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生成的雙重鏡像

史 靜

（天津大學 外國語言與文學學院，天津 300350）

中國當代文學生成的雙重鏡像

史 靜1

（天津大學 外國語言與文學學院，天津 300350）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意在整合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然而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區隔在中國當代特有的語境中日益擴大，并各自獨立為文學史的教學范疇。20世紀80年代中國香港、臺灣及海外一些文學批評之聲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產生亦產生重要影響，中國當代文學的自主性在雙重鏡像中成熟。

當代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

一、從學科整合到學科區隔

1985年，陳平原、錢理群和黃子平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以全新的視角嘗試去重構文學史；1988年，《上海文論》開始開設“重寫文學史”專欄，連續組織了總共八期來展示重述文學史的思路。至此新時期以來文學史的轉型達到了高潮?！罢w地”把握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可以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已經成為一個繞不開的文學反思的原點。然而這一進程并不是單向演進和突破式的發展的，其中充滿了曲折與困惑。從一開始這個研究框架所包含的新文學/通俗文學、現代化/現代性/后現代性、民族國家的想象/后殖民主義的宰制等等之間的矛盾就被很多人關注。不過更重要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不僅促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開拓，而且促成了它所意在整合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兩個學科的反向的“成熟”。

晚清文學、近代文學在此次文學史的反思中處于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現代文學向晚清和近代“越界”的同時，近代文學這個學科也不斷成熟起來，并真正獨立進入到文學史的教學領域，確立了在文學史合法化的地位?，F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區隔也是如此，雖然，“2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倡者和實踐者一直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學科區分當成“權宜之計”勉強接受下來，但他們多方努力的結果卻是使得這兩個本來被“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理想化地整合到一起的學科卻事實上區分越來越明顯。

這是因為一直以來，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引領“文革”后思想文化“撥亂反正”的大潮，同時也是現代文學的研究帶著當代文學創傷性的反思向前跑。然而隨著壓迫性的全球化語境加上知識界的左右分化，使得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在回歸“五四”文學理想、人道主義和自由精神的共同道路上的親密感逐漸喪失。最明顯的就是，很多人開始重新探討當代文學的“獨特”意義。

這種“沖突”是內在于“20世紀中國文學”這個研究范式的。這個概念本身是文學研究擺脫陳舊思想枷鎖，尋找文學自主性過程中的一種短暫的“共識”。這種自主性本身就是在面對文學的自身傳統與面對文學的外部影響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一旦思想的平臺已經建立，同時就意味著分裂的可能性。原因在于這種自主性是與它反對的極左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享有共通的現代化處境：它從屬于建立新的民族國家想象的主體形象的社會文化工程，這個過程“翻譯”了西方的主體性，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想象[1]。

與蘇聯文學在上個世紀最后的階段所經歷的過程相比較，我們會發現“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這兩個概念其實以新的“整體化”的方式重現了蘇聯文學很長一段時間里的“經歷”。翻開任何一部《蘇聯文學史》我們就會發現，所謂蘇聯文學，或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是一個排他性的概念，它是“同五花八門的流派和思潮作斗爭”中發展起來的，自然而然地排除了“包括古舊風習的辯護士和同他們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未來主義派別，以及后來犯有庸俗化和簡單化的人”。[2]因此在歷次政治解凍以后蘇聯文學中就出現了眾多的“回歸文學”。它包括因政治原因無法發表和禁止閱讀的“被耽擱的文學”，曾在國外發表，現在返回故土的“返回的文學”，還有僑居國外的作家發表的“僑民文學”。[3]因此文學史就成為不斷重新接納和重新評價“回歸文學”的一個平臺。雖然情況有差異，但是相似的，我們也能看到新時期以來“重放的鮮花”、“歸來者詩人”等等中國式的“回歸文學”，但是，意識形態的原因使得這種“回歸文學”是極端選擇性和政治性的，與此同時，受到中國香港、臺灣及海外學者研究和批評的巨大影響，也使對現代作家與作品的重新評價與闡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這種修補性的視野重構更體現在思想領域。蘇聯文學很早就承認了人道主義與“黨性”、“人民性”并列的理論地位。而人道主義在八十年代因為思想領域以悲劇結束的討論使得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一直無法找到替代性的整合框架。文學的自主性，或者用八十年代劉再復提出的著名命題“文學的主體性”，幾乎是在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同時，整合不斷涌現的文學現象、文學流派和思潮，當然也包括整合中國意義上的“回歸文學”的艱難努力?！岸兰o中國文學”這個范式其實正是關閉了屬于上一代的具有馬克思主義強烈背景的研究者提出的“文學的主體性”①的整合道路之后，直接溯源到了西方古典人文主義的傳統，并且融合了弗洛依德、薩特、加繆等可以算是現代西方人本主義的內容。

