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因素及未來研究展望

□杜義飛 萬青松 陳麗華

[電子科技大學 成都 611731]

新興市場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因素及未來研究展望

□杜義飛 萬青松 陳麗華

[電子科技大學 成都 611731]

通過回顧國外關于新興市場企業國際化的實證研究，依據多種理論視角，從個體、團隊、企業、產業和國家五個層面對影響新興市場企業國際化的因素進行了歸納，并對現有研究進行了總結，對該領域的未來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新興市場企業；國際化；影響因素

引言

過去20多年，新興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和巨大轉變[1]，來自于這些市場的企業也正在加速融進全球經濟[2]。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新興市場企業（Emerging Market Firms，以下簡稱EMFs）①隨著新興經濟體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經濟的騰飛開始大規模地國際擴張[3]。以1995年為例，發展中國家的FDI占全球FDI流出總量的14.9%[4]，2013年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了32.2%[5]。盡管目前發達國家仍然是外向FDI的主要來源，但是來自于新興經濟體國家的FDI外流已經顯著地上升[5]，成為了國際化舞臺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種現象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形成了大量關于EMFs國際化的研究成果。然而學者們更多的是從單個層面對其研究，被認為是小而分散的少量理論與實證的結合，缺乏一個整合的理論研究框架[6]。Hitt認為應該找到一個整合的框架，通過發展一個更加復雜的理論模型來理解這些實證研究的多層關系[7]。因此，本文嘗試整合多種理論視角，從多個層面對影響EMFs國際化的因素進行了綜述，并對未來研究方向進行了簡要的展望。

關于國際化的表述有多種方式，以下這些術語，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海外擴張（foreign expansion）、國際擴張（international expansion）、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或FDI）、出口（export）、跨境并購（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或 merger and acquisition或 M&As或M&A）等均表示一個企業涉足外向國際化[6,8]。此外，考慮到關于新興市場的類似表達還有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nomies）、新興國家（emerging countries），因此，本文以“emerging”（新興）和不同表述形式的國際化作為關鍵詞，利用外文數據庫Elsevier、EBSCO商業信息庫、ABI/INFORM、Emerald全文期刊庫進行檢索。在檢索過程中，本文排除了書籍、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和其它沒有標注出處的英文出版物，只關注同行評審的英文期刊文章，因為期刊文章可能是所處領域內最有影響力的作品[9～10]。檢索完成后，通過泛讀和精讀相關主題的文章，刪除了定性研究文章，最終獲得45篇關于EMFs國際化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文章。

一、EMFs國際化影響因素

目前有大量的研究聚焦在企業國際化，這些先前的研究也檢驗了許多影響企業國際化的因素[6]。Kirca等通過搜索前人關于國際化的研究文獻，利用元分析的方法發展了一個從個體到國家的多層面框架[6]。當然，其他學者對影響因素的分類方式實際上并無本質差異，基本是以企業邊界為劃分標準[11]，但本文認為 Kirca等的分類方式能更全面、更細致地反映出影響企業國際化的因素，因此，本文采用Kirca等的做法。

（一）個體層面影響因素

個體層面的探討集中在企業創始人和經理人員海外或國際化經歷。Filatotchev等以新興市場高科技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發現相對于本地創業者，海歸創業者擁有更多關于海外市場的一般性知識，因而更容易促進企業國際化，提高它們的出口導向[12]。Wood等發現，對新興經濟體新創企業來說，創始人的海外經歷將增加企業早期國際化的可能性，因為擁有海外經歷的創始人會意識到企業國際化越早，企業就越容易學習東道國環境和適應類似于東道國的競爭對手[13]。Tan和Meyer則驗證了經理人員的國際經驗有助于EMFs集團的國際擴張，但經理人員與當地商業群體的緊密聯接又會降低EMFs集團的國際化水平[14]。

