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別山區扶貧攻堅對象特征及脫貧致富對策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大別山區扶貧攻堅對象特征及脫貧致富對策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大別山區貧困集聚是自然與社會、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經濟等多元復雜因素共推互助的結果。其扶貧攻堅對象具有代際傳遞性、脆弱性、持續性、反復性和連片性的特征。推進大別山區脫貧致富必須在立足地域實際、找準致貧“癥結”的基礎上，以實施惠民工程、解決發展瓶頸為重要基礎，而重視教育培訓、提升人力資本是關鍵，加強行政協同、推動實踐創新是保證。

扶貧攻堅；對象特征；脫貧致富；大別山區

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劃定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作為新時期國家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大別山區亦在其列。大別山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界地帶，西接桐柏山，東延為天柱山、張八嶺，是長江和淮河的重要分水嶺，介于北緯30°10′～32°30′，東經112°40′～117°10′之間，東西橫跨約380公里，南北延綿約180公里，一般海拔在500～800米之間，山地主要部分海拔在1500米左右，既是區域生態人文資源富集、資源環境脆弱地區，又是典型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國家扶貧開發工作的持續有序推進，使大別山區90%以上的農民群眾解決了溫飽、達到了小康，但要從根本上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奔向全面小康、實現共同富裕，卻是一項復雜而又艱巨的系統工程。如期完成這項工程，尚需要深入分析大別山貧困集聚的形成機理，厘清貧困成因，把握扶貧攻堅對象特征，并以此為基礎制定有針對性的扶貧攻堅對策，采取切實可行的脫貧致富措施，這對大別山區徹底消除貧困，推動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大別山區貧困集聚的形成機理

貧困是囊括豐富內容的多維概念，首先是一種物質生活狀態即生存資源不足、發展資源稀缺，同時又是一種社會結構現象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平衡發展和自然地理條件差異綜合作用的結構現象。大別山區貧困集聚是自然與社會、歷史與現實、政治與經濟等多元復雜因素共推互助的結果。

