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近代史上的文化反思思潮

陳先初

[摘 要] 19世紀中葉開始，國人關于中國問題的文化思考逐漸展開，繼而形成一股社會性的文化反思思潮。文化反思在晚清中國經歷了三個階段，嚴復的《原強》和譚嗣同的《仁學》，梁啟超的《新民說》，新青年派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乃是不同階段的主要標志。近代中國的文化反思具有與社會政治運動緊密結合的特點，這有利于明確文化反思的目標指向和強化其實際效果，但也容易導致反思的轉向、中斷以及絕對化傾向。

[關鍵詞] 近代中國；傳統文化；文化反思；“新民”；“新文化”

[中圖分類號] 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053—06

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some Chines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gradually became a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The reflection on cultur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Yan Fu's Original Strong and Tan Sitong's Doctrine of Benevolence，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eory，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political movement. It is favorable for clarifying the goal of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to strengthen its actual effect， but it is likely to alter course in cultural thinking， leading to disruption and absolut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reflection thinking ； “New Citizen”；“New Culture”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紐帶。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千百年來一直涵養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生命，形塑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為人們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國人置身于其中，“日用倫常而不知”，自然、親切、親和。同時，在相對封閉的環境里，中國文化不曾遇到過真正挑戰，即使有所遭遇，比如佛教北上，最后也是在相互融合中逢兇化吉，因此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普遍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豪感和優越感。然而進入19世紀后，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主要是一批憂國憂民之士鑒于社會危機的頻發以及危機應對中的屢屢落敗，開始對傳統文化產生質疑，意識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當是文化問題。于是他們逐漸展開了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希望由此找到一條擺脫危機的根本出路，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文化反思的社會思潮。文化反思思潮活躍時間較長，影響很大，對其作專題研究，很有必要。是故本文對其作一探討。

一 文化反思思潮興起的原因

文化反思思潮在中國興起并走向高漲，有文化自身的原因，但主要是客觀環境使然。

首先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刺激。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始自明代中葉的傳教士，但傳教士介紹過來的西方文化最初較為零散和有限，且遭到國人的“群起非之”，

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1卷6號。沒有掀起大的波瀾。只是到了19世紀，隨著列強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才挾其淫威大規模涌入，人們也才對其有所認識并加以重視。

文化是人類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及其產品的總和。按照認識規律，人們對一種文化的認識，必當首先起自對物質文化的直觀感受，然后從物質文化進到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也稱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19世紀國人感知西方文化是從其“堅船利炮”開始的。它使人們領略到西方國家有著中國遠所不及的“長技”，帶給人們“技不如人”的聯想，由此導出了一場“師夷長技”的物質主義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但是因其奉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哲學，僅僅著眼于器物制造，故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就，卻未帶來思想文化領域的任何變化；而沒有這種變化，中國社會也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改變。果不其然，洋務運動的成果未能轉化為國家的對外實力，甲午戰敗即是明證。

甲午之戰給中國社會帶來強烈刺激。經此一役，“舉國上中社會，大夢初覺”，

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1卷6號。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不僅緣于器物而且緣于制度，而少數精英人物則開始把視角轉移到文化方面來。如嚴復當時明確指出，現在中國社會是“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與民氣之已困耳”，這是造成中國當前所有問題的總根源；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便須從民智、民力、民德三者著手，將此作為治本之策?！肮姑裰侨臻_，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嚴復：《原強》，《嚴復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6-17頁。譚嗣同認為，國人長期以來被籠罩在“利祿”、“俗學”、“君主”、“倫?！?、“群教”等舊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俗的網羅之中，思想遭到禁錮，不得自由。他號召人們勇敢地沖決網羅，爭取思想自由和精神解放，以為如此方是救國救民之道。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修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9-290頁。梁啟超則以羸弱之人易遭風寒為喻，強調中國之所以屢受外敵欺凌，根本原因“不在外而在內”?！胺蚋鲊掏么酥髁x也（即民族帝國主義），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有隙與無隙之分而已”。故欲抵御和解除外患，非從消除“內隙”下手不為功。

