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智庫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黃振威

[摘 要] 智庫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當下我國正在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迫切需要吸收和借鑒國際學術界關于智庫建設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同時，國內學術界也急需了解國際智庫研究的重要領域和最新進展。為此，特對國際上“智庫”的研究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在對文獻進行多維尺度分析及社會網絡分析之后，可歸納出當前國際上智庫研究的核心議題：智庫的本質及價值、智庫的角色與功能、智庫的影響力與評價、智庫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 智庫；文獻計量分析；社會網絡分析

[中圖分類號] D523.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113—05

Abstract：“Think Tanks”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a country's soft power. China i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hot topics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research， to absorb and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on Think Tanks building is urgent. 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ink Tanks： its nature and value， the role and function， and their evaluation and the influence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trend.

Key words： Think Tanks； Bibliometric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一 引 言

縱觀世界文明史，每一個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該國智囊機構的大量涌現?，F如今，智庫現在已然成為大國競爭的無形利器，并成為衡量大國軟實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層多次公開強調要“發揮思想庫作用”。一時間，智庫建設在我國各個領域、各個行業蓬勃興起。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在全世界智庫近60%仍然集中在北美和歐洲，其中，美國依舊是世界上智庫數量最多的國家，達1835 家，全球十大智庫也被這些歐美國家所壟斷。[1]因此，中國的智庫要達到全球一流智庫標準還需要一定的成長周期。

所以，展現國際學術界在智庫建設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不僅是深刻理解智庫建設的內在機理，把握智庫建設未來走向的迫切需要，也是幫助中國智庫建設者和從業者們反觀自照，思考中國特色智庫建設路徑的必然要求，是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為此，本文擬運用最新的文獻計量學方法對國際上關于“智庫”的研究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在對文獻進行多維尺度分析及社會網絡分析之后，可歸納出國際智庫研究的理論議題。

二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數據來源于ISI Web of Knowledge數據庫，具體選擇其中的SCI-E、SSCI和A&HCI三大數據庫，通過選取全時段主題詞

主題包括篇名、關鍵詞、中文摘要，可檢索出這三項中任一項或多項滿足指定檢索條件的文獻。通過主題檢索可保證文獻來源的全面。為“think tank*”的詞段進行檢索。時間跨度： 所有年份。數據的最后更新時間為2016年3月20日。經檢索，我們共收集到相關文獻1241篇。這成為我們后續進行文獻計量分析的原始樣本來源。經過數據清洗后，我們最終將541篇論文納入我們的考察范圍，這樣也能確保我們的數據分析和挖掘具有較好的可信度和參考價值。

學術論文的關鍵詞是論文核心觀點的濃縮，兩個或更多關鍵詞在同一篇文獻中同時出現稱為關鍵詞共現（cooccurrence）。關鍵詞共現分析是文獻計量學常用的研究方法，簡單來說，兩組或兩組以上的關鍵詞如果出現在一篇文獻中，即說明它們之間存在“共現”關聯。任意兩個關鍵詞之間“共現”的次數越高，表明它們之間的聯系越強，也越能清晰地勾畫出一個獨立的研究焦點。本文擬使用“關鍵詞共現分析”，并借助sati、SPSS和ucinet等軟件通過多維尺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等方式將智庫研究的“共現”關系在二維圖上得以“可視化”（visualized），并結合各類別中的文獻內容更直觀地將闡釋智庫研究的核心議題。

三 智庫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本章的文獻計量部分將遵循以下步驟：（1）收集文獻并提取高頻關鍵詞；（2）建立共詞、相似和相異矩陣；（3）運用相關的文獻計量方法進行分析；（4）對數據進行分析并得出結論。

