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小說中的醫學話語
——以《鄉土醫生》和《中國病人》為例

程振紅

（貴州財經大學 文化法律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世紀之交小說中的醫學話語
——以《鄉土醫生》和《中國病人》為例

程振紅

（貴州財經大學 文化法律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鄉土醫生》想象和建構了接近完美的理想醫生許云峰，在市場社會的語境中顯得錯位失真；而《中國病人》中表征理想的主人公富于理想卻被指認為“病人”，與現實格格不入?！班l土醫生”難以療救“中國病人”，這兩部小說形成互文。曾經作為“療救者”的醫生在消費時代已經失去其主體性，甚至其自身都淪為“病人”?！搬t生”無可尋覓，“病人”卻隨處可見。至此，八十年代小說中接續“五四”啟蒙傳統的“療救”隱喻，在世紀之交的文學中已經隱身退場，完成了從啟蒙現代性到世俗現代性的轉變。

世紀之交；《鄉土醫生》；《中國病人》；主體性；啟蒙；世俗

從“傷痕文學”的“傷痕”傾訴開始，新時期文學的“醫學圖景”徐徐展開。如果說“傷痕”召喚出了“病人”，那么《人到中年》則宣告了“醫生”的出場。陸文婷作為兼具高超醫術與高尚醫德的好醫生，是新時期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療救者”形象，某種意義上說，醫生/知識分子主體的重建，正是從陸文婷開始?！隘熅取弊鳛橐环N隱喻，與八十年代的“新啟蒙”同構，也呼應了“五四”“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展開“療救”。隨著九十年代消費社會的到來，文學中的醫學話語已經逐漸失去其隱喻，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也開始漸行漸遠，啟蒙現代性在世紀之交流轉為世俗現代性。

一、《鄉土醫生》：理想醫生的想象與建構

周新德的長篇小說《鄉土醫生》（1998年）講述了一位醫術高超、意志堅強、醫德高尚的鄉土醫生許文峰的成長經歷。小說的故事時間從六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其中“文革”前及“文革”中許文峰的遭遇與經歷是小說敘述的重心。許文峰因為身背“地主出身”的歷史負擔，受到許多不公正待遇，飽受歧視與屈辱。小說刻畫了一個具有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正直無私、醫術高超、品德高尚的醫生。他完全不考慮個人名利，一心只為患者著想，以為病人解除病痛為己任，還經常分文不取免費治病，可以說就是醫療界的“本土白求恩”。小說開頭許云峰在一群出國考察的醫學專家中的出場顯得十分“土氣”：

他中等勻稱的身材，談吐和儀表同樣樸實無華。滿頭的短發夾雜著早生的華發，身穿灰色的對襟小褂和藍色的、洗得褪了顏色的制服褲子，腳上是一雙妻子巧手自做的圓口青面布鞋。[1]

許云峰的衣著舉止與其他人顯得格格不入，“這副穿著打扮，固然樸素整潔，卻未免落后于時代，特別是在這些即將出國因此個個西裝革履的名醫中間，就更顯得過于‘屯氣’乃至過分‘寒酸’了。他的兩只黑亮的眸子里閃爍著真誠和善意，紅彤彤的臉膛上總是帶著憨厚的、靦腆的微笑”。以這樣一種“異質性”的“他者”形象亮相，也彰顯出其作為一個理想醫生的方枘圓鑿。吊詭的是，許云峰畢業于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出身獸醫卻立志濟世活人，到處拜師學藝并刻苦自學，最終成為“一代名醫”，相形之下連城里的醫生們也都黯然失色。作為“鄉土醫生”，他的舞臺在鄉村，那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2]這個“熟悉”的社會中有李大娘這樣一群在他危難之時伸出援助之手的熱心鄉鄰，還有給予他美好愛情的善良姑娘。

