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以豐田汽車公司與豐田市為例

朱安新，高 娜，鄒亞軍

(1．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江蘇南京210023；2.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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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
——以豐田汽車公司與豐田市為例

朱安新1，高 娜2，鄒亞軍1

(1．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江蘇南京210023；2.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96)

日本企業在認識和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經歷了由淺至深的變化過程。豐田案例在企業和地方社會發展、企業與基層社區整合，乃至城市研究新視角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啟發。企業社會責任和地方發展的豐田經驗為我們指出了企業社會責任更為寬廣的可作為空間。

企業社會責任；地方社會發展；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市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急速的經濟全球化，由企業活動誘發的經濟、社會、環境方面的負面影響成為重要問題，從90年代后期開始，在歐美各地，由于經濟衰退、失業以及社會歧視等問題的進一步加劇，企業社會責任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議題[1](2)。企業被要求在實現盈利目標的同時，還需要對社會、環境承擔相應責任，以有效應對來自消費者、社會整體的多元需求[2]。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熱點問題，其概念內涵不斷得到拓展。其中，企業在地方社會整合以及發展中的實踐機制作為前沿問題受到關注。目前，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其重要性越發凸顯。進入21世紀后，企業社會責任對我國尤顯重要。我國企業的傳統型社會責任是計劃經濟時期單位體制下的“企業辦社會”，但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這種傳統社會責任的陸續剝離成為企業轉型的重要內容。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城市呈現出“單位社會”[3]的特征。擁有政府背景的各級單位在其成員的生產、生活方面扮演著組織人、照料人的角色，單位對企業職工在社會生活上實行“單位包干制”[4]。城市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單位集合體的特征，城市社會的整合方式亦基于此[5]。伴隨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城市社會整合的結構發生變遷。1999年以來，城市管理體制由單位制向社區制轉變。對于我國城市的經濟與社會格局來說，這是40多年來的重大調整。如何在社區框架下實踐城市社會的整合功能，一直是有待解決的政策性、學術性、現實操作性的問題。企業在社會責任體現方式上的轉變，給城市發展、社區整合等帶來挑戰。

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受歐美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向以及全球化的影響，從2003年開始，在企業、行會組織和大眾媒體的合力推動下，迎來企業社會責任的風潮。其中，跨國企業對此尤為積極[6]。雖然日本企業并非一開始就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經營戰略來部署，但自新世紀以來，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在眾多企業中被快速制度化，進入2010年，部分企業還被提高到企業經營戰略的高度[1](6～7)。在具體的日本社會文脈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如何促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范式，這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二、日本企業社會責任的變化過程

在日本，企業認知并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過程主要經歷了如下三個變化階段*基于本文作者于2015年10月28日對JNC株式會社水俁制造所實地訪談調查成果的總結。。

第一階段是始于公害時期的企業社會責任萌芽期。二戰以后，日本社會大環境的基調是“優先生產”。在生產能力大幅提高的同時，由工業企業排放的“工害”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導致以“水俁病”“四日市哮喘”為首的四大公害事件的發生。公害問題成為企業反思自身敗德行為的重要契機。在公害訴訟過程中，企業除了重視股東、顧客、員工利益外，開始重視社會和環境的利益，從中吸取教訓，積極開展廢氣、廢水減排的技術改造，有些企業甚至自主開發和施行高于政府排放標準的技術和措施。相應地，公害企業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借款資助下對患者進行賠償。

第二階段始于2003年的企業社會責任擴展期。2003年被稱為日本的企業社會責任元年。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是對環境、生產和產品的責任關懷、安全關懷。此后，隨著2010年ISO26000(即社會責任指南標準)的頒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和推崇成為日本企業的風氣。其概念范疇與之前相比亦有擴大，一般由環境保護、生產安全、產品安全、企業倫理、企業文化、社會貢獻、與社會保持直接對話等方面構成。這種內容設置對于進行跨國經營的部分企業來說，不僅帶來了企業宣傳方面的便利，而且能有效提升企業的社會認知度和社會信譽。在此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上升為企業可持續發展及全球化戰略的重要內容。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在公司組織架構中亦被提升到核心地位，大多直屬于公司最高經營層，與作為核心部門的營銷部門、財務部門平級。

