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漢語“博物院”一詞的產生與流傳
——兼談E考據的某些問題

李飛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東廣州 510275；深圳博物館廣東深圳 518026）

再論漢語“博物院”一詞的產生與流傳
——兼談E考據的某些問題

李飛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東廣州 510275；深圳博物館廣東深圳 518026）

1838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有“博物院”一詞，目前所見當是漢語中最早出現“博物院”之處，較《四洲志》中的“博物館”提前了三年。經過考證，此處的“博物院”或指1828年對外開放的美國費城自然科學學會博物館，此館亦標志著美國以博物館為基礎的自然史研究開端。中國近代早期博物館史料零散，通過網絡數據庫得到若干孤立資料，如若不返回原始語境解讀文本，而僅從字面望文生義，牽強勾串，進而試圖得到一個大結論，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博物院 博物館《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裨治文 博物館史

一、關于“博物院”

1905年，王國維觀察到“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1］。據1906年汪榮寶等編纂的《新爾雅》看，源自日本的新名詞已廣泛占據經濟、社會等領域［2］，故有學者一度認為漢語“博物館”一詞亦源于日本［3］。1983年，宋伯胤先生根據李圭《環游地球新錄》等晚清域外游記，指出“把Museum譯為‘博物院’，大致是光緒二三年間的事。雖然最早是見于李圭的游記，但不能說就是李圭翻譯的”［4］，不過稍后宋先生即修正了觀點，認為1868年王韜《漫游隨筆》中，就已把museum譯為“博物院”［5］。1986年梁吉生先生撰文指出“第一個將英文Museum譯成‘博物院’的人是王韜”［6］，并提示此翻譯發生于19世紀70年代之前，即同治年間。2005年，陳建明先生又根據《四洲志》將漢語“博物館”一詞的出現時間推進至1842年之前，并令人信服地指出《四洲志》中的“博物館”正是對museum的翻譯［7］，此一研究使得漢語“博物館”一詞的誕生時間較以往認識提前了近三十年，從而根本上否定了“博物館”一詞源于日本的可能?！端闹拗尽分械摹安┪镳^”，當譯自英國人幕瑞（Hugn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此書1834年原版出于倫敦，但翻譯所用版本，則是1837年后的美國版，和原版并不完全一致［8］。根據筆者業師吳義雄教授的提示，林則徐所用《世界地理大全》，當是1840年獲贈于美國傳教士鮑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通譯為布朗），承擔具體翻譯任務者則為梁進德［9］。林則徐在梁進德摘編翻譯基礎上作了“實質性的，并且是很重要的修改和補充”［10］，最終形成1841年抄本《四洲志》。所以說“林則徐實為中國翻譯介紹西方博物館的第一人”［11］亦不為過。然而筆者近來研讀史料過程中，發現若將“博物館”和“博物院”視為同義詞，那么漢語“博物院”一詞產生時間將會更早，至少目前而言，可提前三年至1838年，因為此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即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院”。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刊行于1838年，作者署名高理文，實為美國近代第一位來華傳教士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通譯為裨治文［12］。1834年裨治文等人決定在中國開辦馬禮遜學校，1839年由美赴華擔任創辦馬禮遜學校任務的美國人便是鮑留云［13］。1836年，裨治文開始著手撰寫《美理哥合省國志略》［14］。1837年11月30日，是書完成［15］。1838年，裨治文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書稿交付位于新加坡的堅廈書院制版印行。從書中自序可見他撰寫此書的目的，是要向活躍在南洋一帶的華人介紹美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狀［16］。

裨治文書中開篇敘述完賓夕法尼亞州的歷史和地理后，就開始描述省城：“省城在省東底拉華灣、底拉華河之鄰處，名曰費拉地費……省城內有一博物院，廣聚天下出類拔萃之物?！保?7］費拉地費即Philadelphia，今譯“費城”，如今已不再是賓夕法尼亞州首府，但“博物院”一詞的出現，卻和費城淵源頗深。因為這里的“博物院”，對應的正是當時費城自然科學學會下設的博物館?！睹览砀绾鲜韭浴芬粫?，大概既是漢語“博物院”一詞最早出處，同時也是博物館這一現代社會文化機構在觀念上進入漢語文獻之始。值得指出，《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全書，除了在費城出現過對博物院的介紹之外，全書再未出現過其他類似描述，而關于圖書館的介紹則比比皆是，這多少也反映了1838年之前美國博物館的發展狀況。那么裨治文筆下的這所位于費城的“博物院”，何以見得就是費城自然科學學會博物館呢？

