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視角下的現實人生

郭晴云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天堂蒜薹之歌》：多重視角下的現實人生

郭晴云

（濰坊學院，山東 濰坊 261061）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將寫實主義創作方法與現代主義表現藝術結合得比較完美的長篇小說。作品圍繞著一個突發性重大事件——天堂“蒜薹事件”展開敘述，通過多重話語敘事，對這一悲劇事件進行了立體呈現，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反映了天堂縣農民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并融入了莫言作為一位極有社會責任感的當代作家，對農村問題深切的人文關懷和人性思考。作品還借助于時空交錯、敘述視角的不斷切換等敘事技巧，營造出一個多維的敘述空間，形成散點透視結構，為讀者提供了文本意蘊解讀的多種可能性。本文擬從“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多重話語敘事兩個層面對其進行深入解讀，以期更準確地把握這部優秀作品的主旨意蘊和藝術創新價值。

蒜薹事件；人性關懷；敘事多面體；敘述視角

《天堂蒜薹之歌》出版于1988年，是莫言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作品是以1987年5月發生于山東蒼山縣的“蒜薹事件”為素材創作的。莫言從報紙上看到有關蒼山“蒜薹事件”的報道后，立即中斷了之前家族小說、先鋒小說的創作實驗，只用了35天時間，完成了這部具有寫實風格的長篇小說。

天堂縣是我國傳統的大蒜出口基地，盛產優質蒜薹。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大蒜成為當地的一種主要經濟作物。由于蒜薹價格不斷攀升，本地政府部門受利益驅動，強行攤派，要求蒜農擴大大蒜種植面積。但是，蒜薹豐收上市后，卻由于銷售渠道不暢，大量滯銷，賣不出去。在蒜薹購銷經營和管理中，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工作嚴重瀆職：蒜薹開始上市時，抬價收購，擠走了外地客戶；有的地方為了裝滿自己的恒溫庫，不準外地客戶收購，甚至連一些村民委員會和蒜農與外地簽訂的購銷合同也強令作廢；縣工商、稅務、路政、環保等部門借機巧立名目，亂收費、濫罰款，榨取蒜農的收入，引起蒜農們的不滿。天堂縣委、縣政府對這些混亂現象沒有及時疏導、制止，致使事態不斷擴大。5月26日，蒜農們集結在縣政府大門外，要求政府負責人出面對話解決問題，但縣政府主要負責人卻躲藏了起來，只派出政府辦公室逄副主任應付他們。蒜農們群情激奮，情緒失控，沖進縣政府大院，最終演化成一起針對縣政府辦公大樓的打砸搶事件，并帶來嚴重后果。事件發生后，雖然上級政府對事件主要責任人縣委副書記、縣長仲為民給以撤職處分，縣委書記紀南城被停職檢查，對少數違法分子也依法進行了嚴懲，但是這樣的結果并沒有讓蒜農們真正接受。中國農民向來靠天靠地吃飯。他們淳樸憨厚，有極強的忍耐力，但是當生存的現實問題擺在面前的時候，他們也會以命相搏。改革開放初期，基層政府部門對市場經濟規律不熟悉，對經濟發展的掌控能力相對薄弱，而個別基層政府官員為了盡快出政績，撈取政治資本，搞不切實際的一哄而起，一窩蜂，決策失察，指揮不當。到頭來，為他們的瀆職行為買單的，只能是普通的農村大眾。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新版后記》中說：“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盵1]莫言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當代作家，用他的直筆藝術化地再現了蒼山“蒜薹事件”的全過程，通過對這個事件的敘寫，對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及主要負責人的瀆職行為進行了嚴厲抨擊，對部分基層政府官員素質底下、腐敗墮落，無視農民利益，以權謀私，營私舞弊，草菅人命等不法現象給予了深刻暴露；圍繞著“蒜薹事件”發生的前前后后，作品還寫了高馬與金菊的愛情悲劇、四叔遇車禍慘死卻得不到應有的賠付、金菊與四嬸上吊自殺等一系列的悲劇事件，折射出了當代農村、農民的苦難和艱辛，對造成“蒜薹事件”的主要原因進行了深度挖掘，并試圖通過自己的吶喊喚起全社會對當代農村現實的關注、對農民生存環境和現實命運的同情。

