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與國民“文學生活”的轉型

黎楊全

“文學生活”成為近期學術界的一個熱點，與溫儒敏先生的大力提倡有關。2009年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6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建議“學者們像‘田野調查那樣深入讀者群的‘田間地頭，了解讀者如何看待作家、作品?！贝撕?，又陸續發表系列文章，進一步闡述“文學生活”的概念，強調文學研究關注普通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文學閱讀、文學消費情況；與此同時，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并組織山東大學研究團隊展開了關于“文學閱讀與文學生活”的系列調查，由此讓這一論題進入學術話語中心。但是，其中也不能忽視蘇州大學的學者李勇的貢獻，他在2008年即已提出這一話題，并就其研究范式意義作了闡發。

“文學生活”這一提法的確讓人眼前一亮，用溫儒敏的話來說，“引入‘文學生活的視野，文學研究的天地就會陡然開闊”，由此成為“新的研究生長點”。文學生活的研究是現象學意義上的，它關注文學日常的存在方式、對普通大眾精神生活的滲透與對社會文化的建構，從而具有宏闊的研究視野。但在筆者看來，在當代語境下，要談論文學生活，就必須意識到新媒介在國民當下“文學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然而，不管是溫儒敏及其研究團隊，還是李勇先生，都未能注意到這一點。新媒介與文學生活，并非是部分與全體的關系，也就是說，不存在所謂虛擬與真實的兩分，現實已然虛擬化了，日常生活成了“普遍的、相互關聯的與多樣化的媒體系統建構起來的真實虛擬的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因此，國民的文學生活也必然無孔不入地打上了新媒介的深刻烙印。

對當下國民的文學生活來說，新媒介最重要的就是形成了虛擬性、交互性的網絡空間，這讓普通大眾得以匯聚并充分參與，形成了可寫、可讀、可評、可傳播的公共領域，前所未有地釋放了大眾在文學生活中的生產潛力，深刻改變了傳統文學生活的生成與運作方式?！拔膶W生活”的核心是突出大眾化、平民化、日常性的研究立場，而新媒介帶來的重要變化就是普通大眾，如農民工、中小學生、城市白領、知識分子、業余愛好者，各種邊緣化的文學群體……能夠借助網絡空間匯聚、參與并生產文學生活，在寫作、閱讀、評論與傳播等各方面，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首先，借助新媒介，普通大眾有了寫作與發表的平臺，他們可以在讀書網站撰文賣錢，可以在論壇即興寫作，可以在博客、空間發表日志，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隨便寫點段子……這種高度“參與性的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顯然是傳統文學生活無法想象的。在傳統媒介語境下，作家的出場需要批評家的發現、闡釋與建構，但新媒介讓普通大眾的作品有了直接與公眾見面的機會，繞開了批評家的合法性審視與發表機制的森嚴壁壘，這表明作家與批評家的“傳統互生性關系”開始走向“決絕”。任何人，只要他想寫作，就有可能成為寫手，甚至是比較優秀的寫手——換句話說，新媒介讓“寫作”這一“信仰的生產”（布迪厄語）深刻地祛魅了，消解了它的神圣性與傳統光暈，強調了寫作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單行”的權力，而是“一種民主的權力”，它對愿意積極參與的人來說都是“開放的”，由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學生活觀，即拒絕在“藝術家與觀眾之間”，在“文本與讀者之間”，做出“涇渭分明的角色區分”。人人都可以寫作，這似乎拉低了寫作的質量與水準，但正如陳村所說，這“讓很多人對文學發生了興趣”“一旦你想寫東西了，就要熟練掌握中文，就要去翻翻傳統文學的經典作品，研究一些敘事結構什么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網絡是“功德無量的”。的確，大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寫作的自由，許多人對文學產生了“興趣”，這對文學生活來說，顯然是極重要的改變。

其次，在新媒介中，普通大眾不僅能寫，也能評論，寫手與讀者之間、讀者與讀者之間也能不斷地展開交互。寫作與閱讀不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群體性的活動，這同樣是對文學生活的深刻改變。

