主導作用的經濟體和跨國公司面臨著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大量的石油美元讓它們在自己國家的投資變得無利可圖。解決之道是重構國際勞動分工。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不再使用殖民地的原材料在大都市中進行商品生產，而是將整個工廠遷至東南亞和墨西哥，其后是突尼斯、斯里蘭卡、孟加拉國，以及其他貧窮國家的經濟特區。這種轉移先從電子、紡織和成衣、玩具和塑料廠開始，在那里女工的比例都很高。這些國家對跨國公司做出的很多讓步，包括不作為的勞動法、豁免進出口關稅、免稅期、寬松的環境法以及嚴禁罷工，使得這種轉移成為可能?？鐕具x擇這些國家的主要原因是當地低下的勞動力成本，比如，1994年，德國工人每小時工資是25美元，美國是16美元，波蘭是1.4美元，墨西哥是2.4美元，而在印度、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則是0.5美元。

這些后發國家的勞動成本低，不僅在于這些國家一般都很窮，具有較高的失業率，還因為受雇的大多數人是年輕的未婚婦女。雇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她們已經從家務勞動中習得了技能，她們會縫紉、紡織，被認為具有“靈活的手指”，因而也是“溫馴的”。她們結婚生子后，許多人要么辭職、要么被解雇。家庭主婦的意識形態把婦女的工資看成只是對男性工資的補充。大多數婦女來自貧困的鄉村或城市家庭，她們接受可怕的工作條件，每天以不人道的速度工作12小時以上，她們還暴露在性騷擾、安全和健康的風險中，這在北方國家是被禁止的。

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重組也滲透到農業領域，導致鄉村和城市地區被稱為“非正規部門”的巨大擴張。這些非正規部門對婦女的剝削和過度剝削，讓富裕國家的人們能買到來自亞洲、非洲和拉美的廉價成衣、手工制品和一年到頭的鮮花、水果和蔬菜。在農業領域，先是綠色革命現在則是生物技術已經驅使許多農民離開土地，陷于赤貧中，并迫使很多人遷移到大城市里，在這里婦女不得不從事家政服務、在血汗工廠工作或是作為家庭工人在家里工作。性產業，包括性旅游也是這個過程的結果。在這些“非正規”部門中，婦女不只是被定義為工人，也被定義為家庭主婦，她們沒有出現在勞動統計數字中，不會受到勞動法的保護，處于原子化的狀態因而也無法組織起來。

全球重組的最近階段始于1990年的經濟衰退，根據資本積累的邏輯和實踐，它前所未有地全面滲透進全球所有地方和所有生命中，并被概括為全球自由貿易。把制造業轉移到工資很低的國家的重組體制開始不斷擴展，它不再只包括世界上那些特別貧困的國家，也包括經濟全面崩潰的東歐以及中國。那些勞動密集型、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比如鋼鐵業、采礦業、船舶和汽車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廉價的國家，也導致了歐洲和美國大量技術工人，主要是男性的下崗失業。在這些勞動力廉價的國家，當工人抗議帶來工資增長時，公司就會轉移到其他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比如從韓國轉移到孟加拉國。

在南部和東部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過程中，跨國大公司同樣引領了全球經濟重組的方向，資本和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它們手中，它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則得到像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總協定，還有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這些大機構的支持。

關稅總協定要求，國家建立起來以保護本國某些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貿易壁壘必須被清除，并向全世界的貨物打開市場。這種新的自由貿易政策假定，所有的貿易方都是平等的，通過使用“比較優勢”原則，各方都會受益。事實上，處于弱勢的一方差不多都是第三世界，它們被迫接受威脅到國家主權的規則。它們必須讓自己的農業部門依賴跨國公司；拋棄自己在食品上的自給自足政策；允許北方國家的公司在自己疆域內建立起“污染嚴重的”工業；向北方國家的銀行和保險公司打開大門。最后，根據關稅總協定中關于產權交易的條款，它們必須允許外國公司和科學家作為專利人，私有化、壟斷并商業化它們的生物和文化遺產以及公共財產。配合生物技術、基因和生殖技術的發展，關稅總協定向生物技術的跨國大公司大開方便之門，讓它們可以壟斷、控制特別是南方國家所有的生物形式，包括植物、動物甚至人類的基因。這一點尤其會影響到婦女，許多國家正是她們在負責保存種子。

