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修身科”課程的流變
——基于對學制的文本分析

孫　蓉（天水師范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天水 741001）

清末民初“修身科”課程的流變
——基于對學制的文本分析

孫蓉
（天水師范學院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天水 741001）

20世紀初的中國，在經受了半個多世紀的侵擾下終于夢醒，滿清政府的頑固派們也意識到非變法不可了。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頒布了變法上諭，拉開了清末新政的帷幕，頒布了一系列學制文本，在教育方面作了某些變革，在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影響下，設置了修身科，并將其置于各學科首位。民國成立后，亦頒布了新的學制系統以推翻和區分舊制，但未廢除修身一科，直至1922年“壬戌學制”頒布，修身科被公民科取代，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修身科；清末民初；道德教育；課程

中國近代學制建立于清末民初時期。清末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民初頒布了《壬子癸丑學制》，在整個初中等教育階段（包括與普通教育程度平行的實業學堂和師范學堂）設置了修身科，下設修身、道德要旨、公民須知、中國法制大義、法制經濟、倫理學等名目（當然，這些名目并不是同時設立的，例如公民須知和中國法制大義是在民國成立后增加的內容），把傳統的修齊治平的理念與國家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通過新式學堂的課程而緊密地結合起來，直至1922年被公民科取代。本文將以《欽定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壬子癸丑學制》三個文本作為基點，探討中小學修身科課程（主要是道德要旨）的流變。

一、清末“修身科”的課程設置

事實上，建立新的學制的呼聲由來已久。不管是19世紀中后期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還是19世紀末維新派與光緒皇帝的合作，教育始終是大家認為可以實現救國強種的最佳方式。一些新式學堂建立起來，不過數量很少，而且由于辦學者所受教育不同，思想觀念不同，因此學業程度、課程設置等學校制度自然也就因校而異了。19世紀中后期，一些洋務派中的先行者、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和西方一些關注教育的人士以著文、上書等形式建議滿清政府仿效西方建立學制體系，提出了不盡相同的學制方案。但我國以科舉為核心的傳統教育制度并未根本動搖，再加上維新派的教育改革以失敗告終，近代學制便處在了一種難產的境地。

20世紀初，滿清政府在經受了西方國家的洗劫和義和團起義的洗禮后，終于開始了“新政”。在一貫重要的教育方面，號召各地官紳民眾組建新式學堂。各地官紳民眾響應滿清詔令，設立了不少新式學堂，但在程度、課程、年限各方面也還是參差不齊。同時，納科舉于學校被提起公議。在這樣的一種狀況下，通過制定統一有效并且權威的學制系統來確立教育的標準，規范制度，取消教育目標、修學年限等各方面的分歧，已成為滿清統治者和各地教育者們的共同愿望。再者，羅振玉在1901年5月創刊于上海的中國最早的教育專門刊物《教育世界》，系統地翻譯并介紹了日本重要的教育法令和規程，為學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制度和人才方面的準備。

（一）壬寅學制

1902年8月15日，由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擬定的六個學制文件奏呈頒布，統稱《欽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規定了各級各類學堂的宗旨、目標、功課教法、入學升級、考試休學等各種規則及一切建置。以下是壬寅學制中修身科在各學堂的設置狀況。

各級各類學堂均有具體的學堂宗旨，蒙學堂以培養兒童具有淺近的知識并調護其身體為宗旨，小學堂以教授有關道德和有益身體的知識為宗旨，中學堂是初等教育的發展延伸階段，也是為高等教育奠定知識基礎的階段。

至于修身科的學習內容，《欽定學堂章程》規定蒙學堂應“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敬長尊師、忠君愛國，比附古人言行，繪圖貼說，以示兒童”；［1］規定小學堂應“取《曲禮》、朱子《小學》諸書之平近切實者教之”［1］及“性理通論、倫常大義”；［1］規定中學堂應“本《論語》《孝經》之旨趣”。［1］可以看到，兒童在蒙學堂主要學習的是有關忠君愛國、尊敬師長、忠信孝悌之類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在尋常小學堂主要是選擇《曲禮》、《小學》等書中平近切實的內容進行傳習；在高等小學堂是學習的是性理通論和倫常大義，選擇的內容往往是先賢言辭中平切實際的知識；在中學堂則主要是通過對《論語》、《孝經》的學習，以掌握最基本的人倫道德?？偟膩碚f，本學制修身課教授內容隨學業程度由簡到難，選擇的也多是淺近平易的內容，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兒童的心理年齡和知識接受水平，相對古代教育是進步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儒家傳統大義依舊是兒童學習的主要內容。

