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敘事的新路徑及其美學立場
——以《獨藥師》、《望春風》為例

李亞祺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民間敘事的新路徑及其美學立場
——以《獨藥師》、《望春風》為例

李亞祺1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本文以張煒《獨藥師》和格非《望春風》為例，分別闡述民間敘事面向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書寫時所具備的雙重面貌：一方面包含著以自我認知為核心的個體與歷史的沖突，及個體對精神困境的嘗試性解決，一方面又包含著作者試圖置身于歷史之外再現歷史的另一種表達。而無論以何種方式進行書寫，新世紀小說對民間敘事的把控力，由對再現歷史的強調呈現出對個體心理、文本結構及語言的抒情化等文學性的重視，呈現出新的美學向度。

民間敘事；歷史；自我；情感結構；美學向度

就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民間敘事而言，其核心理念未曾有過根本的變化，即如何看待傳統和歷史，并在此基礎上由不同角度展開思辨，映照出當下的個體處境。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包含對傳統歷史與文化的重新定位和闡釋，無疑是中國文學在新的文學思潮影響下作家面向民間敘事的收獲，而這一收獲在更大程度上指向未來，體現了作家以歷史介入現實并思考未來的現實主義報負。盡管經歷了九十年代文學的市場化與世俗化，傳統文學與通俗文學的承載平臺和傳播方式進一步分化并構成不同的場域，傳統文學仍堅持自身評價標準，進一步要求自身代表中國當代文學在文學創作領域所能達到的最高現實關懷與精神反思。這樣的雄心報負符合中國當代作家的成長印記，并依然是新世紀傳統文學創作領域的作家們的內在訴求，甚至可以說，如果想要進入新世紀傳統文學的體系之內，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要遵循這樣的內在文學立場。但不同的是，當新世紀中國確立了自身在世界范圍內無可取代的政治、經濟地位，此時關于現代中國歷史的講述，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對傳統的繼承，更呈現出關于個體命運的認知與美學上的新轉向。其中包括以對現代化進程回望的方式重述個體在歷史中的立場和困境，也包括借用傳統的技法和文人筆調重新對歷史進行思想性到文學性的加工。

與此同時，這種由作家所代言的民間，往往借用一種包含有風土民情的特定歷史階段作為背景進行呈現和表達，然而，本文之所以沒有以新歷史主義的批評方式解讀，在于所選定的文本盡管呈現了特定歷史階段的民間形態，但所包含的思考確是對超越于時間意義的普遍人性的象征性思考，有極強的隱喻和癥候性?？梢哉f，這種民間敘事方式，雖然借用了歷史的某一個特定時間段作為背景，但是其哲學立場和文學表達在于超越歷史之外的普遍人性，甚至是一種當代性的特定的思維觀念之下產生的不同的范式，其一是對個體自我倫理和自我困境的思考，其二，便是試圖超越于這種倫理思考，以文學創作中作家的心理時間和現實時間相互辯證的現代技巧，完成其與傳統中國老莊思想的民間敘事立場的結合。

一、自我與歷史的辯證

新世紀多元思維的豐富，必然造成原有歷史敘事的松動，而碎片化信息帶來的個體對事物把控的減弱，同樣使歷史敘事以敘述不同個體命運的方式切近過往傳統遭遇的變革，并在新的語境中呈現出不同的面向，引來不同的關注方式。尤其是，文本所呈現的歷史在矛盾中包含的現代主義困境，包括對自我歷史、自我生命的重新認識和認同，并在投入到某種歷史的進程中完成個體的成長。這種精神困境的微妙改變，更多是以中產階級的精神痛苦為內在邏輯，是一種中產階級在對現代革命的回溯中完成的當下認知。因此，經歷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后，新世紀近十年的文學傳統文學創作無論從主體還是從創作的關照點來說，是對20世紀初的歷史的對話而非再現。

在中產階級的認知中，當個人歷史具備合理性與可能性，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主流意識的偏離，在此觀念之中，個人史敘事能更好地呈現歷史，而歷史也因此具有時代性與個體性的雙重面貌，這一特點，在張煒的《獨藥師》中有著尤為明顯的體現。