對植物、動物甚至包括人類基因進行的基因操控也會給北方國家帶來破壞性后果。當北方大多數消費者已經依賴跨國大公司獲取食物時，他們將會失去選擇不受操控食物的自由。當生物技術被看做增長工業時，倫理考量就越來越被棄置一旁。全球生殖技術的擴展為優生學打開了方便之門，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操控，越來越將婦女的身體在策略上視為保存生物原材料的容器，并服務于科學實驗和生物工業。

全球化也帶來南部國家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強加給第三世界債務國以便將他們的經濟置于“自由市場”管轄下的結構調整項目(SAPs)，已經給貧困婦女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全球化的上一個階段，窮人仍然能寄希望國家最終會照顧他們，現在，這種幻想徹底破滅了。窮人，特別是貧窮的女人最后只剩自己來應對了。她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實際上就是可消耗的，這也是貧窮婦女為何總是人口控制主要目標的原因。

同時，新的全球重組大大改善了第三世界國家中精英的處境，他們的生活方式現在多少類似于北方國家的中產階級了。今天經濟增長最快的像泰國、印度尼西亞、中國和印度這樣一些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那里，中產階級購買西方生產的消費品的渴望，幫助富國從1990年代早期的衰退中恢復過來。據估算，到2010年，印度、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消費者會達到七億人之多，但是他們和本國窮人之間的鴻溝將進一步擴大。

隨著工業轉移到第三世界，美國和歐洲的失業、低工資和貧困也增加了，解決第三世界這類危機的策略同樣也用到這里，包括去管制化和靈活就業、主婦化、迄今仍在進行的正式勞動關系的非正規化、家庭分包制工作的增加。在國家內部設立廉價勞動部門，主要接受婦女在其中工作，逐漸拆解福利國家，廢除補貼(尤其是針對農民的)，這些做法跟結構調整項目在第三世界采用的模式一模一樣。北方富裕國家回歸的貧困主要是女性的貧困，當然，貧富兩極化也越來越來嚴重。

全球重組并沒有為所有人帶來更多的財富、幸福和發展，相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只有在它維持和再創造不同國家和同一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時才會增長。

三、 就業還是工作？

通常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作就是有工資收入的就業，沒有就業，人們就不能生存，因為正是就業才讓人們有錢去購買必需的生活用品。正如早先提到的，只有花在有收益的就業上的勞動才被認為是“生產性”的，能對GDP有貢獻。

不過，20世紀70年代晚期以來，女權主義者已經證明，要是沒有婦女在家戶內從事的所謂“非生產性的”、不付酬的勞動，這些“生產性”的勞動就不可能存在。不僅家戶內的工作不受勞動法保護，被無償剝削且被排除在GDP外，而且，當人們談到“勞動市場”時它也沒有被考慮過，事實上，這是19世紀國家干預的結果。

我們可以確認工作與就業兩者關系的三種動態特征。

1. 女權主義理論已經證明，無酬的生計工作和就業之間有明顯的性別分工。就業一般是男性支配的領域，而工作尤其是家務工作主要由婦女承擔。即使婦女從事具有收益的就業，無酬的家務勞動仍然是她們的責任。

2.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具體運作的變化，有酬就業越來越多地被機器取代從而導致失業。與此同時，無酬工作就會增加。此前講過的資本會轉移到廉價勞動力地區的觀點在這里還是有效的，勞動力之所以廉價是因為這些地區的許多工作都是某種維持生計的工作。