（二）團隊層面影響因素

團隊層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高管團隊（Top Management Team，以下簡稱TMT），與個體層面類似，學者們對TMT的國際化相關經歷尤為關注。如Sahaym和Nam發現TMT的全球管理經驗能夠幫助企業解決國際化過程中遇到的復雜問題和不確定，促進EMFs國際多樣化[15]。Kalasin認為，擁有大量國際化經歷的TMT對外界變化更加敏感，更可能采取一些冒險的措施來使EMFs進行研發國際化以達到追趕在位者的目的[16]。Agnihotri 和Bhattacharya基于高階理論，綜合考察了TMT特征對EMFs出口強度的影響，發現TMT的教育水平、國際化經歷、異質性與企業出口強度正相關，而TMT的年齡負向影響企業出口強度，TMT任期與企業出口強度存在著倒U的曲線關系[17]。

（三）企業層面影響因素

企業層面影響因素是學者們最關注的因素，主要包括企業規模、資源和能力、戰略導向、企業網絡、公司治理和其他方面。該分類方式除了參考陳勁等[11]的做法，主要還是根據學者們研究的內容來進行劃分。

企業規模

企業規模會影響EMFs的國際化進入模式以及國際化程度。Esperan?a和Hill將出口到直接投資確定為進入模式水平依次提高，發現企業規模與進入模式正相關[18]。Klimek發現規模越大的新興市場跨國企業越可能選擇并購進入的方式，而非綠地投資[19]。Chiao等對國際化程度進行研究，發現新興市場的子公司的規模越大，子公司的內、外向國際化程度均越高[20]。

資源和能力

國際化經驗這種重要的無形資源對EMFs國際化至關重要。Luo等認為新興市場的私營企業缺乏國際化經驗，通過與國外合作伙伴的內向國際化獲得的國際化經驗可以促進企業的外向國際化[21]。Rabbiosi等發現，新興市場跨國企業國際收購經驗越豐富，在發達市場進行資產尋求型跨國收購的可能性就越大[22]。Khavul等以新興經濟體的新創企業為研究對象，驗證了企業的國際化經驗與它們的國際化戰略導向正相關[23]。Chiao等發現新興市場跨國企業的國際化經驗越豐富，就越可能選擇全資擁有子公司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24]。除了國際化經驗，Ayob等發現內部金融資源會促進新興經濟體中小企業的出口[25]。

區別于資源，學者們研究了各種能力在EMFs國際擴張中的作用。Yiu等發現，企業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與EMFs的國際擴張存在正向關系[26]。Li 和Ding基于傳統的國際化理論，將企業的能力視為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主要形式，驗證了EMFs能力與其國際化強度正相關[27]。Yang等認為，吸收能力越強的EMFs從事戰略資產尋求型FDI的可能性越大，因為較強的吸收能力能幫助企業準確地評估戰略資產的價值，有效地將戰略資產與企業內部現有的資源和能力結合和整合起來，最終才能保證企業將獲取的戰略資產成功運用到商業終端[28]。Chiao等發現，新興市場跨國企業的研發能力越強，就越可能選擇全資擁有子公司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市場[24]。Gao等基于資源基礎觀發現，EMFs的成本領先能力對企業出口傾向和強度均正相關，而差異化能力只與出口傾向正相關，與出口強度并未表現出相關性[29]。

而Yamakawa等基于資源和能力的視角，發現EMFs通過國際化進入發達市場的驅動因素包括在國內缺乏聲譽、擁有更多國際市場知識存量和技術知識存量以及尋求新知識流的機會[30]。