（一）詞頻統計分析和共現矩陣的建立

通過檢索可以發現，1971年迪克遜（ Dickson） 發表了第一本介紹美國思想庫形成與發展的著作，該書出版以后的二十多年間，國際學術界關于思想庫的重要研究論著一直不多。直到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對智庫的研究開始逐漸呈現上升之勢。進入21世紀以后，研究發表的數量日益增長， 之后一直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2012年突破百篇，達到106篇，2014年達到124篇，直到今日，研究智庫的熱潮仍未褪去。

我們將先前從ISI Web of Knowledge上下載的論文題錄數據導入到SATI軟件進行處理，在分別進行數據格式的轉換，關鍵詞字段抽取，詞頻統計分析之后[2]，我們共統計得到關鍵詞1379個，總頻次為1568次，平均每個關鍵詞出現頻次為1.14次。因為高頻關鍵詞更能代表文獻所在的研究主題，所以本文在對關鍵詞的累積頻次進行排序的基礎上，抽取了累積頻次大于3的關鍵詞，在去除了無意義關鍵詞和同義詞之后，最終確定了44個高頻關鍵詞，其總頻次為1823次，平均每個高頻關鍵詞出現的頻次為5.31次。這些高頻關鍵詞基本代表了智庫研究的主流領域。

這些高頻詞中除開智庫本身之外，新自由主義、公共政策、治理、網絡等等是目前學界探討得比較多的話題，此外，公眾意見、社會政策、利益集團、第三部門等高頻關鍵詞位列其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智庫研究領域，學者們的研究大多是密切聯系實際的，不僅是快速響應官方的權威表述，也注重從實踐中吸取先進的理論以便充實理論。

當然，僅僅是高頻關鍵詞的羅列還不能有效解讀四十多年來智庫研究領域的研究主題和方向，還必須對高頻關鍵詞進行分類。本文利用SATI軟件將這44個高頻關鍵詞兩兩配對生成一個44×44的共詞矩陣。同時，為了適應不同多元統計方法對于數據的要求，也為了消除因頻次高低對結果產生的影響，本文利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共詞矩陣進行了標準化處理，生成了相似矩陣和相異矩陣。在相似矩陣中，相關系數被用來衡量關鍵詞之間的相似性，相關系數越接近1，兩個關鍵詞之間的聯系越緊密（表1）；相異矩陣則正好與此相反。

（二）多維尺度分析

多維尺度分析是基于研究現象之間的相似性或距離將研究對象在一個低維（一般為二至三維）的空間形象地表示出來，進行聚類或維度內含分析的一種圖示法。簡單地說，就是從客體間的相似性或相異性數據出發，用低維空間中的點結構（configuration of points）來表示研究客體。[3]與聚類圖相比，多維尺度分析可以更好的在低維空間里映射出原有的數據間結構，以便我們進行研讀。本文中現將關鍵詞相異矩陣導入SPSS采用ALSCAL進行分析，壓力系數（Stress-I）偏高（Stress=0.40431，RSQ=0.14836），表明其構面解釋能力不好，構面的配合度不好。隨后采用ucinet中的“non-metric MDS”組件進行分析，壓力系數降為0.048，結果一般。

（三）社會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是對社會關系結構及其屬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規范和方法，它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會單位（個體、群體或社會）所構成的關系的結構及其屬性。[3]將社會網絡分析法應用到文獻計量分析中，可以有效的揭示出一個研究領域的研究結構。在社會網絡分析中，關鍵詞就是節點，節點位置越居中，則這個關鍵詞在此研究領域中越核心。節點與節點間的線條代表的是共現關系，連線越粗則關系越強，節點大小則表示的是信息流入流出的度數，表征的是該關鍵詞與網絡中的其他關鍵詞的總體關聯度。通過將關鍵詞相似矩陣導入ucinet計算出各節點的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并結合netdraw組件的使用，通過不斷調整相關系數值，我們最終得到圖4所示的智庫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共現的網絡圖?？梢钥闯?，國際上對于智庫的研究可以分為5類，而這個結果也是與前面的多維尺度分析相吻合的。