傳統的文學批評主要依托紙質媒介而展開，有嚴格的準入、發表機制，規定了“誰來說”“說什么”與“怎么說”的要求，各種要求把普通大眾隔離在文學批評之外，或者僅限于在“編讀往來”“讀者來信”中作為一種吸引讀者的市場策略而存在。然而，新媒介的興起帶來了批評權力的擴散。在各種網絡論壇、貼吧、書評區與博客區，普通大眾評頭論足，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文學爭論，關注各種文學、文化事件。他們不刻意追求所謂理論深度與形式規范，而是“我手寫我口”，率性而言，這似乎正像本雅明所說的那樣，從事文學的工作不再需要“專業化的培訓”，文學成了“公共財富”。顯然，這是批評權力的一次重大調整與“返還”。

新媒介對現代生活的重大影響之一就是“交互性”。人機互動、人際間的大規模虛擬交往成為可能?，F代都市的來臨就已經誕生了大規模的“人群”現象：“人群本身構成了購物中心的裝飾性特征”。恩格斯注意到了城市化帶來的人群的擁擠，但他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人群的虛假聚集及其異化性質，這些人自顧自地行走，對他人熟視無睹，表現出可怕的隔膜與不近人情的孤僻。新媒介提供了數量更為龐大的人群，卻改變了恩格斯所說的人群內部冷漠的、互不攀談的分離方式，借助無限量的貼吧、論壇等虛擬空間，這些未曾謀面的人群組成互相交談的共同體。這是一個全新的群體性的話語交往時代。對文學生活來說，這預示著讀寫機制的革命性轉型。樹型思維邏輯下的獨白式作者日趨孤芳自賞，而游牧的、塊莖的、對話的讀寫模式成為新技術語境下的寫作潮流。文學生活具有了強烈的群體性特征，在網絡空間興起了各種有著不同文學趣味的不斷交互的群體。以百度貼吧為例，截止到2016年7月1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著名作家中，“魯迅”吧共有主題數35514個，帖子數505459篇，說客數42384，“巴金”吧共有主題數2971個，帖子數27510篇，“人民作家”數3990，“路遙”吧共有主題數4006個，帖子數78901篇，“勞動者”數8199……這些成千上萬的讀者不斷就作家作品的相關主題展開分析與爭論，而這些主題、爭論清晰地呈現了溫儒敏先生所期待的“文學經典在當前社會的傳播、闡釋、變異的狀況?！边@種群體性的文學活動對網絡文學來說更為突出，圍繞某部作品的連載與更新，網絡上云集了數量龐大的追文族。詹金斯強調媒介粉絲的閱讀并非單獨發生，而是一個“社會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的闡釋在與其他讀者的持續溝通中不斷被塑造、鞏固?！闭步鹚顾f的“社會過程”是就傳統媒介而言，而新媒介顯然讓讀者討論的社會性、集體性得到極大提升，他們似乎不再是“想象的共同體”，而是可視的、不斷喧嘩與交互的讀者群。在長年累月追文的過程中，讀者與作者之間、讀者與讀者之間的話語與情感互動，讓他們結成了人數達十萬、百萬的粉絲聯盟，如《凡人修仙傳》的粉絲叫“飯?！?，《鬼吹燈》的粉絲叫“燈絲”，網絡寫手“我吃西紅柿”的粉絲群叫“紅盟”，“唐家三少”的粉絲群叫“唐門”，“辰東”的粉絲叫“辰迷”，“貓膩”的粉絲叫“貓醬”……一起寫作、一起閱讀，一起追文，一起分享、一起吐槽，新媒介帶來的群體性的、狂歡與喧嘩的文學生活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在這種群體性的文學生活中，借助新媒介，普通大眾也起到了文學傳播、“群造經典”的作用。布迪厄曾經分析了自主文學場的代際斗爭，在他看來，文學的差異運動是一個場域的生產空間“運行的基礎”，而這種差異之所以可能，“多虧有各種各樣的公眾”。他舉例說，如果沒有觀眾的支持，“電影探索”可能無從進步；如果沒有匯聚在巴黎的落魄文人與藝術家群體，19世紀的先鋒派藝術可能無從發展，盡管這些人相當窮困，但他們為“特定的傳播和認可機制的發展”提供有力辯護，而這種辯護不論是以“論戰”還是“丑聞”的方式進行，都會為藝術的革新者提供一種“象征資助的形式”。布迪厄說的是自主文學場的先鋒試驗，但其原理同樣適合于新媒介語境下文學生活的運行機制。在傳統媒介語境下，公眾的闡發、傳播顯然相當有限，但新媒介讓草根大眾的這種“群造經典”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這表現在，第一，它提供了便捷的傳播與流通手段。網友可以輕松地利用復制、粘貼完成文本的轉載與分享，從而讓文本在各大網站、論壇、社交媒體之間極為迅捷地傳播與流通。第二，它突出了文字的說服作用。在新媒介沒有出現之前，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公眾無從發言，對某個作家、作品的喜好難以用文字體現，而現在他們卻能夠在各種論壇、書評區對作品品頭論足，這對新讀者來說，無疑起到了很好的作品導航與說服作用，從而擴大了作品的讀者群。第三，它最大限度地激發與擴散了大眾的群體性，讓傳播形成一傳十、十傳百的遞增效果。普通大眾這種造星功能，在新媒介剛興起時就體現了出來，典型的例子是電影《大話西游》的火爆。拍攝于1995年的《大話西游》，是融合了搞笑、言情、武俠與市民趣味等后現代式的大雜燴，在香港公映后招來不少批評，在內地也反響寥寥，但互聯網改變了它的命運，1997年，在內地第一個BBS網站“水木清華”，網友開始發帖討論該電影，北大BBS群體也隨后加入，后又經過其他論壇的轉載與熱議，《大話西游》從為人不屑的垃圾片一躍成為搞笑經典，主演周星馳也成為萬千青年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在當下，隨著移動媒體的廣泛應用與各種社交軟件APP的興起，大眾在文學生活中扮演的這種傳播與轉發的功能將更加突出。