戰略導向

Elango和Pattnaik認為，EMFs很難在國際市場上擁有重大的差異化優勢，通常選擇基于成本的戰略更可能在國際市場的擴張中獲得成功[31]。Liu等發現，創業導向與EMFs國際化水平正相關，而市場導向與EMFs國際化水平呈現倒U的關系[32]。Wood等以新興市場的新創企業為研究對象，關注了兩種國際市場導向，認為那些在組建初期就將注意力瞄準在國外顧客偏好上的新創企業和在新產品出來之后沒有率先在國內顧客身上進行測試的新創企業將變成一個早期國際化者[13]。Ayob和Senik考察了競爭戰略對新興經濟體的中小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發現差異化戰略和成本戰略與企業出口等發達國家負相關，而與發展中國家正相關[33]。Liu等基于動態能力的觀點，發現戰略靈活性與EMFs的國際擴張正相關[34]。Singal和Jain認為，企業愿景對企業的TMT形成了一股推力，特別是在新興經濟市場“脆弱的”制度環境下，企業“走出去”的愿望會更強烈，“強烈的”企業愿景會促進EMFs國際化[35]。

企業網絡

企業網絡為企業提供了一種獲取外部資源的通道[59]，這些資源往往在EMFs的國際擴張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Yiu等基于制度經濟學視角，認為新興經濟市場缺乏合理的法律框架和穩定的政治結構會導致不發達的戰略要素市場，與母國商業網絡聯接和制度網絡聯接能夠為企業提供可以替代外部不發達市場的重要資源，進而促進EMFs國際化的擴張[26]。Elango和Pattnaik發現EMFs普遍缺乏國際化經驗，企業可以從母公司網絡獲得這種重要的無形資源，因而，母公司網絡的范圍和國際化經驗程度會正向影響企業的國際化程度[31]。Filatotchev等以新興市場高科技中小企業國際化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的全球社會網絡會影響企業的出口導向[12]。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幾乎集中在企業所有權的研究上，包括所有權屬性、集中度等。Singh和Gaur發現，家族所有權企業和機構所有權企業更容易作出國際化的決定，有利于EMFs國際擴張[36]。Hu和Cui基于公司治理視角，通過整合資源基礎觀和代理理論發現，國內機構所有權水平和國外企業所有權水平與EMFs的外向國際化傾向均正相關，而國有企業相比于私營企業并未表現出更高的外向國際化傾向[37]。Elango和Pattnaik認為，國外合作伙伴的加入便于EMFs獲取母公司網絡之外的其它市場和技術，因此，國外合作伙伴的所有權程度與企業國際化程度正相關[31]，Gaur和Delios也發現國外所有權會促進EMFs的國際擴張[38]。Hong等發現，EMFs的海外投資水平要受到國家所有權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隨著國家地區市場化程度的增加而減弱，隨著企業所在產業被政府鼓勵強度的增加而增強[39]。Bhaumik和Driffield發現，擁有國外股權的EMFs可以更好地與國外投資者建立聯系，幫助它們更好地學習關于海外市場的制度和商業環境，增加它們的海外市場知識，從而促進EMFs的外向FDI[40]。

在所有權集中度方面，Lu等綜合考察了公司治理對EMFs出口決策的影響，外部董事的比率、CEO所持股權的比率會正向影響企業的出口傾向和強度，所有權集中度與企業的出口傾向和強度均呈現倒U的關系[41]，然而Gaur和Delios發現，所有權集中度會正向影響EMFs國際化[38]。

其他方面

企業集團是新興經濟體的一個普遍現象，附屬在企業集團的EMFs更容易獲得資源優勢，因而企業更可能從出口轉向高資源承諾的FDI[42]。Kumar等卻發現，由于企業集團產品的高度多元化容易在內部滋生官僚主義和作出低效率的決定，加之考慮到國際化的風險，導致這類企業不太可能“走出去”[43]。

企業多元化也是學者們研究的對象。Lu等發現，企業在國內產業多元化和地區多元化有利于企業發展組織知識、經驗、技能和團隊協作精神，同時在國內不同產業和不同區域的競爭有利于增強TMT的知識和諸如協調、戰略規劃以及資源分配的技能，這些競爭優勢可以在海外市場進行運用，能夠促進EMFs的國際多元化[44]。Satta等發現，區域間的地理多元化與新興市場跨國企業的國際化速度正相關，而與區域內的地理多元化不相關[45]。