第三階段是2010年中期至今的企業社會責任深度發展期。雖然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已成為大部分企業的核心理念，但由于在該概念統籌下的相應活動開展歷時尚短，存在許多有待突破的實踐難題。具體表現為：一是如何使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滲透到公司每個部門、每位職員的意識中去；二是如何通過對話和互動與所在地社會保持良好關系。目前，相應的企業活動大多以資助當地市民運動會的方式進行，而如何進一步提升企業在當地社會的融入度，體現企業在當地社會整合和發展中的作用，則成為當前階段的難題。

三、豐田汽車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

根據筆者在豐田市的前期實地調查，豐田汽車公司(以下簡稱“豐田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和實踐方面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并最終體現在與地方社會發展關系的變化上。因此，豐田案例有可能成為為回應前述企業社會責任難題提供可行性方案的啟示。日本學界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領域雖然有比較豐富的積累，但學者們主要立足于公司經營，從經濟學、經營學、管理學的視角給予較多關注[7]。雖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的企業發展和地方社會發展經歷了從相互孤立乃至對立，到逐漸形成良好互動關系，進而趨向融合局面的過程[8]，但已有研究“鮮見涉足企業發展與地方居民生活乃至社會關系層面的研究”[9](1)。而丹邊博士編著的《豊田とトヨタ》[10]既改變了前述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狀況，亦為本文討論日本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和地方社會發展的新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通過豐田案例，我們能清楚地看到，企業和地方社會發展呈現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關系，最終達到相互融合、共贏發展。

1.企業和地方的關系。豐田市自1959年建市以來，到70年代末，其發展主要得益于豐田公司的工廠建設。其城市空間的形成過程可以歸納為：地方政府提供廉價土地(含工業生產用地)吸引豐田公司進駐，隨著工廠建設和員工及其家屬的增加，逐漸形成低容積率分散型城區，并隨著工廠所在行政區域的合并，城市不斷擴大[9](1)。這種以大公司為城市經濟主體的形態，雖然能在早期極快地推動城市發展，但也會導致地方發展的諸多問題。豐田公司和地方社會的早期關系主要體現在地方資源占有上的矛盾對立。在豐田市，豐田公司在政治、行政、財政以及其他地方資源方面形成壟斷性控制[11](36)，地方勞動力市場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豐田公司所左右[12]。

基于這種早期的企業與地方關系，學者對豐田公司大加批判，其理由為以下兩點。一方面，這種由大企業主導的地方發展方式導致工廠周邊形成低密度分散型城區，并導致人口激增，使得生活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相對滯后，對于居民來說，交通不便、醫療設施不足成為常態[11](196～203)；另一方面，在生活方面，由于企業員工受到豐田生產體系的異化作用，使當地的原有居民社會和現代企業社會之間處于緊張和分裂的狀態[11](322～329)，當地市民活動以及市民社會更是在上述兩者的擠壓之下難以開展和形成。從企業方面來說，豐田公司在80年代遭遇企業發展和經營上的一系列挑戰：由于國際貿易摩擦問題的影響，企業不得不向海外轉移工廠，日元匯率高漲導致商品競爭力降低，等等。這些狀況也間接導致豐田公司和地方社會之關系的緊張和對立。如此種種，構成了豐田公司在當地探索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背景。

前述種種矛盾在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以來，隨著豐田公司與地方社會互動關系的變化和成熟，逐漸被解決。自日本高度經濟增長期以來，豐田公司為有效應對以產品質量問題和公害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時代性問題，除致力于改善“豐田生產方式”，以生產性能優良的汽車之外，還將社會貢獻作為維護和提高企業形象的重要策略。在此背景下，豐田公司注重改善與當地社會的關系。尤其是80年代以來，豐田公司與地方社會關系維護的重點逐漸轉移到企業直接或間接改善地方社會的基礎條件。企業通過向地方社會提供各種物質資源和活動資源，從而構建和維護自身的良好企業形象，并試圖以此更有效地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在對地方社會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中，豐田公司將自主項目與委托項目相結合，在內容上，由早期的經濟性、政治性內容為主轉向偏重社會、文化方面。在此過程中，豐田公司也獲益匪淺：一是獲得了地方社會的好感和信賴；二是成功激發了企業員工的自我認同和工作熱情。豐田公司注重對地方社會盡其社會責任，其重要的著眼點在于構建企業與地方的社會交換關系。這種注重企業和地方社會通過社會交換而達到共贏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在全球化時代倍受重視。