在這個語境中，有兩個詞處于中心地位：其一，整體化；其二，新時期。

它首先極其重視對創作、知識和思想的融構，就像《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中說的：“在這一概念中蘊含的‘整體意識’還意味著打破‘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個部頭的割裂。如前所述，文學史的新描述意味著文學理論的更新，也意味著新的評價標準。文學的有機整體性揭示出某種‘共時性’結構，一件藝術既是‘歷史的’（深度）、‘現實感’（介入）和‘未來感’（預測）。既然我們的哲學不僅在于解釋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文學史的研究者憑借著這樣一種使命感加入到同時代人的文學發展中來，從而使文學史變為一門實踐性的學科?！盵4]

其次，它又是極端情境化的，不能夠脫離八十年代的“新時期”這樣一個獨特的情境來認識。所以樊駿才會說：“看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章，看陳思和新文學研究的整體觀的文章，都使人感到他們的這些思考和結論，直接受到新時期文學思潮和流向的啟發與推動，甚至可以這樣推測：如果沒有新時期文學，他們不一定會有這樣的思考和結論?！盵5]87

而中國香港、臺灣等地學者的文學經驗，對這種對大陸文學發展影響甚巨的范式變革很不以為然。臺灣學者龔鵬程說：“在臺灣、在大陸的社會與歷史觀之外生活的我們，存在之境遇感自然不同于黃子平陳思和等人。因此，在他們具有重大突破意義者，對我們來說，便覺得頗為平常，甚至不關痛癢。因為理論的評價與歷史情境的評價，往往是不盡吻合的?！盵5]88-89“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著力甚巨的“整體意識”與“走向世界文學”的方向目標在龔鵬程眼里也變成了想象性的情境化了。這種不同的文學經驗是具有啟示意義的，它促使我們把注意力從這一概念內在生成的方向挪開去，從更多視角去重新審視這一概念的生成過程與他者批評視野之間的關系。

二、當代文學自主性生成的他者批評話語

龔鵬程的話強調了“歷史情境”。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情境”中，當代文學一直跟著現代文學回到了五四的思維循環之中尋找自主性的思想資源；但是，當代文學卻一直沒有站在代表“主流文學”思路的新時期的框架里面尋找自主性的生機，它找不到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現實主義、世界文學中真正的“相關性”（Relevance)，這還不包括當代文學與自身受到批判的左翼傳統和本土經驗之間獨特的聯系。相反，它卻在八十年代一直處于被“主流文學”批判的邊緣地位的“先鋒文學”的語境下慢慢發現了自己的活力所在?！跋蠕h文學”在中國大陸的“真假問題”一直受人質疑，但它尋找自主性的精神卻在八十年代不斷給當代文學帶來活力。張旭東曾說：“在一個‘歷史’、‘邏輯’、‘主體’或‘絕對意識’等概念業已四分五裂的世界語境中（人稱“后結構主義時代”），這的確是一個極為獨特的案例。當代中國的文學實踐不但在一種‘后現代主義’自由（它在根本上是象征的，或者說，符號的）中，解放了一個‘前現代’的‘主體’（雖然它只在被解放或者說被結構出來的一剎那才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主體”），而且通過這個被解放者的歷史要求和美學創造力，改變了人們對‘形式自律性’、‘語言游戲’等西方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概念的理解。這個新主體的敘事，從一開始便引入了嶄新的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這又是一部歷史，它在續寫一部古老歷史的同時給‘世界歷史’帶來了新的視野。這是當代中國經驗個體的歷史，是透過語言風格投射出的一代人的自我形象，是重新開始‘寫詩’和‘講故事’的民族的最初的精神自傳?！盵6]這是一個放棄了整體化思路，在寫作的實踐中生發出來的“當代文學”的景觀。不過，具體而言，“先鋒文學”與當下的相關性仍然處于“幻想的秩序”之中。