因此，從全球和女權主義視角來看，就業與工作之間的動態關系在于，當就業萎縮時，(無酬)工作就會增加。這樣，我們再次觀察到一種結構性的兩極化。與此同時，就業被看做生計的唯一來源，創造新的就業被認為是主要目標。即使所有人完全就業在富裕國家也根本不可能的道理不言自明，但政策制定者仍然會把創造就業崗位看成是解決社會危機的唯一方案。

我們經常聽到的說法是工業社會的“生態重組”能夠解決環境和社會危機，因為它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我看來，這一論點忽視了資本主義工業體系的動力機制，也就是它必然要為未知的市場生產商品。如果我們堅持真正的社會與生態可持續發展，堅持非剝削和非壓迫的性別關系，那么，不是所有對生命的生產和環境的恢復來說是必然的工作，都可以成為雇傭勞動或就業。大部分這樣的工作都得被男人和女人作為無酬的工作來做。

3. 這種無酬或低收入的工作(主要是婦女的工作)是就業得以組織起來的基礎。在生態和經濟危機中，它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就是婦女經常被視為環境救世主的原因。

不解決工作與就業的矛盾，就沒法解決生態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與失業和貧困之間的矛盾。不解決前者就想解決后者的話，就只好動員更多(女性的)無酬勞動來支持有收入的就業，以便工人像德國那些男性技術工人一樣，掙的工資足以讓他們成為勞動者中的貴族，北方和南方都是如此。但是，這樣的工資水平不可能在全球普遍化，也不可能是針對兩性的。

四、 宏觀技術、商品化和倫理的終結

使經濟和社會變得人道的那些價值觀，不只是公平、公正以及工作內在的價值，還有對自然和所有生物尊嚴的尊重、團結和同情、照顧和養育、互利、愛與合作，與歐洲啟蒙哲學和倫理都處于尖銳的對立中，后者認為，人類通過理性支配自然是獲得“自由”的前提條件。女權主義者已經批判了這種理性的概念和倫理，不只是因為它們具有男性中心偏見，還因為這種倫理把關懷、養育、對維持日常生活的責任(比如家務勞動)極化為只是私領域的價值，因而它既不能挽救環境，也不能為婦女和其他任何受壓迫的群體帶來正義。

斯泰因布魯格(Lieselotte steinbrugge)認為，這種矛盾已經困擾了像盧梭和狄德羅這些啟蒙哲學家，他們試圖將婦女看成是“道德的性別”來加以解決，認為在一個建立于擴張與自利基礎之上的、只具備競爭性和“理性的”經濟體中，婦女承擔著維系人文價值的責任。

1992年全球峰會上大多數關于婦女與生態的言論讓我想起這些舊有的關于婦女和自然的啟蒙哲學話語。婦女再次被發現既要為環境惡化(收集燒火用的木材)承擔責任，又被看成是環境的救星。

很清楚，在一個整體不道德的全球體系中，很多婦女不再心甘情愿扮演“道德的性別”角色。而且正如厄休拉·金(Ursula King)所言，“軍隊和公司里的勇士們”帶來的破壞如此巨大，世界上所有的婦女都不再有能力重新將人性歸還到這一體系中。新的、更人性化的價值觀會發現，挑戰具有破壞性體制相當困難的原因在于，現代宏觀技術那種真實的、確鑿的暴力，和全球資本一起結構現實的方式，使得倫理考量多少有些無能為力。讓我們從生物技術和關稅總協定來開始證明。

生物技術，和全球自由貿易哲學一道被少數“公司勇士”(跨國公司)用來商品化、商業化并壟斷(通過關稅總協定)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資本和科學的“新”創造不再只是(男)人心靈的天然產物，而是被銷售和消費的商品。以受基因或生物技術操控的食品為例，一個西紅柿可能是在旁遮普種出來的，它和毛里求斯或菲律賓通過基因技術提取的酶一起，被荷蘭聯合利華的一個“女兒”制成番茄醬，再通過全世界的必勝客比薩或者麥當勞大漢堡，或者就在你我購物的超市里銷售出去。此時，所有消費者事實上都自愿成了跨國大公司的同謀，我們怎么還能提倫理呢？當全球生產鏈條的末端是現在他/她漢堡里的番茄醬時，消費者怎么能評估在生產的不同環節中勞動條件和環境保護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吃的是什么，哪個國家的哪些人因為要生產它正在遭受剝削，誰從這種世界性的生產與貿易中獲取了多少利潤。