此外，Li和Ding認為，EMFs由于應對外界不確定性產生的模仿性壓力以及在專業領域由于共同的認知產生的規范性壓力都會促進企業國際化[27]。Xia等從資源依賴的邏輯出發，發現EMFs與國外企業的共生性相互依賴、競爭性相互依賴以及合作伙伴性相互依賴均與它們后面的外向FDI活動正相關[46]。

（四）產業層面影響因素

產業環境能夠強烈影響一個企業的國際化決策。產業的開放性越高，EMFs越有可能進行戰略資產尋型FDI，以此來彌補自己的競爭劣勢[28]。對新興市場私營企業來說，在面對高結構不確定性和低產業集中度時，通常展示出更強的外向國際化傾向[21]。Gao等發現，產業的出口導向與EMFs的出口傾向和出口強度正相關，而產業的不穩定性與出口傾向和出口強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29]。

除了產業環境，學者們還探索了產業屬性，如Gaur等發現，相對于制造業，服務業的企業在新興市場國內面臨著更大的競爭壓力，而且它們通過國際化獲得較好競爭優勢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服務業的企業比制造業的更可能由出口轉向FDI[42]。

（五）國家層面影響因素

國家層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指母國和東道國的文化、法律、政策以及資源狀況等因素，相對于東道國來說，學者們更關注母國。

母國的文化、法律、資源和制度（政策）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Ketkar和Acs考察了文化的三個維度：個人主義、男性主義和不確定性規避與新興市場中小企業國際化的關系，發現一個國家層面的男性主義與企業的國際化強度正相關，而與不確定性規避負相關[47]。Sun等發現，母國法律環境開放性程度和金融市場開放性程度對EMFs決定是否進行外向國際化以及外向國際化程度均有正向影響[48]。Rabbiosi等基于組織學習的視角認為，母國為新興市場跨國企業提供了重要的學習來源，母國市場復雜程度越高，知識來源越豐富，新興市場跨國企業越不可能在發達市場進行跨國收購，相反，它們更傾向于（資產）利用型國際擴張[22]。Ribeiro等發現，新興市場技術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是進行傳統國際化還是加速國際化，與母國政府支持性政策有關[49]。Anderson和Sutherland發現，母國的制度支持并沒有使新興市場跨國企業展現出更強的戰略資產收購傾向，這剛好與該領域的主流觀點相反[50]。Li和Ding發現，母國政府政策施加的強制性壓力會推動EMFs進行國際化，從而提高它們的國際化強度[27]。Wang等發現，母國政府的干涉會對企業產生制度壓力，影響企業的國際化戰略決策，附屬的政府級別水平和國有所有權程度均會正向影響EMFs的海外投資[51]。Wu和Chen發現，EMFs在制度發展水平高的市場環境里運營會更愿意走向國外發達市場與其他企業競爭，相反，在一個不穩定的制度環境里運營會限制EMFs海外擴張[52]。除此之外，Soper等認為，新興國家對信息通訊技術的投資將會加強地區之間的相互溝通，有利于企業對海外投資的控制，降低投資的不穩定性和感知風險，促進企業的FDI成長[53]。Gao等驗證了母國的自由市場機制發展和中介機構的發展對EMFs的出口傾向和出口強度均正相關[29]。