龔鵬程說的“無關痛癢”對于這個研究范式來說是缺少身臨其境的實踐的同情的，也大大低估了突破性和連續性對學術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性。不過，對于一直處于多重矛盾和制約之中的當代文學來說，它相關性的缺乏是因為：其一，在其他國家地區很難感受到“現代化”作為替代性意識形態的壓力。因為九十年代以后文化語境的劇烈變化，這個提法對八十年代更有意義。此后很多的研究專著用這個詞的時候已經越來越拋棄了這個提法原初的意義，使它僅僅保留了在時間概念上的整合性意義，這是因為：其二，原有蘇聯式的學科劃分和科研機制仍然在起著作用，“概念革命”、“觀念革命”的意義，大于實踐的意義，因為到頭來文學史還是要在高校上同樣的課程的時候講授的。

在“重寫文學史”的熱潮中，文學批評在“再闡釋”中的顛覆意義異乎尋常地引人注目，而真正把“當代文學史”重寫的研究卻要等到九十年代后期和新世紀了。陳思和的《當代文學史教程》與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完成了這種真正意義上的“重寫”。事實上，八十年代影響最大的三部當代文學史就是分別由華中師院、山東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寫的。熟悉“前三十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歷史會發現原來它們都隸屬于政治運動型的資料編撰和教科書撰寫的傳統，很多新時期之前和初期的文學的政治批判資料、當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研究資料都是這些高校和科研單位集中出版的。我的理解大致是：政治運動型的“文學運動學習材料”（例如評紅樓、批林批孔、評水滸）→“教研資料”（編撰文學史前的準備）→“研究資料”（九十年代以后的經典化），這基本上概括了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些單位在當代文學史的研究準備階段的發展軌跡。在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中也是如此，當代文學史的撰寫性質一直是沿著這樣的道路發展的。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則體現在九十年代以后那種更具有人文獨立精神重點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的當代文學經典化和當代文學史撰寫的過程中。它們與我們剛才說的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的經典化與文學史寫作是以對抗的形式出現的。從此，當代文學史開始從教研室——研究室的集體撰寫的時代走向體現學者獨立研究思路的學術性當代文學史的撰寫的時代。

文學史的反思、再反思發展到現在，已經產生一種“為了反思”的顛狂，不是希望出現一個能夠重新統合一個共識性的“當代文學”，而是為了消除激進反思（包括以自由主義和西方中心的文學標準否定“當代文學”起碼的歷史性的另一些研究者的“反思”）的重讀的“洞見與盲視”所帶來的對常識和歷史的傷害。

在這個時候他者批評話語視野和文學經驗的意義就異乎尋常地突出出來。我們需要重新返回八十年代重新審視它們在當代文學自主性構成中的意義。正是這種“自主性”的不斷被結構－建立和不斷被質疑－消解，才相當大程度上造成了對“當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的對抗。什么是“自主性”？它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范式在八十年代的實踐中，體現為對整體化、“純文學”和對“世界文學”的關注和集中討論。在整體化的意義上它集中了現代性自身的矛盾和對立；在“純文學”的意義上它集中了不同思想的烏托邦和意識形態的理想；在“世界文學”的意義上它局限于自我的歷史和現實情景，不斷把“外部”消解在“內部”主體的自我建立之中。但是，正像很多學者已經指出的，它是首先建立在以現代化為口號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和文學史斷裂開來的基礎上的，是首先區分，然后整合的結果。

它也同樣可以看作是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中重新凸現出意義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自主性的處境，也許我們應該引用孫歌所理解的悖論式的竹內好思想中的魯迅式的文學觀我們應該“把文學這樣一個通常被理解為一個實體性領域的精神樣式，開放為一種主體的流動性自我否定和創造的機制，具體而言，就是把文學變為一個不斷釋放又不斷吸納的終極性‘黑洞’，它造就思想家、文學家，不斷以各種形態實現自我，但是它本身不具有固定形態，不能被凝固化為一個對象；它是它自己，同時，它又總是拒絕成為它自己”。[7]