(一)大別山區貧困集聚的直接因素

貧困這種社會現象的背后潛藏著復雜的深刻成因，既有經濟、社會方面的，亦有文化、制度方面的，還有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而根據這些因素所起作用的具體方式，可以分為直接因素和間接因素。就其直接因素而言，主要有：(1)地理環境因素，涉及自然資源、生態環境條件等內容?！蔼毺氐牡乩憝h境是導致貧困的一個重要外部因素?！盵1]大別山區處于中國地形第二階梯的東緣，是明顯的斷層崖帶，地形破碎且以高山坡地和低山丘陵為主。山地被斷層分割成許多菱形斷塊，多深谷陡坡，地形頗為復雜，坡向多變，坡度多在25°～50°之間，個別地方甚至達到50°以上；山間河谷較為開闊，伴有河漫灘和階地平原，適宜農耕。由于地理環境變異，斷層運動偶有發生，加之石灰巖溶密布、地質結構不穩，容易產生滑坡和泥石流，暴雨洪澇、缺水干旱、冰災風雹等自然災害頻發，極大地增加了大別山區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導致規?；纳a和交易難于形成。同時，大別山區又介于多種具有明顯差異生態環境的過渡地帶和交錯地帶，對環境因子變動的敏感性較強，環境或景觀變化都可能誘發土地生產力的急劇下降。在“經濟領航、工業優先”的發展經營模式下，砍伐林木、毀林開荒，植被覆蓋率明顯下降，導致土地嚴重退化、環境污染加劇，使人地矛盾更趨緊張。工業化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卻讓農民群眾承受了更多的環境污染惡果，在緩解貧困的進程中卻又提高了他們返貧的可能性。(2)個體因素，涉及個人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精神面貌等多方面內容。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其綜合素質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發展的速度。而在大別山區，人口數量與質量卻呈反向變動關系。一方面家庭人口數量的增長，在家庭收入微薄的情況下，缺乏知識和高質量的投入，子女難于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和更高層次的教育，文化素質提高極為緩慢，自然給就業和家庭收入帶來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陷入了“越生越窮、越窮則生”的惡性循環中。另一方面越是貧困地區，勞動力接受教育培訓的機會也就越少，整體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相對越低，就業時主要集中于收入較低的行業領域。多方面的調查顯示，“低文化素質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基礎產業和服務性行業，主要是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建筑業、運輸業、批發和零售業、餐飲業和社會服務業，平均收入水平低?！盵2](P88-89)不僅如此，由于農民家庭收入較低和傳統觀念的影響，“小病不去治、大病治不起”的現象比較普遍，很多勞動力實際上處于亞健康狀態，一旦重病纏身就會將使整個家庭陷入貧困之中。(3)經濟因素，涉及產業結構及其布局、經濟發展速度及教育醫療方面公共支出數量等內容。大別山區區位偏遠，多深山河谷，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以種植業、林業等傳統農業為主。其他產業尚處于相對較低的開發層次，產品品種比較單一、品質品味不高。由于大別山區要素市場不甚完備、產業組織尚處鏈條末端，36個縣中以資源型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縣就高達29個，而域內資源相似性高、協同創新能力不足，導致產業同質化、同構化問題相當嚴重，弱化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產業的示范帶動作用不能很好地發揮出來，地區經濟發展速度遠未達到理想狀態。域內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到該地區教育、醫療等公共支出。而這些作為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是農民群眾進行生產生活的基本條件。由于人才、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支出不足，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的人均數量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嚴重影響到個體人力資本的提升。(4)社會因素，涉及農村土地制度、基本保障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等方面內容。第一、農村土地制度尚待完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家庭分散經營。而在實踐操作中，土地集體所有卻在很大程度上被虛置了。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民集體的代表，享有農村土地所有權，但是農村土地所有權歸屬集體組織這個權利主體本身又是模糊的；農民盡管對土地擁有承包經營權，但這項土地產權又是殘缺不全的。村民委員會和農民均從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現實考量，彼此間“關于土地方面的利益一致性似乎不存在了”[3]，等于為土地流轉和規?；洜I豎立了一道屏障，阻礙了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一方面降低了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率，極大地縮小了土地收益空間，另一方面又將部分剩余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導致他們增收致富困難。第二、社會保障制度缺位。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進步的最重要體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是服務型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在大別山區更多的農民群眾被排斥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他們依然面臨著較大的市場競爭風險、家庭結構變化風險、征地失業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經營管理不善、家庭重大變故、洪澇干旱雹災等都足以使他們深陷貧困當中。由于人口增長、土地退化和土質污染，大別山區隱性失業農民占有一定比例，增加了他們陷入貧困的可能性。第三、戶籍管理制度不盡科學。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劃分，猶如一座“隔世”高墻，阻礙了城鄉人員自由流動，制約著農民群眾身份的有序轉換，進城后難以融入城市生活，造成嚴重的城鄉分割和農村的封閉落后。第四、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顯失公平。公共產品是社會成員共享的物品，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由政府或非營利性組織供給。目前，城鄉有別的供給制度使大別山區無法獲得必需的公共產品供給，造成農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生活品質較低。(5)脆弱性因素，指由自然、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風險而造成在未來時間內，現在非貧困人口的社會福利低于預期水平的可能性，從而落入貧困陷阱當中。大別山區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完善，養老、醫療等多項保障措施缺失，增加了農民群眾抵御風險的難度，乃至于想有所作為又瞻前顧后，始終邁不開步子，而這種狀況對他們收入和日常生活都會產生持久的影響。