以近代工業基地建設為開端，并持續繁榮超過半個世紀的地方城市并不多見。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以制造業為核心產業的城市尤其如此。雖然經歷了早期的困難與挑戰，豐田公司所在的豐田市在維持城市核心產業、競爭力，以及促進就業方面取得了成功。在此基礎上，該市實現了經濟方面的持續增長，成為日本自治體中產品輸出總額最高的城市。這種成功固然得益于支柱企業豐田公司調整和創新經營戰略，包括“豐田生產方式”的形成和不斷改善，通過企業集團的網絡化經營，實現零部件生產和調配的合理化，通過雇傭非正式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近年來又促成政府在汽車購置方面的減稅措施等；同時，豐田公司主導形成的與地方社會的交換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良性關系也是重要因素。

2.企業與基層社區整合的關系。豐田市社會階層結構的主要特點是中產階層結構，這緣于汽車企業正式員工收入高和就業穩定的特點。在豐田公司對地方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背景下，豐田市基層社區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傾向：企業的熟人關系有效強化了社區的鄰里關系，尤其是近年來，隨著退休男性員工擔任社區干部的事例不斷增加，男性員工參與社區活動的頻率也逐漸上升。目前，在豐田市男性勞動力中，接近60%的人從事與豐田公司關聯的工作；每年有超過60%的豐田市民不同程度地參與基層社區的活動。與這種現象并行的是豐田市政府長期以來在基層社區推行的自治區制度，且利用政府資源開展與社區營造有關的各種活動。這為本地的產業員工提供了在工作之余參與社區事務的制度性環境。這種有志于地緣性社區整合的男性市民活動，表面看來與企業組織的社會責任實踐沒有直接關聯，是基于市民的意愿開展的，但實際上與企業積極倡導和實踐社會責任理念的企業因素是密不可分的。豐田公司有長期穩定的員工雇傭制度。在豐田市，員工的工作地和居住地相鄰近，并且熱愛工作。在企業與基層社區整合的關系方面，豐田生產體系有效促成了地方社會資本積累和員工在社會責任方面的積極性，也間接提高了企業員工在社區活動方面的參與積極性。

由此，我們能清楚地看到豐田居民在社區意識、行為、社會關系方面的變化，并且可以確認的是，該變化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在于豐田市的社會階層結構，從而能有效捕捉到企業和基層社區整合的關聯。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對時間維度的關注，即企業在早期的立足階段，往往會在環境、資源、組織等方面與地方社會形成緊張關系，而隨著企業進入穩定期和成熟期，兩者之間的關系在社會交換機制的作用下，有可能形成互惠互利的局面。這亦體現在企業員工在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及其實踐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基層社區的活動。

當然，隨著豐田公司今后的全球化發展，其在豐田市提供的正式就業機會有可能減弱。同時，在日本國內經濟持續低迷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豐田市非正式雇用的員工在數量上已經呈增長趨勢。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豐田市現有的以中產階層為主流的結構如何變遷？與此對應的，市民活動特征如何演變？這些都是在愈演愈烈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3.企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在這方面，企業社會責任的特點主要體現為間接推動作用，即溢出效應。豐田市是一座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入而屢經合并擴張的城市。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城市規模的大體落定，社會發展成為該市的重要課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財政基礎得益于在汽車產業發展基礎之上實現的豐厚的法人稅和個人所得稅。經過宅基地與住宅供給、市中心商業區再開發、道路建設、醫療保健設施建設、幼兒園和中小學建設等一系列硬件建設，豐田市逐漸形成適宜生活的低密度分散型城市格局。與此相比，軟件建設主要體現在以中學學區為單位的社區自治區劃、與之相匹配的社區活動場所建設，以及對社區活動的財政補助。另外，豐田市政府以地方分權潮流和自治體合并(2005年)為契機，制定了《地域自治條例》《市民活動促進條例》，這為該市發展提供了相對完備的制度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豐田市社會發展的特點中，除了前述的企業與基層社區整合的關系之外，還有政府對基層活動支付豐厚的財政補貼，以及豐田市建有市民活動中心，用以對應廣域范圍的市民活動，為各種市民組織提供網絡化整合的平臺，并提供資金資助。豐田市的城市發展策略使該市的社會發展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激活并培育社會力量、依靠社會途徑應對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同時，提高了社會的整合程度，并形成良性循環。這既是依托雄厚財政資源的城市行政管理所取得的成果，也得益于以豐田公司為首的當地制造業的發展。