EMFs是否進入東道國以及以何種方式進入，主要還是依賴該國的資源狀況，這也符合EMFs的資源（或資產）尋求動機[1]。Li等基于知識尋求的視角認為，EMFs可以通過獲取先進的技術知識來克服自己的后發劣勢和追趕在位者，因此這些企業更傾向于進入那些相對于母國在某一特定產業具有技術優勢的東道國[54]。Deng和Yang基于資源依賴理論，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發現，東道國的金融市場規模、自然資源和戰略資源是吸引EMFs進行跨國并購的重要因素[55]。Chiao等基于交易成本理論，驗證了東道國當地企業擁有的互補性資產價值更高，新興市場跨國企業更可能以合資的方式進入該市場[24]。除了資源，Wood等研究了新興市場跨國企業對非洲國家的FDI，發現這些國家的法律種類、腐敗水平、工資率和教育水平與企業是否進行FDI沒有顯著直接的關系，而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母國的特征[56]。

二、現有研究總結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新興市場經濟體（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這一術語被學者們提出來以后[2]，EMFs國際化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學者們對其實證研究卻是近幾年才興起。本文通過對國外文獻的檢索、回顧和梳理，總結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學者們主要還是圍繞著進入模式、區位選擇和國際化程度這三方面的問題對EMFs國際化進行研究。其中，進入模式的影響因素集中在企業內部，像企業的規模、資源和能力，東道國的技術和資源狀況是影響EMFs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而國際化程度②是學者們研究最多的，貫穿了整個層面，以企業層面和國家層面為主?？偟恼f來，企業層面和國家層面的影響因素是學者們重點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選取的理論視角來看，戰略管理領域的三大主流理論（即資源基礎觀、產業基礎觀和制度基礎觀，Peng等將這三大理論稱為戰略管理領域的“三腳架”[57]）占據了主要位置。資源基礎觀主要應用在個體、團隊和企業層面的分析，產業基礎觀主要應用于產業層面，制度基礎觀主要針對制度環境和制度因素，其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有時并未嚴格區分資源和能力兩個視角，例如Yiu等[26]和Gao等[29]均基于資源基礎觀，探討了企業相關能力，而Yamakawa等[30]融合了資源和能力觀，研究了企業層面的因素。

第三，對各個層面因素進行分析和歸納發現，一是企業內部的國際化經驗或國際經歷對EMFs的國際擴張極其重要；二是企業外部的網絡有利于EMFs建立能力和獲取國際化所需的重要資源；三是制度對EMFs的國際化戰略有重要影響，四是企業集團在EMFs國際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五是EMFs資產尋求動機明顯，母國和東道國的技術和資源狀況是決定企業是否“走出去”以及“走到哪兒去”的重要因素。事實上，這些都反映出了EMFs國際化活動具有獨特性[1]。

第四，從研究情景來看，中國成為學者們研究EMFs國際化的首選，因為中國給“一般性的（EMFs）國際化理論提供了一個特別好的測試案例”[58]?？偟恼f來，現有研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為主，其他國家涉及很少，具體見表1。而對于產業情景來說，學者們更傾向于選擇制造業，因為相對于服務業，制造業企業為國家的經濟增長做出了更大的貢獻，而且在世界貿易中也占據主要位置[33]。

表1　不同國家研究情景分布③

第五，從研究數據的收集來看，絕大多數學者采用二手數據，包括上市公司公開數據、專業數據庫、政府官方公開數據等，少部分采取了訪談和調查問卷收集，例如，Yiu等[26]、Filatotchev等[12]。

第六，在探究影響因素和國際化之間的關系時，大多數學者考慮了調節效應，各自只有一篇文章揭示了中介機理和影響因素之間的交互效應。Yiu等基于資源基礎觀，將公司創業（創新、業務創造、戰略革新）作為中介變量，考察了企業特定所有權優勢（技術能力、管理能力、商業網絡聯接和制度網絡聯接）與EMFs國際擴張的關系。EMFs特定所有權優勢還不足以支撐企業“走出去”，它們需要通過公司創業實現組織轉型，從而幫助EMFs應對它們獨特的外部制度環境和內部企業環境，并且在這個過程中，EMFs可以積累起擴張所需的能力、知識和經驗，最終保證它們成功走向國際化[26]。Yang等研究了吸收能力和產業開放性對EMFs從事戰略資產尋求型FDI的決策影響。吸收能力越強的EMFs越有能力利用母國開放市場產生的知識溢出好處，降低它們對戰略資產的需求，因此，在高度開放的市場，吸收能力越強的EMFs越不可能從事戰略資產尋求型FDI，相反，它們更傾向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從事傳統型FDI，也即是吸收能力和產業開放性對EMFs的戰略資產尋求型FDI產生了負的交互效應[28]。