應該來說，小說刻畫的許文峰這個醫生形象過于理想化。他滿足了人們對于“好醫生”的想象，幾乎接近完美。同時，小說把中醫、針灸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尤其濃墨重彩書寫了針灸的神奇療效，這也符合建國后黨的醫療衛生政策。但在小說寫作發表的1998年，在市場經濟已經趨于成熟的九十年代的時代語境中，這樣一個精通針灸的中醫（或者說“神醫”）盡管醫德高尚醫術超群，卻顯得有些突兀?？梢哉f，作者在消費時代的城市里想象和建構了這樣一個表征鄉村美好一面的鄉村醫生，有著強烈的情感動因。正如丁帆指出的，“長久的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狀況，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鄉土小說家多數由鄉村走向城市的經歷，使他們樹立了一種這樣的觀念：城市文明，至少也是城市人際關系摧殘異化人性，而鄉村人情則導致人性的復蘇?！盵3]在城市人眼中“土氣”、“古板”的許云峰是個“異類”，而在鄉村他受人尊重、感受溫暖、被人需要，其“情感結構”是屬于鄉村的。路遙小說與之相似。無論高加林還是孫少平，這些人物大多與路遙本人有著相似的情感傾向。同樣，周新德很顯然與其筆下的許云峰一樣將情感投射在了鄉村?！班l村對于作家們還有很強的情感撫慰作用。因為他們雖然依靠種種機緣離開鄉村來到城市生活，但始終懷有對鄉村的關注，美好的鄉村記憶因為時空的距離而顯得更加感人，寧靜的鄉村倫理因為城市的喧鬧而顯得更加溫馨，特別是當他們面對城市紛擾和不公對待時，對鄉村生活的美好回憶，往往成為慰藉他們失意和寂寞的精神滋養?！盵4]在消費時代醫患矛盾突出的現實背景之下，塑造這樣一個“再世華佗”，的確能夠給人以想象性的撫慰。

小說富有浪漫想象，不遺余力地熱情謳歌這濟世活人的“神醫”，尤其在人物刻畫上，不惜將一切美好元素賦予正面人物。首先對主人公許文峰的刻畫，不僅賦予他刻苦上進的優秀品質和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使他擁有了善用針灸的獨門絕技，也讓他多才多藝、充滿魅力。對于那些與他密切相關的女性，如柳潔、葉萱和楊秉男，都既年輕漂亮、身材豐滿苗條，又善良正直。這些女性形象也都接近于完美。丁帆、李興陽在分析世紀之交的鄉土小說時指出，存在一種“浪漫主義”的創作現象，而其特征之一，是“禮贊具有中世紀色彩的鄉村生活的古樸、和諧與寧靜，塑造具有善良美德的鄉村人物形象尤其是善良美麗的鄉村女性形象和天真可愛的兒童形象，真情抒寫農民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美好的鄉土人生、人情和人性”。[5]顯然，柳潔、葉萱和楊秉男這三位女性寄托了作家對美好的鄉土人性、人情的向往，這也正如沈從文筆下的翠翠和路遙筆下的劉巧珍。許云峰出身地主家庭，母親常年臥病在床，他從小受盡冷眼，艱難成長。也許是出于補償，作家安排這三位美好女性給予許云峰女性的柔情和撫慰，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醫生的許云峰才是需要被“療救”的對象。