(二)大別山區貧困集聚的間接因素

就大別山區貧困集聚的間接因素而言，主要表現為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又通過直接因素的作用間接導致貧困集聚。(1)制度因素即制度落后和制度缺失而導致貧困。從制度論視角而言，任何一種貧困都是特定社會制度的產物，大別山區貧困集聚根源于落后、殘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絕不僅是純粹的經濟因素，而是多項制度綜合互動的必然結果。制度的內涵極其廣泛，是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實質是人們普遍認同并遵守的慣例。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認為，“制度”既指國家法律法規和社會規章制度，也指的是社會認可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性、意識形態等非正式的約束。制度通過影響大別山區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對域內人力資本形成、發展機會獲得的影響，從而導致貧困集聚。在此不妨經濟制度為例進行分析。大別山區位于中原經濟圈、武漢經濟圈和長三角經濟圈的邊緣地帶，處于武漢、鄭州、合肥等區域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范圍內，涓流效應可以刺激大別山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周邊城市強大的資源集聚、吸附能力，回波效應遠甚于涓流效應，結果導致大別山區優勢資源大量外溢，乃至資源環境趨于惡化，貧困集聚更加凸顯。甚為嚴重的是，國家扶貧政策導向推進了域外大量項目、資金進入，而這些項目、資金投向供給依托于大別山區資源稟賦，但項目產生的利益卻借助不同環節的產業鏈流出了大別山區。不容諱言，大別山區有些扶貧項目不僅未能培育域內內生動力，反而強化了資源外流過程。(2)文化因素，貧困是一種自我維持的文化體系。貧困文化論是由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五個家庭：墨西哥貧窮文化案例研究》一書中提出的，認為窮人因為貧困而形成獨特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逐步產生了脫離社會主流文化的貧困亞文化，貧困亞文化通過“圈內”交往而維持著貧困的生活。貧困文化塑造著在貧困中長大的人的基本特點和人格，使得他們即使遇到擺脫貧困的機會也難于把握和利用。大別山區山高谷深、信息閉塞，教育資源稀缺、人力資本匱乏。貧困者知識貧乏、視野狹小，重視眼前利益、關注一己私利，普遍存在著“等、靠、要”的思想，幾十年來依靠國家救濟、社會扶持、他人資助等勉強維持生活，缺乏主動創新精神和競爭意識，思想保守、觀念守舊，固守“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生活方式，商品經濟意識和市場觀念淡薄，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這種思想滋生、蔓延，會對周圍人特別是子孫后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形成代際傳遞，陳腐守舊觀念和既定習俗在不自覺中融入實際生活，導致深陷自我封閉或孤立的境地，收入渠道狹窄、脫貧致富困難。

二、大別山區扶貧攻堅對象特征

大別山區作為新時期國家扶貧攻堅主戰場的冰山一角，扶貧攻堅對象與其他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存在較大共性。但是，大別山區瀕臨長三角經濟區，處于武漢經濟圈和中原經濟圈邊緣交接地帶，扼華東與西部之要沖，相對特殊的發展區位、政策制度等復雜因素又使扶貧攻堅對象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一)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交織導致扶貧攻堅對象的代際傳遞性特征

大別山區距離武漢、鄭州和合肥等區域中心城市都有較大距離，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從物質要素的角度而言，大自然賦予的土地、山林、花卉、藥材、淡水和礦產等資源盡管頗為豐富，但是，由于人口基數較大，資源的人均占有量仍然偏低。加之大別山區多深山河谷，歷史上山路崎嶇、信息閉塞，資源運輸、人員往來甚是不便，資源優勢無法轉變成產品優勢、資金優勢，祖輩們辛勤勞作獲取的生產生活資料除了維持基本生活外，很少有剩余產品。而遇天荒、災年，有些家庭維持基本生活也需要舉借外債。具有較大歷史文化和科學考古價值的古鎮古村落在大別山區較為少見即是最有力的例證。從資本要素的角度而言，文化教育落后、思想觀念傳統，尊師重教的社會氛圍很難形成，經過數百年的歷史積淀而形成定勢，短時期內改變有較大難度，難免對子孫后代的教育產生消極影響，降低了擠入上層社會的概率，參與社會活動的意愿較低，很難獲得橋連型社會資本和鏈接型社會資本。另外，由于表達政治訴求的渠道不通暢、問題解決不及時或結果不滿意，導致部分困難群眾產生消極避世、茍安現狀的心理，逐漸失去了政治參與的意愿，等于放棄了表達意愿、維護權益的政治資本。彼得·布勞 (Peter Michael Blau)和奧迪斯·戴德里·鄧肯(O.D.Duncan) 研究認為，子女后期的經濟狀況和所處的社會地位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的影響[4]。事實確實如此，先輩們劣勢狀況和不利處境會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傳遞給子孫后代，造成他們喪失了更好的發展機會和能力，乃至陷入貧者愈貧的惡性循環當中。

(二)抗災力弱和公共服務體系殘缺導致扶貧攻堅對象的脆弱性特征

Dorothy.Pelanda和Gary Carter最早提出了脆弱性的概念并將其引入災害學領域。世界銀行將脆弱性概念與貧困的概念有機結合起來，認為貧困的“脆弱性”是一種可能性，指“當個人或家庭因遭遇突變或不測的風險，導致生活質量不如從前或造成一定的財產損失，這一下降的程度已經低于社會公認的生活水平之下?！盵5]大別山區是我國傳統農業區，貧困脆弱性與農業因素是密切相關的。大別山區第二、三產業起步較晚、發展基礎薄弱，農業收入作為農民純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在家庭總收入中占有較大比重。由于經濟基礎較差，在農業生產方面長期投入不足，農業基礎設施很不完善，抗擊自然風險的能力較弱，扶貧攻堅對象面臨的貧困脆弱性比較突出。一旦出現重大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農民收益就會遭受重大損失。