三、未來研究展望

首先，在現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比較缺乏對中介機理的探討和交互效應的考慮。從本文檢索的文獻來看，各自有一篇文章探討了這兩方面的內容，因此，未來的研究應該深入分析影響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和對EMFs國際化的內在機理。特別是內在機理的揭示能深化我們對EMFs國際化發生機理的認識，有利于深入發展國際化理論[11]。EMFs普遍存在國際化經驗不足、技術能力落后[1]，而社會網絡作為一種信息和知識流動的管道，可以為企業提供諸多益處[59]，特別是隨著網絡在國際化研究中的興起，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從社會網絡等方面探討影響因素作用于EMFs國際化的中間機制。

其次，從理論視角看，制度理論更加適合轉型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并已成為探究新興經濟體的第三個支柱[57]，未來研究可以將制度視角和其他視角進行整合，探索EMFs國際化影響因素的整體理論分析框架。同時，在研究方法上，還可考慮將各種理論基礎所引出的EMFs國際化影響因素放在不同層次上進行分析，形成跨層次的研究。

第三，如前所說，網絡和制度在新興經濟體的研究已經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因為它們能很好地解釋EMFs的一些戰略選擇，但也有學者認為，隨著新興市場的發展，制度逐漸趨于完善，制度對EMFs戰略行為的影響會減弱[2]，同時，一些非正式的關系網絡也隨之減少[60]，這也表明，制度和網絡的影響是漸變的，未來研究可以考慮收集縱向數據探索制度和網絡兩個因素對EMFs國際化影響的漸變規律，從而有可能揭示EMFs國際化行為和路徑轉向與發達企業基本一致的轉折點。

最后，將EMFs國際化影響因素置于特定的情景進行研究[11]。從企業類型上，可以選擇新興市場的新創企業、中小企業、企業集團等典型類型；從產業層面上，可以考慮服務業，比如，制造業在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貢獻中仍占據主要地位的背景下，探究影響因素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異同；此外，在國家層面上，可以針對小型經濟體，雖然它們沒有像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的市場規模，但是更小新興的市場（例如，泰國）通常意味著更緩的市場競爭、更好的市場增長潛力[61]，因此對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影響與大型新興經濟體存在較大的差異。

注釋

① EMFs是指來自新興經濟體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墨西哥等），以這些國家為母國的企業。本文所關注的EMFs是一般意義上的EMFs，并不針對特定的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例如，中國企業、印度企業。

② 關于國際化程度的表述方式有多種，國際化程度（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國際多樣化（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國際擴張（international expansion）等均表示企業的國際化程度（Kirca et al., 2012; 陳勁等, 2012）。

③ 由于少數文章在選取研究情景時沒有明確具體的國家或者同時涉及幾個國家，因此有幾篇文章并未統計在內，有幾篇存在重復統計，從而小計中的總篇數與本文檢索的實際文獻篇數（45）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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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劉 波

Influencing Factor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and Future Research

DU Yi-fei WAN Qing-song CHEN Li-hua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By reviewing empirical research abroad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this paper generalizes factors which effec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team, firm, industry and country, summarizes extant study,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Emerging market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F722.4

A [DOI]10.14071/j.1008-8105(2016)04-0074-08

2015 - 06 - 1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雙向依賴’下后發企業創新行為傾向、困境與吸收能力研究”（71272131）.

杜義飛（1974- ）男，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萬青松（1990- ）男，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陳麗華（1989- ）女，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