總體而言，就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而言，豐田案例為我們討論企業社會責任這一主題提供了問題意識、視角、分析框架等方面的啟發，亦為我們了解日本工業城市發展的特點，進而以此為鑒研究我國轉型期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城市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四、結 語

從二戰后經濟復蘇到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企業曾經具有封閉型的特征，具體體現在企業主要顧及的是大股東、正式員工及工會、直接供貨商的利益[1](13)。但是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公害問題的出現，以及90年代的泡沫經濟崩潰、全球化進展和市民社會的變化，進入21世紀后，日本企業經營體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豐田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變遷可以看出，其利益網絡已經呈現出開放的特征，在城市基層社會整合、城市發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豐田市在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機制的推動下，逐漸發展為“全球化發達工業城市”[13]。在日本經濟雜志《東洋經濟》每年發布的《CSR企業排名榜》中，豐田公司多年名列前茅。這正是豐田公司與豐田市長期互惠互利交換關系的表現。這為如何突破前文提到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地方社會發展關系的難題，提供了重要案例啟示，從而為企業發展、城市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啟發。如前所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有效實現市場化條件下的城市社會轉型，如何在社會治理創新的迫切要求下不斷改善社會管理體制，以此適應經濟社會變革的需要，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推進社會和諧和社會穩定的新局面。這就涉及企業發展與城市基層整合的問題，也涉及城市社會發展的問題。我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市場化條件下的企業在為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亦改變了城市社會的形態。這主要體現在企業對城市社會整合和發展功能的轉變。目前，我國企業更多關注的是企業內部的經營，對企業外部(環境、基層社區、社會發展等)的關注度尚顯薄弱，甚至由于部分企業優先考慮自身經營而產生的敗德行為，屢屢導致社會效益受損。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社會責任和地方發展的豐田經驗提醒我們，企業作為社會公器在促進地方社會發展上具有重要功用。這為我們在提高和改善社會治理水平方面提供了經驗。此外，到目前為止，與本文討論主題相關的國內學術研究尚屬薄弱，雖然近期亦有社會學視角下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果[14]，但是該領域的研究剛剛起步，亟待學界進一步關注。

[1] 谷本寬治.日本企業のCSR経営[M].東京:千倉書房,2014.

[2] EC.Communic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2.

[3] 李漢林.中國單位現象與城市社區的整合機制[J].社會學研究,1993(5).

[4] 費孝通.當前城市社區建設一些思考[J].群言,2000(8).

[5] 朱安新,田中重好.中國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ティづくりの展開[J].日本都市社會學會年報,2003.

[6] 谷本寬治.CSR[M].東京:NTT出版.

[7] 企業と社會フォーラム，編.持続可能な発展とマルチ·ステイクホルダー[C].東京:千倉書房,2012.

[8] 高娜.公害の社會的制御の展開過程[D].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論文,2012.

[9] 丹邊宣彥.産業グローバル化先進地域の階層構造と市民活動[R].日本學術振興會研究成果報告書,2010.

[10] 丹邊宣彥，編著.豊田とトヨタ[M].東京:東信堂,2014.

[11] 都丸泰助,漥田曉子,遠藤宏一.トヨタと地域社會[M].東京:大月書店,1987.

[12] 野原光,藤田榮史.自動車産業と労働者[M].京都:法律文化社,1988.

[13] 丹辺宣彥.産業グローバル化先進都市の変容と社會學[J].東海社會學會年報,2015(7).

[14] 朱斌.自私的慈善家[J].社會學研究,2015(2).

【責任編輯 海曉紅】

The Practi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and Toyota City

ZHU An-xin1, GAO Na2, ZOU Ya-jun1

(1.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Dongnan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Japanese corporations are going through a progressive process in understanding and the practi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The case of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and Toyota society development provided an inspiring example in many ways, including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corpo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as showing a new perspective of urban studies. Toyota’ experience of CS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has pointed out a wider space to practice for CSR for u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Toyota City

2016-09-10

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企業社會責任的東亞比較研究”(14SHA002)；江蘇省教育廳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多元主體共治的日本經驗研究”(14SJD033)

朱安新(1976-)，男，浙江臨海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高娜(1978-)，女，天津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鄒亞軍(1964-)，男，江蘇南通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企業管理學研究。

C912.3

A

1674-6627(2016)06-00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