在課時及時間安排方面，修身課是蒙學堂每日必須學習的課目，理論上是每日1小時，但是這門課是隨事講授的，所以也不一定就是一整點鐘，而且在蒙學堂的第三、四學年，去掉了第二天、第五天、第八天、第十一天（每十二天為一個周期）這四天的修身課，用以學算學；在尋常小學堂還是每天必修；在高等小學堂修身課的比重減少了兩倍，只在第一天、第四天、第七天、第十天這四天設置；此外，前三階段學堂和中學堂有所不同，前三者都以十二天為一個周期，后者則以西方的星期作為一個周期，而且中學堂的修身課在這七天中僅僅有兩節課，課程的比重隨學業程度的加深而減少。

教授方法一般都是合不同班級甚至年級的兒童，在廣闊的場地同時傳授。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主要是采取講解的方式，其次還可以采用誦讀和選擇性背誦的辦法，一般不建議使用教鞭、戒尺等體罰方式。要求教員應當依托古人的言行舉止，循循善誘，激發兒童的興趣，不能操之過急揠苗助長。而且每天要勻出一點時間督促兒童溫習前一天或者前幾天的課業，檢查學習記憶的程度；最長一個月就應該進行通體復習，以防時間久遠掌握不牢?？荚嚳疾?，在剛開始的兩年，教員就兒童平素所學的內容隨機進行提問，學生可以口答或筆答，功課程度加深以后，全用筆答。

可以看出，本學制中對修身課的學習還是很重視的，基本上是主修課。學習的目的是培養大清朝的良善臣民，內容毫無意外便是對傳統忠孝仁義等儒家倫理的傳承。不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進，比如教學方法上對教員的要求。

壬寅學制在頒布后并未得到施行，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學制修訂的張百熙素以偏袒新學而遭到謗議，統治階級對他不是很信任；一方面則由于學制是倉促完成的，所以不免存在很多問題。因此在學制公布不久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更是提出了相對比較全面系統的建議。

（二）癸卯學制

1904年元月初，清政府頒布了主要由張之洞擬定的一系列學制文本，統稱《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這是我國近代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施行的學制，使得各級各類學校得以緊密銜接，我國的學校教育開始邁入近代學制的大門。

整個學制的宗旨在1903年頒布的《重訂學堂章程折》中得到明確的強調：“至于立學宗旨，無論何種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后以西學淪其智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才，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當然，各級各類學堂亦有相應的更加具體的目標。以下便是癸卯學制中修身科在各學堂的設置狀況。

初等小學堂以開啟兒童智識、奠定其知人倫愛國家的基礎為宗旨，高等小學堂以培養兒童品性、發展智識、強身健體為宗旨；中學堂是普通教育的中端，力求緊密聯接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實業發展、國力增強、人各有所學為成效。

至于修身課的學習內容，《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初小“摘講朱子《小學》、劉忠介《人譜》、各種養蒙讀物”；［1］高小“講《四書》之要義，以朱注為主，以切于身心日用為要”；［1］中學堂主要“摘講陳宏謀《五種遺規》”。［1］除此之外，各學堂必須“讀有益風化之古詩歌，以涵養其性情，舒暢其肺氣”。［1］

在本學制中，也明確了各級學堂的修身立意：初等小學堂修身科的要義在“隨時約束以和平之規矩，不令過苦，并指示古人之嘉言懿行，動其欣慕效法之念，養成兒童德行，使之不流于匪僻，不習于放縱，尤須趁年幼時教以平情公道，不可但存私吝，以求合于愛眾親人，恕以及物之旨”，［1］趁兒童年幼教其愛眾、親仁、忠恕的道德理念，使其養成德行，具備愛同類之知，以培養愛國家的心理基礎；高等小學堂修身科的要義基本與初等小學堂相同，不過認為修身重在實踐，所以要求兒童實力奉行，知行合一；中學堂修身科的要義“一在堅其敦尚倫常之心，一在鼓其奮發有為之氣，尤當以一身與家族朋類國家世界之關系，務須勉以實踐躬行，不可言行不符”。［1］從表面來看，這是要培養具有我國傳統美德的良善國民，似乎照此教育理念便可以實現國人向往的桃花源式的太平盛世，然其實質依舊是借助古人的綱常倫理對國民進行洗腦，為否定義和團運動這樣的農民起義作輿論，繼而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中國熱潮的危機中求得茍存。當然，要求兒童要知行合一、躬行實踐這樣的觀念也是進步的，有利于培養國民的務實之風。

