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

李唐

[摘要]現有文獻關于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研究存在多種理論觀最，但大部分都只停留在理論分析層面，而未得到實證檢驗。本文利用2015年“中國企業一員工匹配調查”（CEES）數據，從企業家創新行為、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等三個維度實證研究了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結果表明。企業家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存在顯著的促進效應；與企業家技術創新行為相比，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推動作用更大。與之相反，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則存在顯著的抑制效應，而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則存在較為顯著的促進效應。為此，本文的政策建議是：應減少政府對企業家過度的“父愛主義”關懷，通過釋放人力資本潛能進而實現企業發展；應構建有利于企業創新的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制度：并形成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體制機制。

[關鍵詞]企業家創新；員工參與；企業治理

中圖分類號：17425；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5-0034-11

一、引言

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轉型經濟體，中國的企業治理水平在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開放的進程中獲得了較大程度的提高。傳統的股東單一治理理論已無法滿足許多現代企業進一步提高投入一產出效率、解決委托一代理問題、增強員工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等方面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學者們認為：作為企業重要的利益相關方，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對企業的經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理論，員工是除股東之外企業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Morrow認為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是提高企業經濟收益與降低委托一代理成本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一方面，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可以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促使其增加在專用性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從而能有效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使企業勞動生產率與整體效益獲得提升。另一方面，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可以降低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代理成本，有利于解決股東、管理層與員工三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降低企業組織內部由于合謀所致的交易成本，避免由于不完全信息所造成的契約無效狀態。

學界關于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問題的研究主要基于人力資本理論和經濟民主理論等發展而來。人力資本理論的學者認為，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可有效解決長期組織契約中的利益平衡性問題，進而有效提升勞動者在企業最終收益分配上的“平衡要求系數”。如果將企業視作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共同訂立的特別市場契約。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越深，其進行長期性、專用性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機會主義風險就越小，也更可能規避由于員工的頻繁流動和“搭便車”行為等所造成的專用性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不足。與物質資本相比，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長期增長、企業發展與持續性經營的核心要素。為激勵員工人力資本尤其是專用性人力資本的主動供給，增強員工在企業經營發展中創造性勞動投入的積極性，員工作為人力資本的主要擁有者應該參與企業治理?；诖龠M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積極性的經濟目標，企業治理模式經歷了一個從單一物質資本主導下的單邊治理，到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同主導下的雙邊治理，再到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平衡的多邊治理的演化路徑。持經濟民主理論的學者則認為，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企業對民主化創新需求不斷上升的外在表現。經濟民主化是指在經濟領域引入民主化的治理機制，而其首要含義在于企業資方、管理層和員工的廣泛參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企業參加國際價值鏈分工的程度逐漸加深，市場競爭環境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傳統的以物質資本供給者作為治理主體的單邊治理模式，已無法有效應對市場競爭環境不確定性對知識創新多元性、全面性和持續性的內在需求。同時，信息經濟的發展使得知識社會日益具備流體屬性，有關創新的知識分布逐步呈現出平均化、分散化的發展趨勢，資本所有者、企業管理者和普通員工均分別掌握差異化的創新知識。為控制不確定性引致的創新風險和實現創新知識的積累與共享，企業治理模式逐漸從“權威型”走向“民主型”?！爱a業民主”“工業民主”從理論層面的討論逐漸轉化為現實層面的管理實踐。在民主化創新體系下，員工作為企業知識和關鍵信息的實際擁有者，也應當有權參與企業治理?；谄髽I共同治理模式，由于具備充足的經濟激勵，員工的創新知識與創新潛能將得到充分發揮，企業的創新績效將趨于優化?；诠芾韺嵺`的內在需求，有文獻發現：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深度也呈現出遞增趨勢，具有信息參與、持股參與、經營參與和監督參與的階段性特征。還有文獻從人力資本所有權、勞動力稀缺性程度等角度進一步分析了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外部經濟因素。