小說的題目“鄉土醫生”意味著，許云峰之所以如此地受到鄉親愛戴，不是因為他是“醫生”，而是因為他是“鄉土”醫生。許云峰類似于“高大全”的完美的“主體”形象，而作者一定程度上的用力過猛使得這一人物的“主體性”讓人生疑，在消費時代的語境中顯得失真錯位。相比之下，劉心武發表于1977年的小說《班主任》中的張老師可以說就是一個具有主體意義的“療救者”/“醫生”。張老師對學生宋寶琦和謝慧敏的“病相”進行了觀察和“診斷”，但“療救”（啟蒙）尚未開始，只是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新時期小說中真正具有主體意義的醫生應該說是從諶容小說《人到中年》中的眼科醫生陸文婷開始，但這個醫生并非完美，其自身的身心疲憊也需要撫慰。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在池莉的《不談愛情》中，外科醫生莊建非已經成為充滿世俗欲望和煩惱的凡夫俗子，淹沒在世俗的洪流中。在王朔的《頑主》中，醫生更是淪為戲謔諷刺的對象?！案亻T科大夫”王明水玩弄了姑娘的感情之后就毅然拋棄，卻還想披上道德的外衣做出一副偽善的面孔，結果被于觀的一句“屁眼保養方面的專家”打回原形，道貌岸然的本質暴露無遺。無論莊建非還是王明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已經被“沒收”其主體性。由是觀之，九十年代后期“完美醫生”許云峰的出現就難免讓人產生錯愕之感。在《鄉土醫生》中，“鄉土”意味著淳樸美好，而城市里的醫生冰冷淡漠，只會在出現醫療事故的時候互相推諉。在喧囂的市場環境下，以城市空間為主的消費社會已經形成，人們的心態日益浮躁、急功近利，城市作為現代性之空間一方面帶來了生活的便利和舒適，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精神上的困頓和疲憊。于是，“鄉土”在想象中成為傳統美好的表征。

小說并沒有過多地揭露城市問題，但對鄉土醫生許云峰不遺余力的美化使得城里的醫生相形見絀，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紀之交作者對已經逝去的年代的緬懷和對鄉土的留戀。這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的，“有一種許多人都熟知的習慣，那就是把過去，把那些‘過去的好日子’當作一種手杖，來敲打現在?！盵6]15而這種“過去的好日子”很顯然是經過了記憶的提純之后對已經模糊的鄉村經歷的一種重新建構，它并非真的就是“好日子”。盡管作者建構美好的努力值得肯定，但“也不可以忽略作為鄉土文學根本的面對鄉土現實的精神，光憑‘童年記憶’的書寫往往是有毒的，那種對鄉土文學的‘改寫’是致命的”[7]?！班l土”并非如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或者如沈從文筆下如詩如畫的湘西世界那樣完美，“我們真的必須正視——城市和鄉村都一樣——那個導致異化、分隔、外部化和抽象化的實際的社會過程?！盵6]403事實上，在飛沙走石、動蕩激烈的時代，哪里又存在那樣一方“凈土”般的“鄉土”？通過對歷史記憶的精心篩選、提純和改造，“鄉土”變得令人心馳神往、魂牽夢縈，而鄉村曾經歷的饑餓、動蕩被遮蔽，隱身。從這個意義上說，《鄉土醫生》不僅“再造”了“醫生”，也“重構”了“鄉土”。

但無論如何，小說《鄉土醫生》中的醫學話語已經不再具有任何隱喻意義，許云峰也不再具有療救的意義。毋寧說，《鄉土醫生》在九十年代的語境中建構了一種對“醫生”/療救者的想象，盡管這種想象顯得不合時宜，許云峰作為“療救者”的主體性也難以建立。彼得·畢爾格認為主體的歷史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言說，既可以是作為一部解放的或者失落的歷史，也可以作為持續的災難史，他認為現代主體性的歷史為一個場域所限制，而主體之消隱常常被理解為時代斷裂的標志，這應該放置在一個主體性場域之中。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指出，“如同自我設立一樣，主體的退隱也屬于主體的運動。因此，它既不可以理解為威脅性的未來之兇兆，也不是一個終于解放了的存在之希望的吉兆?！盵8]照這樣看來，我們不必將九十年代以來醫生主體性的退隱看做“未來之兇兆”，更無需將其視作“希望的吉兆”。

二、《中國病人》：“病人”與“時代的精神狀況”