（四）小結

通過上述的文獻計量方法我們可以比較準確客觀的將國際上智庫研究的領域劃分為以下5種類別。

類別Ⅰ：智庫的本質及價值。除了“智庫”本身之外，還包括了第三部門，社會政策、政策建議、社會網絡等關鍵詞。

類別Ⅱ：智庫的形成與發展。最近這20～30年，隨著全球化、冷戰結束和跨國問題的出現，全球范圍內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智庫大發展。智庫不斷發展的過程，也是相應政治生態和經濟社會環境不斷演變的過程，所以學界很熱衷于對于智庫發展歷史的考察。此部分包含的關鍵詞有：利益團體、新自由主義、公共政策、影響、治理等等。

類別Ⅲ：智庫的角色與功能。此部分包含的關鍵詞有政治、公共意見、公共政策、民間團體等。

類別Ⅴ：智庫的影響力與評價。智庫如何發揮作用以及對它們影響力的評價是智庫研究領域的前沿課題。一般認為，對智庫的影響力進行評價能有效落實智庫的咨詢責任，提高其運行績效，并成為改進政府公共部門與智庫關系的有效機制。這一部分包含了評估、持續力、安全、管理、創新等關鍵詞。

類別Ⅳ：智庫的發展趨勢：這一部分包含了專業知識、外交政策、全球治理等關鍵詞。

圖1 社會網絡分析圖

上面的文獻共被引網絡可視圖大致反映了當前智庫研究的現狀，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各個類別之間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它們之間勾連緊密，這一方面說明這些文獻都具有廣泛的學術影響力，同時也說明智庫研究中的交集比較多。

四 國際智庫研究的理論議題

采用多維尺度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并根據前44個高頻關鍵詞的研究內容，筆者概括出國際智庫研究的幾個理論議題，因為只是歷史概述，本次分析將不包括“智庫的形成與發展”的內容：

（一）智庫的本質及價值

對于智庫的任何研究都必須從智庫的定義開始，目前關于智庫的定義較多，學者們主要通過單獨定義或者進行智庫分類來闡述自己對于智庫的理解。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這樣幾種：葉?？āさ侣鍫栒J為智庫是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專門致力于提高政策質量和充當知識和權力溝通媒介的機構。[5]斯通認為智庫是致力于公共政策問題分析的，獨立于政府、政黨、利益集團的非營利組織。瑞西認為思想庫是生產或依靠專業的知識、思想去影響政策過程或獲得支持的非營利的、獨立的組織。[6]

這其中最為廣泛傳播的定義之一是由肯特·韋弗（Kent Weaver）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設想出來并在90年代進一步證實的。[7]在其對智庫初始定義的修訂版本中智庫被定義為“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并且相對于政府以及諸如企業、利益集團和政黨等社會利益團體而言具有實質上組織自治的研究機構”。這里韋弗提出了智庫的三大標準：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和組織自治。但是這幾大標準受到學界的質疑，比如哈特維?！げㄒ链模℉artwig Pautz）就認為這幾個標準在實踐中需要被重新審視，并將智庫的定義調整為：智庫是非政府性的機構；在智力、機構和財務上，具有區別于政府、政黨以及有組織性利益集團的自治性；組建智庫以影響政策為目的。[8]

目前，學者們傾向于從四種角度研究智庫。第一，將智庫看作是一種精英組織。一個國家的權力精英不僅包括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軍事精英，同時也包括了媒體從業者、律師、基金會負責人、智庫負責人等等。[9]第二，多元主義視角。這種觀點看來，公共政策并不是政府職責的必然反映，而是團隊競爭的結果，而智庫被認為是這個越來越擁擠、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思想市場的眾多群體之一。第三，“國家主義范式”視角。這種觀點認為，國家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參與者，思想庫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成為最終的政策產出。并沒有證據表明國家采用了某項政策主張確實是某個思想庫的努力的結果，而相反，國家的意志還能影響思想庫以及其他政策參與者的行為。[10]第四，還有一些學者不重視智庫的精英性質、多元性質和國家主義性質和他們的政策環境，更重視他們的機構結構和這些組織自己的信仰。這些學者尤其看重智庫的權力和資源，以及影響他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進行戰略選擇的很多因素，比如決定在政策制定的哪些階段進行參與。[11]