綜上所述，從企業內部生產要素的投入一產出效率、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和知識創新的內在需求等角度出發，現有文獻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機制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然而，由于理論認知和數據可獲性的限制，上述文獻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影響因素的探討，并未涉及到企業家這一決定企業行為模式的最關鍵主體。根據熊彼特創新理論的一般解釋，企業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推動力，是現代企業的靈魂。從管理實踐上說，企業家也是影響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最為重要的決策者。因此，只有對企業家影響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內在動機、作用機制和實際效應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才能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根據熊彼特創新理論的一般解釋，任何一項制度安排，包括員工是否參與企業治理，都是企業家基于成本一收益的決策結果。Knight最早對企業家的角色進行了動態性的系統研究。Knight和Sehultz都認為，市場體系的實際運行中存在較多的非均衡點與不確定性，而企業家則是處理市場各種類型失衡、承擔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最重要主體。正是在“創造性破壞”上的持續努力，企業家推動了創新發展和經濟的長期增長。因此，作為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無形生產要素，以及作為有形生產要素最重要的配置主體之一，企業家精神主要體現在其對創新的推動上。從企業家創新視角重新審視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問題，才能更為精準地分析企業家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真實影響。

本文從熊彼特創新理論出發，對企業家創新與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本文運用2015年“中國企業一員工匹配調查”（CEES）數據，在充分控制人力資本理論、經濟民主理論等現有文獻的有關變量基礎上，就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進行實證檢驗。2015年CEES數據采用隨機分層抽樣法，搜集了570家企業在企業家創新行為和創新精神方面的數據信息，并有效覆蓋對應4988名員工在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水平）、工作中交流合作程度（經濟民主程度）方面的關鍵變量。從數據的邏輯一致性和樣本信息時效性上看，該數據是分析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不可或缺的研究樣本。

二、理論分析

Casson較早從管理經濟學角度分析了企業家創新對企業經營發展的關鍵性作用。Casson認為，企業家是專門就稀缺資源的配置做出判斷l生決策的經濟主體。由于創新是長期經濟增長與企業發展最為重要的稀缺性資源，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業家的創新職能。在此以后，學者們就企業家創新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Aghion和Howitt認為，盡管技術創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但在一般均衡的理論機制上，研發投入并不會必然轉化為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在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下，預期下一期研發投入越多，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就越大，這將提升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工資，并進一步增加當期技術創新的研發成本。在上述經濟機制下，技術創新的排他性知識的壟斷租金將趨于下降，這將抑制研發投人的積極性，并最終使技術創新和長期經濟增長趨于停滯。Aghion和Howitt認為，要打破創新困境，其核心是發揮企業家創新精神。只有激發企業家對研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的配置功能，創新投入的邊際收益遞增才能有效對沖研發投入的邊際成本上升趨勢，從而真正驅動創新投人和長期經濟增長。關于企業家創新對技術創新和企業經營績效的實證關系，Salas-Fumes等、Bosma和Schutjens、Sousa和Luts分別采用來自于歐盟、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制造業企業數據進行了經驗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家創新對技術進步和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

