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國之棟梁的文化機理
——評江西省話劇團《遙遠的鄉土》

楊小華

剖析國之棟梁的文化機理
——評江西省話劇團《遙遠的鄉土》

楊小華

在當前藝術舞臺有兩種風潮得到社會現實的有力助推，一是傳統文化元素被強力地激活；二是作為傳統文化代表的歷史英雄被重新塑造。這其中，不少作品簡單地充當了意識形態的傳聲筒——這種遺憾我們經常會體驗到。然而，江西省話劇院推出的《遙遠的鄉土》卻顯然是一個可喜的收獲，這是一部具有文化熱度的史詩性力作，是一部從中華文化坐標中探尋偉大母親文化價值和文化方位的厚重之作。

近年來，不少塑造忠臣良將的戲在舞臺上相當成功。但是比較起來《遙遠的鄉土》仍然具有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并不是一個局部特征，而是整體的獨特性。主創人員沉實地站在民族文化的土地上，思考傳統文化的命運及其現代轉化，并在舞臺上做出鏗鏘有力的回答。主創人員的文化擔當、文化情懷、文化沉思、文化理想灌注在整部作品中，使得作品從思想到內容，從人物到情境，從舞美到聲腔，從音樂到燈光，無不充盈著濃郁的文化意蘊，激蕩著熱烈的文化精魂。這是一部真正以文化方式處理藝術問題的大戲，文化對于這部戲而言絕不僅僅是一種說辭，一種修飾，絕不不僅僅是一種題材，一種形象，甚至不僅僅是一種氛圍，一種底色，而是精神的內核，是沖突的本體，是整部戲的力量和基礎所在。

從2012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營造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一再倡導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應該說，這是“五四”以來，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主流意識形態真正全方位地評價和肯定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在文藝界，弘揚傳統文化成為強大潮流。但是我們急需警惕的是，就像我們要防止生吞活剝地搬用西方的思想文化一樣，我們也不能生吞活剝地接受傳統文化。我們必須能夠在真正現代價值的基礎上重新審視，重新理解傳統文化，讓它們和當代社會生活的血管聯接起來，讓它們像血液一樣流淌在當代生活的軀體之中，輸送營養、產生熱力。這樣的活力迸發的傳統，才真正是傳統，否則，他們只是被歷史之塵覆蓋的零碎和殘缺的擺設。

《遙遠的鄉土》描繪了長江側畔一個文化鄉土——天寶縣白鶴村。舞臺上展開的主要場景是義莊和正在營造的翰林樓。在這樣的氛圍中，縣令、族長、梅太夫人、翰林學士之間圍繞翰林學士被貶發生了各種倫理、情感、思想和理想的碰撞和糾葛。這些文化場景，這些人物身份構筑了宗法社會的典型人物譜系及生存環境，具有強烈的象征意蘊。戲劇沖突設定的主要矛盾是余墨林被貶回鄉后，希望子承父業刻書印經，而母親梅太夫人則希望他掌管家業，這個矛盾在洪災來臨、災民生變時急劇激化。余墨林面臨抉擇：是挑起掌管家園的重擔，放糧賑災，還是孤守刻印書籍的文化使命，置眼前的矛盾和危機于度外？再進一步將這一矛盾本質化，就是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余墨林面臨著文化的淑世關懷和超越情懷之間的沖突——這一沖突將余墨林的靈魂世界放在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最為核心的拷問之中——當現實的人的生死存亡和文化薪火的個體傳承發生絕對沖突的時候，文化精英應該何去何從？

《遙遠的鄉土》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明確的。余墨林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對眼前生靈的拯救，這是典型的儒家式行為規范。從樸素的天道觀念出發，中國儒家引申出人間倫理的基本價值追求，“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對生命的珍視和維護就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這就是“仁義”?？鬃诱f：“仁者愛人”。仁就是對人的親近和尊重。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義就是對仁的躬行和實踐。不僅如此，在孟子那里，當奉行儒家規范的優秀人物君子，在自己的生命和人間大義面前發生沖突的時候，就需要“舍生取義”。在這里，儒家正視人間倫理的根本性沖突，以犧牲個體生命來保全天下蒼生的勇毅和崇高生動地體現了出來。這就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边@也是張載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底氣所在。這種進入信仰層面、超越生死的犧牲精神，兩千多年來激勵了一大批中華優秀兒女前赴后繼為維護這個民族的整體文化生命而殫精竭慮甚至慷慨就義。文天祥臨終的《自贊》正是對這一信念支配下的人生選擇的壯烈告白：“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p>

