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鏡像的啟蒙精神

薛健　包大為

摘要：啟蒙精神是人類步入近現代歷史的一個指向標，是人類創造近代文明過程中具有基礎地位的本質力量。啟蒙精神為理性重新樹立了權威，為科學技術和實證知識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但是，成為宰制力量的啟蒙卻欲圖通過對象化的定義為“自我”尋求確證的根據，并以存續合理性的現實與歷史體系為目的，將知識和邏輯的形式加諸于人類與世界的自然存在之上。在啟蒙精神之中，人類雖然得到了作為鏡像的自由與解放，但是卻無法阻擋基于實踐和生存的歷史推動著人類走進對啟蒙的反思和批判。

關鍵詞：啟蒙精神；自我；理性主義：歷史觀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3-0067-05

如果黑格爾哲學可以被視作是啟蒙—理性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則在其之后，對形而上學的哲學史進行的反思與批判成為新的哲學研究主題。盡管缺乏一致的聲音與口號——實證主義與存在主義、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虛無主義與相對主義等等流派都在哲學史的復古與展望之維度上開始其自我理論之構造，但是毋庸置疑，“啟蒙批判”是這個后啟蒙時代大多數主流哲學的鮮明方向。作為文明之鏡的啟蒙的權威與神話一旦被擊碎，人類必然將在不適與迷茫中學著將現實與歷史、自我與他人、社會與自然直接通達?！皢⒚傻木V領是要喚醒世界，祛除神話，并用知識替代幻想?！眴⒚烧厥加谌祟悓o知與自然狀態的反抗與疏離，它為人類走近現代文明與工業社會提供了作為“確定知識”的科技、哲學與道德，以理性主義為核心的啟蒙精神在文明的進程中是如此的舉足輕重，以至于一切以知識的形式為后世傳承與發展的現代社會與文化已然成為了啟蒙精神的鏡像與注腳。

一、啟蒙之鏡中的自我

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潮肇始于笛卡爾的反思，就實質內容而言，啟蒙精神不過是理性主義視角下的主體性自我實現的話語平臺與理論途徑。笛卡爾的反思發端于對感性與表象世界的懷疑，終止于“我思故我在”這一自我確證的邏輯關系。在這其中，“思”成為了明晰確切的“我在”之條件，并且為“我在”賦予了實質的形式，即“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笛卡爾反思的命題為后世的哲學最終擺脫神學和自然走向人自身的確認提供了可能，它使“自我”成為啟蒙時期哲學的首要主題，并使得所有啟蒙精神所涵蓋的價值與理想都附著于這種自我之上，直至斯賓諾莎，他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要基礎這句話，包含了整個西方文明的真正原則”。在反思的層面追問“自我持存”的途徑、價值和意義，是啟蒙時期各種歷史實踐與哲學理論產生的促發點。至康德時，對于啟蒙的定義已經十分明晰：啟蒙就是指使得“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是指沒有能力運用自己不經他人引導的知性”?？档滤庵傅膯⒚墒聦嵣蠟槔硇灾髁x傳統中的主體性劃定了界限，這個界限是知識的界限，即一切超出理性與知性的“不成熟狀態”都將無法獲得文明與自由世界的認可。

在理性的光環下，啟蒙由此獲得了對主體性的獨家審判權力，一切現實中的價值與意義，以及在這些價值驅動下開展的政治經濟之歷史實踐，都始終向著啟蒙為主體指明的方向而運動。寓居于時間和空間中的真實的、多維的“自我”，在啟蒙之鏡中，被反射成一種二維的、平面化的鏡像，在這種被鏡像化了的存在狀態中，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融是被遮蔽的，“自我”在世界中鮮活的存在被抽離了具體的質料，而徒留被理性所把握的平面的定義和邏輯體系。

一方面“自我”的存在成為了定義的附庸，主體和客體之間僅存以理性為中介的對象性關系?！拔摇钡降资鞘裁?？尼采對于笛卡爾的解答懷有強烈不滿且憤怒的情緒，他曾說“‘思若是條件，則‘我是受制約的；因此，‘我只是一個綜合，此綜合是由思本身制造的”?！白晕摇钡拇嬖诔蔀榱吮恢远x的結果，“自我”與世界的聯系也成為了思維運動制造的現有之物，而這種被制造出來的“自我”完全依賴于與知識的符合，而非生命真實完整的展現。作為定義和語詞存在的“自我”因而獲得了被抽象之后的形式，即作為鏡像的存在，與其他存在者之間始終隔絕著定義內涵與外延之間的界限和鴻溝?！爸黧w和客體之間的距離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與其通過占有物而獲得的事物之間的距離為基礎的?！敝黧w與客體之間的對象化關系與二者本質的抽象化有著內在緊密的聯系，啟蒙以主客體的距離來確證主體的絕對存在，又通過這種被鏡像化了的抽象關系來進一步推動主體實踐不斷投入自在的主客體對立的運動當中。