企業家創新對技術創新和企業經營績效提高具有重要作用。而實現企業家創新“創造性破壞”功能的基礎條件之一，就是形成有效的知識分享和知識創新機制。由于創新收益與風險均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家的創新行為往往是在眾多潛在可能的創新路徑中選擇預期收益最大、預期風險最小的可行性方案。因此，獲取盡可能豐富的創新知識，是企業家創新在管理實踐上能否成功的關鍵。由于創新知識分布的分散性，除企業家外，員工也是創新知識的重要擁有者。只有充分提高員工創新知識積累的積極性，并為員工創新知識的分享構建激勵相容的治理結構安排，才能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有效釋放。為此，構建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機制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知識經濟的前提下，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有助于促進創新知識在企業層面的信息對稱，并為創新知識積累提供充分的經濟激勵，因而可以降低企業家創新決策的機會成本和創新成果轉化的機會成本。作為相當部分創新知識的所有者，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有利于提高知識所有人的內在激勵性，促進顯性知識的傳播和隱性知識的共享，以及知識資本的積累和知識價值的創造，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水平和競爭優勢。Shapiro認為，部分企業的創新之所以會一直低迷不振，其實只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員工缺乏創新的動機，另一個則是員工的創新能力被低估。然而，無論是創新動機還是創新能力，這二者都是員工自我發展的需求。構建員工參與型的企業治理模式，將有利于滿足員工自我發展的需求。從而釋放出員工創新的積極性。Cumow和Moring、Rothwell曾經詳細分析了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等國的許多企業創新項目最終成敗的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員工是否充分參與創新過程對創新項目的成敗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這是因為，創新活動是不斷摸索、搜尋試錯的過程，是對無數可能解決方案的不斷否定和選擇。除關鍵性技術訣竅外，市場需求、技術機會、研發管理、溝通交流、資金支持和產品性質等都是影響創新績效的重要因素。在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制度安排下，員工與企業的權利義務關系與員工所能提供的各類知識資源相匹配。因此，從企業家創新視角來看，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有利于企業家整合優勢信息資源和了解關鍵創新知識，為企業的創新主體、創新過程、創新來源和創新技術路線等選擇提供更多決策信息和方案。

根據Baumol的分類。企業家的創新行為可以使用其在技術創新、質量創新等領域的生產性活動進行表征。因此，從企業家創新理論進行分析，可得出如下理論假設：企業家的創新行為及其生產性活動將有利于員工參與企業治理。企業家進行以研發投入、專利開發等活動為代表的技術創新，以及以獲得國際先進市場準入認證、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開展質量檢測設備投資等行為為代表的質量創新時，其預期收益和風險均面臨較強的不確定性。通過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制度安排，企業家能最大限度地促進員工創造和分享關鍵信息和知識，從而促進創新績效的提高。根據選取代理變量的不同，本文將企業家創新行為與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關系做出了五個細分的理論假設（H1—H5），如表1所示。

考慮到中國的轉型經濟特征，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對企業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也起到了重要影響。在經濟轉型早期，企業家的制度突破能力，政商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制度處理能力，國外先進生產組織方式的模仿能力，對突破管制性壁壘進而實現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年來企業家群體對制度能力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路徑依賴效應，即較為依賴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獲取經濟利益，具體表現在部分企業家群體主要通過稅收減免、稅收返還和財政補貼等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獲取利潤，或延續其在經濟轉型初期所形成的模仿型、跟隨型商業模式（例如加工貿易企業）而獲得經濟收益，而較少有意識地通過創新行為及其生產性活動實現企業投入一產出效率的改善。與企業家創新行為相比，企業家的模仿和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相對較少，因而這一部分企業家往往偏好于保守型的發展策略，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需求程度較低。一個可能的理論猜測是，企業家的模仿和尋租行為及其對應的非生產性活動。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負向抑制效應。根據選取代理變量的差異，將上述理論假設進一步分解為五個細分維度的子假設（H6—H10），如表1所示。

除企業家創新行為、模仿和尋租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存在影響外，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也具有潛在的重要影響。企業家創新精神具體表現在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進取精神等方面。根據心理經濟學的研究，企業家的人格特征可作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的代理變量。大量的心理學調查數據證實，與認知能力、智力因素等變量相似，基于語義自我評價的人格特征變量也具有較強的時序穩定性和較顯著的個體差異性。因此，采用企業家人格特征變量作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的代理變量，既能夠避免由于樣本信息不可觀測所造成的測度誤差，也能夠有效反映不同類型企業家在創新精神上的實際差異。根據心理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基于大五人格分類法的開放性、外向性和冒險精神等三個變量均可作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有效代理變量。其中，企業家的外向性人格代表其決斷力、領導力、進取心和活躍度；而開放性人格則反映了企業家的個體創造力、創新精神與好奇心。Rauch和Frese認為，企業家的外向性、開放性人格特征和企業家冒險精神都對企業家的創新選擇及其創新成功概率有顯著的正向因果效應。因此，基于前文對企業家創新行為與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影響機制的理論分析，本文提出理論假說：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紤]到選取外向性、開放性和冒險精神等三個統計指標作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的代理變量.本文將該理論假說進一步分解為H11—H13等三個細分維度的子假設，如表1所示。