與《鄉土醫生》對“鄉土”的美好想象和對“過去”的追憶不同，洛藝嘉的長篇《中國病人》（2000年）呈現的是消費社會中個體面臨的困惑和精神困頓，充滿世俗“病苦”。小說講述的是都市青年男女在職場和情感中迷失、沉淪的故事,它呈現出九十年代的一種社會癥候，以幾個青年男女為典型，揭示其“癥狀”。對于“中國病人”的“病癥”何在，作者洛藝嘉如是說，“虛假浮夸、缺乏責任、浮躁、冷漠、粗俗、物欲……這些礙眼的現象是那樣的隨處可見，有時甚至讓人懷疑這是否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主流。我是那樣為此焦慮。關注社會心理、人的心靈的我，決定從這些現象出發?！盵9]367毋寧說，這些“中國病人”所得的是消費社會的“時代病”。

對于都市中的各種問題，有人認為，“都市化進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容易引發人們對文明、城市、技術進步、社會發展的懷疑、悲觀與失望情緒，甚至是道德上的譴責與批判直至產生各種激烈對抗的實踐行為?！盵10]363并稱其為“逆城市化潮流”，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思想與言行，基本上都不是當代理性的產物”。[10]366斷言對都市化進程的“批判”、“對抗”不是“當代理性的產物”未免失之草率，如果“城市化潮流”是事實并且勢不可擋，有人“逆流而上”未嘗不是一種對“潮流”的參照。相反，如果對“都市文明”沒有任何質疑和批判，只有贊歌一種聲音，難免有諱疾忌醫之嫌，也無益于“都市文明”自身的提升?，F代都市中的各種問題是存在的事實，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們自能感受，文學和影視作品也都有呈現，既沒必要過于夸大、聳人聽聞，也無需遮遮掩掩、欲蓋彌彰?！吨袊∪恕分心且蝗耗贻p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頓有著很強的現實性，并非夸張的文學敘述。也有論者指出，“現代化過程中人的異化現象的確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精神病象,這種現象是文學的現代性敘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私人化寫作的商業化立場使他們難以透視這種社會病象。相反,他們無限放大這種病象,將它視為當下的主要精神狀態,并以此為基礎營構中產階級趣味。這實在是對當下中國社會實踐和精神狀態的惡意誤讀?！盵11]對“無限放大病象”的提醒是好的，不過相對客觀地呈現這種“社會精神病象”，對一些作家來說也是必要的。相反，如果一個正常社會的機體沒有任何“病象”，就像食五谷雜糧的人從來不患任何疾病一樣難以想象?！啊！臍v史老人在它‘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過程中，也往往會犯瘋病，會不正常，會變態，會生發人為的阻礙社會正常前進的弊端、缺陷、扭曲、混亂、癲狂、危機、災難等種種病灶癥候。這些病灶癥候的顯現與泛化，即構成不同程度的病態社會問題?！盵12]毋庸諱言，當今“時代的精神狀況”中確實存在“病象”、“病態”和“病人”，正如《中國病人》中所展現的。

主人公富理想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氣質的青年。他在研究生畢業后進入醫藥報，帶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和較真的個性，開始了他與社會碰撞的過程?！案焕硐搿笔撬墓P名，僅從這個名字上就能看出，這是一個滿懷理想與浪漫想象的年輕人。他也因為他的“富理想”而吃盡苦頭，備嘗挫折和打擊。在現實面前，他顯得那么的不合時宜、格格不入，與他周圍的人和環境是如此的不協調。即便如此，他在現實面前屢屢碰壁，卻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不改初衷，毫不動搖自己的原則。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中國式的“堂吉訶德”。余小卉則是一個年輕、漂亮而奔放的女青年，她毫不掩飾對功名利祿的追逐，而與富商林寬的逢場作戲與周旋、算計讓她疲憊不堪，她也并非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不羈只是其外表。尉少安則代表著更多的世俗青年，他們為房子、為晉升、為愛情而奮斗，苦苦掙扎，為世俗欲望而煩惱、憂心忡忡。尉少安向現實的屈服與富理想的理想主義形成鮮明對照，兩個人世界觀、價值觀的截然不同也造成他們的矛盾、沖突甚至對立。尉少安盡管也有著內心的困惑與失落，他還是主動向現實世界妥協。而富理想，則因為與現實的格格不入而被碰得頭破血流，他的“理想”成為一種接近烏托邦的美好想象，因而帶有某種神圣的悲壯意味。