另一方面，“自我”與自然的關系被鏡像化為占有與被占有的關系，原本作為人類所寓居的環境的自然成為了僅僅具有器具性的存在。長期以來，盡管唯物主義并不是啟蒙時期的哲學主流，但是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在啟蒙的護佑之下的爆炸式發展，卻最直接地體現了啟蒙時期人類對于自然的態度，即將自然作為認識、改造和占有的對象。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唯物主義的哲學理論，在理論演進過程中也同樣存在著關于物質的爭論。如普列漢諾夫認為，“我們關于物的形式和關系的表象不過是象形文字；但是這些象形文字是準確標記著這些形式和關系的”。作為批駁者的列寧則認為“物質是標志著客觀實在的哲學范疇，這種客觀實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的感覺所復寫、攝影、反映”。雖然在直觀上看來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關于人與物質的關系有所相異，但是究其根本，都沒有跳出對物質和自然的狹隘理解?！白晕摇痹诖思茸鳛閱⒚删裰吕硇耘c邏輯的鏡像，又成為被概念化了的自然界的鏡子——將自然界作為了“自我”追求“主體性”和“自由”的工具與鏡像。

最終，隨著啟蒙承諾給人們的自由與富足在工業和科技的發展中得到鏡像化的呈現，啟蒙就成為了自在的文化，成為了宰制一切語言、思維和道德的力量，成為了一種難以得到反思的前見。尼采將啟蒙稱之為欺詐，他說“對于人民進行啟蒙，所有教士之所以能夠成為教士，就是因為他們具有一種敗壞的良心，對于國家來說，也同樣如此。這就是啟蒙的任務：讓諸侯和政客們清醒地認識到，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徹頭徹尾的欺騙”。相對于迷信和蒙昧，啟蒙的確是為人類帶來了理性之光，讓人更能夠成為人，讓人能夠開始展望擺脫政治與宗教桎梏的可能。但是當啟蒙本身也被披上了神話般的外衣，甚至被工具化為一種審判工具，則會使啟蒙精神失其本意。正如?？滤?，“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弊晕覙税駷椤白晕页执妗钡膯⒚膳c理性，在走到極端之時，成為了取消“自我”的宰制力量。

二、啟蒙鏡像中二維的歷史性

盡管具體理論形態經歷了多番變化，但是形而上學哲學體系始終堅持的理論根基就是對同一性的追求。以理性主義為核心的啟蒙精神，必然也無法避免在同一性之維中去創造各種概念和方法，并通過對這些概念的申辯與實踐逐漸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皬陌烷T尼德到羅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號，旨在堅持不懈地摧毀諸神與多質?！眴⒚删裰阅軌蜉p易地將人類拉出主客不分的混沌狀態，之所以能夠將人類從此穩固在遠離他人與遠離自然的獨立主體性之中，就在于對同一性的“完美詮釋”。

對于人類歷史，正如對待“自我”和主客體關系，啟蒙精神仍然秉持著理性的絕對權威，將歷史納入某種絕對化的定義或者精神當中，將人類在不斷與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通過實踐所創就的歷史鏡像化為某種體系的框架，或者鏡像化為某種精神的分有。歷史因而失去了其完整的質料和意義，被啟蒙強加了某種神秘的客觀形式。正如黑格爾認為的：“世界歷史是一個法院，因為在它的絕對普遍性中，特殊的東西——即在現實中形形色色的家神、市民社會和民族精神——只是作為理想性的東西而存在，在這個要素中，精神的運動就在于把這一事實展示出來?！本唧w的歷史在黑格爾的邏輯體系中完全成為了絕對精神運動的附屬物，成為了絕對精神作為現實表征的鏡像，成為了精神運動的分有。盡管作為理性主義哲學巔峰的黑格爾對歷史做了抽象和鏡像化的解讀，將歷史呈現為空洞和干癟的軀殼，但是在形而上學和啟蒙傳統中的歷史觀的特點遠不止于此，實證主義與歷史決定論更是將歷史推向了二維的、機械的與喪失現實意義的境地。