倫理意味著有某些選擇，某些自由。這種新的宏觀技術，和新的資本全球化一起已經把所有的生命轉化成了能被壟斷的商品。但這種商品不是奢侈品，而是我們的必需品。因此，我們也成了受脅迫的消費者。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倫理的終結。沒有婦女能讓這樣的世界體系變得更為人道。

五、 需要一種替代的視角

我對當前資本主義-父權制世界體系進行分析得出的邏輯結論，不是要以一種悲觀論調來收場，而是要打破我們還有蛋糕而且還能吃的幻像。如果我們想要支持我們的聲明，即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地球上所有人擁有人道的社會與經濟，除了拒絕整個具有破壞性的宏觀機制并尋找替代方案外，我們別無選擇。

我認為現在就有這種可能。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反對對生命實行商品化和壟斷。就是那些從這種體系中受益的人也意識到，在全球超級市場中間，我們生活在一種永久的匱乏、危險、災難和戰爭狀態中。

我在這篇論文的第一部分已經證明，可持續發展目標與增長取向的經濟體系是不兼容的。那些世界級的機構一直在努力保持資本主義工業體系繼續運行，它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不過是老調重彈而已，更多的經濟增長是要靠縮減社會福利、健康、教育和育兒支出來實現的。這些政策已經受到女權主義者幾次三番的批判，婦女，尤其是貧窮的婦女深受重創。但是批判結構調整項目、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跨國公司并不能將我們從這個體系帶給我們的死胡同中走出來，尤其是當東歐和中歐已經放棄把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而選擇市場經濟時更是如此。只是要求回到實行凱恩斯經濟政策時代的福利國家，或者要求更多公共支出都不再起作用了。如果我們真的想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經濟與社會，在那里，婦女和兒童是中心，自然不再因為為了獲取現金收益的短視而受到破壞，我們就需要更根本的改變。

目前并沒有現成的這種社會或經濟的藍本。但是環顧四周，我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那么多的個人、團體、組織、網絡和草根運動中，人們都在問這樣的一種經濟體會是什么樣子，其中自然是重要的、婦女是重要的、兒童是重要的、人是重要的；這樣的一種經濟體，也不是建立在殖民和剝削他者的基礎上。

這些問題經常是由婦女提出來的，不僅是研究經濟學的婦女，還包括關注婦女、兒童和地球福祉的婦女，這種現象并非偶然。她們分散在從北半球到南半球的各個地方。有些人更多參與實際的生存抗爭，有些人則更多參與婦女和生態運動，還有些人更多關注理論工作。將她們團結在一起的是對當前失序的經濟世界進行根本批判以及探索新道路的努力。下文總結了許多關心此類問題的個人和團體的論述。

1. 重新整合那些被碎片化的領域

一個經濟學的替代概念不會繼續將經濟活動與生活空間的其他活動隔離開來。經濟的概念源于古希臘“oikonomia”一詞，原意是關于家計的理論，但到了18世紀的重商資本主義時代，其含義被轉化成僅僅意味著為了賺到更多的錢而生產。由此，經濟學也變成了獨立于政治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學科規訓和實踐。

重新定義經濟學將促使它成為其他生活領域的組成部分，并進入知識的范圍。不同學科之間的邊界也會因此失去意義。以婦女—兒童—自然—生活為中心的經濟體將重新被理解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在這種社會中，人們彼此進行文化、生態和社會的互動，當然也包括和自然互動?；拥哪康牟皇峭ㄟ^成本—效益計算以最大化貨幣收入，而是以可持續的方式創造和保護生命，不僅僅是人類的生命，還包括所有物種的生命。倫理將重新成為“經濟”活動的組成部分，不再只是帶有脅迫性的規范條款，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改變了的生活方式，它從設計上是為著自然和他者的永續，并表達對它們的尊重。我稱這種生活方式為新的道德經濟(new moral economy)。

