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的關系研究

[摘要]家庭消費會直接影響生育選擇，從消費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徑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本文借鑒Cass-Koopmans模型，構建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的關系模型，利用中國1978—2014年數據進行模型估計和驗證，結果發現：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提高，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意味著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調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可以通過有計劃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險制度、健全和統一養老社會保險制度和保障婦女勞動參與等措施來實現。

[關鍵詞]家庭消費；生育選擇；生育率；Cass-Koopmans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5-0052-06

一、問題的提出

鼓勵人口生育有利于擴大消費，但是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是如何影響人口生育的？經濟變量與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間存在重要的相關性，意味著人口自然增長率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無論收入還是消費，都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是，跨代間消費水平的增長依賴于子女撫養成本的變化，這會對人口生育動機和生育率帶來直接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家庭消費將直接影響生育選擇。

從收入與生育的關系來看，陳衛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對生育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兩者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潘丹和寧滿秀利用2006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通過負二項回歸方法實證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的變化對生育意愿的作用，結果顯示：當加入收入結構變量后，家庭持久總收入對婦女愿意生育數量的負向影響顯著降低，而收入結構則會更加顯著地影響生育意愿。胡靜利用同樣數據研究發現，對于是否生育孩子的決策，生理因素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對于生育多少個孩子的決策，社會經濟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對地位無論城鄉均產生顯著影響。而女性收入對生育意愿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薛繼亮和張建武利用人均GDP和總和生育率的時間序列數據，實證研究總和生育率與收入水平的關系，結果顯示：總和生育率與收入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穩定的線性關系；并且無論是在短期還是長期，二者都存在一個同期效應，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經生育一胎的育齡婦女為研究對象，依據典型調查獲取的微觀數據搜尋生育意愿的決定變量，結果顯示：按照不同類型進行分組測算的還想再生育一胎的婦女比率都在30%左右，婦女出生年變量能夠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異，受教育水平等變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極為顯著。當控制城鄉差異（戶口類型變量）、民族虛擬變量和第一胎出生嬰兒性別時，結果仍然穩健。用婦女工資水平作為勞動參與的代理變量，當我們控制了年齡、城鄉戶口差異等變量后。發現育齡婦女教育回報率穩定在8.0%—9.2%之間。隨著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費模式必然發生變化?，F代消費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質量，進而影響農村居民生育行為的轉變。

針對家庭消費影響生育的現實，蔡東漢利用一個具有內生生育率的經濟增長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決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費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上升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消費上升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田銀華和龍朝陽在一個內生經濟增長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養老金稅率變動對生育選擇等的長期影響。楊軼華和顧洪梅的研究發現，社會保障稅率并不能影響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輕一代消費效用偏好的影響。王永華和彭偉斌在一個兩期代際交疊模型中將生育率內生化，使得家庭通過養育孩子的成本和贍養強度的約束最優化問題來確定養育孩子的最優數量，結果顯示：存在贍養的經濟中，生育率會上升，而過高的贍養強度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家庭養老會造成資本積累的擠出效應，使得人均有效產出和消費都下降，導致生育率上升。

基于總產出、消費水平、儲蓄水平及儲蓄率的綜合考量，在短期內放開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優于維持生育政策不變的情況；但從長期看，放開生育政策遠好于維持生育政策不變。因此，在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收入與生育率的相關研究比消費與生育率的研究更為深入。但是，家庭消費更加直接影響生育選擇，無論在生育的投資品模型還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費都是模型中的核心變量。在當前中國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較低的情況下，從消費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徑，綜合考慮把孩子看做是能夠帶來家庭幸福的消費品或“耐用消費品”還是作為補充養老保障的投資品情況，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二、理論模型

根據蔡東漢的推理：在指定的生產方式下，家庭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決定出生率，并且唯一決定。在這個推理下，可以通過調整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的分配來實現人口出生率的增減，進而實現對人口增長的約束。在人均消費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上升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消費上升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這為當前中國調整生育率帶來了理論依據。為了驗證家庭生育的Cass-koopmans模型，本文對生育率與其他消費、收入和資本數據進行估計.期望得到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之間的規律。

三、樣本說明與數據來源

本文樣本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78—2014年，涉及出生率、人均GDP、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城鄉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和人均資本等7個變量。具體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l所示。1978—2014年，中國出生率下降了1倍多。與此同時，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卻增加了100多倍，而居民消費水平也增加了近100倍。城鄉消費水平比則呈現擴大再縮小的變化趨勢。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一直低于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但是二者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四、模型估計與解釋