在張煒的《獨藥師》中，革命首先具有雙重的面貌，一方面它與傳統背離，是對“養生”的否定和瓦解；另一方面卻又符合傳統的道德邏輯和家國要求，包含對個體生存欲望和肉體欲望的規訓，并在規訓中完成超越。主人公季昨非在一次次經歷欲望帶來的恥辱和痛苦中，不斷地自我辯白與自我痛恨，卻最終在與理想型女性陶文貝的結合中，建立起某種更具超越的靈肉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隱喻著個體在“靈”的感召下，完成對“欲”的救贖，也是對中國傳統的處事理念的致敬，即在出世和入世之間試圖找到某種平衡點，并且以個體自我救贖的方式完成這種平衡的皈依。

而從另一個向度上看，現代主義的矛盾本身無從避免，正如葛亮在《北鳶》中所追逐的閑適與精致，最終必須以革命的方式去完成精神的救贖，否則，閑適與精致則無從寄托，這是當代對歷史敘事無從避免的文化立場，也是革命話語延續至今的以父輩的方式所帶來的文化想象。

事實上，中產的困境是在不斷地尋求平衡與打破平衡之間搖擺。因此我們可以說歷史敘事在尋求平衡方面完成了某種文學的安撫性新使命，并在語言的精致化與結構的技巧運用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學高度。尤其是，心靈的塑造完成藝術對理念的制衡，在《獨藥師》中，個體的選擇具有極高的隱喻性，在季昨非對邱琪芝的矛盾情感，及其與想要寫《長生指要》的革命者徐竟的交往中，認知困境呈現為個體面向歷史的核心難題，也從而使我們看到通向個體自我認知的方式可以有多么豐富，而這豐富本身代表著人類精神和生存的無限可能。

當然，革命和歷史是冷峻的，在冷峻中尋找出詩意，需得先穿透那冷峻。而將情感本身化為力量，求得可堪與理性相比肩甚至超越理性的“意志”，正如叔本華認為意志是表象世界的根據，當代中產階級正是在意志和現實理性的夾縫中左右為難，這也未免使任何一種呈現都稍顯緊張——一種對峙中的緊張，能夠成文本的張力，但也會偶然顯出節制的不足，而在歷史敘事中，抒情的傳統中國文化似乎以柔克剛地呈現出歷史的溫柔面向。在個體的精神如何立足革命這一問題上，陶文貝的存在恰好以精神性感召而非革命正義的強制去獲得文學本身所能帶來的精神安撫性效果。

與此同時，正如?？路治霭乩瓐D《亞西比德》上卷中的“政治野心與哲學之愛的交匯之處就是照看你自己”時談論關于照看自己的“自我技術”，中認為獨立于政治生活之外自我關注的普遍性問題以及作為貫穿人之一生的自我關注問題。并提出人必須成為自己的醫生，并且擁有在對自我培養的過程中產生的不同實踐活動。①

由此可以說，關于“自己的知識”與這些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在文學中的體現是鮮明的，現代性在新世紀近十年中尤其呈現為不同個體在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識儲備與實踐選擇之間的矛盾與態度，并處在關于自我是否能夠被摒棄，或者自我將以何種方式存在的矛盾中。有趣的是其對話的潛在場域往往選擇某種傳統文化中精致而有極高美學特質的方面，或以物我一統、長生修持的傳統生命哲學作為原型——如《獨藥師》中的養生，或以民間文化場域中極其精巧的語言結構呈現——如《望春風》。當然，其呈現方式是多樣的，還包括葛亮的《北鳶》對精致生活圖景的繪制，也有可能是《軟埋》對精致生活的瓦解所提出的疑問，這里不一一贅述。

二、歷史表達的另一種可能

上世紀80年代的鄉土敘事自“尋根”開始，無論為了尋找文化內在的根基，還是為了拒斥現代主義，鄉土的呈現盡管未有明確的指向，但始終帶有強烈的理性自覺意識——反叛視角的多元與反叛對象的曖昧并不能影響問題意識的強烈。這種姿態到90年代乃至當下，在烏托邦或桃花源先驗理想之下對鄉土的批判性反思，或在西方現代主義創作的感召之中呈現獨特的文化結構或民間奇景，大抵上只要涉及到鄉土，就呈現為“歷史—民族式”敘事，隱蔽的嚴肅立場無可避免，而文學本身的邏輯不斷被牽制又繞回，或進或退，幾乎未曾旁站一步淡然看看，也往往疏于告訴我們，民間是如何在自身的邏輯中一步步沿著時間的河流走到今天。歷史若永遠在場，歷史是否還能呈現個體生命的原貌，不同于《獨藥師》的個體精神獨白，《望春風》則以更強的距離感呈現出歷史敘事的超然性境界。