三、數據說明

（一）數據來源

2015年CEES數據調查由武漢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等四家機構聯合開展，選擇的調查區域為中國經濟總量比重最大、區域內部發展差異性較為顯著的廣東省?；陔S機分層等距抽樣方法，本次調查選取廣東省13個地級市的19個區（縣）作為調查單元，數據覆蓋珠三角、粵東和粵西等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在此基礎上，以“第三次經濟普查”的制造業企業清單（2013年）作為抽樣總體，本次調查隨機抽取1 000家企業作為受訪樣本。每家受訪企業按照員工規模隨機抽取6—10名員工作為調查樣本，并保證30%中高層管理人員和70%一線員工的樣本比例，從而保證了調查數據具有充分有效的樣本代表性和異質性。與現有文獻多采用居民人戶調查數據不同的是，2015年CEES調查采用直接入企的訪問方式，從而有效規避了居民入戶調查所存在的拒填、瞞報、謊報等造成的樣本選擇有偏性偏誤較大、統計測度誤差較明顯和關鍵信息填報不全等缺陷。最終成功回收570份有效企業問卷、4988份有效員工問卷，共計5 558份有效問卷。表2為本文理論假設所使用的全部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在企業家創新方面，2015年CEES數據搜集了2013—2014年企業家創新行為（技術創新、質量創新）、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是否加工貿易出口企業、是否獲得減稅優惠、是否獲得減免稅優惠、是否享受稅收返還、政府是否提供土地補貼）以及企業家創新精神（企業家人格特征）等三個維度企業家群體的完整樣本信息，并同時搜集員工人力資本狀況（平均受教育年限）、經濟民主化程度（平均交流、合作狀況）等關鍵變量，以及企業規模（員工人數、工業總產值）、企業類型（是否國有企業、是否外資企業）等其他重要控制變量。從企業家創新數據、企業數據和員工數據三者匹配上看，2015年CEES數據為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實證研究提供了具有邏輯一致性的樣本。表3對被解釋變量（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以及企業家創新精神所使用的企業家開放性、外向性人格特征和企業家冒險精神的變量定義、統計含義和測算方法進行了進一步的詳細說明。

（二）描述性統計

通過觀察全文13個主要理論假設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發現，第一，在未充分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本文使用散點擬合線的形式描述了企業家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結果發現，無論采用研發投入還是新增專利總數作為企業家技術創新行為的代理變量，企業家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文理論假設H1和H2在描述性統計結果上符合預期判斷。其中，研發投入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為2.15個百分點，即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企業的研發投入每提高100%，其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將提高2.15個百分點。新增專利總數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為3.34%，即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企業新增專利總數與平均值相比增加1倍，該企業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將提高3.34個百分點。

第二，通過單一解釋變量的OLS回歸模型以及相應試驗組和對照組的柱狀對比。本文給出了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統計表明，無論以質量檢測設備投資、是否獲得國際先進市場準入認證，還是是否獲得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普遍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其中，質量檢測設備投資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為0.52%，即在未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企業的質量檢測設備投資額每增加1倍，其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將提高0.52%。同時，與未獲得國際先進市場準入認證和未獲得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的企業相比，獲得國際先進市場準入認證和獲得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的企業在員工參與程度上分別高出4.87%和18.65%。描述性統計結果說明。本文關于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理論假設（H3—H5）與經驗數據初步吻合。