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頁。嚴、譚、梁諸人在甲午戰爭發生后均提出大致相同的看法和主張，表明國人關于中國問題的認識已經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從文化入手謀求救亡，開始成為人們的道路選擇。

其次是內因的推動，這主要表現為戊戌變法以及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形勢引發了人們的新思考。梁啟超有言：“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而被“喚醒”之標志，乃戊戌變法運動的興起。戊戌變法的發動者受甲午戰敗之刺激并吸取洋務運動失敗之教訓，將改革重心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希望通過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同時輔之以汰冗官、廢科舉、辦學堂、興工商……使中國擺脫弱國處境。然而這一目標終未實現。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為當事者的梁啟超事后歸納出“分原因”共十三條，而視“總原因”為太后與皇帝“積不相能”以及頑固大臣痛恨改革。關于后者，他舉發生于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身上的兩件事來說明。一是張在否決湖南巡撫陳寶箴擬在湖南內河行小輪船的提議后，回答對方“我雖不行小輪，寧能禁外人之不來乎？”的詰問時所言：“雖然，但其禍不可自我當之耳。若吾與君離湖南督撫之任，以后雖有事而非吾兩人之責也?！倍钱數氯藦娬寄z州，列強分割中國之議紛起之時，有人問張：“列國果實行分割之事，則公將何以自處乎？”張答以“雖分割之后，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為小朝廷之大臣也”。梁啟超認為，張之洞作為“大臣中最賢而有聞于時者”，于國事及改革之態度竟如此麻木不仁，“其他出張公之下數等者”更可想而知；這不僅反映出既得利益者的狹隘自私，更反映出國民性的保守落后。既然如此，“改革黨人乃欲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衄也得乎”？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梁啟超全集》第1卷，第181、213-214頁。故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等改革思想家加大了對于文化問題的關注和反省，開始朝“新民”方向努力。

戊戌變法失敗促使人們對傳統文化進行反省，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形勢則將這種反省向前推進一大步。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長期致力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以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治目的就達到了，政治任務就完成了。孫在中華民國建立后的第一時間即宣布今日“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旋即又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專心從事民生建設，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但是孫中山的樂觀并不表明形勢真的一派大好，很快，民國在北洋軍人手中只剩下一塊空招牌，而且這塊空招牌也幾度搖搖欲墜。辛亥革命的果實為何丟失？民主共和為何只是有其名而無其實？對此很難用革命不徹底來解釋，而只能用文化原因來解釋了。用文化原因來解釋，即如稍后陳獨秀所言，中國缺少一個國民運動。他認為，凡一黨一派之所主張，只有出于多數國民之運動，才能有所成就，法蘭西之革命，美利堅之獨立，日本之維新，均起自國民之反抗運動，故而能夠成功；反觀“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共和也好，帝政也好，維新也好，復古也好，“皆政府黨與在野黨之所主張抗斗，而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其結果，不過黨派之勝負，于社會，于國家，則無根本之進步。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志》1卷5號。國民不關心個人權利，也不關心國家事務，暴露出國民性的嚴重缺陷。有鑒于此，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為代表的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選擇了文化作為突破口。他們以空前的文化自覺，以“運動”方式對舊文化進行反省和批判，將“文化反思”推向一個新高度。