（二）智庫的角色與功能

盡管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影響政策，但是過去幾十年，由于不同智庫在自身定位、運營方式、與政府親密程度等方面有所區別，分析智庫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的發揮成為國際智庫研究中的一個主流話題，總的概括來講，學者們認為現代智庫主要承擔了以下幾方面的功能。

（1）提供政策建議。知名智庫研究學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主任詹姆斯·邁甘曾說：智庫的主要目的就是服務于決策需求，如果智庫的思想產品不能解決決策中遇到的問題，不能為決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12]當今時代，充分發揮智庫在專業領域的政策建議作用也成為各國政府爭相追求的一種時尚。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智庫就是政府的外腦，替代政府進行思考，然后將思考的成果以政策建議的形式傳遞給政府、政黨和社會，而這也是智庫的生命力所在。

（2）生產創新知識?，F代智庫越來越強調招募高素質的研究人員。這些人員與大學教員一樣，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對他們而言，獨立進行政策研究的過程就是對知識和真理進行發現和追求的過程。這些研究人員通常都不需要從事教學，但是每年都會發表大量的研究成果來推動知識生產，學術界通常還將此種功能比較典型的智庫稱之為“沒有學生的大學”[13]比如蘭德公司，在政策研究過程中為博弈理論，為線性規劃和動態規劃技術，為數學建模及仿真的研究方法，為網絡理論、成本分析等全新研究方法的發展都做出了突出貢獻。[14]

（3）儲備和管理人才。智庫是人才的蓄水池，它為政府提供重要人才。[15]一方面，憑借其獨特的優勢，智庫吸引了很多專門人才為其效力。另一方面，不少渴望成功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或者是支持者）或卸任的政府官員也進入到各大智庫等待時機，在此期間還能繼續好好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政策理念，比如政黨型智庫就是這樣。[16]整體來說，智庫整合和政府外圍的重要人力資源，支持新政府的人力需求，也客觀上訓練了合格的決策者。

（4）教育公眾和宣傳政策。有些智庫為了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推銷其政策主張，會花費相當的時間來處理與媒體之間的關系，甚至會發展出非常精細的分類來對新聞媒體界進行評估。[17]而這種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經由媒體向社會發聲，進而影響政策制定，抑或是對某項政策進行解釋，提供專業的觀點，幫助經營和廣泛大眾深入了解政策議題，客觀上都發揮著教育公眾和宣傳政策的作用。[18]

從上述對智庫功能的概括當中，我們可以較為容易的捕捉到這樣一層意思，即智庫是知識和權力、科研與政府之間的中介者或對話中間人。但是越來越多的智庫研究者也開始認識到，這個形象基于科學和政治兩種概念?？茖W和政治是兩種本質上不同的人類活動領域。智庫描繪成一個“橋梁”就是堅持這些區別，并將這些組織理解為中立的、介于科學世界與政治、政策世界之間的獨立世界。但事實上，知識和政策是相互聯系，相互構建的。智庫不是單向地將研究輸入政策。[19]

（三）智庫的影響力與評價

影響力是行為者在社會（或國際）交往中影響和改變其他主體行為與心理的能力。智庫影響力顯然就是智庫在其社會交往或國際交往過程中影響和改變其他主體判斷、決策與行動的能力。