第三，通過對不同類型企業家模仿行為（是否加工貿易出口企業）、企業家尋租行為（是否獲得減稅優惠、是否獲得減免稅優惠、是否享受稅收返還、政府是否提供土地補貼）等非生產性活動的分組對比發現：企業家非生產性活動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與對照組相比，企業家從事加工貿易出口，該企業的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將顯著偏低4.10%；而獲得減稅優惠、獲得減免稅優惠、享受稅收返還，以及政府提供土地補貼的企業，其員工參與程度分別比對照組偏低6.23、6.73、4.89和10.39個百分點。這表明，企業家的模仿和尋租行為等非生產性活動由于對知識分享和知識創新的需求不足，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積極性不高。上述描述性統計結果與本文H6-H10理論假設的預期判斷基本吻合。

第四，本文估計了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在單變量OLS回歸條件下的彈性系數估計值。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無論以企業家外向性人格特征、開放性人格特征還是企業家冒險精神作為表征量，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均顯著為正，估計值分別為35.76%、83.52%和9.10%。這表明，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其符號方向與理論假設H11—H13的預期判斷基本吻合。

四、實證檢驗

前文第三部分分別對企業家創新行為及其生產性活動、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企業家創新精神及企業家人格特征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實證關系進行了初步描述性統計。結果發現，企業家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企業家模仿行為和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抑制作用。對企業家外向性、開放性人格特征和企業家冒險精神等企業家創新精神而言。其與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正向相關性?？紤]到2015年CEES數據的短面板特征，并有效控制調查數據的異方差性，本部分通過構建一個綜合考慮行業效應、地區效應和年份效應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就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從上述三個維度進行了穩健性檢驗。

（一）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本文研究目標，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二）估計結果

表5-表7分別給出了企業家創新行為及其生產性活動、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及其非生產性活動、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效應。在充分控制企業規模（員工人數、工業總產值）、員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合作狀況、平均交流狀況、企業所有制類型（是否國有企業、是否外資企業）的情況下，實證檢驗主要有如下三個發現：

第一，企業家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表5分別考察了企業家技術創新行為（研發投入、新增專利數）、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是否獲得國際先進市場準入認證、是否獲得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質量檢測設備投資）的不同細分維度指標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效應，其對應的理論假設H1—H5。無論是企業家技術創新行為還是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其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均在至少10%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取值范圍為1.00%到69.00%。上述參數估計值與H1—H5的理論預期符號完全一致。這表明，由于需要從盡可能豐富的潛在創新方案中尋找出預期收益最大、預期風險最小的可行性路徑，企業家“創造性破壞”的創新行為對知識共享與知識創新機制存在較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作為人力資本擁有者，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就顯得十分必要。因此，企業家創新行為將促進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提高。進一步對技術創新行為、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系數進行比較發現。企業家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普遍更大。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由于質量創新涉及產品生產管理、市場需求發現、產品升級換代等多維度深入而全面的持續改進，對員工顯性能力、隱性知識的需求更為迫切。因此，質量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效應更大。

第二，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表6分別考察了企業家模仿行為（是否為加工貿易出口企業）、企業家尋租行為（是否獲得減稅優惠、是否獲得減免稅優惠、是否享受稅收返還、政府是否提供用地補貼）等非生產性活動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其對應的理論假設為表1中的H6—H10。結果發現，無論是企業家模仿行為還是尋租行為，其對員工參與企業程度的影響效應均在至少5%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為負，取值范圍為-9.18%到—4.58%。上述參數估計值與H6—H10的理論預期符號完全吻合。這表明，由于部分中國企業仍對傳統的國際價值鏈分工體系、財政補貼與稅收返還等非生產性活動存在路徑依賴，與創新型企業家相比，這部分企業家群體更多通過確定性盈利模式而獲取收益，對構建知識共享與知識創新機制的內在動力較為不足。