再次，傳統文化本身的局限或缺陷，也是促使文化反思思潮興起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具有許多不可忽視的優良品質和獨特價值，值得現代社會的人們予以珍視和發揚。但是由于傳統文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產物，其雖然與傳統社會相適應，卻有不少方面無法適應現代社會。比如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封建倫理和等級觀念，窒息了人們的獨立自主意識，阻礙了民主、平等觀念的生長；儒家倡導的“大一統”觀念長期為專制統治者所利用，對政治的民主化起著阻礙作用；傳統文化中重義輕利的義利觀，重農輕商的經濟倫理，以及與世無爭的處世原則，無法為發展工商和科學技術提供精神動力；等等。因此隨著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邁進，傳統文化與近代社會的不相適應也就日益顯現，其固有局限也就日益暴露出來，此時對傳統文化進行清理便成為必然。就此而言，文化反思乃是傳統文化在近代歷史條件下必然發生的文化現象，是由傳統文化自身的狀況和特點所決定的，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化反思思潮發展的幾個階段

本文所謂文化反思，是指時人在近代社會條件下，以西方文化為參照，對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缺陷進行檢討和批判，同時對西方文化予以借鑒，以求實現文化革新進而實現社會變革的思想文化活動。

社會思潮意義上的文化反思，集中出現于19世紀末年及其之后，然而作為一種現象，其早在鴉片戰爭時期即已發端，這就是龔自珍、魏源等開明士人對中國社會已步入“昏時”的提醒，

龔自珍：《尊隱》，《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著選輯》（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頁。以及對“偽飾”、“畏難”、“養癰”、“營窟”等種種“人心之寐患”的揭示；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著選輯》（上），第73頁。而魏源對“夷之長技”的贊許以及“師夷長技”主張的提出，則表明時人開始認識到本國器物文化的落后。魏源的主張在二十年之后得到集體性回響。其時有感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鄭觀應、王韜、薛福成等一批洋務思想家發出“警世危言”，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廣取“諸國富強之術”。他們的洋務主張以及同時開展的洋務運動，豐富了龔、魏當年的看法，在其基礎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些表明，鴉片戰爭以來，人們已經改變長期以來的文化自大心態，開始正視傳統文化主要是器物文化方面的不足，并致力于加以克服或改變，從而具有了文化反思的意味。不過應該看到，這一階段上的文化思考總體上還較為樸素和直觀，這是由人們的身份、地位、見識以及所處社會環境所致。

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反思始于19世紀末年，其標志乃是甲午戰爭爆發后嚴復、譚嗣同等人對傳統文化的審視和批判。嚴復從清軍在戰爭中的失利察覺到“人謀之不臧”，又透過現象看本質，發現文化上的缺陷才是造成戰爭失利以及種種社會問題的“病根所在”。

嚴復：《與陳寶箴書》（1894年11月7日），《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99、502頁。為此他在1895年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一系列論文闡述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中國文化的一大負面是“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養”，不事競爭。先賢視“爭”為“人道之大患”，故“以止爭為教，使各安于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而一旦以止爭為教，受影響者便不止于“生民之道”，必然及于政治與社會之各方面，今日中國屢屢落敗，即與此相關。中國文化的另一負面是缺乏自由。他發現，西方社會崇尚自由，“人人各得自由”。人們能夠自由思想，崇尚真理，故有學術進步和科學發展；人們積極參與國事，故能推動國家向民主闊步邁進。這就是所謂“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中國則與之相反，“自由”一詞為“歷古圣賢之所深畏”。中國社會所崇尚的是等級制度下的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與西方社會崇尚個人自由、尊重人格獨立和尊嚴完全不同?！白杂杉犬?，于是群異叢然而生”，其結果便是中國社會長久停留在專制時代，與民主無緣。由此看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別就在“自由不自由異耳”，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文選》，第3-5頁。而要消除這一差別，就必須從改造國民性入手。為此他提出“開民智，厚民力，明民德”，造就具有智、力、德的自由公民，認為此乃“培其本根”之道。