重新深思八十年代大陸與港臺、海外關于大陸當代文學的關系這個視角存在的情境化與非情境化，是必不可少的。它們正是當代文學的黑洞效應所裹挾進來的自主性的建構性的新因素。在八十年代文學的潮流中，我們不斷能夠看到中國香港、臺灣和海外批評存在的影子，它們的意義在于，它們一直能夠讓大陸感受到當代文學與大陸現實的獨特的相關性之所在——當代文學與各種思潮的不協調；它仍然在一個沒有西方式民主（意識形態的全球化？）的國家尋找自主性的意義，同時又與通過反抗實現“自我的現代化”的歷史糾纏在一起，就像竹內好所說的那樣“這種主體性的欠缺來源于自己意識不到自己”“因而就成了到外面去尋找本應該有的主體性”。[8]

這種相關性在中國香港、臺灣與海外文化批評者看來是全然由社會制度的不同造成的。港臺、海外都享有資本主義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更大程度上允許由不同的聲音和思想自由發展，大陸則更強調同一種聲音的重要性，對文學也是如此。在新時期以前這種分別是剛性的，大陸與港臺、海外的態度互相充滿了敵對的情緒。但是，改革開放以后，大陸開始越來越重視在外的形象和外界的聲音，雖然仍懷有重重的戒心與疑慮。在文學方面，海外的聲音開始在內部資料、《參考消息》、《新華文摘》等地方頻頻轉載。他者話語的批評被異乎尋常地重視起來，成為很多文藝論爭、批判，甚至重要事件的導火索、催化劑，成為文藝不斷漸進地向前開放、發展過程中的一股力量。

以香港報紙和刊物為例，《明報月刊》、《大公報》、香港《文匯報》、《爭鳴》、《七十年代》、《廣角鏡》、《百姓半月刊》等等在八十年代都曾十分關注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很多作家、評論家和文藝理論家都曾經在上面刊登過文章。這些文章再加上香港學者對新時期文學的廣泛論述和介紹形成了大陸當代文學研究以外很重要的不同的視野。這些報刊雖然不容易看到但還是進入了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其實大陸文學研究界和作家們也很注意自己在香港、臺灣和海外的影響和形象。在1981年左右大陸學者訪問香港、海外的熱潮達到了高峰，這時國內與港臺海外人士都發現，大陸作家在國內與國外的發言與表態差別是那么之大。②港臺海的評論影響大陸文藝政策與論爭方面例子也很多。比如在由劉再復的文章引起的關于“主體性”的討論中，港臺刊物就起到了微妙的作用。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文章選本：一個是被認為是劉再復“指使”下編選的《當前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附錄選有十篇港臺和新加坡報刊對劉再復與陳涌文章的評論，1991年還有籃硯在《求是》上發表文章《論“劉再復現象”》指責劉再復“為了捍衛自己的主張”而選編的附錄“政治性極強”，“有許多是赤裸裸地為大陸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叫好，并且為出謀劃策的”，因此得出了主體性的討論“純粹是個政治問題”的嚴重結論。相反，還有一個針鋒相對的論文選也同時出現。這本由紅旗雜志社編輯部文藝組編的《文學主體性論文集》，該論文集刊載了四篇香港《大公報》和香港《文匯報》的新聞，其實也是借著香港的聲音反映自己反對劉再復“文學的主體性”的觀點，這就形成了很有趣的陸港兩地文學的互動現象。1986年9月《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創刊，成為批判劉再復的主要陣地，香港雜志《爭鳴》迅速反應，在11月刊出懷冰的文章《與文以改革派唱對臺戲——〈文藝理論與批判〉創刊號》，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劉再復一邊。香港學者梁麗芳寫有《八十年代的〈爭鳴〉與中國當代文學的互動》一文，[9]153-190生動地描述了這本刊物在八十年代與大陸當代文學互動的情況。香港的位置特殊，“雙重的‘外’，比‘內’更有利于向權力中心進行影響”[9]153-159。這些刊物及時報道大陸文壇信息，不光在海外很快形成一種外在的輿論，也有效地遏制著極左的文藝管理模式沿著自己的慣性對作家和創作造成的傷害。