一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農村“小人物”的悲劇。

與莫言的其他作品濃墨重彩地渲染主要人物不同，《天堂蒜薹之歌》沒有中心人物，沒有高大上的正面主人公，但這絲毫不影響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莫言曾說：“這是一部小說，小說中的事件，只不過是懸掛小說人物的釘子?！盵2]作品緊緊圍繞著天堂“蒜薹事件”的發生，塑造了高羊、高馬、金菊、四叔、四嬸、方家兄弟等一批卑微的“小人物”形象，他們沒有干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他們都是一些生活在最凡俗的農村社會中的普通的農民，但個個形象鮮明生動。

高羊是一個順民。他心地善良，膽小怕事，為求生存，對任何人都卑躬屈膝，卻永遠得不到人們的尊重。小時候，因為出身地主家庭，他處處矮人一等，被大隊長的兒子王泰逼著喝尿。農村土地承包后，“狗崽子”身份逐漸被人們淡忘，但他深知人心險惡，依然事事小心謹慎，茍且偷生。在天堂“蒜薹事件”中，他被人群裹挾進縣政府大院，盲目地參加了打砸搶。身體殘疾的老婆頭一天剛剛生下兒子，第二天他就被警察帶走，家里剩下雙目失明的八歲小女兒杏花和滿院子因賣不出而彌漫著腐爛臭氣的蒜薹。被逮捕后，看守警察逼他喝自己的尿，他卻違心地裝出一副興奮的樣子，說那是“高級葡萄酒”。在監獄里，與他同處一室的囚犯也逼著他喝尿，他忍辱含垢。沒有人同情他，沒有人憐憫他。高羊的生存法則就是“忍”。他對于不公平的事，絕不會抗爭。他對方四叔說：“忍著吧，忍過來是個人，忍不過來就是個鬼?！盵3]這個人物身上具有濃厚的奴性意識，他自卑到塵埃里，沒有尊嚴，沒有人格，就像一頭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只能靠阿Q式的生存本領，才可以勉強保全自己的半條狗命！透過這個卑微的小人物形象，我們不難領悟到作品那驚世駭俗的現實批判力量。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已七十多年，農村已進行過無數次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而當代農民的精神面貌、生存現狀和農村的社會現實依然令人擔憂！

與高羊的卑微懦弱相比，高馬就是一匹桀驁不馴的烈馬。高馬勤苦善良，意志堅定，嫉惡如仇。他是一個復員軍人，對他來說，謀生并不艱難。但由于現實社會的復雜，邪惡勢力的猖獗，他遭遇了種種挫折、打擊與不幸。在部隊里，他因為不愿意依附權貴，得罪了團長的小姨子，所以提干不成，被逼復員；回鄉后，他和金菊自由戀愛，遭到方家的嫌棄，被兇狠的方氏兄弟多次羞辱和暴打，政府楊助理員對他百般刁難；他和金菊撕毀“換親”婚帖，雙雙出逃，卻被楊助理員和方家兄弟抓回來，毒打一頓；他對金菊的愛執著而堅定，決不放棄，方家無奈之下向他勒索一萬元錢。他起早貪黑，精心打理自家的蒜地，期望早日與金菊成婚。但豐收的蒜薹卻遭遇滯銷，賣不出去。他賣蒜薹的稱被計量所的人沒收，他們把他的秤桿踹斷。這一切都讓性情耿直，寧折不彎的高馬無奈，憤怒，忍無可忍，他就像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只需要一根導火索。高馬終于在天堂“蒜薹事件”中爆發，他跳到車上高喊“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義”，把賣不出去的蒜薹拋到縣政府大院里。沖進縣政府大樓后，他砸電話機，放火焚燒檔案，打傷打字員。跟高羊的另一點不同在于，高馬是一個自覺的“暴民”。在經歷多次挫折之后高馬開始消極反抗，他明知犯法，卻放任自己，率性而為。他對警察說：“要槍斃、要砍頭、要活埋，都隨你們的便，我恨不得活剝了你們這群貪官污吏的皮?！盵4]他拒絕辯護律師為他辯護，對檢察官說：“我求你們槍斃我！”[5]高馬的悲劇在于缺乏理性與自制，他知法犯法，以暴抗惡，他雖然經受過部隊生活的磨練，卻沒有擺脫農民的狹隘與短視，最終因越獄復仇被監獄哨兵擊斃。