1.生育率選擇與消費及相關因素的估計

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不能解決采用變量的水平值進行經濟現象均衡關系研究可能產生的謬誤問題，為了保證變量長期信息不被丟失，協整檢驗作為一種處理平穩值的方法可以驗證水平數據的長期均衡關系，同時格蘭杰因果檢驗則可以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前提是變量具有平穩特征。因此，本文在建模前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檢驗法和Johansen協整檢驗法驗證變量間的平穩性和均衡關系。結果表明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并且變量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在此基礎上，本文對生育率與其他消費、收入和資本數據進行估計，得到模型1至模型4（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2是對模型1的修正，滿足模型的擬合優度檢驗；模型3是消費不變、資本增加的情景，即資本替代消費的過程；模型4是消費增加、資本不變的情景，即消費替代資本的過程。模型3和模型4的擬合優度比較高，且滿足顯著性檢驗。

中國1978—2014年數據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提高生育率，如模型2所示。在消費不變、資本增加的情景下，模型3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降低生育率。在消費增加、資本不變的情景下，模型4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顯著帶來生育率下降；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提高生育率。

比較模型3和模型4，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率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這就驗證了在保持人均消費不變的情形下，增加投資可以降低生育率；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為了進一步對此進行驗證，本文將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包括從線性到非線性的轉變。

2.生育率與人均資本及消費水平的關系

本文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進行估計，得到模型5至模型8（如表3所示）。模型5至模型8對收入項系數進行的聯合檢驗表明：大部分p值均小于1%。這就直接驗證了收入水平是生育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就人均資本和消費水平對生育率的影響而言，模型6和模8明顯好于模型5和模型7；模型6和模型8各統計量的估計值都滿足統計學檢驗，本文在解釋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時選擇模型6和模型8。

估計結果表明，1978年以來，中國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即生育率隨著人均資本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均呈現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唯一的區別是倒U型曲線的拐點差異很大，其中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更大，發生更晚。這實際上也間接驗證家庭消費比家庭資本對生育率的影響更大。這說明了中國生育率處于一個較快的轉型期，這個時期的生育率變動與家庭消費關系緊密。由于中國生育率持續下降，可以預測中國已經進入生育率與消費水平倒U型曲線的右側部分，即因為生育和撫養小孩的消費支出會進一步增加。這實際上為中國進入新一輪的生育消費周期奠定了理論基礎。

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估計結果表明，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這實際上為中國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政策的調整帶來了契機，因為會通過直接影響家庭實際消費支出影響生育率。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放松了低收入家庭的預算約束，對生育產生替代作用和收入效應，進而可以提高最優生育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持續推進將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間，實現從強制少生到自愿適度生育的轉變。

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但是中國目前存在職工生育保險參保率低、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以及生育保險制度運行效率不高等問題，不能形成更加公平、更為有效的生育保障機制，這是導致當前生育意愿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慮到社會保障不健全，家庭養老在家庭消費支出也會對生育意愿產生沖擊，這就需要全面深入發展農村新型養老保險，盡快實現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鄉一體化，擴大社會養老的覆蓋水平，降低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思想的影響力。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借鑒Cass-Koopmans模型，構建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的關系模型，利用中國1978—2014年數據進行模型估計和驗證，結果發現：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意味著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這就為從家庭消費出發，改變當前生育意愿較低的現狀提供了理論依據。據此，調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有計劃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險制度?？梢钥紤]將現行生育保險制度中的生育醫療保險部分劃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同時提高城鄉居民生育醫療保障待遇；在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并的情況下，確保城鄉居民生育醫療保障待遇不降低。此外，還要把生育津貼制度擴展到城鄉居民。盡快形成全社會統一的、城鄉一體化的生育津貼制度。

第二，健全和統一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和生育保險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和補充作用。這就需要合理確定社會養老保險費率，盡可能地節約和不浪費公共財政；為了提高社會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形成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特別關鍵；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障水平。對促進人口由數量向質量的轉變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保障婦女勞動參與。只有不降低產后婦女的勞動參與，才可以在收入方面直接影響家庭消費和生育率。破解婦女在生育與勞動參與的兩難，提高婦女工資水平，并延長生育假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通過配套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延長生育假期和實行更靈活的就業時間，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和工資水平，可以提高生育率；如果短期內不能大幅提高婦女工資水平，可以縮短婦女日常工作時間或者日常工作時間彈性化。

（責任編輯：韓淑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