嚴復：《原強》，《嚴復文選》，第17頁。

譚嗣同曾在少年時代“遍遭綱倫之厄”，對綱常倫理心生厭惡。之后他不斷對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進行思考并多有心得，至甲午戰敗，即寫成《仁學》一書，響亮提出“沖決網羅”的口號，矛頭直指儒家文化深處。他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大盜、鄉愿“二者交相資”，又“罔不托之于孔子”?？鬃訛闅v代專制統治者的護身符，儒家“三綱說”與平等精神完全相反，對中國社會的危害極大，且最不適應現代社會。據此他以“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近代價值觀念為武器，對三綱之說進行系統批判，指出三綱之中之君臣一倫提倡“忠君”，誘騙人們在統治者面前“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不以為怪”，故君臣一倫“無復人理”，最為黑暗。與君臣之倫相一致，父子、夫婦之倫，所強調的也是片面服從，為子為婦者，“自主之權利”盡失，而為父為夫者，亦無自主權利可言?？傊谧T看來，儒家文化之核心在三綱，而三綱之要害在不平等，故欲除三綱之害，必須普遍樹立平等觀念，讓人人享有自主之權，如此方“可掃除三綱畸輕畸重之弊”，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第57、337、323頁。方可改良中國社會。

嚴復是晚清著名的西書翻譯家和啟蒙思想家，“西學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系者，復其首也”。譚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顆“彗星”，其《仁學》“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掃蕩廓清之力莫與京焉”。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6、82、84頁。二人在甲午戰爭之際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文化領域，對傳統文化進行反省，對其弊端加以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和社會意義。他們的努力標志著作為社會思潮的文化反思的全面興起，他們的認識代表了第一階段文化反思思潮的水準。

甲午戰后，康、梁發動戊戌維新運動，但是遭到失敗。之后，康有為為?；识奶幈甲?，梁啟超則從政治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通過辦報、撰文等方式，一以宣傳其政治主張，一以對國人進行啟蒙。于是文化反思思潮進入第二個發展階段，其時為20世紀頭十年。

最初幾年里，梁啟超用“中國之新民”之筆名，在《新民從報》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后來匯編成冊，取名《新民說》。在這些文章中，梁氏總結了此前幾次改革運動失敗的教訓，指出吾國之所以“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根本原因“則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而外患孔亟，“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惟有賴“四萬萬人民之民德、民智、民力”。故而要根本改善中國內政外交，必以新民為“第一急務”。至于如何新民，他以為途徑有二，一為“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一為“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淬其所本有，即是保存傳統文化中所固有的“民族主義之根柢”，并不斷濯之拭之，鍛之煉之，培之浚之，使其“繼長增高，日征月邁”；采其所本無，即是“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匯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未及”。不僅要從政治、學術、技藝等方面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更要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和文化觀念，以改善和提高吾國人民之德、智、力，以之作為發展“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

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3卷，第655-658頁不過對于二者，梁氏并非等量齊觀，而是以后者為著重點。為此他選擇了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精神、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精神、政治能力等十多種現代精神或價值觀念，強調應從這些方面對國人加以培養，使之成為“新民”即新型國民。他尤其看重權利思想，認為這不僅是“新民”的最基本條件，也是近代國家的最重要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就好比一顆大樹被去掉了根，“雖復干植崔嵬，華葉翁郁，而必歸于槁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故無論為個人計，為國家計，都必須特別重視權利思想之養成。為此他希望：“為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一私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于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強調“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若是者國庶有瘳”。

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3卷，第675頁。這就十分明確地將國運寄托在了人們權利意識的培養上，寄托在文化的革新上。

梁啟超的文化反思除了體現在《新民說》一書外，還體現在當年由他掛帥的立憲派與革命派的一場思想論戰中。其時，梁氏用以反對革命和共和的最主要根據就是國民性的落后，強調在此情況下，若行議會政治，議會必為少數人所操縱；若行政黨政治，政黨必成為少數人手中之工具；若行民主選舉，則人民將視權力如弁髦，選舉舞弊甚至武力破壞等亂象將會層出不窮。故此他認為，“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甚至也不能行君主立憲制，而只能“以開明專制為立憲制之預備”。