金菊是一個善良單純的農村姑娘，卻不幸生活在一個沒有溫情的家庭中。父親性格獨斷，冥頑不化，對她非打即罵。大哥方一君自私陰狠，因身有殘疾，四十多歲還沒娶媳婦，父親逼著金菊為大哥“換親”，金菊卻堅定地愛著健康，堅毅，“見過大世面”的高馬哥。她懷了高馬的孩子。方一君因擔心妹妹悔婚壞了自己的好事，動輒以父母之命要挾妹妹，用虛情假意哄騙妹妹開心。二哥方一相脾氣暴躁，心黑手辣，嫌棄妹妹與高馬私奔丟人，時常打罵金菊，毫無手足之情。方四叔賣蒜薹回來的路上，被鄉黨委書記的汽車撞得車毀人亡，貪心的方家倆兄弟接受了肇事司機的財物，不僅不為父親伸冤，還跟悲苦無告的老母親鬧分家。由于父兄的自私、狹隘、狠毒，母親軟弱糊涂，戀人高馬被警方通緝逃亡，孤獨無助的金菊，懷著即將出世的兒子在高馬家上吊自盡。金菊死后，方家兄弟倆財迷心竅，被楊助理員說轉，與曹家結為陰親，將金菊的尸骨八百塊錢賣給了曹家。四嬸出獄后萬念俱灰，也上吊自殺。方家人的悲劇性格，折射出的不僅是農民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困，同時也暴露了鄉村社會里人性的冷漠、現代家庭倫理的危機。

透過這些小人物的悲劇，作品對農村文化事業的落后，以及由此導致農民保守、狹隘、眼光短淺、法律意識淡漠等農村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度觀照，多角度、多側面地反映了天堂縣農民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封建宗法制頑疾在當今的中國農村依然影響巨大，并且根深蒂固。莫言通過《天堂蒜薹之歌》的創作，其最深層的寓意應在于警示人們，當今中國農村的現實問題極其復雜，僅僅靠發展經濟，解決農民的衣食住行問題還遠遠不夠，唯有通過精神文化建設，引導農民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過濾掉物質欲望對農民精神的過度侵蝕，重塑正確的價值觀念，才是最終目標。體現了莫言作為一位極有社會責任感的當代作家，對農村、農民問題深切的人文關懷和人性思考。

作品還塑造了一批自私貪婪、以權謀私的小官吏形象。鄉政府楊助理員，一個不起眼的政府小職員，卻在農村一手遮天。他狂妄至極：“老子們是國家干部，躺在樹影里看螞蟻上樹，工資照發，一個子兒都不少，你們的蒜薹爛成醬我也照拿工資?！盵6]他訓斥四叔“打人犯法”，自己卻知法犯法，仗勢欺人。他一手制造了金菊和高馬的愛情悲劇。金菊、四嬸、高馬三人的死無不與他相關。鄉黨委書記王安，縱容司機利用公車販賣蒜薹，將四叔撞死，卻以權壓人，只給四嬸三千五百元的賠償金，草草了結一樁人命案。還有見風使舵的村主任高金角、草菅人命的公安警察等等。通過這些形象，作品深刻地暴露了人性的卑鄙和丑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為正義辯護的青年軍官形象。當“蒜薹事件”塵埃落定，參與事件的高羊、高馬、四嬸、鄭常年等一批人被認定為“罪犯”，出庭接受公審。他們是一些法律意識淡漠，甚至根本不懂法律的人。這些弱勢者沒有能力為自己辯護，也沒有律師為他們辯護，輪到公訴人發言時，“公訴人簡單地說了幾句就坐下了?！痹谶@個代表公理和正義的莊嚴場所，沒有人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而就在這時候，一個身穿軍服的年輕軍官站出來為父親鄭常年辯護，也為在場的所有“罪犯”辯護。他的辯護詞有理有據，且法理鮮明，義正詞嚴，贏得了聽眾席上“瘋狂的掌聲”。莫言說:“這個軍校政治教官，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發表的這些演說，就是我的心聲?！薄拔易约弘m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說應該遠離政治、起碼應該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形，使你無法控制住自己，使你無法克制自己，對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對黑暗的政治，發出猛烈的抨擊?！盵7]無論這些人最后是否定罪，青年軍官都以自己的一身正氣維護了法律的尊嚴，他代表的是真理和正義。他的出場是一種象征。雖然這個形象非常單薄，但留給人們的卻是對未來的希望。