第二種重新整合是將自然整合到經濟活動和理論中。賓斯萬格(Hans Binswanger)已經證明，18和19世紀中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逐漸將自然，具體說來是以土地形式出現的自然從生產要素中擠出?，F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尤其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當然還有馬克思，將勞動和資本視為財富的唯一來源。自然變成了純粹的資源，成為可以任意剝削的“免費品”。

但是，把自然看成具有自身內在價值的主體重新整合到經濟學中的做法，可以超越社會和生態成本“內部化”的策略，這種策略只是對“自然”進一步的資本化或者貨幣化，或者是某種類型的“綠色資本主義”而已。這些成本過去在經濟學的計算中是被外部化的。

和自然一樣，無酬勞動(尤其是婦女的無酬勞動)也必須重新成為可見的經濟組成部分，因為這些勞動構成了雇傭勞動和市場的必要基礎。因此，我們再次看到，希望超越現有體系的策略不能止于“家務勞動工資”?，斃锪铡ろf林表明計算婦女無酬家務勞動的虛擬貨幣價值并將其納入GDP的通常計算中，但這種做法雖然可以讓這些勞動變得可見，但它既不能為這類工作帶來工資，也不能改變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現存的性別勞動分工。它和讓戰爭的成本變得可見，從而結束武器制造或者軍事沖突的設想是一回事。但我們知道，戰爭被認為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增長，即使在今天的德國，仍然有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建議將制造武器作為應對失業的手段。

要想將家庭內外的無酬工作整合到整體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中，必須徹底改變勞動的性別分工。這意味著男人將和女人同樣承擔此類無酬工作。他們應當分擔照料兒童、家庭、病患和老人的責任；他們應當分擔必要的無酬生態工作，在社區和私人生活中都應該如此。此外，政治工作也應當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擔。關懷、哺育、養育、照顧親戚，所有這些活動將不再被視為“女性”品質而是人類的品質，是每個人都應當具備的品質。

2. 若干新概念

要將上述被碎片化的生活現實中的諸多部分(還可以加入更多)重新整合起來，就必然要求重新定義一些關鍵概念，并引入若干新的概念。

新的勞動概念。把無酬工作納入到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中，讓它們不再是被殖民化的從而是不可見的基礎，而是成為由男人分擔的工作，就會超越現有的將勞動作為賺錢的就業方式定義。當然，主流經濟學以某種二元經濟的方式也接受無酬勞動，卻不愿意放棄雇傭勞動的優先地位，以及將貨幣收入作為首要生活來源的觀點。但是，如果換一種眼光，則賺取貨幣收入的工作將扮演次要角色。人們需要的許多商品和服務將由本地或本區域生產，它們可以直接交換，或者只是需要少量貨幣。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工作是為了其他目的。只有在人們重新將工作視為快樂和負擔的混合物，雇傭勞動所固有的異化和不快才能被徹底清除。也只有在他們再次看到自己生產的是什么，為誰生產以及為什么生產時，才會根本實現這一點。在這個關于工作的新概念中，需要強調其中一個面向，即工作再次被看成是直接與自然和其他人之間的互動。只有意識到這一點，工作帶來的創造性才會使它再次成為快樂的源泉。享受不再只是工作完成后才出現的某種東西，它應該是工作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新的生產性勞動的定義。古典經濟學中最過分的謊言便是將生產性勞動與勞動生產率的概念限定為有貨幣或資本產出的勞動，它們專屬于資本家和雇傭工人，而馬克思沒有對此提出挑戰。與此同時，婦女的工作，包括生孩子、哺育、照料、愛，以及那些只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人，包括很多部落和農民的工作，都被認為是非生產性的，因為這些工作不能直接產生貨幣。諸如世界銀行之類的資本主義國際機構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那就是摧毀此類生產資料的生產活動，并將自給自足的部落、婦女和小農從事的所謂“非生產性”的、維持生命的生活資料生產轉變成“生產性的”雇傭勞動。這意味著要讓他們的工作和生活資料都必須依賴貨幣收入和資本，顯然，如果有人數眾多的群眾是自足的，資本就無從增長。我們必須堅持勞動生產率的另一個定義，它拒絕將貨幣視為生命創造者的假象，轉而認為生活源于我們和自然之間以及我們彼此之間的互動。