在文學生活中，哪種行動者引領與塑造著大眾合法性的閱讀選擇與文學趣味？即哪些書“可以讀”“應該讀”“怎么讀”？在傳統文學生活中，這一任務主要是由批評家來完成的。批評家與普通大眾是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批評家成為讀者讀什么、怎么讀的指導者與立法者。在齊格蒙·鮑曼看來，知識分子的立法者身份與現代性的展開有根本性的內在關聯：“‘立法者角色這一隱喻，是對典型的現代型知識分子策略的最佳描述?！睂ζ胀ù蟊妬碚f，知識是能夠幫助他們消除生活不確定性的有效力量，知識持有者由此成為大眾行動的導師。就傳統紙媒語境中的批評家來說，在對文學的鑒賞與理解上，他們被看成是優于普通讀者的一群人，負責文學作品的價值裁定，篩選與擬定合法的作家譜系，讓文學寫作與閱讀變得清晰、規整與有序可循。他們的批評活動被要求既能夠對作家起到指導功效，促進其創作，同時也能夠引領讀者的閱讀旨趣。然而，在新媒介語境中，批評家引領文學生活的立法者身份卻遭到了沖擊與質疑。新媒介抽去了創作與閱讀的中間環節，普通大眾可以直接遴選與評說作品，這在客觀上減弱了批評家在文學閱讀中所起的作用。與此同時，新媒介特有的后現代氛圍也沖擊了批評家精神導師的自我想象。用崔紅楠的話說，在新媒介出現之前，人們就如同生活在各個封閉的小山村，批評家如同村子中到處游走的“貨郎”，帶給村民信息，告訴村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他們又像傳教布道的牧師，全身沐浴著上帝的光輝，傳達神諭。然而，現在世異時移，互聯網的出現讓人們從各個封閉的山村跑出來了，群聚于虛擬的巨大廣場，上帝已死，權威不再。這就是批評家、知識分子在新媒介時代的文學生活中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換句話說，傳統的批評家與讀者之間的引領關系已然難以為繼了。