第三，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以企業家外向性人格特征、開放性人格特征和企業家冒險精神等作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的代理變量，表7估計了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彈性系數。發現企業家創新精神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系數為0.091到0.835，并且上述彈性系數估計值均在至少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為正，與理論假設H11—H13的預期符號方向完全一致。這表明，企業家創新精神越強，其創新意識、個體創造力、進取心和活躍程度越高，也更傾向于通過持續性的創新行為而獲取經濟收益。企業家創新精神越強，對知識共享與知識創新機制的內在需求也更為迫切，企業家創新精神將驅動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提高。

五、結論與建議

基于2015年CEES數據，本文通過對企業家創新行為、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企業家創新精神等不同維度代理變量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的影響系數進行穩健性估計，研究發現：企業家創新行為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存在顯著的促進效應。與技術創新行為相比，企業家的質量創新行為在驅動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提高方面具有更強的推動作用。而企業家模仿和尋租行為使得企業家過于依賴確定性的盈利模式，從而造成企業家對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機制的內在需求較為不足，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存在較為顯著的抑制效應。企業家創新精神越強，其在市場開拓、技術創新和質量創新等方面的自覺意識也更強，這驅動了企業家傾向于讓員工更為深入地參與企業治理。根據本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成果，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第一，減少政府對企業家過度的“父愛主義”關懷，通過釋放人力資本潛能進而實現企業發展。企業的發展和持續經營最終依靠的是人力資本尤其是創新型人力資本。因此，充分激發人力資本的創新潛能，對實現企業的不斷創新和持續發展十分重要。當前，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關懷如稅收減免、科技補貼和土地補貼等，雖然能夠解企業一時之急，但也容易造成企業對政府資源形成路徑依賴，不利于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充分發揮。更為嚴重的是，政府的“父愛主義”情結會在長期造成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從而造成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對微觀企業和宏觀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均產生了不利影響。為此，應切實減少政府對企業家過度的“父愛主義”關懷，使得企業家真正依靠釋放人力資本的創新潛能實現持續發展。在此基礎上，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的制度安排就顯得十分重要。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有利于調動企業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加快知識創新和知識共享，從而全面提升企業的投入一產出效率。

第二，構建有利于企業創新的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制度。知識分布的廣泛性，決定了員工作為創新知識的擁有者在企業創新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員工參與企業治理能夠促進企業知識治理水平提高，推動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知識交換、轉移和共享，進而提高企業的知識創新水平。員工主動參與是企業創新適應外部環境的需要。企業創新面臨市場需求個性化和技術變革快速化等新趨勢，創新的敏捷性、復雜性、多元性要求逐漸增多，創新成敗的不確定性不斷增強。員工作為關鍵信息的掌握者，相對更加了解用戶的個性化需求，更加了解工作一線的技術訣竅。員工參與企業治理能夠提高員工自身的創新能力和創新動機，從而提高企業創新水平。因此，為推動企業創新與提高企業經營績效，應加快構建有利于企業創新潛能釋放的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制度。

第三，形成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體制機制。本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表明，企業家創新對員工參與企業治理程度具有重要影響，而員工參與企業治理對企業創新發展也存在重要作用。因此，應充分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對企業家創新能力不足的治理功能，通過引入現代企業治理制度、優化員工參與企業治理機制來激發企業家的創新行為與創新精神，提高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企業家精神的充分釋放有助于提高經濟增長績效與社會福利水平，從而使得企業家精神具有典型的社會資本屬性。因此，對企業家群體的教育培訓具有較強的公共品性質。對占中國GDP總量90%以上的民營企業而言，目前正處于從“一代”企業家向“二代”企業家代際轉換的關鍵期。一方面，需加強“一代”企業家培訓、學習和交流，提升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決策水平。另一方面，需增加對“二代”企業家為主體的教育培訓的公共投入。這種投入將顯著減少企業家代際交接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縮短新一代企業家繼任的不適應期，從而實現基業常青。形成有利于企業家創新的體制機制，有利于提升“二代”企業家的組織管理能力和創新意識，加快實現企業家精神的代際傳承與結構升級。

（責任編輯：鄧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