首先，被實證化了的歷史觀，徒留作為歷史學的材料堆砌，成為了知性能夠準確把握的歷史數據與歷史賬單。

實證主義者是否定歷史有其規律的，但是這種否定卻并不見得是徹底的，因為當作為斷言的“歷史客觀規律”被擊碎之后，實證主義者卻并沒有返回歷史本身去考察歷史的意義，而是將歷史作為知性研究和把捉的客觀對象，將自己置身其中的歷史運動看作為完全置身事外的死物。但是，歷史的運動畢竟不僅僅遵循著知性的邏輯，而更是遵循著實踐的軌跡不斷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事實上已經用現實可見的世界擊倒了被實證化了的歷史?！爸缘奶摷僦斏鳑]有避開整體的問題，而理性的自信也未能躲過境況的問題。知性被引入到革命問題中，而革命沒有使知性的困難消失，它重新發現并放大了它的各種困難?！眴⒚蓪⒖茖W推上了人類精神的王座，科學的實證性卻并不能徹底概括人類所面臨的所有問題，因為如歷史這般鮮活的存在，無法像科學實驗，以再現的形式被知性來研究和把握。盡管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者可以不斷做出論斷，并將其聲稱為科學、理性與客觀的“歷史”作為現實歷史的概括，但是這種概括歸根到底還是黑格爾那樣的對歷史的鏡像化，是近代以來非常流行的“偽科學”的典型代表，即將從思維中得出的原則作為永恒的鐵律，一方面硬塞給歷史和現實，另一方面作為其研究的出發點，用僅憑思想得出的模式、方案來構造現實衂。

其次，歷史決定論者和庸俗歷史唯物主義者，甚至以尚未達到啟蒙精神的標準為歷史制定了某種“邏輯的格”。這種歷史觀不僅成為馬克思主義批判的對象，也成為啟蒙精神本身批判的對象。

黑格爾將歷史理解為是精神運動的過程，即“精神的歷史就是它自己的行為，因此精神僅僅是它所做的事，而它的行為就在于把自己，在這里是作為精神，變成它自己意識的對象，并在對自己解釋自己中把握自己”。這種在歷史觀中將理性主義的啟蒙精神中推向極致的論點固然是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甚至被現實歷史實踐和后世哲學理論所證明是一種理性的狂妄與虛誕，但是，有一種比其更加悖謬的歷史觀在近世卻屢見不鮮，即機械歷史觀、庸俗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決定論。此三者事實上同為一物，都是以一種機械和固化的“客觀規律”來總結與預測歷史，并將這種“客觀規律”——外在于人的意志和精神的規律作為不可懷疑的教條。這種冠以唯物主義的歷史決定論事實上最終走向了歷史觀的“唯意志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為作為極端的歷史決定論，勢必將現實中的一切都否定和曲解，以期用削足適履的方式來為作為斷言的“客觀規律”辯護。但是要最終批駁這類被扭曲的歷史鏡像，還是需要回歸作為真實存在的歷史，而非求諸于同樣作為啟蒙鏡像的實證主義之歷史觀。如波普爾所言：“任何規律，無論它是用任何方式提出來，在它被科學認真地認可之前，都必須由新的情況來檢驗?？墒?，如果我們永遠只限于觀察一個獨一無二的過程，那我們就不能指望對普遍性的假說進行驗證，不能指望發現科學所能接受的自然規律?！笨茖W理性在波普爾這里超越了其適用的界限，理所當然地將歷史作為了實驗室里的客觀對象來研究，但是這種追求歷史的科學客觀性的企圖，最終還是被實踐的具體歷史證明為是一種徒具形式的啟蒙鏡像。