二

《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將寫實主義創作方法與現代主義表現藝術結合得非常完美的作品。從創作題材看，《天堂蒜薹之歌》以發生于當代社會的一個突發性重大事件為背景，通過寫實手法真實地再現了事件的發生、原因及其影響，但藝術表現上，卻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尤其是?？思{和馬爾克斯的表現藝術的深刻影響。

《天堂蒜薹之歌》的整個故事圍繞著天堂“蒜薹事件”展開敘述，作品沒有傳統小說的完整結構和情節，沒有中心人物，沒有中心線索，而只是圍繞著天堂“蒜薹事件”塑造了一批“小人物”形象。高羊是作者用筆墨最多的一個，但他只是一個穿線式的人物。作品一方面通過敘述其微不足道的人生經歷，展示他處處受擠壓而扭曲變形的畸形心理，一方面借助他的所見所感，把現實中發生的諸多故事串聯起來。

那么，情節、結構、線索、中心人物這些傳統小說因素的淡化甚至缺失，用什么來彌補？這就為作者藝術表現的創新和探索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小說創作的第一個敘事多面體。就敘事結構而言，作品采用了多（三）重話語敘事：一是民間話語敘事：通過瞎子藝人張扣的唱詞以民間歌謠的形式進行敘事，站在民間立場上，呈現“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二是全知全能故事敘述者的知識分子話語敘事：用傳統小說敘述文體，由敘述人講述故事；三是權利話語敘事：借助新聞媒體視角，通過新聞報道的形式，代表官方立場對“蒜薹事件”進行敘事。[8]

作品的前二十章，每章前面附有一段張扣的唱詞。這些唱詞并不一定完全與每一章小說的敘事內容一致，但是又緊扣“天堂蒜薹”事件展開，它獨立于故事敘述人正面敘述之外，以不同于前者的話語方式，從民間立場上呈現“蒜薹事件”的前因后果、官逼民反的整個過程，對天堂縣某些政府官員忽視群眾的利益，導致蒜薹滯銷、腐爛，給蒜農造成巨大的損失給予正面抨擊。張扣的唱詞酣暢淋漓且義正辭嚴。張扣既是敘述人，也是故事中的一個被敘述者。到第二十章，張扣的故事融入整個作品的敘事：“蒜薹事件”發生后，張扣因彈唱“天堂蒜薹之歌”而獲罪，且被認定是蒜薹事件的“頭號罪犯”，遭警察拘留、毆打和警棍電擊，警察甚至“用透明膠帶牢牢地封住了他的嘴巴”。后來，張扣因為眼瞎而得到了寬大處理，但他并沒有因此閉嘴，他深知民間疾苦，民怨沸騰，廣大的蒜農敢怒不敢言，他要用自己的歌謠為蒜農們伸張正義。他“還每天坐在縣政府旁邊的斜街上，彈著三弦，不知疲倦地唱著天堂蒜薹之歌，并把這歌越編越長?！盵9]張扣因此再次受到警察的威脅，三天后遭遇暗算，慘死斜街。