美國博物館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73年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理斯頓博物館（Charleston Mu?seum）［18］。18世紀70年代的費城，收藏成為一種熱潮［19］。1837年之前，費城歷史上曾出現三所博物館：第一所為1782年左右開設的美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20］，但是不到兩年就關閉了；第二所是費城皮爾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19世紀30年代逐漸淪落為靠展演巨人、機器人和庸俗表演盈利的商業機構［21］；第三所則是費城自然科學學會（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附屬的博物館。1816年新當選的學會主席威廉·麥克盧爾（W illiam Maclure）尤其注重實物教育（Pestalozzian）和公眾教育（Popular Education），在他的推動下，1828年學會將藏品以博物館的形式向公眾開放，引起了社會關注。1828年博物館的開幕標志著“以美國國內博物館為基礎的自然史的開端”［22］。麥克盧爾擔任學會主席時期被公認是“學會不間斷持續繁榮的十四年”［23］。至今費城自然科學學會依然存在，不過已徹底對外開放，成為了博物館。在裨治文創作《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之際，正是費城自然科學學會蓬勃發展之時，所以裨治文筆下的“博物院”，“廣聚天下出類拔萃之物”，描述的正是自然史藏品需要“廣聚天下”的特點。如果要進一步考究裨治文“博物院”的具體所指，則當是位于今天費城第十二和森薩姆街道（Twelfth and Sansom Streets）東南角的一棟獨立建筑，之前作為禮拜寺使用，后由費城自然科學學會以4300美金的價格購入［24］。裨治文在美國求學的19世紀20年代，正是費城自然科學學會蓬勃向上的發展初期，故而他在1838年的書中，將此博物館作為美國科學文化事業的一個表征特意列出，亦是理所應當。在美國博物館史乃至科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費城自然科學學會博物館，通過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走進了中國人的知識世界，但這僅是一個概念上的描述，中國人真正對“博物館”此種現代機構有深刻體會，還得等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中西交通局面大開為始。

1841年，林則徐將“《四洲志》、《澳門月報》，以及粵東奏稿并其在浙東所搜集之船炮模型圖樣”［25］交給魏源，囑托他編寫《海國圖志》。1843年初，五十卷《海國圖志》在揚州古微堂刊出。在序言中，魏源交代了《海國圖志》的資料來源［26］。在談及美國的部分，《海國圖志》幾乎對《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全文征引，并且視此書地位在《四洲志》之上。

《四洲志》有兩處地方談到了“博物館”，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對“博物院”的記錄有一處，在1843年刊行的五十卷《海國圖志》一書中，因幾乎全篇收錄了《四洲志》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于是關于博物院（館）的記載便有三處，分別是：

蘭頓建大書館一所，博物館一所，渥斯賀建大書館一所，內貯古書十二萬五千卷。［27］

各部落自立小總領一人，管理部落之事……開設銀店貿易工作，教門賑濟貧窮，以及設立天文館、地理館，博物館，義學館，修整道路橋梁，疏浚河道，皆官司其事。［28］

省城內有一博物院，廣聚天下出類拔萃之人。［29］

前兩條出自《四洲志》，第一條所言蘭頓博物館當為倫敦大英博物館。第二條則是對美國社會的整體描述，指出美國各部落（邦）設立天文館、地理館、博物館和義學館，當時都由政府主導。第三條如前所敘，出自《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正是對費城自然科學學會的描述。由此可知，在1843年刊行的《海國圖志》甚至具體到同時收有《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彌利堅國總記》和《彌利堅國東路二十部》的那冊書內，已同時出現“博物館”和“博物院”兩個新詞，它們的指向都為museum，即近代意義上廣收天下之物并向社會開放的文化學術機構。進一步而言，“博物院”一詞出現的時間還當早于“博物館”，但“博物院”和“博物館”在含義指向上，并未表現出實質區別。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出版幾年后，不僅成為魏源的重要參考書，還影響到了梁廷枏，此書同樣也是徐繼畬創作《瀛寰志略》的重要參考。因被《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大量征引，《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知名度日漸提高，1861年因“舊版漶漫，求者日眾”［30］，故在上海再版，更名《大美聯邦志略》。不過在《大美聯邦志略》中，裨治文就再也沒有提到“博物院”或者“博物館”了。也許在19世紀60年代的裨治文看來，20多年前的費城自然學學會博物院也許還能說是引領時代風氣，可作為美國文明進步的標志；而今中國已處于中西文化競爭的下風，也就沒有必要再用博物館此類機構，來證明美國不是一個蒙昧落后的化外之地的必要。