最后，在啟蒙之鏡中被二維化的歷史，成為了現實合理性的倒影，歷史批判成為了浮于表面的文學字眼和無關痛癢的牢騷。

歷史是每一個理性的個體對自身合理之目的進行實踐的場域，也是這種實踐最終匯成的時空狀態，因此，歷史并不具有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它不僅應當被作為活動的結果去研究，更應該被視作是活動本身去理解。然而，按照黑格爾的理解，“歷史是精神的形態，它采取事故的形式，即自然的直接現實性的形式，因此，它的發展階段是作為直接的自然原則而存在的”，因此，啟蒙主義的歷史觀既不需要忠實于完整的歷史圖景，也不必回歸作為自然流變的歷史過程，而是直接褫奪了歷史作為“去存在”的精神性與實踐性內容。啟蒙之鏡所能夠容納的只是作為現實合理性直接確證的形式和“有效內容”，即能夠與現實合理性的定義和知識體系相符合的被抽象之后的“歷史學”，一旦超出知識界限和先驗基礎，歷史內容就被啟蒙之鏡二維化的圖景遮蔽于無法直觀的隱喻或禁閉之中?！罢軐W家參與歷史只限于他這種回顧既往的意識，因為真正的運動已被絕對精神無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學家是事后才上場的?！闭\然這種歷史態度毫不妨礙那些將自己置身歷史和實踐之外的啟蒙哲學家們繼續堅持作為鏡像的自由與解放理念，期冀在理性的光芒之下永恒地作為人類文明的宰制者，然而這種二維的歷史鏡像卻失去了歷史本真的生命力，并失去了講歷史批判最有意義的現實維度和存在維度。

三、中介化的世界

“如同神話已經實現了啟蒙一樣，啟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話?！弊匀灰坏┏蔀閱⒚蓵r期人類文明的一個環節，成為了人類知識的一個定義。成為人類勞動的一個單純對象，就無法再保持與人類對話的地位了。在啟蒙所確立的主客體相分的關系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甚至成為了這種主客體關系當中最為卑賤的一種關系，因為自然被不斷表征為只不過是一種語詞、一種欲求的對象和一種可隨意改造的工具，甚至失去了作為“自我”的直接對象的資格，成為了各種合理化關系的中介，即成為“自我”的本質力量內在矛盾的中介，成為人類實踐過程中各類矛盾關系的中介。

首先，在啟蒙的語境中，作為客觀對象的世界被排除于意志和情感之外，只能被理性所駕馭。

海德格爾意義上的作為“家園”的世界，在啟蒙主義的世界觀中不過是一種中介，不過是需要被鏡像化地理解的質料。笛卡爾為啟蒙精神定下了理性主義的基調，盡管他承認意志主宰著理性王國之外的范圍，但是唯一可靠的“我”——主體卻只能通過理性和反思才能夠被確立。因此，笛卡爾之后的哲學就在理性對主體的絕對宰制中進一步延續。斯賓諾莎認為，“理性克制感情，管轄感情”。反映了啟蒙語境當中“自我”內在的基本對象性關系，即理性與意志之間不對等的地位。直至康德，雖然他肯定人是自由意志的主體，但是人的自由的實現并不是因為人的意志本然地趨向于自由，而是在于理性賦予了自由意志能夠合法發揮的框架與形式。自由意志作為causa noumcnon，即實踐的本體因和質料，除了“只是作一種實踐的運用外，并不保有作任何別的運用的權力”。在實證知識的領域，意志完全沒有獨立的地位，始終作為理性的附庸和奴仆，至多只是作為人們在與欲求、把握的對象打交道的過程中的直觀形式存在著。

世界，自從被剝奪了“怪力亂神”的原始外衣，就淪落為了人類的認識與實踐對象，成為了語詞的“指稱”，即定義與概念的對象。成為“指稱對象”的世界已然失去了其獨立地位，成為了意志的質料和理性加工的材料，因此，盡管世界有時被描述為客觀存在，但是這種客觀并不是為了突出世界對于人受動的一面，而是為了突出世界作為理性與意志之間中介的一面，這種將世界剝離出思維和價值的抽象，只不過是以世界被抽離了實存的軀殼來反映“‘意義與‘客觀對象之間的一種‘游離或‘浮動的關系”。