學者們對于智庫影響力的研究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即在公共政策機構名目繁多的環境中，一些智庫的共同利益是如何成功地影響了政策的制定過程，而另外一些卻失敗了？這首先可能與智庫研究的形式和研究的范圍密切相關。同時，分析還表明，那些能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咨詢——不管是以提議還是評估的形式——的專家和智庫在確保影響力肯定會更有優勢。除了形式以外，還有四個特點和行為會影響專家和智庫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1）可信度；（2）接觸政策制定者的機會；（3）時機的把握；（4）推銷的力度。[20]

近年來，一些研究智庫的專家認為，出版越來越多的報紙雜志、向國會和議會委員會陳述觀點，以及被媒體報道次數的增加就是他們在政策制定共同體中重要性上升的證據。[21]為了驗證公眾知名度與政策相關性之間的關系，埃布爾森利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進行了檢驗。從分析結果看，雖然媒體知名度和向議會陳述觀點次數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但是媒體知名度與和政府交流情況次數之間、向議會陳述觀點的次數與應邀和政府部門交流情況的次數之間并沒有關聯性。這說明，智庫被媒體援引或向議會提供觀點陳述的頻率根本不足以肯定哪一個智庫最有影響力或最沒有影響力。[22]

雖然在智庫影響力評價上存在種種困難，但一些學者還是在智庫影響力評測方面進行了一些嘗試，其中最為著名的要數詹姆斯·邁甘主持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2006 年他首次對全球領先智庫進行了排名。邁甘這份報告的關鍵之處在于確定了一套評價指標，這套指標包括了資源指標、使用率指標、產出指標、影響力指標等[23]。依靠這套評價指標，邁甘的團隊篩選出全球領先智庫。

當然，評價排名是保持組織有效產出的必需工具，不過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全球智庫評價排名其本身存在一些偏見和異議，比如可能沒有展示出注入非洲和亞洲某些區域的智庫，其表面價值不應被高估。[24]

（四）智庫的發展趨勢

21世紀的全球新形勢，無疑對作為思想生產者的智庫提出了新要求，也催生或促進了智庫的發展變化。當前，全球各地區智庫的發展正方興未艾，而國際化和網絡化是其兩大重要趨勢。[25]

智庫在全球或者區域層面表現突出往往反映了其在自己國家中的鞏固程度?？鐕鴻C構仍然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內選民和資源的支持?？鐕顒有枰斄?、領導能力和遠見，以及將專家人員組織到區域和全球論壇中去。此外，合作網絡和各種合作形式在自由民主國家的成熟智庫之間更為廣泛，而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類似機構只是建立在它們自己的區域里面。并非所有的機構控制足夠的物質和觀念的資源。進一步說，經常有一些拖后腿的因素使得很多的研究機構只是專注于國家政策問題和國內受眾。當然，盡管在組織能力有差距，全球智庫之間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元化并深入到跨國活動。[26]

伴隨國際組織和機構在當今全球范圍內的快速發展，網絡越發引起人們的關注，其在實現社會目標方面尤其引人注目。[27]現如今，政策問題跨界是當前國際形勢的一個常見方面，沖突和問題已經不再限定在某個具體的邊界內?？植劳{、自然災害和流行病需要跨國的協調和快速的政策應對。金融和環境監管需要深思熟慮的規劃設計，這要求不同職能的參與者通力合作。[28]而且，參與者除了最初的政府部門和智庫，又增加了大學、國際組織、非營利性機構以及其他社會組織、政黨、社會運動，甚至企業和私營部門。[29] 通過發展，智庫網絡現今已經成為不可分割的實體，可以為智庫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務。通過仔細梳理各智庫網絡的使命、組織和資金結構、活動、出版物和附屬機構，可以確定這些網絡的作用是：①提高智庫的財政穩定性；②提高智庫傳播研究成果和政策方案的能力；③提供組織和管理方面的咨詢服務；④促進信息交換，并促進智庫完成其目標。網絡通過這四種普遍服務來加強其成員的能力。[29]