傳統的引領關系逐漸失效，但新媒介塑造了新的閱讀慣習。共享式、社交性閱讀日漸成為新媒介語境中普通大眾文學生活的發生方式。共享式、社交性閱讀主要呈現為三種途徑，一是借助搜索，尋求網友的評論、建議或書源。隨著網絡社會的發展，人們開始就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問題頻繁地使用網絡搜索，有所謂“內事不決問百度，外事不決問谷歌”的說法，而有經驗的網友也會給出答案或攻略?！肮蚕怼北旧韺儆谛旅浇榈奈幕裰?，而隨著以個性化為主要特點的Web2.0概念的興起，用戶生成內容、用戶的交互得到突出與強調，國內外興起了各種網絡問答社區，著名的如Answers、Quora、百度知道、新浪愛問、知乎等，把知識經驗、用戶參與、搜索引擎與社交網絡等融為一體，用戶成為內容的主導者、貢獻者、分享者與篩選者，由此，通過網絡提問、解答、分享與轉發等成為人們的日常習慣。在當下的文學生活中，對普通大眾來說，當讀者出現書荒或決定閱讀一本書時，他并不會去圖書館或者書店，而是首先搜索相關信息或者直接向網友提問，如：“錢鐘書的《圍城》好看嗎？好在哪？”“《平凡的世界》好看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哪個好看？”“求好看的已完結的穿越小說”“求玄幻穿越女強小說，要完結的?。?！”……而眾網友則會給出相關建議、評論或提供各種TXT、PDF電子書源。共享式、社交性閱讀的第二種途徑則是利用社交軟件進行分享、評論與轉發。人們看到精彩的文學作品后往往會在微博、QQ空間或朋友圈轉發，并留下相關評論，由此這部作品就開始了沒有終點的旅程，它會不斷被閱讀、被評論，甚至被仿寫——新媒介帶來的這種文學生活所潛藏的閱讀效果是驚人的。共享式、社交性閱讀的第三種途徑，是一些專門的讀書論壇，匯聚了網友的讀書經驗與相關評論，由此提供了比較優質的推書、找書與評書服務。這種論壇比較著名的有“豆瓣”與“龍的天空”?！岸拱辍钡奈乃嚉赓|是比較突出的，一直注重讀書品位，在讀書、評書與薦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岸拱辍钡膬瀯菥驮谟谒鼡碛幸粋€優質用戶群，里面不乏高級知識分子，對書籍（不限于文學作品）的評論常常十分精到，而且這些評論或互相交鋒，或互相補充，讀來讓人受益匪淺。與偏重推介嚴肅作品的“豆瓣”不同，“龍的天空”是目前最重要的網絡文學論壇，它是寫手交流經驗、讀者找書的大本營，用書友的話來說，它是“碼字新工的培育所，網文讀者的風向標，圈內八卦的集散地，相互交流的核心圈”。盡管“龍的天空”面向的是網絡文學，但它的用戶群同樣是優質的，云集了大批資深寫手與網文讀者?！褒埖奶炜铡狈浅Ｗ⒅貢u，鼓勵由水平較高的書評者組成的“龍牙之評”（號稱“龍空評論軍團”）寫評論，并加大對優秀書評的獎勵額度。論壇每月出一期“龍門雜志月刊”（數字版），專門對該月新上網作品進行試讀、點評。這些書評基本能把各種優秀網文一網打盡，由于這些書評的作者都是資深讀者或者寫手，他們的分析往往準確精當——實際上，也只有這些具備了相應慣習的書評者才能真正承擔對網絡文學的點評任務。這些書評文字有效地幫助了讀者在浩如煙海的網文中尋找優秀作品?！褒埖奶炜铡痹?010年底推出“推書試讀版”，后又推出專門的“推書頻道”，其目的就是讓書友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發現與推薦交流自己感興趣的書籍”。目前來看，“豆瓣”與“龍的天空”分別成為新媒介時代推出精英文學、大眾文學的兩種代表性模式，在當下文學生活的閱讀取向、閱讀風尚中扮演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文學生活”的提法雖然很吸引人，但要真正展開這項研究卻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困難在于它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展開廣泛的調查與田野作業，才能讓研究結論具有揭示性與說服力，否則的話，容易流于一般的浮泛的研究。對于這一點，溫儒敏也意識到了：“‘文學生活研究有賴于運用訪談、問卷、個案調查等方式，通過大量數據收集統計分析，來論證文學的社會‘事實。這和傳統的文本分析或者‘現象的歸納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是更實事求是的扎實學風。這樣說來，‘文學生活研究還是有難度的?！蹦暇┐髮W的丁帆認為對文學生活的研究應該“永遠是一種文學的動態研究和現場研究”，為此，他強調采用“社會學研究的田野調查方法”。他認為山東大學文學院研究團隊的“調查成果”展示了“一個縝密、系統的研究框架”。丁帆所提到的“調查成果”，指的是山東大學文學院“對多個省市當前的文學生活狀況”進行的“大規模的調查”后取得的數據資料及相關分析，在筆者看來，丁帆認為文學生活研究應是“動態”“現場”的觀點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是文學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學生活的研究觀念本身源于胡塞爾所說的前科學的“生活世界”；但他所稱贊（也許是出于禮貌）的這些調查報告未必就真是“縝密、系統的”，這些傳統的抽樣研究，提問方式與樣本的選定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動態的、現場的文學生活進行抽取、肢解，甚至以偏概全，從而帶有局限性。