余墨林被貶還鄉，是由于在朝廷之上代人償過，這種品質當然是高尚的，但是并沒有超出一個有責任感的官員的基本官德。當他回歸鄉里，不得不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面對母親、面對族長、面對義妹梅自芳，甚至面對同族同齡的官迷余九皋，敞開自己的心靈。在這樣的環境中，如果說他對刻書印書的執著，表明他作為文化精英對自己的文化理想的堅守，那么他面對洪災帶來的現實命運的考驗，則是文化理想在現實境遇中的最大考驗?？虝且环N文化傳承，但是這種文化傳承是對靜態的非自然生命的文化典籍的傳播，是對文化符號和驅殼的維護，而實踐儒家道義，為生民立命，則意味著對文化靈魂的召喚和活化，這是更艱難的突破和超越。如果說前者僅僅是在觀念層面維護文化義理的純正和完整，后者則是在行動層面把義理的血液和營養，注入民族生命的肌體，體現出文化主體塑造和推動現實運轉的磅礴力量。儒家文化的魅力，絕不僅僅在于一套思想和理論上的自洽和圓融，而是以人的生命為文化基底，把理論主張和現實經驗徹底打通的整體性的文化存在。明朝羅倫有言：“生必有死，圣賢無異于眾人。死而不亡，與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賢乎！”可見，正是儒家對道義的踐履，才真正爆發出民族文化精神的巨大光亮。

余墨林歷經寒窗苦讀和科場鏖戰并出類拔萃，他從事文化活動的主要場域應該是巍巍廟堂和泱泱天下?！哆b遠的鄉土》通過一個偶然的貶謫事件，把充滿政治抱負的余墨林放回自己成長的家園。在這樣的家園中，一方面放松了他的外在負荷，讓他盡情袒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另外一方面，又讓他在家園之中遭遇倫理沖突，讓一個儒家知識分子更真實可信地進行人生的抉擇。因此，在策略上，《遙遠的鄉土》沒有像很多作品一樣正面描寫一個文化人物建功立業的艱難和崇高，而是繞到文化人物的背后，在一個尖銳的沖突中，讓他在布滿成長胎記、充滿親緣關系和基本的生存活動的斷面中，表現他的真實情感和思想邏輯。在這樣的情境中，傳統文化就不僅僅是作為一套象征符號和義理邏輯，而是不得不流出血液、露出骨肉的活潑的生命真相。

但是《遙遠的鄉土》并沒有僅僅滿足于靜態地展現余墨林的文化情懷和精神世界。事實上，余墨林返回故里，一開始就暴露自己的弱點和不足。他不愿意承擔管理義莊的責任，決意刻書印書。這固然是傳承經典的文化擔當使然，但也在母親的追問下，流露出對家園瑣事的不屑，其實質是一種不甘庸常的精英意識和深入內心的功名思想。這樣的思想意識和儒家所要求的修身、齊家，“窮則獨善其身”齟齬不合。為此，余墨林需要一次更為徹底的治療和矯正，以實現精神境界的再次飛升。提供這一飛升的支點不是別人正是梅老夫人。

《遙遠的鄉土》中的梅老夫人是一位幾乎完美的中華母親形象。她不僅仁慈、聰慧、堅韌、頑強，不僅善于持家、理事有方，而且秉公持正、深明大義。梅老夫人在兒子人生的挫折面前并沒有表現出過分的悲觀，倒是對兒子所表現出的思想意識的欠缺，表現出嚴厲的批判和審視。當風暴來臨的時刻，梅太夫人不僅用語言，還以老邁和大病之軀默默地挑起文化重擔并采取了舍生取義的行動，為兒子的人生抉擇提供了光輝的樣板。這種飽含文化理想和情感濃度的母性關愛，使得余墨林的靈魂得到了迅速的充實和強化，大大地激勵了他在大義面前的勇敢抉擇，從而實現了人生境界的再次飛躍和提升。在舞美中，為了呈現建設翰林樓和梅太夫人祠，起柱子和起大梁兩個場面奇峰突起，先后以驚天地動的場景加以展示，象征著一位文化英雄的光榮和偉岸，為整個舞臺增加了氣勢和厚度。這意味著，白鶴村不僅僅是余墨林肉體意義上的休整和棲息的家園，更是他精神世界進一步滋養和壯大的熱土。在這種熱土上，再次站立起來的文化英雄，就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就是“立志殺敵報國，今死于海，義也，何求生為！”的鄧世昌。

既然如此，母親的形象在《遙遠的鄉土》中就充當著精神支柱的作用。這一個近乎完美母親形象是不是存在過分的文化浪漫主義？畢竟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在存在父權制遺留的儒家文化的思想體系中，男尊女卑的倫理意識根深蒂固，女性的文化角色和文化功能始終是被遮蔽和邊緣化的，圣人之道的文化傳承仿佛主要是由男性世界實現的。但是，這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文化邏輯。如果沒有母性的光輝照耀，一個自然人很難順利完成社會化過程，連基本的身心健康也很難實現。即使在儒家的綱常中，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如果不能順利地實現和男權、父權的銜接，這一文化傳承也斷難順利完成。事實上，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等文化典故無不強有力地說明一個文化英雄的誕生和母親人格的直接關聯。在現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觀照下，《遙遠的鄉土》中的母親形象盡管不無文化浪漫主義的色彩，卻也是對文化精英成長邏輯的深刻思考和勇敢探索。正是通過偉大母親的文化支撐，傳統文化才會包裹在一個統一完整的充滿情感熱度和思想厚度的生存世界和藝術世界之中。梅太夫人祠的站立本質上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母親的站立。在這個背景上，一個頂天立地的文化精英才會走得那樣豐富，那樣自信，那樣披灑著人性的光芒，那樣充盈著大地情深。

楊小華 北京大學

責任編輯 范干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