綜上可知，在1843年刊行的五十卷《海國圖志》當中，就同時出現了“博物館”和“博物院”兩詞，它們指代的都是現代意義上的museum；伴隨五十卷《海國圖志》在1844年的重刊，1846年的增訂成六十卷，再到1852年擴充為100卷，皆保留了這三條珍貴的史料。若從史源學上考證，就目前資料而言，“博物館”源自1841年左右的《四洲志》，“博物院”出于1838年《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所以“博物院”一詞出現的時間無疑要早于“博物館”三年，但兩者在含義上，似乎并未表現出實質性區別。19世紀60年代以后，伴隨中西交流的深入與口岸城市的增多，尤其是近代報刊的出現和流行，域外游記的增多和刊刻，以及《海國圖志》本身在海內和日本的“再發現”與被重視，無疑都會加速包括“博物院”、“博物館”在內的眾多漢語新詞的傳播擴散。

二、關于E考據

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目前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數據庫建立和投入使用，這些數據庫種類各異，內容幾乎涉及人文社科所有領域。通過電腦檢索數據庫從而獲得此前研究者不易得到的史料，以此進行研究，臺灣學者黃一農概括為“E考據”。就近代博物館史研究而言，與此相關的眾多近代報紙、期刊、檔案、圖書等數據庫，確為研究者帶來便利，不過也滋生出一些問題，在此有必要進行一番討論。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幾年前建立了“英華字典資料庫”［31］，收錄二十余本近代外語字典，并提供全文檢索服務。有研究者遂借此數據庫進行檢索，從而得到了《英華韻府歷階》、《英華字典》和《英華萃林韻府》中關于museum的條目，進而指出1844年衛三畏《英華韻府歷階》“收錄了英語museum一詞，漢語譯文為‘博物院’，這是目前筆者所見的漢語‘博物院’一詞最早的出處”，1868年羅存德《英華字典》“將museum翻譯為博物院、百物院”，反映了“博物院”的譯名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在新傳教士群體中的使用已較為普遍，到19世紀60年代末，羅存德已經能夠熟練使用漢語“博物院”一詞［32］。僅通過數據庫檢索得到的兩條史料進而定性為“最早”，或是作為“博物院”的譯名“使用已經較為普遍”的證據，恐怕缺乏說服力。從常識上來講，作為工具書的外漢字典，本身僅是對既有知識的匯錄，而非知識生產者，如衛三畏與羅存德皆明言其編撰字典主要目的在于便利來華外人，而非研究如何翻譯。如果研究者在檢索之余還能翻回羅存德《英華字典》原書的話，會發現在第1卷第543頁Curator條下，還把museum翻譯成“奇珍館”［33］，而不僅是通過條目檢索方式得到的“博物院”和“這一極不常用的‘百物院’”兩個譯名［34］，時間也會比檢索所得結果提前兩年至1866年?？梢妰H用一兩個關鍵詞檢索，而未考慮到檢索結果所在文獻的性質，以及相關檢索條件限制（如對字典而言，只允許檢索條目信息則必然會漏掉其余條目下的相關資料），就試圖利用檢索出來的幾條孤立材料來證明某個定性問題，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做法，且并不具備說服力。

