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刑法修正案看我國輕微犯罪的立法趨勢及其影響

王爍

（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北京 100029）

從刑法修正案看我國輕微犯罪的立法趨勢及其影響

王爍

（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北京 100029）

隨著我國確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指導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國家法治發展、國家權力重新配置、警察權限縮、司法權擴張的影響，近幾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現了強烈的輕微犯罪立法趨勢，且這種立法趨勢在未來仍將持續，并成為我國刑法修正的主要內容。為有效應對該立法趨勢將給我國現有的刑法體系、刑法制度、訴訟制度、司法救濟制度帶來的巨大挑戰，應盡早建立輕微犯罪制度。

刑事立法；刑法修正案；輕微犯罪

從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到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幅度較之前五次的刑法修正案有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兩次修正條文數均高達50條左右，對刑法分則罪名內容和結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這幾次刑法修正中所出現的強烈的輕微犯罪立法趨勢尤其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輕微犯罪的概念

不少國家刑法采取犯罪分層制度，明確規定有輕罪重罪之分。從模式上看，有以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國中重罪和輕罪或者重罪和違警罪的二分模式，以法國為代表的重罪、輕罪、違警罪的三分模式，以俄羅斯刑法為代表的輕罪、中等嚴重的犯罪、嚴重犯罪和特別嚴重犯罪的四分模式，以及以美國《模范刑法典》將犯罪分為重罪（一級、二級、三級）、輕罪、微罪和違警罪為代表的多層模式。從分層標準上看，他們主要是以有期自由刑的刑期長短為標準，部分國家采取的是以刑罰種類或者具體的刑事訴訟活動（如起訴、逮捕等）方式為標準。

雖然我國刑法中并沒有像前述國家一樣明文規定輕微犯罪，但我國不少學者很早便已經意識到區分輕微犯罪和重罪的重要性，在研究中提出了輕罪或輕微犯罪的概念，并提出明確的標準，為其設定了范圍。筆者認為，我國立法中的輕微犯罪應當是指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的犯罪①雖然我國現行刑法中并不存在法定最高刑為管制或罰金的犯罪，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以后因刑法修訂而出現此類犯罪的可能性。。具體而言，我國刑法中的輕微犯罪可以分為輕罪和微罪兩個部分，輕罪是指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微罪是指法定最高刑為拘役、管制或者罰金的犯罪。

首先，在區分重罪和輕微犯罪的刑期標準上，應當以3年有期徒刑為標準。學界對此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主張以有期徒刑3年作為區分標準，另一種則是主張以有期徒刑5年作為區分標準。筆者認為，從現行刑法的相關規定看，如第7條屬人管轄、第8條保護管轄、第72條緩刑等，第一種區分標準更為合理。除此之外，雖然我國并無立法意義上的輕微犯罪，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活動中存在著輕微刑事案件的概念，如2006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2011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均將輕微刑事案件規定為“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處罰金”的刑事案件。從上述規定也可以看出，以有期徒刑3年作為區分輕罪和重罪的標準符合我國長期以來的司法實踐經驗。

其次，區分重罪和輕微犯罪不能以宣告刑為標準，而應當以法定刑為標準。前述司法解釋中定義的輕微刑事案件均以宣告刑為標準，不論該案件所涉犯罪法定最高刑，只要是宣告刑可能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單處罰金即可。以宣告刑作為標準屬于司法層面上的區分方式，而本文所討論的輕微犯罪屬于立法層面，應當使用立法層面上的法定刑作為區分標準。

二、歷次刑法修正案中輕微犯罪的修正及其特征

由于前期立法水平不高，以及近20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快速發展和變化等，1997年刑法實施至今，不到20年的時間，已經進行了九次修正，平均2年左右修正一次，修正的條文數累積達到162條①除去修正案中關于施行時間的條文，《刑法修正案（一）》修正條文8條，《刑法修正案（二）》修正條文1條，《刑法修正案（三）》修正條文8條，《刑法修正案（四）》修正條文8條，《刑法修正案（五）》修正條文3條，《刑法修正案（六）》修正條文20條，《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條文14條，《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條文49條，《刑法修正案（九）》修正條文51條。，占刑法全部條文數的35.8%。修正頻率之高，范圍之大，都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通過對歷次的刑法修正進行梳理，可以發現我國刑法立法的趨勢、動向。

