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的歷史發展

陳佑武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經歷了理論困惑、理論思辨與理論發展三個歷史階段。在第一階段，人權不僅在理論領域存在一定的困惑，在外交層面也面臨較大的挑戰。因而人權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在第二階段，因人權得到《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的正式承認，盡管人權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敏感性客觀存在，但人權在學術研究上的敏感性逐步減弱，人權理論研究也得到一定的發展。在第三階段，立足于人權的憲法法律及政策規定，順應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人權話語需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得到長足發展。

[關鍵詞]人權；人權理論；中國特色

中圖分類號：D0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5-0009-05

在21世紀。人權的內涵將得到更為全面與深入的解析，人權的國際國內保障機制也將更為健全與完善。當然，這一切都應以科學與進步的人權理論為先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權理論的發展始終秉持人權的普遍規律與基本國情相結合的原則，整體上是朝著科學與進步的方向邁進。本文旨在梳理我國人權理論的發展歷史，總結規律與特點，探究動因與變化，以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的理論困惑階段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催生了戰后國際社會的人權意識，文化大革命客觀上也催生了當代中國的人權意識。換言之，當代中國人權意識的發展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人們自我意識、自我反思的產物。但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權問題面臨觀念與實踐的兩大挑戰，在理論上存有一定困惑.這也客觀上阻礙了人權觀念的發展。觀念方面的挑戰主要是由于以前對人權問題關注不多。對人權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區。實踐方面的挑戰主要來自于美國人權外交的壓力，這使得人權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一）理論挑戰及其困惑

有學者曾指出：“現在還有很多人把人權看做‘資產階級的口號。言下之意，人權不是禁區，就是危險品。他們的理論通常并不是根據政治功利，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钡拇_，在改革開放之初，談及人權問題有來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觀點方面的困惑。這困惑源自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對圣麥克斯針對共產主義的邏輯虛構做出的尖銳的批判性發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圣麥克斯：“對共產主義的克服是通過一系列虛構，一部分是邏輯的虛構，一部分是歷史地虛構，來實現的?！瘪R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個推論”中對圣麥克斯“按照共產主義者的意見，每個人應該享有永久的人權”的觀點進行了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們和其他許多人在談到權利的時候都曾強調過“共產主義對政治權利、私人權利及權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權所采取的反對立場?！?，不僅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還闡述了“人權本身就是特權”觀點，“請看一下《德法年鑒》，那里指出特權、優先權符合于與等級相聯系的私有制，而權利符合于競爭、自由私有制的狀態；指出人權本身就是特權，而私有制就是壟斷?！备鶕R克思和恩格斯的表述，似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則上對人權持反對立場。1979年10月26日，《光明日報》第3版發表《略談人權問題》一文，該文引用“共產主義對政治權利、私人權利及權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權所采取的反對立場”的論述以及一些旁證材料，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權的原則立場是“采取反對立場”。文章發表后，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講不講人權，學界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當時討論人權問題，需要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人權立場與觀點進行研判。如果馬克思主義者果真對人權持反對立場，則人權意識生存與發展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將缺乏理論的支撐；反過來，如果馬克思主義對人權持肯定立場，則必須清除在人權問題上的認識障礙。對此，有學者提出不能機械甚至錯誤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認為《略談人權問題》的作者誤解了馬克思這段話的愿意，事實上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的對人權“所采取的反對立場”，是針對資產階級人權而言的。理由如下：第一，在說明了反對立場之后，馬克思接著引用了他在《德法年鑒》中的論述，對他所反對的人權作了具體說明，指出“那種人權本身就是特權”。第二，馬克思對于這種實質上是特權的人權作過深刻的揭露，指出實際上“人權”這個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意味著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權利、資本所有者的權利。所以，聯系馬克思關于人權問題的著作來看，所得出的結論只能是馬克思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人權，決不能由此證明馬克思、恩格斯對人權的一般原則態度是“采取反對立場”。

（二）現實挑戰及其影響

現實挑戰主要來自于美國人權外交的壓力。美國人權外交起源較早。普遍的觀點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威爾遜總統就開始進行人權外交。但事實上美國真正的人權外交始于20世紀70年代。此時，美國基于國內各派系之間斗爭的壓力，向全球推行人權外交。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曾說：“我相信，通過強調人權，美國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為人類希望的使者，未來的潮流之所在?！痹?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通過了關于具體國家的人權立法。美國國會在1993年和1994年連續兩年，向總統提出建議，要求削減對嚴重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援助.并在1976年要求美國國務院撰寫和發表國別年度人權報告。接下來，美國國會還建立了人權監督機制.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組建了歐洲安全和合作小組、人權和國際組織小組兩大人權組織。在人權外交過程中，美國既重視世界各國的消極人權，同時也關注積極人權?？ㄌ卣畷r期的國務卿萬斯強調，美國接受三種國際人權：（1）人格權，例如不被謀殺，不被即時處死，不受酷刑和虐待的權利；（2）某些經濟社會權利，例如食物、住房、醫療保險和教育的基本需要權；（3）其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上述每一方面的權利又被分為許多小的方面。如公民權包括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通過推行人權外交，美國不僅把人權當作外交政策的“基石”和“靈魂”。而且也作為向社會主義國家進攻的“尖端武器”。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權已然被貼上“美國”標簽，被視為美國推行意識形態觀念與反華的工具。這客觀上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及民間社會的抵觸情緒，使得“人權”成為人們不敢觸及的“雷區”。同時，由于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滲透，國內外關于人權普遍存在著“人權無國界”、“人權高于主權”等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