同樣是面向鄉土的敘事，作家格非在回望之時，發覺不為時間動搖的往昔沒有了現實空間中的位置?！霸俨蝗?，它可能真的就悄無聲息地湮滅了?！彼f。所以，《望春風》的出發點一開始便已不再是一個困惑，而是為了“秉筆直書”，建構一個超時間性的絕對存在——構筑在現實空間之外，由時間所定義而成的空間。于是我們看到的《望春風》，在“去歷史，去超現實，去烏托邦”之中，完成對往昔的“再現”，而內在的邏輯也許是因為——對鄉土的情感最深沉之處，作家不忍心將任何一個觀念附著于其上，而置身于歷史之外同樣能夠構成對個體命運的刻畫，并呈現出相應的歷史面貌和歷史觀。

當代文學的鄉土敘事中，歷史化的語境之下，鄉土被建構出的張力往往比時間本身更洶涌，也衰老的更快，我們唯一能記住的是歷史希望我們記住的。而《望春風》的故事一再打破這種歷史，以民間敘事的詩性層面告訴我們：命運本身的線索并不單純是生活時間的，民間敘事能夠構成對歷史敘事的反叛。真實的民間主體，在歷史關節點某一瞬間的選擇，并不在絕對的理性之內，人一瞬的情緒，冥冥中使生活走向另一個維度，卻在當時并不能被察覺與解釋，這是真實的民間——然而時間是延綿的，所有的轉折可以驚天動地，也可以理所當然被忽略，但在《望春風》里，作者選擇了讓這轉折在時間的延綿之中若隱若現，一切都被包容，無論是父親選擇將秘密在新婚之夜告訴母親，還是母親選擇將所知道的于再婚之時交代給組織，生活的真實與溫柔，恰恰呈現于人們在情感沖動中的疏于盤算與營謀。

所以，盡管作者一再拉著我們回到秘密本身，但文本一開啟與秘密有關的故事，就自動延續著真正情感的在場和延綿，恰如母親的離去，父親的死亡，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不說，不是為了賣關子，畢竟在來來往往的命運之河中，這一切并不重要。使故事不斷前行的不再是歷史本身，而是人類的自我意志。正如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談到：“過去的真實圖景就像是過眼云煙，他唯有作為在能被人認識到的瞬間閃現出來而又一去不復返的意象才能被捕獲?！雹谏踔寥嗽跉v史中的身份也只是密而不彰的背景，秘密本身的重要性退場，人的欲望，人生存著的努力和日常，以強大的生活邏輯忽略著秘密的存在，而秘密在此則如同一個遙遠的夢囈，只在午夜深沉時飄渺出現。

另一方面，《望春風》中人物的命運也不能再由先驗的觀念和方式所決定，人們看似伴隨著歷史的進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命運，但這其中的軌跡卻被民間自身的情感結構取代，恰如作為隱喻的占卜，是“父親”在不可控中實現的可控，是有意識的安排，卻也是時代之中的個體在面對命數時最后的“強詞奪理”。沒有驚心動魄的背景音樂，溫情依然持續在父子之間，恰如父親遠遠的在一個山頭消失，又在另一個山頭出現，而我們知道他會消失，卻也永遠不會消失。這樣的安排，卻也與歷史敘事中個體的渺小與被模糊構成對抗——人即使不能在絕對的自主層面決定自身的命運，依然可以用忽略歷史在場的方式，以長久以來人們應對突如其來的災禍的勇氣，面對生活中的因果與責任。而這樣的個體在民間的角色，充滿人倫的溫情，也是在一切鄉土的世俗性之上，更為深層也更為莊嚴的民間寓言。