同樣在論文中，作者為了證明“博物館”和“博物院”與新教傳教士的關系，先提出“如果要厘清museum一詞漢譯及其漢語譯名產生和流傳的全過程”，則必須將“博物館”和“博物院”視為不同的名詞，然而接下來卻說“‘博物館’一詞是由林則徐的翻譯班子翻譯完成的，而‘博物院’一詞則來源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衛三畏等人，這兩種譯法從構詞上來說都是由‘博物’和表示場所概念的‘館’或‘院’構成，這應該不是巧合，而是反映出這兩個群體之間在語言翻譯和文化傳播方面的接觸和交流”，又因為“這兩個群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密切的聯系。因此，這兩個群體在翻譯museum一詞時采用了差別不大的譯法”［35］，則有邏輯不清和循環論證之嫌。如前所述，“博物館”源于梁進德的翻譯，林則徐很可能作了重大修改，梁進德本身便是裨治文的學生，而目前“博物院”較早的出處也恰在裨治文所著《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此書正得到了梁進德的協助，所以與其說是兩個群體，倒不如說在近代漢語新詞創造方面，新教傳教士做出了無法替代的重大貢獻，因為只有他們既了解“天朝”之外的種種信息，同時還具有用漢語漢字表達書寫能力，更充滿向中國宣傳歐美種種“西洋事情”從而試圖說服中國接受基督教文明的熱情和動力。不過為了繼續證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對“博物館”一詞流傳的影響，作者還檢索了梁廷枏《海國四說》，認為梁廷枏“在提到博物館之后，緊接著就提到了英華書院”，繼而推斷到“梁廷枏在這一時期曾通過基督教新教傳教士或其他途徑接觸和認知到英華書院，因而梁廷枏對于‘博物館’一詞的使用也不能完全排除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的相關影響”［36］，則更是附會與邏輯錯誤，從這個邏輯出發，梁廷枏在《合省國說》中講到美國人家庭習慣后緊接著提到了北美印第安人，那么能否就說梁廷枏因為受到了印第安人影響才了解到美國人的家庭習慣？其實作者若有翻檢《海國四說》原書，當會發現在序言中梁廷枏已將自己的資料來源交代得很清楚，他在《蘭侖偶說》中多次引用《海國圖志》、《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澳門月報》、《貿易通志》等書，而涉及到“博物館”的一段，更是對《海國圖志》相關部分的縮編，也即源于對《四洲志》的改寫。所以與其為了證明新教傳教士的影響而將《蘭侖偶說》中的這條孤立材料望文生義的曲解，倒不如通篇翻檢原作，即會明白梁廷枏的“博物館”實則與《四洲志》的“博物館”出自一個系統，并不能作為證明新教傳教士直接影響梁廷枏的額外證據。

19世紀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對創造漢語新詞的貢獻，目前已有定論，大量成果足資參考。在這個時代潮流中，具有近代意義的“博物院”和“博物館”兩個新詞也被創造出來。就目前材料而言，在博覽會觀念尚未入華之際，兩者似乎未有實質差別。即便在外國人如羅存德《英華字典》中，“博物院”、“百物院”、“奇珍館”也都同時指向muse?um，而在早期中國人的域外游記當中，“博物館”與“博物院”亦時?；煊?，似乎并無實質區別［37］。雖然“博物院”曾一度指向“博覽會”之意，但在“博覽會”概念固定后的今天，博物館和博物院同樣沒有實質性區分。如果硬要使用E考據進行關鍵詞檢索，通過檢索出的或是若干零散孤立、或是看似數量雖多卻實為同源的材料，試圖以此為基礎來證明某個宏觀結論，那么恰恰會成為一個典型的E考據案例。如謝乃和評論E考據“在專題研究的起點多有一個邏輯的‘預設’和清晰的問題意識，準此預設按序索引，材料一索即得”，雖然方便了檢索，但使得“一些人不是從歷史出發去研究歷史，而是先入為主，從現實出發發現問題，然后反觀歷史去探尋答案，以此作為自己假設的佐證”。倘若假設的問題也是偽問題（例如僅從字面或表相強行分類），那么便極易“以想象為據偽造模塑歷史，僅憑對相關社會歷史的片段了解，便貿然利用網絡檢索相關概念字句，拼湊整合，牽引成文”［38］。當然，通過E考據，前述論文亦給了我們不少啟發與信息，但也值得指出，E考據最多只是一種輔助手段，如果僅依靠E考據找到的片斷史料便附會引申，甚至不能查回原書“廢書不觀”，那么此等E考據便有可能淪為“偽考據”。為了證明某一預設問題而檢索材料，再對有限的材料斷章取義附會引申從而證明預設的問題，并不能帶給我們實質上的知識積累，反而會混淆脈絡。在龐大的數據庫內，幾乎用任何關鍵詞都能檢索到一兩條或是更多資料，但資料的解讀必需置放在本身的文本環境中才能成為真知，否則多為附會。就近代博物館史而言，早期資料零碎，后期概念龐雜，一不留意解讀就會以今律古，似是而非，不過這也正是研究的樂趣所在，愿在此與眾位同好共勉。