梁啟超：《開明專制論》，《梁啟超全集》第5卷，第1470頁。梁氏的這些觀點遭到革命派的駁斥，然而其基于文化層面的思考較之革命派基于政治層面的思考，卻來得更為深刻。

梁啟超以“新民”為題所進行的文化反思在當時影響甚大，它“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

胡適：《四十自述》，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1頁。在梁氏帶動下，文化反思形成一個小小的高潮，并在社會上激蕩開來。

接下來，再過不到十年，在民初政治形勢發生逆轉的情況下，文化反思的高潮到來了，這就是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爆發。當時正值袁世凱當政，思想文化界沉渣泛起，尊孔讀經以及孔教國教化鼓噪搞得社會上烏煙瘴氣。此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一批進步文化人敏銳意識到，造成這種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凱的反動，根本原因卻是廣大國人在政治上麻木不仁?！拔釃鴮Ｖ迫站?，惟官令是從。人民除納稅訴訟外，與政府無交涉；國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積成今日國家危殆之勢，而一般商民，猶以為干預政治，非分內之事；國政變遷，悉委諸政府及黨人之手；自身處中立態度，若觀對岸之火，不知國家為人民公產，人類為政治動物”。據此他們認為，要改變目前狀況，就要啟發人們的“政治之覺悟”，不僅如此，還要啟發人們的“倫理之覺悟”，使之認識到綱常名教“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與近世西洋“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的道德政治極端相反；認識到“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從而自覺與綱常名教決裂，成為具有獨立自主自由之人格的現代國民。他們把這種覺悟稱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指出：“政治根本解決問題，不得不待諸……最后之覺悟”；“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1卷6號。正是為了啟發人們的“倫理之覺悟”，他們對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儒家文化發起猛烈批判，對西方文化尤其是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進行熱情歌頌和提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的由來。

關于新文化運動，人們已經耳熟能詳，毋庸贅述。這里只須強調一點，即它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實質意義上的思想啟蒙運動，也是一次全面深刻的文化反思運動。它以近代西方文化為參照，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省視，對其中不適應現代生活的內容進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在這一過程中，近代思想觀念得到張揚并在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當中逐漸樹立起來。新文化運動取得的成績和達到的高度，也是近代中國文化反思達到的高度。它標志著文化反思思潮達到高潮，也預示著這一思潮行將退去。

三 文化反思思潮之反思

文化反思思潮的的興起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和其他許多社會思潮相比，它的活躍時間稍長，前后共計二十余年。但它又和它們一樣，從特有的角度映照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其本身也打上了明顯的時代和社會的烙印。