知識分子需要對自我和他人的庇護與救贖，往往是當代文學創作的邏輯基礎，然而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和陶淵明的桃花源無法再給予安慰時，知識分子以何尋求安慰與庇護他人？《望春風》試圖以民間敘事超脫于宏大結構的歷史敘事，其實更多是對現代化進程及其歷史側面的寬容與理解，也因此而“妥協”——放棄批判、認同，或是對矛盾掙扎的剖析解構。民間敘事自我形成的時間和空間對文本歷史背景的一再打破，作者仿佛并不刻意甚至未曾預見，卻突出著民間敘事不可動搖的合理性及其詩性內在。正如文中的“父親”所言：“世上沒有什么是無緣無故的……一樁事情的真相與奧妙，通常并不藏在最深的地方，有時就在表面”。格非從敘事一開始即為了堅實地接近與還原民間自身，甚至在第三部分更為具體地依次交代前兩章出現的人物和他們的命運，盡管那些命運中的曲折并不缺少驚心動魄，卻在格非虔誠而平靜的回憶式語氣之中，消散了面對鄉土的憂心忡忡或呈現人性時的用力過猛，從而顯現出矛盾本身的鋒利在被時間磨平棱角后最樸實而溫情的一面。

我們看到，真正的民間，與生存相關的民間，并不在一開始就尋求形而上的解決，但歷史的強烈沖突和簡單粗暴被拒絕，回憶空間的浮現顯現出形而上的詩意——一切沒有失真，而這詩意真正存在于民間的血脈里：父親吃到我留在碗底的兩塊肉時的眼淚，趙孟舒的古琴，會說書也會說英文的“老菩薩”唐文寬，雪蘭懵懂時期的愛情，武松在斜眼小時候扎著他又嫩又細又滑溜的小胳膊上的硬胡茬……以及“母親”——一個始終在逃的女人。而那些我們曾以為的疏離并非刻意，更多是因為時間和年代久遠，因為四顧茫然，蒙上一層揮之不去的惆悵。

于是我們和作者一起四處望望，一切在逝去的樣子，但文本的意義則在于，保留民間本身的詩性，而正如歌德所言“仍然擁有的，仿佛從眼前遠遁；已經逝去的，又變得栩栩如生”。只有真正民間敘事所貯藏的情感力量，能為好的抒情語言和結構所銘刻。

三、民間敘事的美學表達新向度

當80年代的中國文學面向世界之時，接受魔幻現實主義成為接洽中國民間最合理的方式，民間固有的奇異性一瞬間就能夠轉換為現代性的敘事邏輯，而這樣的現代性轉化又基于中國民間自身的原型呈現及作者個人的生命體驗，但民間的敘事若只依賴于歷史面貌的呈現，歷史往往成為作家借用以呈現創作志趣的表達對象，真正的民間形象則模糊而不成邏輯。與此同時，借鑒民間的奇觀達到對現代主義技巧的呈現，往往能夠引起讀者在創作技巧上的贊賞或批判現實角度的理性認同，但鮮有內在情感結構上的共鳴，而民間敘事對未知邏輯的合理化詮釋，解決及安慰也無從尋找。

由此我們看到，《獨藥師》與《望春風》在敘事上以不同的手法超越于“超現實”。盡管是在討論傳統玄學為基礎的養生術，盡管主人公是背負著家族使命的養生世家傳人，這樣的家族史充滿神秘的野史與“羽化登仙”的浪漫，但《獨藥師》中大量密集有效的內心獨白使個體的一切選擇都基于有效的邏輯思辨和推進，這種敘事的有效性，打破了超現實歷史的不可靠感，而結構上加入“管家手記”，更進一步打破民間的隱秘，使讀者在隱喻之外有效地體會個體在歷史選擇與自我認知中的艱難。

而在《望春風》中，格非以回憶為起點，表達出對民間自身的敬意，這里的秘密不再是奇觀，秘密只是日常生活的底色，在日常展開的同時，消失于時空之中，而僅有的可以從占卜中得到的奇異性也被解構，卻也恰好達到了一定程度的還原——在對生活邏輯去魅的過程中，一步步還原人的形象。結構的倒敘構成兩個世界，以對童年場景的追憶開始的故事，看似為了呈現一個重要的奇異性的開端，然而，卻正如父親的“大仙”身份始終是一個掩飾，是為了一個更遙遠的愿望，為了人與人之間依偎著經歷歲月，這一從開始就注定了的命運，誰也不知道是父親一開始就刻意安排，還是情急之下唯一的選擇，然而還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事變遷，事事滄桑，有些命數注定實現，或許本不是命數，是與歷史無關的，人間。