經濟學目標的新定義。有了對工作和生產性工作的新概念之后，經濟活動的目標自然就會發生變化。首先，這樣會讓我們拋棄永恒經濟增長的目標。它是真正可持續經濟和社會的主要訴求之一。這一新視角的目標必須是對人類需要的直接滿足，而不是貨幣或利潤的永恒積累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不過，這種滿足人類需要的活動必須置于一個給定的、有邊界的地球之上，必須是針對有限的人類生命，還要考慮到熵的影響，接受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夠獲得同樣生活質量的觀點。真正拋棄增長狂熱的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必然會以某種持續或“穩定狀態”為目標。這并不意味著沒有生命，沒有變化，沒有互動，沒有貿易，相反，所有這些背后的驅動將不再是為積累服務的自私、狹隘和破壞性驅力，而是尋求更好的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系，還有更多的幸福。

“美好生活”的新定義。只是歡呼生態上更合理的生產方式與消費模式，雖然有它的必要性，卻不足以推動人們朝真正可持續或生活資料視角的方向轉變。我們還得從根本上改變對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認知與定義。

主流經濟體用持續增長的商品和服務數量來界定“美好生活”或“幸?！?，它們可從全球超級市場中購買。然而，這種商品和服務的超級豐裕即使在富裕社會里也沒能產生某種“美好生活”。人們的真實需要并沒有得到滿足。盡管已經沉迷于這些產品，但是消費越來越多的商品留給人們的仍然只有空虛。為盈利而生產的產品不再致力于滿足人類的合理需要，而是激起新的欲求、新的癮頭和新的偏好。選擇的概念取代了自由的概念。這是一場透過消費主義發起的反對人的戰爭，它最為變態的表現之一是以視頻和軍事玩具的形式向兒童兜售暴力、恐怖和殘忍。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的對幸福與美好生活的定義，它不依賴商品的購買，而是意味著和我們自己、其他人和自然建立一種不同的關系。

滿足需要的新概念。對“美好生活”的不同定義和生活質量的提升意味著具有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不同形式。馬克思-尼夫(Manfred Max-Neef)和同事發展了人類基本需要的概念，他們強調，盡管這些需要是普遍的，但它們的“滿足手段”即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卻要根據文化、地域和歷史條件而變化。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里，商品成了決定性的滿足手段。

馬克思-尼夫和同事辨明了九種人類基本需要：維持生存(保健、食物、住所、服裝)，保護(關懷、團結、工作)，情感(自尊、愛)，理解(研究、學習、分析)，參與(責任、分享權利并分擔責任)，閑散(好奇、想象、游戲、放松、游樂)，創造(直覺、想象、工作、好奇)，身份(歸屬感、差異、自尊)和自由(自覺、自主、平等)。這些人類的基本需要與貧富無關，與國家發達與否無關。在“過度發達”的工業社會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幾乎全部由相關產業生產并通過市場購買。工業社會創造的這種思維模式已經出口到所有的窮國中。但是極為常見的卻是，這些東西都是一些虛偽的滿足手段，因為它們并非在終極意義上回應相關需要(比如，為了社會地位而購買汽車，為了滿足對愛的需要而購買化妝品)。有時，它們直接就具有破壞性，比如軍備競賽就是以保護、生存和自由之名而被合法化的。