作品最后在第二十一章，借助媒體視角，以新聞報道的文體形式，站在官方立場，敘述了天堂“蒜薹事件”的起因、影響、縣政府對“蒜薹事件”的處理方法和處理結果，以及由此引發的思考等等?！度罕娙請蟆返耐ㄓ?、事件評述、社論文章，既有對天堂縣委、縣政府領導嚴重的官僚主義、漠視群眾利益的瀆職行為并最終導致蒜薹事件發生的批評，也有對群眾參與打、砸、搶，火燒縣政府大樓的不法行為的批判，肯定了對少數不法分子懲處的必要性，并認為“不能用無政府主義反官僚主義”，從官方的角度對天堂蒜薹事件進行了評述。

作者在同一作品中，運用多種不同的話語敘事：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站在不同立場，對同一事件進行立體呈現，多種敘事代表多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話語，可以讓讀者對事件形成一個全方位的認知，更客觀、更全面地了解“蒜薹事件”的經過，并不斷接近“蒜薹事件”的真相。是非曲直，各自評說。三種話語敘事分別通過三種不同的文本形式，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感情色彩、側重點、不同的語體風格，形成了一個眾聲喧嘩的大合唱，顛覆了傳統的小說敘事模式。通過這種不同文體的穿插、組合，突破了小說傳統文體的規范，既豐富了故事內涵，又為滿足讀者的多重閱讀期待提供了可能，使讀者在多種文體的相互參照中，感受到這種全新的表達形式帶來的陌生和新鮮的審美體驗。如敘述者的敘述與報紙的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發生后的敘述，是過去完成時；而張扣的唱詞則是即時性的，是現在進行時。張扣的唱詞，給知識分子話語敘事中的腐敗官員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從而構成了激烈的矛盾沖突，增強了作品的藝術張力。另外，《群眾日報》上的文章和張扣的唱詞，可以與小說敘事互相印證，又可以對小說敘事起到補充作用，使讀者更接近事件真相。

在《天堂蒜薹之歌》的主體部分，即全知全能的知識分子話語敘事中，作者完全打亂時間順序，靈活運用倒敘、插敘、補敘、互文等多種手法交叉敘述，通過時空交錯、敘述視角的不斷切換等技巧，形成散點透視，營造出一個多維的敘述空間，追求狂歡化（復調）敘事效果，為讀者提供了文本意蘊解讀的多種可能性，使故事更豐滿，更有張力。

作品第一章首先采用倒敘手法，從“蒜薹事件”發生后，警察抓捕高羊與高馬開始寫起，運用正面描述現實，側面追述歷史的手法，漸次展開高羊的灰色人生、高馬和金菊的愛情悲劇兩條線索，并與“蒜薹事件”的敘述交融雜糅。而“蒜薹”意象若隱若現，“腐爛的蒜薹”的臭味兒，時不時地飄蕩在線索人物高羊的嗅覺范圍內，令他惡心、嘔吐，以此緊扣作品的主旨，將所有人物、所有事件串并在一起，并讓“蒜薹事件”每時每刻縈繞在讀者的腦海中，跟隨敘述人的敘述，急切地去探尋事件的真相。

高羊是一個經常承擔敘述任務的人物。高羊社會地位低下，人格卑賤，他只能在屈辱中求生存。高羊對生活沒有任何欲望，很容易滿足，他為兒子取名“守法”，他的人生愿望就是平平安安過日子，所以，他為人真誠，不虛偽，不勢力；高羊性格謙和，能忍則忍，多年的卑微地位，使他養成了遇事冷靜觀察，善于思索的習慣。做為一個旁觀者或受虐者，他一般處在事件的外圍或底層，很容易被人們忽略，這就給了他更多的觀察事件的機會，且收到“旁觀者清”的效果。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高羊是一個故事敘述人比較信任的人物，經由他的眼和口講述故事，真實、客觀，更接近生活的本真。如果說張扣的民謠歌詞主要是敘述“蒜薹事件”的經過，揭示事件的真相；那么高羊的敘述讓讀者找到了引發事件的多種可能性，從起因、過程接近真相；高羊同時親眼見證了作品中幾乎所有的悲劇事件：高馬與金菊的愛情悲劇、高馬被抓捕、高馬越獄；四叔遭車禍身亡；馬臉青年冤死，鄉派出所警察的草菅人命；獄中犯人的兇狠，死刑犯最后一夜的歇斯底里；青年軍官的出現和他在法庭上的正義辯護；四嬸上吊自盡，高羊雖然沒有親眼所見，但借高羊老婆的轉述傳達給讀者，也不失真實。