［1］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6—127頁。

［2］汪榮寶、葉瀾編：《新爾雅》，上海文明書局發行1906年。

［3］荊三林：《博物館學》，鄭州大學教材1983年，第2頁。轉自陳建明：《漢語“博物館”一詞的產生與流傳》，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14頁。

［4］宋伯胤：《與世界博物館溝通的記錄》，《博物館研究》1983年第1期。

［5］宋伯胤：《中國博物館的歷史足跡》，《文博》1985年第1期；又見宋伯胤：《博物館人叢語》，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7頁。

［6］梁吉生：《舊中國博物館歷史述略》，《中國博物館》1986年第2期。

［7］［11］陳建明：《漢語“博物館”一詞的產生與流傳》，中國博物館學會編《回顧與展望：中國博物館發展百年》，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211—218、213頁。

［8］［10］陳華：《有關〈四洲志〉的若干問題》，《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3年第15卷第3期。

［9］［13］吳義雄：《鮑留云與〈致富新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12］關于裨治文生平，可參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8—76頁。

［14］Bridgeman致Anderson的信，見ABCFM（即美部會）檔案，reel256；轉引自李曉杰：《十九世紀早期在華傳教士所描繪的美國》，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367頁。此處據轉引英文摘譯。

［15］張施娟：《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浙江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

［16］［17］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序，新加坡堅夏書院1838年版。此版《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現藏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近代史資料》總92號（《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曾刊出劉路生的點校本，據相關研究者與原版比勘，認為劉路生點校本大體可用。故本文所引，皆從劉本。

［18］Edward P.Alexander,Museum Masters：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AltaMira Press,1995，p.65.

［19］［20］［21］Joel J.Orosz，Curators and Culture：The Muse?um Movement in America，1740-1870，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0，pp.20，30，112-119.

［22］〔美〕史蒂芬·康恩著、王宇田譯：《博物館與美國的智識生活，1876—1926》，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第40頁。

［23］［24］Edward James Nolan，A Short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1909，p.10.

［25］王家儉：《魏源年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1981年，第76頁。

［26］魏源：《海國圖志》第1冊序言，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

［27］魏源：《海國圖志》第13冊，卷三十三《大西洋英吉利國一英吉利國總記雜記》條下，第7頁，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

［28］魏源：《海國圖志》第16冊，卷三十八《外大西洋彌利堅總記下彌利堅國即育奈士迭國總記》下，第11頁，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

［29］魏源：《海國圖志》第16冊，卷三十九《彌利堅國東路二十部賓西洼尼阿部》，第24頁，1844年古微堂聚珍版。［30］裨治文：《聯邦志略》跋，墨海書館1861年原版，日本江左老皂館翻刻本。

［31］http：//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enter.php.

［32］［34］［35］［36］李軍：《漢語“博物館”、“博物院”的產生及使用——以19世紀外漢字典、中文報刊為中心》，《東南文化》2016年第3期。

［33］The Rev.W.Lobscheid，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partⅠ，Hon?gKong：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Daily Press’，Office，Wyndham Street，1866，p.543.

［37］如志剛：《初使泰西記》，第341頁；張德彝：《歐美環游記》，第703頁等；晚期如1906年戴鴻慈在《出使九國日記》中同時留下“軍器博物院”和“濃霧博物館”的記錄（第395、398頁）（所用版本皆為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第一輯），岳麓書社2008年）；時至今日“博物院”和“博物館”仍似未有實質區別。

［38］謝乃和：《別讓“E考據”成為“偽考據”》，《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月25日。

(責任編輯：黃洋；校對：王霞）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Chinese Term“Bowuyuan”: Also on Issues of E-Textual Research

LI Fei

(History Depart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Shenzhen Museum, Shenzhen,Guangdong,518026)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term“bowuyuan”known to date was in the bookMeilige heshengguo zhilüepublished in 1838,which was three years earlier than the use of“bowuguan”inSizhou?zhi.Textu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erm“bowuyuan”(museum)in the book may refers to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Museum of Philadelphia,which was opened in 1828,marking the commencement of muse?um-based natural history studies in America.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early museums of China are scattered.It is inadvisable to draw conclusions from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documents achieved from internet database solo by their literal superficial meanings without putting them back to their original con?texts.

bowuyuan;bowuguan;Meilige heshengguo zhilüe;Elijah Coleman Bridgman;history of the museum

G260；K250.6

A

2016-11-01

李飛（1984—），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深圳博物館歷史文化研究部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中國近代博物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