我們對歷次刑法修正中涉及的法定最高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犯罪進行整理。刑法修正案（一）至（五）并沒有新增、修改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缎谭ㄐ拚福返?條修改《刑法》第161條的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缎谭ㄐ拚福ㄆ撸返?條新增《刑法》第253條之一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法定刑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或單處罰金；第11條修改《刑法》第337條的妨害動植物防疫、檢疫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第12條修改《刑法》第375條第2款的非法生產、買賣武裝部隊制式服裝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缎谭ㄐ拚福ò耍返?2條修改新增《刑法》第133條之一的危險駕駛罪，法定刑為拘役，并處罰金。

與前八次修正案中輕微犯罪修正所占比例不大不同，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涉及輕微犯罪修正的條文共計14條，占47條分則修正條文的近30%，涉及罪名高達23個?！缎谭ㄐ拚福ň牛返?條新增《刑法》第120條之五的強制他人穿著、佩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新增《刑法》第120條之六的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8條修訂《刑法》第133條之一的危險駕駛罪，法定刑為拘役，并處罰金；第21條修改《刑法》第277條的妨害公務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第22條修改《刑法》第280條第2款的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第23條新增《刑法》第280條之一的使用偽造、編造、盜用他人身份證明證件罪，法定刑為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24條新增《刑法》第284條之一的代替考試罪，法定刑為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26條修改《刑法》第285條的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8條新增《刑法》第286條之一的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29條新增《刑法》第287條之一的設立違法犯罪活動網站、通訊群組、發布違法犯罪信息罪，《刑法》第287條之二的為利用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罪，法定刑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30條新增《刑法》第290條第3款的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第4款的多次組織、資助他人非法聚集罪，法定刑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34條修改《刑法》第302條的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尸體、尸骨、骨灰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36條新增《刑法》第308條之一的泄露不公開審理案件信息罪，公開披露、報道不公開審理案件信息罪，法定刑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第37條修改《刑法》第309條的擾亂法庭秩序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第38條修改《刑法》第311條拒不提供間諜犯罪、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證據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40條修改《刑法》第322條偷越國（邊）境罪，其中為參加恐怖活動組織、接受恐怖活動培訓或者實施恐怖活動而偷越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第46條新增《刑法》第390條之一的對有影響力者行賄罪，其中單位實施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第47條修改《刑法》第391條第1款的行賄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第48條修改《刑法》第392條第2款的介紹賄賂罪，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

通過對上述歷次刑法修正案中對輕微犯罪修正的條文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首先，從修正的內容上看，主要是犯罪化。對刑法的修正包括四種形式：新增犯罪、刪除犯罪、修改構成要件、修改法定刑。從修正的結果上看，新增犯罪是犯罪化，刪除犯罪是非犯罪化，而修改構成要件則包括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修改法定刑則導致重刑化或輕刑化。從《刑法修正案（六）》到《刑法修正案（九）》共計修正輕微犯罪29個，其中實現犯罪化的23個，重刑化4個。還有兩個輕微犯罪的修正并不能歸屬于上述幾類結果，其中《刑法修正案（七）》對《刑法》第375條第2款的修正，實際上是刑法新增第375條第3款的偽造、盜竊、買賣、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裝部隊專用標志罪后導致原《刑法》第375條第2款中的非法生產、買賣車輛號牌等專用標志的行為從該款中獨立出來，所以對于非法生產、買賣武裝部隊制式服裝的行為并沒有發生修正；而《刑法修正案（九）》對于第277條的修正，只是增加“從重處罰”的規定，也并沒有實質修改該罪法定刑?？梢钥闯?，修正案中修正的輕微犯罪主要以犯罪化為主，少部分為重刑化。

其次，從對法定刑的修正上看，主要為增加罰金刑。且由于輕微犯罪法定刑較輕，重刑化很難表現為主刑幅度的提升，一般表現為增加附加刑，具體而言為增設罰金刑，上述統計的4個重刑化中，除了《刑法修正案（九）》對《刑法》第322條的修改是將法定最高刑由原來的1年有期徒刑提高至3年有期徒刑外，其余的3個重刑化都表現為增設罰金刑，且增設的罰金刑形式均為“并處罰金”。