至于修身課程的教學方法，仍以講解為主，認為只有將課業講清楚兒童就容易領悟，重視用俗語解說，也使兒童容易理解和接受。認為有的人記性很差但悟性還可以，長大后也能慢慢體悟，因此對那些記性遲鈍的兒童，可以選取關鍵緊要的部分使其解釋即可要求教員要循循善誘，慎用體罰，用以威懾即可，如果強迫兒童背誦的話，勢必會產生不良的效果。而且，作為教員也應該以身作則，起到模范作用，采取合班教授的方式。

至于課時及時間安排，初等小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修身課都是每周兩點鐘，從比重上來說，初小修身課占總課時的0.7%，高小修身課占總課時的0.6%，中學堂修身課是每周一點鐘，占總課程時數的0.3%.（此數據基于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所載《奏定學堂章程》有關課程設置的數據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在清末修身科課程中，開始注意兼顧學科自身發展的規律和兒童身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規定了各級學堂學科的程度和每周授課時數，而且隨著階段越來越高，課時在減少，程度相應的在加深。在教學方法上，開始關注兒童的興趣，注重講解，不再一味地講求對古典經籍的背誦，或者一味地強調以體罰的方式去灌輸概念，使兒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則如此，我們也應看到，這不過是清政府為了改變當時內外交困的緩急之策。

二、民初“修身科”的課程設置

民國成立，政體變更，徹底改變清末學制與封建教育劃清界限成為教育工作的重點，因而教育部招集了一批留日游美的人士參與到學制制定的過程中?；诋敃r的情勢和人才方面的原因，仍以日本學制作為參照物，并于9月初頒布，稱“壬子學制”。其后近一年間，又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條例，使得壬子學制得以充實完善，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學制體系，稱“壬子癸丑學制”。

（一）壬子癸丑學制

針對1906年滿清政府頒布的教育方針，蔡元培提出了世界觀、公民道德、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美觀教育此五育并舉的想法。后來經過長達一個月的討論，最終確定民國教育方針的主要內容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主義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保?］基本反映了蔡元培的思想，只有世界觀教育由于陳義過高，再加上當時的形式，并未被會議通過。

小學教育的宗旨是培育兒童的身心以養成道德基礎，修身要旨在能夠涵養兒童的品性，勉以實踐；中學校以完具普通教育、造就健全國民為宗旨，修身要旨在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并能夠勉以躬行實踐，完具國民的品格。較之清末只關注個人道德修養的塑造，民初對國民性的培養的確是很大的進步。

至于修身課的學習內容，初等小學校，“宜就孝悌、親愛、信實、義勇、恭敬、勤儉、清潔諸德，擇其切近易行者授之；漸及于對社會對國家之責任，以激發進取之志氣，養成愛國愛群之精神”；［1］高等小學校，與初小同樣，只不過要在前者的基礎上更好地進行，而且在第二、三學年加入了民國法制大義的內容，使兒童形成有關國家的觀念。中學堂第一學年教授的是持躬處事和待人之道；第二學年教授的是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與義務；第三學年教授的是對家族、人類以及兒童自身的責任與義務；第四學年教授的是倫理學基本知識和具有本國特點的道德。較之清末的修身科，此時的修身科增加了有關國民權利與義務以及公德的內容，“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等共和觀念也貫穿于教學的過程中。

教授修身課的時候，教師依托嘉言懿行指導兒童，使其知道什么是該做的什么是不該做的。不過這種教學法畢竟還是比較傳統的注入式的，兒童作為客觀的接受者，教學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隨著教育的發展，啟發式和演習法逐漸應用到教學過程中來，開始注重啟發兒童的思維，在實際生活中塑造兒童的言語行為。而且，開始有意地進行道德訓練，陶冶兒童的志趣。

至于課時及時間安排，小學堂修身課均為每周兩小時，從比重上來看，初小占總課程的0.9%，高小占總課程的0.7%；中學堂修身課則為每周一小時，占總課程時數的0.3%.（此數據基于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所載的民國學校施行規則中有關課程設置的數據分析）