顯然，研究當下國民的文學生活，研究思維與方法不能停留在傳統語境。我們需要把目光再次投向新媒介一新媒介不僅深刻地改變了文學生活，也帶來了研究文學生活最適宜的方法——大數據的挖掘與分析。

隨著新媒介的發展，大數據（Big Data）的時代已然來臨，正如維克托教授所說：“大數據已經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業科技到醫療、政府、教育、經濟、人文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彼^大數據，從字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數據，它是互聯網不斷發展的產物。在新媒介時代，理論上，人們所有的網絡行為都可以被數據化、被記錄，而且正在被記錄，由此不斷產生與更新著海量的數據。但是，大數據的核心理念并非指其龐大的數量，更重要的是對海量數據的挖掘與分析，試圖從中找出規律性的軌跡，從而能夠對用戶的未來行為與行業發展做出準確預測。大數據是與云計算（CloudComputing）聯系在一起的，兩者相輔相成，云計算能夠有效地從紛繁復雜的各種數據中挖掘、分析出有價值的信息。顯然，大數據帶來了人類思維方式的重要轉變，數據不僅僅是數字代碼，而是能夠產生重要價值。舉例來說，美劇《紙牌屋》的爆紅即與大數據的挖掘有關，出品商Netflix“利用大數據分析巨量用戶的需求，不僅是誰喜歡看什么節目，更精確到用戶行為：什么人喜歡在星期天晚上用平板設備看恐怖片；哪些人會打開視頻就直接跳過片頭；看到哪個演員出場會快進；看到什么劇情會重放”，由此，“《紙牌屋》的商業奇跡正是通過云計算精確整理重點關聯數據而造就的?！?/p>

