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共犯問題探析

蘭千卉

（321000 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法院婺北法庭 浙江 金華）

交通肇事罪共犯問題探析

蘭千卉

（321000 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法院婺北法庭 浙江 金華）

交通肇事罪是我國刑法理論中典型的過失犯罪，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所作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稱《解釋》）第五條第二款中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贝艘幎鞔_通過司法解釋的途徑為交通肇事罪設定了共犯，這也引起了實務部門和理論界關于交通肇事共犯問題的爭論和探討。

一、司法解釋關于交通肇事共犯設定初衷

交通肇事罪一種典型的過失犯罪，對于設定共犯時是否會與共同犯罪理論相悖呢？對此，司法解釋的制定者也并非漠視，其對于為何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是作如下闡釋的：①車輛駕駛員肇事引發交通事故雖是過失的，但肇事后逃逸的行為是故意的；②指使者雖未幫助或者教唆實肇事行為，但在明知肇事已發生的情況下，仍指使、教唆肇事人實施逃逸行為；③肇事行為與共同逃逸行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肮手甘拐邞c肇事者共同對這一后果承擔刑事責任，并且只能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睆年U述者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其認定共犯的基礎仍是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幫助或教唆實施犯罪行為等要素，但其出于對于在肇事后指使肇事者逃逸致被害人死亡，這一對社會明顯有危害行為的懲罰，勉強地使用了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這一方式，產生了致命的缺陷。

二、對于交通肇事罪共犯持肯定態度的觀點

（一）過失共同犯罪說

對于該《解釋》的規定，持肯定態度的學者認為這是一種進步，是一種對刑法典在交通肇事罪規范上的一種完善，并認為《解釋》所確立的系一種共同過失犯罪。（在《刑事案例訴辯審評》一書中對案例進行整理評析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的鄧思清與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檢察院的王宏波在各自案例的評析中，均對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持肯定態度，并認為是一種必須承認的共同過失犯罪。）并在確立共同過失犯罪的理由闡述為如下幾點：首先是過失犯罪中也存在一種犯意聯絡，并認為這是一種潛意識的聯絡，并導致了各共同行為人違反了共同注意義務；其次，共同過失犯罪危害性較大，特別在現代分工細化的作業中，容易產生巨大損失；再次就是過失共同犯罪可以區分責任大小。

（二）共同逃逸行為說

該觀點就是司法解釋所持立場，即認為共同的逃逸故意及行為，并導致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因而指使者與肇事者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對于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均存在缺陷：

共同過失犯罪說的缺陷在于，首先該觀點在實質上是對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理論的顛覆。按現有理論，共同犯罪只存在于故意犯罪，即“刑法中的共同犯罪是共同故意犯罪，不僅不存在共同過失犯罪，而且在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之間亦不存在共同犯罪，而就分別以犯罪論處?！?/p>

其次，就法的效力等級而言，刑法屬于基本法律，其制訂、解釋的權力屬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而最高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其所作的解釋只是一種司法解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來構建與刑法立法基礎相悖的過失共同犯罪理論，明顯是置該解釋于無權解釋之境地。

再次，共同過失行為并不具備共同承擔責任的根據。按照共同過失犯罪說的觀點，其主張的合理性在于存在過失共同犯罪，并應得到共同的處罰，并都闡明了過失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但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第一，所謂的共同過失犯罪僅僅存在空間、時間上的共同性，而不存在犯意上的共同性。在追究共同犯罪刑事責任的根據在于其主觀上對于犯罪結果所存在的故意上的共同性，即便是各個單獨的故意犯罪在同一時間指向了同一個犯罪對象，如果不存在共同的犯意，也只是同時犯而已。過失同共犯罪無疑會將刑法導向客觀歸罪的窠臼之中；第二，違反了罪責的公平原則。過失犯罪的處罰是基于其對注意義務的違反?；谠诙嗳说倪^失，共同導致了一個嚴重的損害后果的情形下，承認共同過失犯罪，即要求行為人承擔自己及其它人違反注意義務所造成的后果。在行為人自己都持過失的主觀態度，又怎能要求他對別人的過失承擔注意義務，對別人過失造成的損害后果也承擔責任呢？

共同逃逸行為說的缺陷并不在于明確對共同犯罪理論的顛覆，其缺陷恰恰在于其為了處罰在交通肇事后指使肇事者逃逸而致人死亡的情形下的教唆行為，而急迫地找到了共同犯罪理論，慌慌張張地安在了交通肇事罪這個罪名之下。其出發點在于處罰教唆肇事者逃逸的行為，但卻又苦于找不到合適的解決方式，所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便成了一個解決辦法。從司法解釋者的初衷而言，我們體會到他們既想規范嚴重危害法益的行為又想與立法本意一致的良苦用心，但實現的方式卻是如此地存有爭議。

筆者認為，共同逃逸行為并不能導致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首先，即便對于逃逸行為上指使者與肇事者具有共同性，并導致了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但從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看，導致死亡的首要原因在于肇事者違反交通運輸法規，造成了被害人重傷或易危及生命的輕傷的事故。（依司法解釋，如果交通肇事后直接導致被害人死亡，即便他人指使逃逸，對于被害人而言也無更嚴重的結果發生，其對公共安全這一法益并無實質的侵害。）指使者與肇事者的共同逃逸行為并非肇事者交通肇事的原因，而僅僅是對事故后的損害后果的擴大未盡力阻止而已，對于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僅僅是一種事后介入的偶然的原因。所以，指使者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并非一種直接地、必然地因果聯系，讓指使者與肇事者一起承擔責任，存在因果關系上的倒置，也顯然違背罪責相適應的原則。

其次，即便是司法解釋者力圖使“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不與犯罪理論相悖，并良苦用心地找到了逃逸行為的共同性，但以此共同行為與肇事者之前的過失的肇事行為成立共同犯罪，仍然是對共同犯罪理論的一種顛覆。我們拋開解釋認定的共犯中，肇事行為與共同逃逸行為本身存在時間上的相繼性這一點，要使指使者承擔交肇事罪共犯的責任，本身就是將肇事者過失的行為與共同的逃逸行為共同評價，這是否也意味著間接承認存在過失犯罪與故意犯罪結合的共同犯罪的情形呢？

[1]現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釋及其理解與適用.第192頁.2004年版

[2]《本體刑法學》第542頁.陳興良著.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