第三，出現一定數量的法定刑不含有期徒刑的輕微犯罪?！缎谭ㄐ拚福ò耍沸略龅奈ｋU駕駛罪，法定刑僅為拘役，并處罰金，是我國刑法分則中第一個法定刑中不設有期徒刑的犯罪?！缎谭ㄐ拚福ň牛沸薷牡奈ｋU駕駛罪，新增的使用偽造、變造、盜竊身份證明證件罪和代替考試罪等三個犯罪的法定刑同樣不設有期徒刑，危險駕駛罪的法定刑仍僅為拘役，并處罰金，使用偽造、變造、盜竊身份證明證件罪和代替考試罪的法定刑均為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

第四，從修正的輕微犯罪所屬章節上看，它們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中。在修正的29個輕微犯罪當中，4個屬于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1個屬于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3個屬于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17個屬于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1個屬于分則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3個屬于分則第八章貪污賄賂犯罪。修正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且在這章的17個輕微犯罪的修正當中，14個是新增犯罪，即犯罪化，2個是重刑化。

三、我國輕微犯罪立法的發展趨勢

將《刑法修正案（一）》至《刑法修正案（九）》對于輕微犯罪修正所涉及的輕微犯罪作一個數量上的趨勢圖（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一）》至《刑法修正案（五）》均沒有出現輕微犯罪的修正，而從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開始，直至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歷次的修正中均有輕微犯罪的修正，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出現了“井噴”的現象。

圖1 刑法修正案輕微犯罪修正罪名數量趨勢圖

之所以在這九次刑法修正案中出現上述動向，主要在于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國家基本刑事政策的轉向。1979年刑法中確定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基本刑事政策，1997年刑法中雖然并未再明確規定該基本刑事政策，但在1997年刑法頒布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立法和司法中仍然以該刑事政策作為指導思想。2006年國家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確定為基本刑事政策，并在其“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嚴中有寬、寬中有嚴、寬嚴相濟”的指導思想下展開立法和司法活動。雖然與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相比，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更多的是要求非犯罪化、輕刑化、非監禁化，但是，“我國在刑法立法層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間不大，甚至就目前我國犯罪圈的劃定范圍來看，相當長時間內刑法立法的重心不應是非犯罪化而應是犯罪化，因為我國刑法當前的實際保護范圍與刑法調控社會的應然需要相比，可能還存在著相當的距離”［1］。在立法應當繼續犯罪化，也即立法繼續趨嚴的前提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中有寬”的要求對立法的影響應表現為對新入罪行為處刑的寬緩化。這種刑法修訂趨勢也正是改變我國刑法現階段“厲而不嚴”，實現刑法的“嚴而不厲”的重要手段。

第二，行政權尤其是警察權的限縮，以及司法權的擴張。不同于國外的“三權分立”，我國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和司法機關的司法權均來源于權力機關，向權力機關負責?！八痉嘁耘袛酁楸举|內容，是判斷權，而行政權以管理為本質內容，是管理權?！保?］作為判斷權的司法權具有被動性、中立性、公平性、重形式等特征，而作為管理權的行政權為了處理紛繁復雜、數量龐大的社會事務，則恰好相反，具有主動性、靈活性、傾向性、重結果等特征。長期以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注重提升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追求效率，使得我國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在國家權力配置中處于重要地位。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全球矚目的成果，黨和國家逐步開始重視法治建設，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則司法權需要在國家權力配置中占據更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涉及限制、剝奪公民財產權利、人身自由等方面，行政權（具體而言為警察權）應當讓位于司法權。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正式廢除實施了近60年的勞動教養制度，這是我國法治發展進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意味著公安機關不再擁有通過勞動教養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權力，警察權受到了限縮。原本由勞動教養處置的行為需要重新定位，進行妥當處理。符合法治的處理方式，即應當將其納入司法權的處置范圍內，也就是納入刑法中，作為犯罪進行處罰，而非重返警察權之中，歸入治安處罰的范圍。