新時期的批評“朦朧詩”與“三大崛起”、批判白樺《苦戀》、文學的主體性論爭等等之所以沒有發展成文藝批判運動，港臺的強烈反應起到了很好的制約作用。

不過，八十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對港臺及海外的華人世界的聲音的接受又不能不是有選擇性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傷痕文學”為代表所開始的新時期文學立刻相繼產生一個個的文學思潮，即“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現代派小說”等。而文學是中國香港、臺灣及海外了解中國的一面鏡子，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文學雜志更是起到了向海外與時介紹中國大陸文學的窗口的作用。在選擇刊登什么樣的文學作品的標準上，或給予所選登的作品以什么樣的定位，這些雜志的標準都格外的一致，即都是從政治意識形態的標準來選擇，而海外也基本認同這一立場。

《七十年代》雜志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份雜志，其主編李怡在1980年6月編選了《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的（正編）③，緊接著和璧華一起編選了《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的（續編）④，以后這個選本又由璧華一直編到第六卷，但選編的標準一直沒變，即“新寫實主義的標準”，這一標準李怡在《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興起》中所認為的是：“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的特點，其實就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現實主義。它的特點不是歌頌而是暴露，不是粉飾太平而是揭示缺點和矛盾，以喚起人們的注意和療救”[10]329，“在社會主義時期，文藝作品的功能是什么？新寫實主義文藝的回答是：作家們對社會的現實矛盾和問題的敏感的揭露，正有助于當政者和人民正視矛盾，以便解決矛盾，為整個民族指出明確而富希望的政治前途”。[10]329并且在《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的底層封面上寫著：“新寫實主義的好作品摻雜在大量的文藝刊物中，是不易被海外讀者所發現的。為此，本書特從這段期間的中國大陸的文藝刊物中，挑選出十五篇作品，供海外讀者閱讀欣賞?！崩钼鶐е@兩個選本參加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第二次“中國周末”⑤，1980年的第二次“中國周末”主要是針對這兩個選集進行討論。

這些選集里的作品往往是在大陸受到批評和引起非議的作品，這是選集對中國大陸文學選擇的標準。與此同時，《爭鳴》、《知識分子》、《明報月刊》等刊物也在選擇文藝作品時采用這樣的標準。由這些雜志所塑造出的大陸文學形象，就是暴露文學和干預文學，他們的文學選擇和文學批評的標準也賦予了這些作品一個優勝值，即因為暴露而是好文學。

這些雜志的批評標準并沒有引起國內文學界的變革，也許在初期還可能引起國內的共鳴，到80年代后期還繼續延續這種只重視內容，而且是政治內容，而忽略審美和藝術形式這些文學本身的維度，角度過于單一并政治化，因此已經不再符合大陸文學批評的需要。1985年7月的《爭鳴》刊出一篇署名蘇文的文章《“北島終于出國了！——現代派作家走向世界》，里面寫道：“這樣一個代表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中共批準這樣一個代表團出國，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也表明所謂‘朦朧詩派’、‘現代派’的創作已經得到社會（包括官方）的承認，他們才是在文藝創作中真正能夠‘走向世界’（這是巴金的期望，也是作協四大所提出的一個目標）的一股力量?！睘椤艾F代派”得到官方認可而感到鼓舞，這種標準的文章，讀后不禁讓人宛爾。當大陸文學已經產生了重視文學形式和文化尋根的作品，特別是現代派與后現代特色的文學的時候，這些作品就需要一種新的批評理論與之相適應而不是一味地“政治化”了。