于是，當張煒和格非在文本中展開生活的細節，當人間和個體精神呈現出自己之時——開端，結果，歷史的狂喜或悲劇都只是背景，面對生活唯一的方式，還是人自身的情感。而這樣的情感回歸到文學本身，是一種原初而感性的經驗，這里的民間以絕對在場的方式，幫助情感邏輯自成體系。由此，我們看到一個宿命論的引子，但最終，民間信仰在奇幻邏輯層面上刻意的呈現被巧妙化成對民間的善意。而建構在民間敘事之上的時間也不再具有現代主義創作方式上的斷裂性。

另一方面，當代小說的創作無論基于抒情式傳統，魔幻現實的現代性視角，還是對虛構想象的反叛，作者以自身經驗對民間進行定義的嚴肅性往往被作家自身忽略，那么如何去塑造形象讓文本呈現出文學性的動人之處，而非批判帶來的壓抑或桃花源的曖昧與可疑，一直是民間敘事與其所呈現的歷史自身的隔閡所在。而在呈現民間時作者避免介入，是民間敘事的關鍵，正如傳統的說書人所起到的是穿針引線的作用，如果理念先行，民間往往承載太多附加意義，從而顯得滯重而復雜。因此，正如胡塞爾試圖剝落一切現象并還原事物的本質，盡管是否存在一種本質意義的民間始終存在爭議，但可以明確的是，當太多的理念附著在民間之上，民間敘事的對象必然是被置換變型的民間。由此，張煒運用個人心靈史的記錄，格非以代言的方式完成了民間自身的詩性重現，這樣的民間敘事，在情感態度的出發點上仍然是知識分子特有的，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千百年來歷史中的個體所能擁有的更為內在的人情與故事。每一個個人都可以借此回到民間本身。于是，民間不是一個愚昧的需要被拯救的存在，也并不完全是知識分子心靈的依托，而是它所呈現的真正的倫常，當附著在這之上的一切理念都慢慢剝離，倫常本身的復雜與簡單就已具備詩性的安慰。而恰好是在這種與理念的距離之中，《獨藥師》以個體賦予意義的成長性敘事，《望春風》以強調文學性的民間敘事代替了歷史在場，二者以結構的呼應和人物的自成邏輯，完成了文學性對民間的介入和慰藉，而更為強韌的民間邏輯顯現出久遠也終將持續的民間力量，而當民間的精神氣度自我呈現之時，技巧與立場都成為無需刻意的存在，反而呈現出屬于中國歷史進程中自身的現代性表征。

與此同時，對情感最切近的描述，往往會被認為最貼近生活，然而真正陷入生活，卻很難站在遠處審視這生活本身，人與這世間萬物的情感也變得模糊不清。因此，絕對的關切也產生絕對的距離，因為投入生活并將之賦予一定形式，本就意味著心靈與思想的形式化，而二者只有在跳脫現實之時方能實現。正如阿甘本關于“同代人”的觀點，認為只有和這個時代有歧異的人才是同代人，而與時代過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緊系于時代的人，之所以并非同代人，恰恰是因為他們由于與時代的關系過分緊密而無法看見時代，真正的同代人不能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③

我們?？吹皆S多對民間的敘事是啟蒙者的敘事，有許多同情是啟蒙者的同情，而面對民間時很難真正自化為民間的一部分，但在近幾年內出現的歷史敘事中，個體生命意識的決心從內部打碎了同情的必然性，反而呈現出較強的主體人格。