基于上述原因，在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為我國基本刑事政策，以及我國推動法治建設、司法權繼續擴張①勞動教養制度廢除之后，現存的由公安機關實施的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收容教養、強制戒毒等制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甚至能夠對違法人處以行政拘留的治安處罰，也因為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而受到了某些學者的關注。隨著法治的逐步健全完善，收容教育、收容教養、強制戒毒等制度將或者廢除，或者司法化，治安處罰中，公安機關也僅能具有對違法人進行罰款的權力，而不能再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影響下，可以預測，我國的輕微犯罪立法在未來將出現以下發展趨勢：

第一，輕微犯罪數量將呈現繼續快速增長的趨勢?！缎谭ㄐ拚福芬詠淼乃拇涡拚兴霈F的輕微犯罪修正絕不是“曇花一現”，《刑法修正案（九）》中修正的23個輕微犯罪更是一種強勢的宣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繼續貫徹實施、司法權的持續擴張，將使得輕微犯罪的增加成為未來刑法犯罪化的主要組成部分。

第二，更多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行為將被作為輕微犯罪進行處置?！吨腥A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規定的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包括四種類型：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行為以及妨害社會管理的行為。從行為侵害社會關系的性質以及與刑法的對應關系上看，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妨害社會管理的行為主要對應著刑法中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妨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對應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行為對應著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侵犯財產罪。由于公共安全、人身權利較為重要，刑法也對其予以重點保護，治安處罰法中的妨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侵犯人身權利的行為大部分均可在刑法中找到相對應的犯罪行為，且法定刑較重；而侵犯財產權利的行為，作為對人類固有的原始權利，對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感的侵犯的自然犯，也均在刑法中有對應犯罪規定，并隨著財產數額的增加而設置了逐步加重的法定刑。

第三，將出現大量法定刑較低的輕微犯罪。從《刑法》分則法定刑的總體上看，3年以下有期徒刑已經是較輕的法定最高刑了，但《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出現法定最高刑為拘役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則出現了數量更多的法定最高刑為拘役的犯罪，新增法定刑較低的輕微犯罪的趨勢明顯。在司法權擴張的背景下，原本情節較為輕微、損害后果并不嚴重的包括治安違法行為在內的某些非犯罪行為，在被犯罪化后，根據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理應為其配置較輕的法定刑?？梢灶A見，在未來新增的輕微犯罪中將會出現更多的法定最高刑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包括法定最高刑僅為拘役、管制，甚至法定刑僅為罰金的犯罪。

四、我國輕微犯罪立法趨勢帶來的影響

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犯罪的增多將改變我國現階段“重罪重刑”的現狀，給我國建立在此之上的刑法體系、制度和相應的司法實踐活動帶來巨大的挑戰。

（一）對刑法體系的挑戰

我國刑法采取了“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要成為刑法中的犯罪行為必須滿足一定的定量因素的要求，由此“設定了一個從合法到違法、從一般違法到嚴重違法再到犯罪的行為階梯，在制裁手段上，行政制裁與刑事制裁的二元體制被稱為中國特色的制裁體制”［3］。刑法中輕微犯罪的大量設立，將縮小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之間的區別，模糊兩者之間的界限，“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的操作空間越來越小。在此趨勢下，我國未來極有可能不再采取二元制裁體系，而是發展為僅有刑事制裁的單一制裁體系。

（二）對刑法制度的挑戰

整體上看，原有的《刑法》分則罪名的法定刑較高，刑法中不少制度的設計都是建立在“重罪刑法”的基礎之上，而隨著輕微犯罪增多，“重罪刑法”的結構逐步輕緩化，部分原先的刑法制度（包括犯罪制度和刑罰制度）可能與新的結構并不十分契合，需要予以有針對性的調整。如《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第69條中并未規定不同種有期自由刑的數罪并罰原則，在幾乎所有的分則犯罪的法定刑均包含有期徒刑的情況下，未規定不同種有期自由刑的數罪并罰確實并不會給司法實務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司法實務中完全可以通過升格或降格宣告刑，將本為不同種有期自由刑變為同種有期自由刑來回避這個問題。但是當刑法中出現法定刑中不含有期徒刑的犯罪的時候，前述的操作方式便毫無余地了?！缎谭ㄐ拚福ň牛芳皶r地規定了不同種有期自由刑數罪并罰的原則正是為了應對輕微犯罪增多趨勢所作的調整［4］。