三、“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學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八十年代人文學者的影響巨大。到八十年代初，當這部書的中文繁體字版通過零星的渠道流傳到大陸學界之后，也曾引發過一次頗具規模的批評聲浪。1983年，《文藝報》、《魯迅研究動態》等雜志紛紛發表批判文章，指斥該書的政治立場和文學偏見。但是這些批評都無法阻礙書中的觀點在中國現代文學界的播散，更無法阻礙它對大陸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產生巨大影響。無論是贊同還是質疑，現代文學研究者都很難回避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所闡發的觀點進行對話或潛對話。[11]如果往遠處追溯的話，可以說，《中國現代小說史》挑戰性的影響，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是有重要影響的。它從外部突破了還沉浸在只有一種現代歷史敘事迷霧中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夏志清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再發現”，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其他“再發現”無法回避的起點。

對以往的文學史寫作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過多地受到政治干預，而希望能夠“文學史就得為文學史，它談的是文學，是從思想上藝術上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和敘述，而不是思想斗爭史，更不是政治運動史”。[12]陳思和提到有兩種文學史著作對大陸的新一代文學史家的出現發生過很大影響，一本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本是香港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這兩位著者都在著述中流露出自己的個人審美傾向，尤其是夏氏，對西方文學的深厚修養使之評價中國現代文學有了新鮮的參照系，在幫助中國大陸學者沖破原有的文學史觀，曾經起過相當積極的作用。[5]61同樣也形成了一種巨大的闡釋的壓力。它使得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對一個反對政治干預文學、又以“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初版原序》）為衡量作品標準的前所未見的強大史學對手。

夏志清執教的耶魯大學是新批評的重鎮之一，科林斯·布魯克斯（夏志清的導師之一）、羅伯特·潘·沃倫、威廉·K.威姆薩特、雷納·韋勒克等美國新批評的大將都曾在此長期執教。布魯克斯早期極端反對“didactic heresy”，在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ation(1939)中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搞的是“宣傳的藝術”，這種攪和的藝術降低了真正的藝術價值，“在一篇詩歌中闡釋出教條的真理并不能讓它更有價值”。[13]不過到五十年代以后，他身上折衷主義的特點充分體現出來，他不再大批新人文主義者，而正是在這個時期，夏志清寫成了這本學術名著，這就使得他結合了形式主義的美學批評和人文主義道德批評兩者。

夏志清的趣味基本上是追隨英國《細讀》（Scrutiny）的中心人物利維斯的，強調充滿距離感的審美經驗的作用而反對道德和政治的介入，厭惡形而上的玄想。新批評雖然不講究“意義”，但眾所周知，他們所代表的文化立場是十分保守的，維護的是西方文學經典和文學“經驗”。這更使他毫不留情地批評中國現代小說“與現代西方文學并無相似的地方”，批評這個傳統本身“自外于世界性”。這其實是以西方中心主義對“在現代中國發現現代文學”這一中國文學需求建立的反對殖民與西方中心的“第二主體”及其傳統提出了否定。按照他的視角，這個按著“錯誤”的歷史軌跡走向共產社會的國家，既不是“現代的”，也就談不上追趕世界性文學的湯湯大勢了。而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歷程不可能放棄自身歷史的經驗和與這種經驗的相關性，然而對既存秩序的“反抗”和文學自主性的自我更新卻很難得到贊賞。

在英文序中，夏志清開頭就說此書是為了讓英語讀者解除現代中國的文學都是共產主義文學，都是為了政治宣傳和鼓動的偏見。他呼吁應該在更嚴肅的文學中重新找到多重的國家形象，顯然，這是一種歷史的“再發現”。如果按照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查克拉巴迪（Dipesh Chakravarty）對歷史的劃分[1]，可以把資本主義的、現代的歷史稱之為“第一歷史”，把“第一歷史”遺漏的歷史叫做“第二歷史”，“沒有歷史的歷史”，那么，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經歷就顯得更為凄慘。首先，資本主義發現了沒有“第一歷史”的古老中國，然后“第一歷史”擴展到了浸潤在福爾馬林溶液中的中國。因而才可能有某種意義上的“現代文學”——“世界性的文學”。左翼傳統的文學和沒有文學趣味的不那么“嚴肅”的文學，便被這種視野所徹底遮蔽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得所有的文學“歷史”再次變為烏有。而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重新發掘出了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等可以入“史”的現代小說。