五 結 語

中國智庫在新一屆政府高度重視下，開始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代，轉型發展中的中國需要更多高質量的智庫來為國家建言獻策。同時，我們國家的智庫研究也剛剛起步，迫切需要了解國際智庫研究的主流領域及最新動態。為此，本文在系統收集國際高影響力文獻的基礎上，運用最新的文獻計量學方法，歸納總結出當前國際上智庫研究的核心議題：智庫的本質及價值、智庫的角色與功能、智庫的影響力與評價、智庫的發展趨勢。相信這將有助于我國智庫研究與國際接軌，同時也讓我們國家的智庫實踐能在結合自身角色定位和優勢的基礎上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和專長，在保持為政府、社會團體多出謀劃策的同時保持它們的活力。

[參 考 文 獻]

[1] McGann， James G. "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2016）.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 Paper 10. http：//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0.

[2] 劉啟元，葉鷹.文獻題錄信息挖掘方法及其軟件SATI的實現[J].信息資源管理學報，2012，（1）：50-58.

[3] 張文彤.SPSS統計分析高級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 林聚任.社會網絡分析：理論、方法與應用[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5] YehezkeDror. Required Breakthroughs in Think Tanks[J].Policy Sciences，1984，（16）：199-225.

[6] Zhu Xufeng， XueLan. Think Tanks In Transitional China[J].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2007，（27）：452-464.

[7] K. R. Weaver.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tanks[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89，（3）：563-578.

[8] HartwigPautz. Revisiting the think-tank phenomenon[J].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2011，（26）：419-435.

[9] 托馬斯·戴伊.誰掌管美國：里根時代[M].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10]朱旭峰.“思想庫”研究：西方研究綜述[J].國外社會科學，2001，（1）：63.

[11]Donald E. Abelson.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9.

[12]王海明，張鑫. 借鑒美國經驗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N].21世紀經濟報道，2014-04-07（023）.

[13]MAHMOOD AHMAD . US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Role， Value and Impact[J].The Political Quarterly，2008，（4）：529-555.

[14]王佩亨等. 海外智庫：世界主要國家智庫考察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

[15]James G. McGann，"Think Tanks and the Transnationalizalion of Foreign Policy ，" in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U. S. Foreign Policy-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Vol. 7， No. 3， November 2002

[16]Donald E. Abelson （2000） Do Think Tanks Matter？Opportunities， Constraints and Incentives for Think Tank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ociety， 213-236.

[17]Thomas Medvetz. "Public Policy is Like Having a Vaudeville Act"： Languages of Duty and Difference among Think TankAffiliated Policy Experts[J].Qualitative Sociology. 2010，（4）：549-562.

[18]任曉.“第五種權力”決策背后的那些世界級智庫[N].文匯報，2016-01-15.

[19]Diane Stone， "Recycling Bins， Garbage Cans or Think Tanks？Three Myths Regarding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5， No.2， June 2007， pp. 259-278.

[20]安德魯·里奇.智庫、公共政策和專家治策的政治學[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

[21]Rich， Andrew and R. Kent Weaver. "Think Tanks， the Media and the Policy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7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ion， DC， August 1997.

[22]Donald E. Abelson.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9：49-74.

[23]James G. McGann. 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and Policy Advice. 2013， January. http：//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 Cicatricle=1006&context=thinktank's

[24]帕瑞克·克勒納.智庫概念界定和評價排名：亟待探求的命題[J].中國行政管理，2014，（5）：25-28.

[25]任曉.第五種權力 論智庫[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26]Diane Stone.Think Tank Transnationalisation and Nonprofit Analysis， Advice and Advocacy[J].Global Society，2000，（2）：153-172.

[27]Charlotte Streck.Global Public Policy Net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The Road to Earth Summit，2002，20，2001.1.

[28]馮茹； 王續琨； 宋剛.社會工程研究的中國進程[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15，（3）：79-86.

[29]詹姆斯·麥甘恩，理查德·薩巴蒂尼.全球智庫：政策網絡與治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