跟傳統文學生活相比，新媒介語境下當代國民文學生活的特點之一就是產生了海量數據。舉例來說，文學網站中作品的點擊率、排行榜、收藏榜、月票榜、粉絲數；寫手、讀者的年齡層、分布地域、教育程度、經濟水平、題材與風格喜好等；書評區、貼吧等論壇中的主題、帖子、回復的內容與數量、會員的相關信息與數量；微博、QQ、微信等社交網絡中產生的關于文學的文本、評論、圖片、視頻等數據；各購書平臺的購書記錄、對作品的訪問次數、駐留時間、對作品的評論等數據；搜索引擎中作品的關鍵詞、主題、搜索次數等等，顯然，這些數據正是展示國民當代文學生活豐富而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如果要想對當代文學生活展開研究，必須充分重視這些數據并進行挖掘。但需要指出的是，大數據分析并不是傳統的問卷調查，而是全數據分析模式。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維克多教授指出了大數據時代數據處理理念的三大轉變，即要全體不要抽樣，要效率不要絕對精確，要相關不要因果。在海量數據面前，傳統的人工式的問卷調查與抽樣分析既顯得笨拙、難以有效進行，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而借助云計算，大數據分析充分利用了新媒介的優勢，變不利為有利，拋棄了隨機性的樣本研究，采用全數據分析模式，強調重視每一個數據：“大數據是指不用隨機分析法這樣的捷徑，而采用所有數據的方法”，由此能夠揭示出海量數據背后用戶的行為軌跡。

顯然，大數據的收集、挖掘與分析，既充分反映也充分利用了新媒介的特點，成為研究國民當下文學生活最適宜也最讓人期待的研究方法，由此可以精確掌握普通大眾文學生活的各方面情況。研究者可以從多個方面搜集相關數據，如Web數據，包括讀者的瀏覽器日志、閱讀與瀏覽的歷史記錄，注冊數據與個人信息，對作品的查詢、搜索記錄、書簽數據，以及讀者與web交互所產生的其他數據；多媒體數據，如與文學作品相關的視頻搜索記錄、觀看記錄、評論記錄等；社交網絡數據，各種社交軟件中的文學閱讀、瀏覽、轉載、轉發等相關信息；移動數據，如讀者在利用智能手機看書時的閱讀偏好，閱讀的地理位置等。借助大數據分析工具，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維度展開對當代文學生活的深入研究，如讀者維度，可以從讀者的消費能力、年齡段、知識背景、地域、性別、職業、閱讀時間、閱讀習慣等入手進行挖掘與分析；內容維度，從被閱讀作品的點擊量、下載量、訂閱量、搜索量、題材、體裁、風格、語法、詞匯等……借助大數據的挖掘，這種研究可以進行到非常具體深入的程度，如一部作品，讀者讀到多少頁放棄了閱讀，對哪些角色感興趣，對作品的哪些方面感興趣，哪些章節被反復閱讀，哪些橋段讓讀者津津樂道，哪些經典語句被讀者反復引用，等等，都可以得到清晰而全面的揭示。換句話說，文學生活一些核心卻又一直難以解決的研究問題，如“讀什么”“為什么讀”“何時讀”“哪里讀”“怎么讀”“讀了有何影響”等，都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得出答案。與此同時，這種研究的可靠性、真實度會比較高，傳統的抽樣調查有較多的人為因素，而大數據主要是對讀者在網絡中留下的“痕跡”進行分析，這些日常的不計其數的細微行為，往往能夠折射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反映其潛在的偏好與意愿。

顯然，借助大數據的挖掘與分析展開文學生活的研究是極有價值的，不僅能夠揭示國民當下文學生活的狀況與規律，了解讀者對文學關注的側重點，更重要的是，它對從事文學生產與管理的相關群體，如作者、平臺運營商、出版機構、監管方、文化部門等，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與參考價值，有助于他們了解讀者的真實審美需求、掌握普通大眾的文化想象與社會文化建構的進程，并作出相應的寫作、管理或文化政策的調整。

采用大數據進行文學生活研究，意味著研究模式與團隊建設必須進行新的調整。在科研人員組成上，不僅要有文學研究者，也要有大數據維護專家、大數據建模專家，需要建立跨學科的研究隊伍；從合作關系上，需要與各種大數據擁有者、云計算服務商、政府部門等合作。以這種方式展開深入的、宏闊的文學生活研究，其研究結果必然是充滿前景、讓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