小說最后，主人公富理想被林寬和精神病院院長合謀強行關進精神病院，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簽，從這里依稀可以聽到魯迅筆下“狂人”喊出“吃人”呼聲的回響?！叭绻∪嘶驓埣踩说募不肌缢麄兊耐獗?、氣味或行為——令其他人不快，他們就可能被污名化?！盵13]富理想沒病，卻還是被“污名化”，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強行關押。富理想的抗爭無濟于事，不能使林寬和院長之流有絲毫的改過與懺悔之意。另外，護士小胡也充當著幫兇的角色。本應救人的護士，干的卻是害人的勾當，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富理想最后被喬紅楚救出精神病院。而她自身作為醫生卻同時也是患者，她作為醫生的主體性是不完整的?？梢哉f，富理想和喬紅楚都具有癥候性。

《中國病人》還虛構了這樣一種“精神病”：

美國著名精神科醫生詹姆士·霍克博士經過數年的研究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病，他為這種病命名為自我保護意識喪失癥。這種病的主要癥狀為，超出常規的嚴肅、認真，愛攪別人的好事，也愛幫助別人，甚至到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地步……[9]366

這是一段頗具反諷意味的敘述。功利世俗的社會，執守傳統美德與價值觀的人被認為是不識時務、冥頑不化的傻子，被眾人所排斥和攻擊，而善于鉆營、油滑玲瓏的人大受歡迎。富理想代表著理想主義，他的遭遇其實就是“理想”在九十年代的遭遇。當“理想”被當成“疾病”之時，這本身就是“有病”的表征。作家對富理想這一人物充滿喜愛并寄予希望，正是通過富理想這一理想人物被他人指認為“有病”來反襯出時代和社會的病態。正如卡倫·荷妮所指出的，“在談到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時，我不僅指的是存在著基本的共同特征的神經癥患者，而且指的是，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說來是由我們時代和文化中的現存的困境所產生的?！盵14]

對于這部小說的意義，有人認為：“《中國病人》對中國社會轉型后期的區域性敞開內景,為這個時代提供了無以療治的時代病癥,讓我們看到在這個俗眾社會營造的‘病氛’里,是‘一個都不能少’畸形道德、審美失范的制造者和執行者,這才是《中國病人》留下的能指所有染病‘病人’的悲哀之處?！盵15]病態的并非僅僅一兩個人，更是整個環境，這才是更為悲哀之處。一個病態的環境必然會影響波及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與之相似，閻真的《滄浪之水》（2001年）同樣展示了嚴重病態的環境。醫學研究生畢業的池大為初入社會同樣是滿懷理想、意氣風發的有志青年，結果在現實環境的擠壓之下放棄自我。從與環境格格不入，到融入環境后的如魚得水，池大為實現了“蛻變”和“華麗轉身”。然而這一切的代價是他的自我已徹底淪陷。與富理想所不同的是，池大為在渾濁的滄浪之水的沖涮之下放棄理想。但無論富理想的堅持，還是池大為的放棄，其背后病態的環境都是一樣的。這兩個作家都書寫了類似的病態社會，這很顯然并非文學家憑空虛構和捏造的“城市病”，更不是所謂“逆城市化潮流”。

在《中國病人》中，病態被視為正常，而正常卻被看做病態，剛好發生了顛倒。問題的關鍵也就在于，“療救者”已經缺席，從而沒有一個權威的公認的“主體”來“診斷”。既然沒有療救者（醫生），那么每個人都可以自以為是“療救者”，同時每個人卻都不具備“療救者”的主體地位?？梢哉f，這個時代最大的“病態”在于，“醫生”缺席的情況下，人們紛紛指認其他人是“病人”而又都不承認自己“有病”。從這里可以看出，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早已漸行漸遠，而“療救者”也已經遁形隱身，在轟轟烈烈的市場大潮中不見蹤影。對于城市“病人”而言，即便“穿越”后遭遇“鄉土醫生”許云峰，也只能獲得想象性的精神安慰，而不能得到真正的“療救”?！俺鞘袩o法拯救鄉村，鄉村也拯救不了城市?！盵6]407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時代的“病態”的確“無藥可救”。