這主要表現在文化反思思潮與社會政治形勢及政治變動的緊密聯系上，即文化反思構成了近代中國政治變動的副產品，表達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訴求。如前所述，文化反思思潮在晚清出現及其發展的幾個階段，本來就是與幾大政治事件密不可分的。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帝制運動，直接導致了這一思潮的興起和高漲，把人們的思考引導到文化方面來。這反映了近代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的思維習慣，即當政治出了問題，便到文化那里找原因；而實際的現實政治狀況又確實表現出與文化相關。故而人們從政治轉向文化，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乃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是人們認識深化的表現。不過如此一來，也容易造成另外一種情況，即文化思考難免受到政治形勢的規約，政治訴求直接轉化為文化訴求，文化思考的獨立性便打了折扣。因此盡管文化解決方案一般來說旨在治本，但最后結果卻無法滿足這種訴求，只能停留在淺在的實用層面；而且文化思考總是跟著政治形勢走，政治形勢一有變動，文化運動也就退場。于是我們看到，在歷次對于傳統文化的反思中，雖然具體表現形式有所差別，但有一點則大致相同，即反思缺乏整體性和連貫性，缺乏價值層面的探討。比如在甲午戰敗刺激下出現的嚴復式文化思考，主要是在與國家富強相關的問題上作文章即所謂“原強”。嚴復雖然敏銳發現了“自由”的意義，且用“自由不自由”解釋西方所以富強和中國所以貧弱的秘密，但沒有由此深入下去，因而自由的價值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反而被富強邏輯所遮蔽。譚嗣同在維新運動的背景下呼吁沖決網羅，表現出與傳統勢不兩立的沖天氣概，但他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既是現實的又是宗教的，而他將批判矛頭指向舊的倫理綱常又與他兒時的家庭遭遇相關，故而雖然聲稱要沖決網羅，實際上只是將其撕開了一個小小缺口。梁啟超從對變法失敗教訓的總結中洞察到國民性的重大缺陷，為此提出“新民說”，把國民性改造問題突顯出來，從而有力提升了文化反思的水平，但是他的許多觀點是與當時的思想論戰同步展開的。文化反思被用作工具，直接為政治斗爭服務，導致其一些看法不免有絕對化之嫌。新文化運動更是如此。鑒于袁氏上臺后的政治反動，陳、李、胡等進步知識人發起了一場基于對傳統文化進行全方位反思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聲勢頗大，規模不小，發動者也盡量避免“批評時政”，刻意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但實際上仍未能脫離政治的羈絆，以致文化反思帶有相當程度的情緒化色彩，而運動本身也只是“曇花一現”，其陣地很快被“卷土重來”的政治運動所占領，文化反思潮流就變成涓涓細流了。

與政治的關系的過度緊密不僅使文化反思的整體性和獨立性打了折扣，而且還使反思帶有了片面性，文化反思幾乎成了文化批判的代名詞。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因為是古代農業文明的產物，帶有嚴重的時代局限，許多方面與近代社會不適應，因而必須批判和剔除。但是也應該看到，傳統文化包括作為其主體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積淀，包含著中華民族的特有智慧和精神品質，具有不少超越性價值，對于這些應該予以保留和發揚?？墒窃谖幕此歼^程中，人們缺乏客觀的評判態度。他們從現實需要出發，專注于揭露和批判傳統文化中的局限或缺點，對其中的合理方面或視而不見或有意忽略，于是文化反思就變成了單純的文化批判或絕對否定。這在嚴、譚、梁、陳、李、胡等人那里都有較為明顯的表現，而在陳、李、胡等新文化人那里尤其突出。激進的新文化人將批判矛頭幾乎指向整個傳統文化：舊政治、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舊戲劇……，對“孔家店”更是毫不留情地一“打”了之。這種絕對主義的文化態度盡管其來有自，卻與文化反思的本質要求存在著不小距離。

盡管如此，文化反思思潮的興起仍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這主要在于，它開辟了近代史上以思想啟蒙為先導實現救亡的新途徑。人們知道，從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先后出現了洋務自強、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幾大運動，其中洋務運動代表的是物質救國或實業救國路徑，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變制救國路徑。而在這一時期開始興起并在20世紀初年演變為社會思潮的文化反思，則代表了第三種救國路徑，即啟蒙救國。在19世紀上半葉又曾出現好幾種救國主張，如革命救國、立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等，但都不過是以上三種救國路徑的變種。不過在近代史上，特別是在19世紀末之后，實業救國主張的影響比較有限，變制（中共的革命也屬于此類）和啟蒙成為兩種主要的救國路徑，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主要選項。由此看來，文化反思思潮的興起，造成了思想啟蒙，為中國人民開辟了一條新的救亡道路。

以文化反思為基礎的啟蒙路徑的提出，將關注點聚焦于文化“終端”，以啟發國人的“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作為救亡圖存的治本訴求，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理想不等于現實，理想受現實制約。因此，文化反思能否使人們跳出傳統，啟蒙運動對于迫在眉睫的救亡能否起到即時效果，啟蒙與變制是怎樣的關系，等等這些都還是問題。這些問題需要解答，只是它不屬于本文討論的范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