但是，要滿足上述基本需要，有很多不依賴市場的方式。以對情感的需要為例。許多富裕社會的婦女都試圖通過狂熱購物來滿足這種需要，她們相信通過購買服裝就能贏得伴侶和其他人的情感，她們的自尊和外在的容貌聯在一起。然而，我們知道，這種方式永遠也不可能滿足對情感和自尊的需要。只有在一場消費者解放運動中，一個人才可能找到或發明滿足情感和尊重需要的新方式，這種方式尤其與商品化無關。比如，這可能意味著花更多時間和孩子在一起，或是陪他們玩而不是給他們買更多玩具。

許多非商品化的滿足手段都具備協同效應優勢，它們能夠同時滿足多種需要。陪孩子玩可以滿足一個成年人對情感、保護、理解、悠閑、自由和身份的需要。它對互動雙方的小孩和大人同樣有效。如果人類的基本需要能夠通過非商業方式得到滿足，那么滿足的過程通常都是互惠互利的：有付出就有回報。

假設這種生活方式的轉變能在富裕國家中大量出現，就可能對南北半球的諸多國家產生良好影響。它有可能終止對環境的破壞和對第三世界的剝削，還可能改變北方國家中產階級樹立的模仿性和補償性消費模式，它們影響了本國的底層人民和南方國家的人民，造成更多依附、感恩心理、內在失衡和文化身份的迷失。

舉個例子，1992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一次關于可持續性的工作坊中，貧困的農村和城市婦女們提出了如下建議，要讓農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建立更密切的聯系，讓各種生產者在貨幣經濟體之外進行直接交換，讓不同群體的女人和男人直接交換各種類型的知識，讓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婦女建立直接聯系。

3. 新的價值觀和新的結構

這些婦女還提出對實現真正社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來說不可或缺的一整套全新的價值觀和原則，包括審慎的簡潔性，這并非宣揚苦行，而是要與自然和諧共處，與地球上的人類同胞和平共處，從而實現更好的生活；自給和自足取代對進口和出口活動的依賴；合作而不是競爭；尊重所有民族，所有生物，尊重地球和地球上的多樣性。這份清單隱含的意義在于不再將自利作為經濟學的唯一驅動力。這些婦女堅持把團結、協作和分享作為重要的新的生存價值觀。

它們不只是倫理學上的假設，在很多草根運動中已經得到踐行。對于這些運動來說，上述價值觀是必不可少的。里約的這些貧困婦女認為，她們在本地情境中用積極的替代方案取代全球超級市場模式的愿景在全球層面也將是有效的。不過，為了實現這些價值觀，必須從整體上在所有層面上重建經濟。

以下是從她們的洞見中生發的需要優先處理的議題。

農業優先于工業?？沙掷m的農業不能基于工業模式，也不能依賴全球化的農業企業。必須增強小農的實力。從事農業工作的人數應當遠超目前的水平。

土地改革刻不容緩，但必須同時考慮生態問題。

生產者—消費者合作社不僅能夠保障小型生產者獲得穩定收入，還能減少破壞生態安全的農業投入，比如殺蟲劑。

城鄉聯結能夠重新讓城市中的消費者認識到土地上的勞作以及自然中工作的重要性和價值。這些聯系還能確保不會繼續生產不必要的危險物品。

新的城鄉聯系、自給自足原則和食品安全要求形成很多規模小的、非集權的經濟區域。這類生物-生態-區域能夠為本區域的基本生存生產足夠的必需品。像比較成本-效益優勢和世界市場的全球化這些主流原則將被拋棄。貿易將扮演次要或替補的角色。人們只出口超出滿足他們基本需要的產出，而不是餓著肚子為富人們生產奢侈品。

新的全球聯結將遵循相同原則。它們會導致世界貿易縮減，從而減少運輸成本，減少包裝和廢物的形成，壓縮危險而具有剝削性的生產關系與單一種植。一定程度上實現自足的南半球將會要求工業社會的經濟體實現多元化。像德國這樣的經濟體，每三個職位中就有一個依賴出口，根本上講就是不可持續的。