民初雖然承襲了清末以來的修身科，但與清末已有了很大不同，是資產階級德育觀與傳統道德觀的結晶，因此這一時期既有符合資產階級要求的“公民”“國家”這樣的內容，也存在封建道德中“孝悌”這樣的內容，只不過減弱了這種傾向。

（二）壬戌學制

我國近代學制形成后，雖然經多次改革，還是存在很多問題，修身科的問題尤為明顯。本來修身科注重的是倫理道德的培養，核心思想是傳統儒家文化，但是后來又增加了諸多新時代的內容，試圖集古今中外的倫理規范于一身以啟民德，這樣的狀況顯然是“修身”二字承擔不了的。再加上時局動蕩、師資等各方面的問題，修身教學的效果根本達不到人們的預期效果，更別說能適應社會的發展。

一方面，自民國成立，經袁世凱篡權稱帝、各地為了保存革命碩果掀起護國革命的浪潮，人們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推動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蓬勃發展，“民主”“科學”“自由”這些新時代的關鍵詞更是深入人心，人們要求改革教育的呼聲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在20世紀初，美國加緊了對中國的影響，而在一戰中取得的成功，更使其具有了這樣的資本，因此美國的教育思想不斷地傳入中國，對中國教育理論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1922年11月1日，《學校系統改革案》公布，稱“新學制”或“壬戌學制”，由于采用了美國的六三三分段方法，又稱“六三三學制”。修身科因范圍太窄、標準陳舊、內容復古，不適用于民主、科學、法制的新時代而予以取消，設置了公民一科，教學內容從國家社會到國際關系，從衣食住行到政治經濟，從基本道德到法制規范，幾乎包括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力求造就“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為世界人類忠勇服務的明達公民”。［4］

至此，施行了近二十年的修身科后終被取消。但是它并未完全消失，在教育相對比較落后的地區還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是再也沒起什么積極的作用，慢慢地沉歸于歷史的長河中。

三、結語

清末的修身科是在內憂外患、中西思想碰撞以至傳統道德教育斷裂的情形下承擔起教化民眾的責任的。我國自古以來的修身傳統不僅是一種足以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而且對個人而言也是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因而修身科作為道德教育的手段必然成為傳統道德文化教育的工具，所以它的出現毫無意外可言。

恰如范如芬所言：“中國幾千年傳統教育思想長期積淀形成的道德觀念、思維模式、倫理結構、文化心理等都很難徹底改變，一直以一種無意識狀態左右著我們的思想和價值取向”，［5］所以，不管滿清的統治者們是出于便利統治的目的，還是只是下意識地認為不該舍棄修身這樣的傳統，修身科的設置是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只是，當時的中國一方面面臨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一方面又有義和團在天子眼皮底下“作祟”，于是，到底是放棄天國上朝的尊榮向西方學習，還是死守我國千年輝煌的文化傳統？再加上西方的思想觀念尤其是教育思潮在我國的發展，學習西方的實用科學和保持我國的傳統便成為同等重要的事?？梢哉f，修身科的設置，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教育與西方教育思潮相互碰撞形成的充斥著時代特點的產品。

從好的方面來說，修身科在這個過程中無意地向年輕的一代傳播了新的理念和觀點，客觀上推動了新道德的發展。從壞的方面說，修身科以德目為本，內容守舊，只不過是封建倫理的延續。當然，我們也看到，隨著社會的變遷，教育的發展，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沖擊著傳統的道德教育，修身科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增添了時代的因素，成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直到最后被公民科取代。

作為近代中國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修身科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成果，具有封建性和現代化雙重的特征，呈現出鮮明的時代印記，是我國教育尤其是道德倫理教育從舊社會到新時代的過渡地帶，因此對修身科做一些討論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認識修身科，更加清晰地了解當時道德教育的基本狀況，為現在及將來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借鑒并予以指導。

［1］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398-517.

［2］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97.

［3］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中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78.

［4］陳元暉.中國現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95.

［5］范如芬.芻議傳統教育思想對當代公民教育的影響［J］.前沿，2006，（5）：293.

〔責任編輯 王小風〕

G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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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351（2016）02-0120-04

2016-01-23

孫蓉（1992-），女，甘肅甘谷人，天水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