在敘述過程中，作品不停地轉換敘事角度。有時候同一段敘述中，敘述人會數次轉換敘述視角，通過時空交錯，交叉敘述，真實地呈現出現實生活的復雜狀態。如第三章寫高羊被捕，警察將他鎖在樹上，雙目失明的女兒循著聲音來找他時，交叉混雜著現實、回憶、心理幻覺、迷亂的思緒和小女兒細弱的哭喊聲，充分展示出高羊凄慘的現實處境和痛苦中掙扎的靈魂世界。而“很久以后，高馬回憶起他隨著籬笆倒下時感受到的愉悅和倒地時聞到的黃瓜味道?！眲t是典型的《百年孤獨》式的預言式倒敘，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爾克斯的影響。

這種隨機性的自由敘述看似紛繁復雜，也可能造成嚴重的閱讀障礙，但它呈現出來的恰恰是人類大腦活動的自然狀態。人的意識飄忽不定，情緒千變萬化，人類的大腦大部分時間處于無序狀態，有時千頭萬緒，有時一團亂麻，思前想后，忽東忽西。所以，人類的思維活動不可能完全順時發展，而是處于不斷的變幻中。隨機性的自由敘事，實則正是人類大腦思維方式和人類生活綿延不斷的原生態呈現。頻繁轉換的敘述視角，造成敘事迷宮的同時，也帶來敘事語言的新奇和閱讀接受的愉悅，能夠考驗讀者的閱讀耐性，改造惰性閱讀習慣。實際上作者也并沒有為自己營造的復雜空間所局限，隨機性的視點，可以使敘述者像“全知敘事”模式中的敘事者一樣，比較隨意的、全方位的展開敘述，沒有什么他不能說的。而在整個故事的敘述過程中，敘述人很狡猾，他始終隱藏在故事的背后，冷眼旁觀，不露聲色，只是客觀呈現故事，不做價值評判。作者把自己放到一個傾聽者的位置，讓故事中的人物成為真正自由的可以言說的個體，讓眾多的個體匯集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底層話語世界，平等地各抒己見，從而讓讀者去真實地接近農村的生存本相。

[1][2]莫言.天堂蒜苔之歌·新版后記[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359.

[3][4][5][6][9]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39，302，306，72，347.

[7]莫言.試論當代文學創作中的十大關系[J].江南，2007，（3）.

[8] 陳思和.莫言近年小說創作的民間敘述——莫言論之一[J].鐘山，2001，（5）.

Abstract:The Garlic Balladsis a novel which perfectly combines realistic creation method with modernism performance art.In order to grasp the theme and innovation value of this excellent novel,this article has a deep-going interpretation of unimportant persons’images and multiple discourse narration.This novel narrates around an emergency‘garlic stems event’and exhibits this tragic event with the use of multiple narrations.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heaven county farmers.As a contemporary writer,Mo Yan's work shows his strongsense of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deep concern for the humanities and human nature.With‘time and space cross’construction mode and continuous switching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Mo Yan creates a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space and forms a scatter perspective structure.He provides reader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interpretation ofthis novel.

Key words:garlic stems event;human care;narrative polyhedron;narrative perspective

責任編輯：陳冬梅

The Garlic Ballads:Real Life from Multiple Viewpoints

GUO Qing-yun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I206.7

A

1671-4288(2017)04-0004-04

2017-04-11

郭晴云（1965-），女，山東壽光人，濰坊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