另外，公共服務體系殘缺也是導致大別山區扶貧攻堅對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務體系是由政府主導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旨在保障全體公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公民均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而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在大別山區，公共服務體系尚不健全，公共服務現狀不容樂觀。第一、公共衛生醫療方面，行政村現有醫療所或衛生服務站不能滿足人們需求，部分醫生沒有行醫資格證書，赤腳醫生行醫現象普遍存在。第二、社會保障方面，養老保險、合作醫療、幫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尚有些不太滿意的地方，因重病、年老等原因而致貧的現象也還大量存在，最低生活保障也不能完全覆蓋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新型合作醫療并沒有完全落實。第三、文化科技服務方面，現有圖書文化站(室)圖書品種單一，農用資料稀缺、陳舊，科技資料不能及時更新，現實指導性不強，農業技術人員少，科技推廣、宣傳等活動流于形式。這些都增加了農民貧困的脆弱性。

(三)重當前輕長遠的扶貧短期行為造成扶貧攻堅對象的持續性特征

大別山區貧困集聚較深，扶貧任務異常艱巨。為了使扶貧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地方各級政府強力推進扶貧成為了主要的扶貧模式，急功近利、盲目求快的“權力做主”現象甚為普遍。大別山區在推進扶貧實踐的進程中，出現了這樣的離奇現象：不征求農民群眾的意見，不與農民群眾交流探討，不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不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決策者就主觀臆斷、盲目決策，急切地推出偏離域內實際的“短、平、快”扶貧項目，譬如配置措施缺乏的移民安置工程、重視物資救濟的送溫暖工程，等等。但是，大別山區貧困癥結究竟在哪里呢？扶貧措施是否切實可行、適銷對路？預期任務目標能否實現？由于決策者缺乏深入的實地調研，不能全面掌握、客觀分析相關資料，對此并不清楚。大別山區地理跨度較大、環境復雜多變，域內的每個區域，貧困成因都可能千差萬別，或許基于交通因素制約，或許源于產業結構失衡，或許貧困文化影響。各地區是如此，具體到每個家庭、每位農戶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而全面把握這些情況，則需要較多的時間。這對更多的決策者而言，是“耗不起”的，因而在扶貧上采取短期行為也就不難理解了。扶貧政策和措施中的短期行為，“追求的是脫貧的數量而非脫貧的質量”[6]，也不會將鞏固扶貧成果放在應有位置，致使大別山區部分脫貧人口又再度返貧。

(四)貧困程度較深、返貧率偏高導致扶貧攻堅對象具有反復性特征

“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連續兩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的穩步實施，在促進低收入貧困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與鞏固扶貧成果方面的確取得較好的政策效果。但亦需要看到，伴之中國扶貧開發進入“啃硬骨頭”的新階段，貧困問題越趨復雜，農村貧困狀況和扶貧政策效果受到復雜因素影響而明確呈現出不確定性。在國家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大別山區是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片區，在扶貧推進中貧困人口數量總體下降，但是由于貧困人口基數大、貧困程度深，加之長期貧困所占的比重要較大，目前貧困人口數量仍占較大的比例，貧困發生率偏高，返貧現象仍然大量存在，在安徽以岳西、金寨等山區縣為甚。數據顯示，“目前大別山區農民貧困發生率22.6%，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2.32個百分點，每年因災、因病等返貧人口約5.6萬人”[7]。在目前貧困基準線較低和產業基礎薄弱、就業容納量有限的情況下，即使有些人口已經暫時擺脫貧困，也會因重大災害、重大疾病、重大變故等而再次陷入貧困狀態。對部分喪失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家庭來說，由于就業相當困難，幾乎完全喪失了增收渠道，只能依靠政府救助和社會幫扶勉強維持生活，也容易出現返貧。大別山區“扶貧—脫貧—再返貧”的發展怪圈現象表明，扶貧攻堅對象具有明顯的反復性特征。