世界貿易，不管還剩下什么內容，都必須建立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之上。這意味著所有地方的工作都具有相同價值?！傲畠r勞動力”國家這種現象將不復存在。

所有這些還將重建公領域和私領域的關系，重建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一旦家務工作、社區工作和生態工作獲得和雇傭勞動者相同的地位，人們就能在身邊發現很多工作機會。

奪回公地。被驅趕而離開自己原住地的民族正在反抗對傳統文化和經濟公地的私有化。生態資源(包括水、空氣、土地、森林、沙漠、海洋和生命本身)和民族的集體知識將不會遭到商品化。

貨幣將被用來充當流通手段，僅僅是交換工具而已，不再成為積累手段。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減少甚至廢除利息。

所有這些新的價值觀、原則和結構都要求形成與當前“主流”理論迥然不同的人類學、宇宙觀和認識論。不過，朝向我稱之為生計視角的重構進程已經啟動，尤其在南半球很多地方出現的草根運動，因此這種新的世界觀必將浮現。在這些進程中，人們實踐一種不同的方法，一種對政治的不同理解——參與型的而非集權式的代議政治。這就是希望的標識。

中圖分類號：C913.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6)03-0070-09

作者簡介：瑪麗亞·米斯(1931-)，德國社會學教授， 1979年在荷蘭海牙啟動了世界上第一個婦女與發展項目。其有影響的專著和論文主要有：《Narsapur的蕾絲女工：世界市場體系中的印度家庭主婦們》(The 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Mies 1982, reprinted in 2012))，《婦女與最后的殖民地》(Women the Last Colony (Mies et al., 1988))，《父權制與世界范圍內的資本積累》(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Mies, 1986, reprinted in 2014))(本書是除了《第二性》以外第二本入選20世紀百本社科書的女權著作)，《生態女權主義》(Ecofeminism (Mies and Shiva, 1993, reprinted in 2014)), 《婦女與世界經濟》(Women in the World Economy (Mies, 1997)) 、《生計視角：超越全球經濟》(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yond the Globalised Economy (Bennholdt-Thomsen and Mies, 1999))以及自傳《村莊與世界：我的生活與我們的時代》(The Village and the World. My Life,Our Times, 2010,英文版)。 魏開瓊(1972-)，哲學博士，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知識論、中國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目前關注女性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

收稿日期：2014 - 10 - 10

* 本文譯自Maria Mies, Women and Work in a Sustainable Society, The Ecumenical Review, Volume 48, Issue 3, page 354-368, July 1996.文章經由米斯博士1996年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發表的演講整理而成，中文版獲得作者的授權，在此一并致謝。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家庭主婦化(Housewifization)”系作者1982年首次正式提出，此后，米斯和她的學派將這一概念進行了拓展。他們認為，對資本主義來說，理想的勞動力不只包括富裕國家的家庭主婦，還有那些“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婦女，她們必須既從事低收入的付酬工作，又要從事無酬的家務勞動。這種背景下，米斯創造了“家庭主婦化”的概念。家庭主婦化的概念不只是表明婦女要承擔在全世界都是無酬的家務勞動，它也表明兩類工作被結合起來，即無酬的家務勞動和報酬低劣的有酬勞動。正是這種結合，工作的家庭主婦化使得婦女成為資本最理想的勞動力。婦女的低工資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即她們的工資只是家庭的額外收入，男人仍然被認為是家庭中負責養家糊口的人。因此薪酬較高的工作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但是，隨著西方經濟環境的改變，今天，不只婦女，甚至男性也正在被主婦化。許多男性再也不能在辦公室或是工廠里找到工作。他們在家中的電腦前為世界上某個地方的大公司打點小零工，并不得不接受企業愿意提供給他們的工資。米斯稱這種工作貶值的過程就是家庭主婦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