無疑，現代社會一切的變動和復雜的現象以及解不完的現象之謎底之外，文字恰恰能提供某種可感的永恒人性。如何穿透變的現象，而達到某種“可感”的不變，如何在網絡時代的工具理性之外尋找到情感的形而上表征，而又能真實地將它們扎根于這土地，此時的我們需要一種言說歷史的理想方式，更需要一種對美的洞見，即作者對個體與時代之間的裂隙的把握，探究文學與我們的時代之間的關系。而這樣的思辨固然是令其自身痛苦的追問——對自己也對所有人。然而，如若沒有這層思辨和追問，精英式的剛愎自用卻往往也成為文學最大的限制。尤其是中國的現實有太多的裂隙，而這裂隙最鮮明的體現之處，并非觀念性敘事所能指涉。需要各式各樣的人物出場，各式各樣微小的內心波動和被人所忽略的情緒見證。我們看到以《獨藥師》、《望春風》為代表的作品對塑造個體生命的強調，此種文學的個體屬性有時候包括賦予生活本身以美學的象征意義。

藝術可以有效的安撫精神困境，從這一點上，當代和任何一個時代一樣，都具備提供豐富素材的可能，雖然實踐理性對傳統中國文道理論的壓抑是無可否認的，但消費社會的一大好處在于，文道理論的實踐同樣可以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產生相應的影響，前提是文本對情感和語言的把握達到相當的程度并呈現出傳統中國文字的韻味。

此時的文學創作，語言尤為重要。正如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是人的生存之家，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能夠延伸多遠取決于我們的語言能力能夠達到什么程度。寫作所能達到的精妙感，歷史敘事內部可能具有的寓言性——如果理性能夠提供某種人生指導的意義，感性同樣能夠提供。情感至深乃至以想象之景入現實之境，揚撒開去，反而渾然一體。

然而當代的話語已非傳統社會的萬物有靈，除非架空在一個虛幻世界或依托鄉土民間的神話傳統，如何在生冷的現實邏輯里述說靈性？此時以傳統中國文學語言在當下建立一種文學的標準是尤其困難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標準。而這樣的標準依賴于文學的自覺，依賴于創作者的努力。正如在瑪克思·德索的《美學與藝術理論》中認為：“藝術之得以存在的必要與力量絕不局限在傳統上標志著審美經驗與審美對象的寧靜的滿足上。在精神生活與社會生活中，藝術有一種作用，它以我們的認識活動和意識活動去將這兩者聯合起來”④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內心結構可以被稱作是道德的，但更廣義的說，是宗教的，是在命運中而非反省中延伸出的透徹與包容，也是植根在內在世界對外在的克服之中的。這種自覺的價值理性追求，其實是新世紀文學創作者在自身美學的立場及自我意識之下，凸顯的對理想自由生命形態的追尋，并包含著同代人的距離感。在這一點上，民間敘事不是現實主義的批判，也不是輕酌淺唱的小確幸，反而是關于命運和命運所能帶來的一切的哲學表達。

事實上，關于個體如何在歷史認知中完成當下身份的指涉，有很多不同的探討方式和形態，而如何能夠深入有效的切入到現實生活本身，而非最終被個體圓滿，即理想人物的可能形象或自身的文學立場所左右，也許我們會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去切近。而敘事的美學特征所呈現的美學效果，是新世紀的今天在民間敘事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績，并依然期待著一種面向未來的美學訴求。

注釋：

①米歇爾·?？拢骸蹲晕壹夹g》，《?？挛倪x》，汪民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頁。

②本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67頁。

③阿甘本：《什么是裝置》，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④瑪克斯·德索：《美學與一般藝術學》（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頁。

The New Path of Folk Narration and Its Aesthetic Position——A Case Study ofExclusive PharmacistsandLonging for Spring Breeze

LI Yaqi
(Department of Chinese,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aking as examples Zhang Wei’sExclusive Pharmacistsand Ge Fei’sLonging for Spring Breeze, this paper explainsthe civil narrative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modern writing with the dual aspects respectively： on the one hand, it contains self-awareness as the cor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and a trial solution to an individuallyspiritual predica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contains the author’s attempt to reveal another expression of history beyond history. And no mater how you write, you will find that the new century novels’controlon the folk narrative andemphasi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text structure and language lyricism andthe importance to other literariness are taking on a new aesthetic dimension.

folk narrative; history; ego;emotional structure; aesthetic dimension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8318（2017）04-0024-06

2017-06-12

李亞祺（1988-），女，甘肅蘭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