(五)地理區域連片成面、整體聯動形成扶貧攻堅對象的連片性特征

大別山區區位偏遠、地形復雜，囊括了鄂、豫、皖36個區縣。作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地帶，是中國紅軍的發源地之一，以天堂寨為中心的廣大區域是中國紅軍第四方面軍誕生的搖籃，尤其是劉鄧大軍在鄂豫皖邊區產生過巨大影響力。從自然地理環境來看，自然環境決定大別山區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文的初始形態，彼此山水相連、唇齒相依，在自然條件、地質構造、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等方面也都存在較大的相似之處；從行政區劃來看，大別山區處于三省六市邊界地區，基層政治行政受各省市行政約束，地理空間范圍和行政管轄范圍的重疊或交界決定了區域行政資源的一致性和通聯性；從歷史文化來看，文化資源在同一空間區域內積淀、凝聚，服飾飲食、習俗信仰、節日慶典等各類文化具有統一的特定主題，存在直接上下關聯或密切的相關性，呈現出積聚性和專業化特征。區域連片、整體聯動造成了大別山區有相似的致貧、返貧原因，形成了扶貧攻堅對象的連片性特征。

三、大別山區脫貧致富的對策建議

脫貧攻堅、共同富裕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也是大別山區人民群眾心中的“中國夢”。推進大別山區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脫貧致富的任務目標，尚需要補齊扶貧開發這塊最大“短板”。那么，又當怎樣補齊扶貧開發“短板”呢？在立足地域實際、找準致貧“癥結”的基礎上，實施惠民工程、解決發展瓶頸是基礎，重視教育培訓、提升人力資本是關鍵，加強行政協同、推動實踐創新是保證。

(一)實施惠民工程，夯實發展基礎

扶貧要主動傾聽人民群眾呼聲，切實關心人民群眾疾苦，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俯下身子服務人民群眾，通過政策扶持、資金扶貧等措施引導他們改善生活、擺脫貧困，走向小康富裕道路。2015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廣西代表團審議時說，推進扶貧工作“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廣大貧困人口的實事?！盵8]第一、完善財政金融資助體制機制，為困難群眾提供資金扶持。俗話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大別山區困難群眾最需要什么？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最需要的是資金。完善農村金融資助政策，降低金融信貸門檻能解一時之困，是幫助困難群眾脫貧的有效途徑，“小額信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困戶在遇到天災人禍時告貸無門的窘境”[9]。信貸資助拓寬了困難群眾籌措資金的渠道，有利于及時組織生產、恢復常態，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和信心。第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在醫療衛生方面，加大對大別山區醫保體系的支持力度，完善農村醫療服務機構和設施，實現新型農合醫療全面覆蓋，對家庭特別困難的由政府代繳參保費用；在教育培訓方面，推行全面免除學雜費義務教育和中職教育，將教師隊伍建設放在重要位置，選派優秀中青年教師駐村支教；在信息化服務方面，加快推進電子政務、電子商務、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信息化建設，提升公共信息服務能力和水平。第三、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特色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大別山區要逐步形成特色產業，做到鄉鎮有新興產業，村村有特色產業，戶戶有增收項目，構建資源共享、產業聯動的發展格局。

(二)重視教育培訓，提升人力資本

西方國家的實踐經驗表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增加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增加重要得多。將大別山區充裕的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關鍵在于人力素質提高和勞動技能的培養。第一、用好用活扶貧政策，爭取教育資源，為貧困適齡兒童提供公平教育機會?！鞍l展鄉村教育，讓每個鄉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10]。教育是阻斷貧困現象代際傳遞的根本之策，各級地方政府要從大別山區基礎教育的實際出發，在優勢教育資源配置上給予適度傾斜，推動基礎教育均衡化發展。第二、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困難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認為，要想徹底改變現狀，物質資本的提高和農民素質的提高要同步發展[11]。消除大別山區的貧困問題，提高人口素質和勞動技能是重中之重。以技工學校和中職院校為職能技能培訓的主陣地，通過提供免費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增強貧困群眾尤其是中青年的職業技能，提升他們的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轉移就業能力，以促進充分就業、帶動脫貧致富。第三、提升黨員干部業務素質，增強他們的干勁和熱情。常言道：“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實現大別山區困難群眾真正的脫貧致富，沒有黨員干部的示范帶頭簡直是難以想象的。為此，一方面要教育好、培養好基層黨員干部，促進黨員干部自覺增強“四個意識”，業務素質、綜合能力得到明顯提升，另一方面從省直、縣直等機關團體選派優秀年輕的黨員干部駐村幫扶，借助他們先進理念和致富信息，通過互動交流提高當地黨員干部的發展致富能力，以便更好地推動脫貧致富工作的開展和落實。