夏志清的文學史觀強調了“走向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重要性。他所說的這個“走向世界”的“世界性”的文學似曾相識。吳曉東說：“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學人提出‘走向世界’的理念，可以說夏志清的這部書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彼纸又赋觯骸啊呦蚴澜纭^念中的文學現代化以及經典的選擇依據都是以西方文學為基本參照視野的。但是在當年‘《小說史》的寫成見證了離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里’，這種‘自己國家代言人’的身份定位卻可能是一種悖謬的主體位置：一方面，夏志清把中國的現代文學展示給世界，另一方面，他用來掃描中國文學的內在‘視景’，卻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于‘世界’的?！雹匏^然不同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所提出的“世界文學”的方向。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第二主體”并沒有被夏志清小說的“冷戰”背景馴化掉，反而在文學理想上更能認同第三世界的道路，并且沿襲著馬克思文學方面國際主義的傳統。這個“第二主體”的強化，似乎正是被夏志清式的西方視野所代表的“第一主體”所強化的。

中國當代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樣仍然脫離不掉政治、文化、現代化、現代性等多少本質化的分期的弊端，以時間來劃分文學，但是這種“武斷”也給我們更多地尊重“歷史”、更多地保留文學記憶的差異性提供了一片臨時的空間。

注釋：

①它們仍然不得不援引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思想資源，我們回想一下參與人道主義的思想論爭和“文學的主體性”的討論那些眾多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思想家、美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就可以更清楚這一點了，比如王若水、李澤厚、汝信、劉再復等等。

②資料眾多，可以參看周玉山：《大陸文藝新探》，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年版。

③共收十五篇作品，有短篇小說《草原上的小路》《管飯》《清水衙門》《李順大造屋》《喬廠長上任記》《喬廠長后傳》《悠悠寸草心》《兒女情》，中篇小說《飛天》《調動》《人到中年》，話劇《未來在召喚》電視劇本《在社會的檔案里》，詩《將軍，不能這樣做》。還有四篇因為在七十年代上轉載過，就沒有收錄，是報告文學〈《人妖之間》，短篇小說《一束信扎》《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話劇劇本《假如我是真的》。

④收錄有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魯彥周《天云山傳奇》、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沙葉新《假如我是真的》、劉賓雁《人妖之間》、王蒙《布禮》、陳世旭《小鎮上的將軍》、李克威《女賊》等十六篇作品。

⑤中國周末是聶華苓和他的丈夫安格爾在愛荷華一起主持的一個“國際寫作計劃”下誕生的一個寧馨兒。1979年中美建交，政策剛剛略有松動。為給尚處封閉的兩岸作家提供交流的渠道，聶華苓在“國際寫作計劃”中就舉辦了第一次“中國周末”。之后的10年間，余光中、梁牧、王文心、白先勇、蕭乾、艾青、丁玲、陳白塵、王安憶、茹志鵑、吳祖光、張賢亮、馮驥才、盛容、白樺、汪曾祺、阿城、北島、劉索拉等都參加了這個國際寫作計劃，可以說，當時兩岸大部分知名作家全部被網羅進來了。

⑥吳曉東：《小說史理念的內在視景——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3期。這里說的“視景”大致是指夏志清用優秀的美學判斷力，通過對小說肌理的細密分析所把握到小說人物身上的“十九、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所強調的‘人性’、人的心理內涵、意識深度以及道德倫理視野”。

[1]羅崗.翻譯的“主題”與思想的“主體”——文學史與思想史的視角[J].文藝理論研究,2005(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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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旭東.幻象的秩序：批判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學話語[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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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怡，璧華.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續編[C].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1980.

[11]吳曉東.小說史理念的內在視景——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J].中國圖書評論，2006(3)：34-39.

[12]唐弢.關于重寫文學史[J].求是，1990(2)：27-29.

[13]Leitch,Vincent B.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thirties to the eighti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22.

The Dual Mirror Image Generated by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HI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proposed to integrat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m is, however,increasingly expanding and they have become a separate teaching category of literature history. In 1980s, the other critical discours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whose independence is becoming mature in the dual mirror imag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rewriting literature history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8318（2017）04-0035-07

2017-06-27

史靜（1981-），女，河北定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