其次，世界成為解釋精神合理性運動的中介。

理性是人類本質力量無可撼動的統治者，是賦予“自我”和主體以合理性的唯一力量?？茖W是理性化的文明最為顯在的本質力量之對象化，作為科學崇拜者的實證主義，將真實性、同一性和符合性作為人與世界關系實存性的絕對標準。在這種科學理性大行其道的啟蒙精神中，“真實性凱旋得勝，認識卻被限定在其重復性之中，思想則成了同義反復”。然而這種狹隘的物化后果卻并不局限于人的自我存在，更延伸至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世界與自然界只不過是作為實踐的對象和結果存在，只不過是作為解釋精神運動的歷史合理性的中介?！皢⒚煽偸前焉袢送握摦斪錾裨挼幕A，即用主體來折射自然界”，原本寓居于自然的世界和人類，都不過成為了這種反思性的主體的倒影，世界與人類是否能夠真正達致和解，并不是這種“自我”所關心的話題，保持和鞏固與作為定義的“自我”的符合，是主體性發揮自身能動力量的意義所在。至于“超自然物，比如精神和神靈都是人們自身畏懼自然現象的鏡像”，對外在對象的任何形式的畏懼和無知，都被啟蒙定義為蒙昧與野蠻的非法內容。盡管作為有限存在的人類對于許多超出現實解釋力的事物有著揮之不去的畏懼情緒。但是這種情緒在啟蒙精神的要求下只能被、也必須被合理地理解為是“自我”的鏡像——人類必須說服自己對于有限的畏懼只不過是一種“自我”創造的幻想和虛誕而已。

最后，作為中介的世界促成了自由與宰制之間的“和解”。

“把合理性等同于今曰哲學教條的情況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自康德以來哲學一直以為文化提供一種永恒的中立框架為己任。這個框架是圍繞著探討現實和文化的其余部分間的區別來建立的?！眴⒚墒冀K要維護自己所開創的被冠以文明時代的合理性，并為現實合理性的存續與解讀提供語言和思維的框架——這種框架可以被視作是中立的純粹工具性的文化形式。但是啟蒙始終不能回避在實現了啟蒙與政治解放之后仍然存在的自由與宰制之間的“和解”問題。一方面，“啟蒙用理論排除了差別，把情感看作‘類似于直線、面積和體積的問題一樣”。理性對意志和情感的宰制雖然總是能夠找出自圓其說的“普遍性”和“客觀性”的理由，但是作為感性與肉體存在的人類而言，這種鏡像化的、作為定義的“理性自由”并不能說服所有人去無條件接受。即使接受了，也只不過是依照工具理性的計算邏輯將自己的意志自由等價交換為合理性文化的“承認”與“接受”。另一方面，“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種自然事物變成可以再現的，并把這一切都用到工業的支配過程中，在這兩種支配下，正是獲得自由的人最終變成了‘群氓，黑格爾稱他們是啟蒙的結果”。作為啟蒙精神之“歷史運動”結果的當代工業文明，將人的存在和生產對象同一化為統一的標準和體系，雖然人獲得了作為抽象定義，即分工對象的合理勞動的自由，但是卻始終處于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之中，勞動者不斷被作為獻祭給自然和社會發展的犧牲，而統治者則不斷用各種抽象的理論來為這種與文明格格不入的現實進行修飾和偽裝，以期抽象的“自由”和直觀的“宰制”之間能夠達到盡量長遠的“和解”。然而，在這種啟蒙所進行的“大眾欺騙”與“自我欺騙”的“和解”中，作為交換物和價值附著物的世界，畢竟不會被這些無力的概念和定義徹底抹去其作為自在存在的本質，它會一次又一次以最為感性的饑餓、壓迫和沖突將深陷啟蒙鏡像的人們驚醒。

毋庸置疑，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為現代文明的產生與迷信蒙昧的揚棄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論力量。但是，當理性自身以啟蒙的名義始終占據著宰制一切現實生活和支配一切歷史解釋的絕對權威地位時，其原本為人類帶來不斷解放的內在動力，即回歸現實的批判力就會因對合理性的依戀而消解。當啟蒙異化為對“自我”的徹底欺騙、對自然的徹底對象化統治，以及對人與世界現實存在的否定性力量時。它也就必然走向其反面，而作為工具的啟蒙精神也必然失去其本真的價值追求和意義展現。如果說啟蒙意識在18世紀不過是將社會剝削、客觀自然進行鏡像化的意識形態理解，那么今天的啟蒙意識則致力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政治危機和文明沖突的鏡像化理解。因此，對啟蒙進行辯證批判和展望后啟蒙哲學，是黑格爾之后重要的哲學主題，也是馬克思主義進行現代性批判的一個主要方向，同時還是現代人本主義思潮和存在主義哲學最終擺脫形而上學和古典哲學體系的重要推動力。

（責任編輯 胡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