(三)摒棄短視行為，破解發展難題

扶貧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系統工程，大別山區貧困程度深、扶貧難度大，扶貧工作、脫貧致富等都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因此，推進實踐中不能因為扶貧任務艱巨、時間緊迫心存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為，而應根據每個困難家庭、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貧困程度的動態變化，做好長遠扶貧和發展規劃，有效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第一、立足長遠發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與扶貧實踐?！皬V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扶貧開發，是我國扶貧開發事業的成功經驗，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重要特征?！盵12]大別山區擺脫貧困、實現富裕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事情，在利用政府扶貧資源、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基礎上，應該有更多的社會力量加入到消除貧困的陣營中，真正做到“多力助推、全面開花”，既要重視物資幫扶、產業帶動，又要重視新型農民的培育。第二、動態管理扶貧對象，以科學方式消除貧困。扶貧開發成敗之舉在于精準。扶貧對象是動態變化的，窮與富也是相對的，困難群眾經過持續努力會逐步擺脫貧困，過上幸福生活，而富裕家庭也可能因重大變故而落入貧困中，需要政府救濟和社會扶持?；诖?，大別山區在推進扶貧實踐中，要實施適時監測的跟蹤管理機制，建立貧困人口、貧困戶、貧困村檔案并有序及時更新，以提高扶貧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第三、重視生態系統保護、修復，以可持續發展理念應對貧困。大別山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生態環境較為脆弱，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扶貧決策時，要將生態系統保護、修復放在應有位置，審慎評估扶貧項目，以免造成區域生態系統的更大破壞和環境的嚴重污染。

(四)實施協同戰略，推動連片開發

跨省邊界區域的片區開發、協同發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大別山區毗鄰成片，地緣相近、文化相承，資源趨同、優勢互補，構成了彼此關聯、相互依存的共生區。作為橫跨鄂豫皖三省的共生區，“開展共生區域內的競合有利于各區域發揮自身的優勢，對本地區進行科學定位，有效避免惡性競爭以求達到互利共贏?！盵13]第一、打破行政壁壘，推動區域協作。區域協作的關鍵在于區域內各級行政部門敢于破除“諸侯割據”、“轄域經濟”的意識，樹立一盤棋理念。大別山區人緣相親，具有相同的歷史淵源和相近的人文特征，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和條件。淡化行政區域界限，在合作聯動中推動區域間的常態化交流，有助于整合域內優勢資源，彰顯競爭優勢。而通過互通有無，則可以補齊“短板”，實現互惠共贏。第二、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動片區經濟發展。美國著名學者弗里德曼(J．R．Fridemna)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核心區域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邊緣區域構成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大別山區的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界限聯系更為緊密，邊界變得模糊，形成了構建共同經濟圈的良好基礎。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可以將域內生產要素聯動起來，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第三、試點先行、整體推進，提高連片脫貧、共同致富的實效性。就特定區域而言，消除貧困、推進共富猶如一次重大試驗，或許取得較大成功，或許出現某些失誤。為了避免可能帶來的巨大陣痛，先行試點是較為可行的辦法。就地緣相近、資源類同的區域，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拿出可行方案并在局部地區率先推行。然后，以試驗點成功的經驗，科學有效地指導連片區的扶貧開發，從而帶動越來越多困難群眾脫貧致富并盡早地邁上幸福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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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熊小剛.跨區域創新系統的協同發展研究[J].科技與管理，2013(1)：39.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in Dabie Mountain Area

TANG Jianbing

(School of Marxism,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The poverty agglomer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extrapolation of the complex factors of nature and society, history and reali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Dabie Mountain area. The obj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fragility, persistence, repetition and contiguity. Promoting the Dabie Mountains out of poverty must be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real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rux of poverty. It’s an important basis to implement projects that benefit the people and to solve the bottleneck for the development. It’s the key for attaching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guarantee of strengthen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bject characteristics; getting rid of poverty to become rich; Dabie Mountains

2016-10-12

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大別山片區扶貧攻堅對象特征與脫貧致富對策研究”(2016CX036)；安徽省2015年社科規劃項目(AHSKY2015D58)。

唐建兵(1975-)，安徽懷遠人，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鄉村發展與社會治理。

F323.8

A

1009-9735(2016)06-0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