從《班主任》中作為“啟蒙者”（“療救者”）的“醫生”張老師，到八十年代初期的陸文婷，醫生/啟蒙者建立了自身的主體性，是對“五四”啟蒙傳統的承續。但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小說中的醫學話語逐漸失去其隱喻。從這個意義上說，八十年代文學向九十年代文學的過渡體現了從啟蒙現代性向世俗現代性的轉變。

從九十年代起，與市場社會和消費文化的興起相伴隨的是，文學逐漸失去轟動效應?？梢钥吹?，無論《鄉土醫生》，還是《中國病人》，“醫生”/啟蒙者已經漸行漸遠?！班l土”和“醫生”都已成為虛構和緬懷的對象，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早已不是為文人們所深情緬懷的“鄉土”，而現實中陷于醫患矛盾的醫生早就不是充當“啟蒙者”的“醫生”，“醫生”的蹤跡無可尋覓，而“病人”在“中國”卻依然存在?！搬t生”缺席的情況下，“在場”的“病人”該由誰來“療救”，如何“療救”，這是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創作面臨的問題。

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小說醫學話語的隱喻意義,在世紀之交的文學中早已隱身退場，啟蒙現代性也已經為世俗現代性所取代。在新世紀的時代語境中，文學中的醫學話語，讓位于影視劇中世俗的醫患關系，成為消費文化的一部分。盡管如此，我們依然期待文學中的醫學話語能重塑醫生的主體性，回歸醫者本質，從而給予更加豐厚立體的內蘊。

[1]周新德.鄉土醫生[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1.

[2]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

[3]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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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丁帆,李興陽.中國鄉土小說：世紀之交的轉型[J].學術月刊，2010（1）：110-118.

[6][英]雷蒙·威廉斯.鄉村與城市[M].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7]丁帆.中國鄉土小說生存的特殊背景與價值的失范[J].文藝研究，2005（8）：5-13.

[8][德]彼得·畢爾格.主體的退隱：從蒙田到巴特間的主體性歷史[M].陳良梅，夏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220.

[9]洛藝嘉.中國病人[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10]劉士林.都市文化原理[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

[11]黃佳能.新世紀鄉土小說敘事的現代性審視[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4）：28-36.

[12]陳鋒，劉經華.中國病態社會史論[M].第2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8.

[13][美]威廉·考克漢姆.醫學社會學 [M].第11版.高永平，楊渤彥,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23.

[14][美]卡倫·荷妮.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M].陳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23-24.

[15]周冰心.道德無證經營時代的情愛地圖——評洛藝嘉長篇小說《中國病人》[N].中華合作時報，2001-06-08（3）.

Medical Discourse in th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A Case Study ofRustic DoctorandChinese Patients

CHENG Zhenhong
(College of Culture and Law,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zhou550025, China)

The novelRustic Doctorimagines and constructs a nearly perfect ideal doctor Xu Yunfeng, who seems to be of both dislocation and distortion in the social context of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Fu Lixiang of the novelChinese Patientsas the signal of ideal was considered “patient”, mismatchingthe reality. Rustically “Local doctors”have difficulty in curing“Chinese patients”, but these two novels form an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Doctors who used to act as “doctors of salvation” have lost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consumption era, and even they themselves have become “patients”. The doctor is nowhere to be found, but the patient is found everywhere. So far,the metaphor of “cure and rescue” in the 1980s, since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has disappeared from th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d has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to the secular modernity.

turn of the century;Rustic Doctors;Chinese Patients; subjectivity; enlightenment; secular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8318（2017）04-0030-05

2017-06-21

程振紅（1979-），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