（三）對訴訟程序的挑戰

從宏觀上看，輕微犯罪數量的增加，犯罪圈的擴大，必然導致案件數量的增加。從微觀上看，輕微犯罪的行為輕微性往往導致其易于實施，對單個犯罪而言，輕微犯罪案件數量高于重罪案件數量。上述兩個因素會導致隨著輕微犯罪的繼續增加，未來需要處理的案件數量大幅增加，這將使得本已不堪重負的刑事司法資源更加捉襟見肘。為了提高訴訟效率，合理分配刑事司法資源，將其重點用于更為重要的重罪案件的處理，應當為輕微犯罪案件的處理設計快速、高效的訴訟程序。2014年開始，我國展開了為期兩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試點，針對符合條件的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盜竊、詐騙、搶奪、傷害、尋釁滋事、非法拘禁以及毒品犯罪、行賄犯罪、在公共場所實施的擾亂公共秩序犯罪情節較輕、依法可能判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單處罰金的案件，適用速裁程序，即對一些司法上的輕微犯罪案件設計了專門的應對程序?？梢钥紤]在此試點基礎之上，未來擴大速裁程序適用范圍，針對立法上的輕微犯罪案件設計專門的訴訟程序。

（四）對司法救濟的挑戰

首先，從辯護的角度上看，輕微犯罪案件的危害行為較為簡單，危害后果較為輕微，可辯護的爭點較少，同時所受到的刑罰處罰也較為輕微，能夠帶來的經濟收益較低，辯護律師對于參與此類案件的積極性不高。其次，如果未來針對輕微犯罪案件設計了專門的訴訟程序，該程序最大的特點即在于訴訟花費時間較少、效率較高，但這種時間上的局限性可能導致辯護律師不能及時介入案件當中提供法律幫助。這都將影響到輕微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司法救濟的權利。雖然輕微犯罪案件中犯罪人可能受到的刑罰處罰較為輕微，但是其仍然應當有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雖然輕微犯罪案件訴訟程序可以快速、簡便審理案件，但犯罪人所應當享受的法律權利必須得到同等的保障，減程序但并不能減權利。所以，應當建立完善的相應機制，如律師值班制度等，充分保障輕微犯罪案件中犯罪人的合法權利。

正如前文所述，數年之前便有不少學者有感于國外的犯罪分層制度的優點，提出應當在中國刑法中采取犯罪分層制度，建立重罪制度和輕罪制度。但在當時“二元制裁體系”穩固的環境下，在原有的整體法定刑偏重的“重罪刑法”的基礎上討論構建輕罪制度，論證理由確實略顯不足。而近年來明顯的輕微犯罪立法趨勢，以及其所帶來的眾多挑戰，使得輕微犯罪制度的建立不再是學者們的自說自話，而是存在著現實的緊迫性。應當在刑法分則中單獨設立輕微犯罪，并在總則中為其設立相應的配套制度，以及在刑事訴訟法中設立專門的輕微犯罪案件訴訟程序。

［1］黃京平.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時代含義及實現方式［J］.法學雜志，2006（4）：10-12.

［2］孫笑俠.司法權的本質是判斷權——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十大區別［J］.法學，1998（8）：35-37.

［3］盧建平.犯罪門檻下降及其對刑法體系的挑戰［J］.法學評論，2014（6）：68-76.

［4］王爍.輕微犯罪化視野下不同種有期自由刑的數罪并罰［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6（1）：65-70.

責任編輯：趙新彬

The Trend and Influence of Minor Off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mendm ents of Crim inal Law

Wang Shuo
（School of Artsand Law,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Influenced by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and the rearrangement of the state power,there is a strong trend of criminalization of minor offences in the Amendments of Criminal Law recently.The trend would last for a long time and become the main content of amending criminal law.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to the system of the criminal law,th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nd the legal aid,the minor offences legal system must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criminal legislation;the Amendments of Criminal Law;minor offences

D924

：A

：1009-3192（2016）06-0062-06

2016-11-25

王爍，男，江西萬年人，法學博士，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刑法學、刑事政策、犯罪學。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刑法中的輕微犯罪制度研究”（項目號：16FXC02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