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城驛
——齊家冶金共同體*——河西走廊地區早期冶金人群及相關問題初探

2017-09-13 08:06陳國科
考古與文物 2017年5期
關鍵詞:銅器西城齊家

陳國科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西走廊西銜中亞、東接中原,其間綠洲相連,境內有著豐富的早期文化遺存,是我國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區域之一,也是早期文化相互交流和傳播的重要通道。走廊自東至西,依次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內陸河水系,各水系干流明確,支流眾多,水量豐沛,貫穿走廊南北。其北為天山-北山成礦省,南為祁連成礦省,境內礦產資源豐富。一系列的優勢為早期礦冶技術在該地區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馬廠、齊家、四壩文化銅器的發現,讓這一地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始就聞名于學界。近幾年來,一批早期冶金遺址的確定[1],尤其是西城驛遺址的科學發掘及大量冶金遺物的發現,為探討中國早期冶金技術提供了可靠而詳實的資料。本文擬在近幾年考古新發現的基礎上,就河西走廊地區的早期冶金人群及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的提出

1.河西走廊地區早期冶金概況

就現有考古發現看,河西走廊地區的冶金活動在距今約4100~4000年的馬廠文化晚期就已存在。在酒泉照壁灘、高苜蓿地分別出土有紅銅錐、紅銅塊,張掖西城驛遺址出土了馬廠晚期煉銅渣。此外,在走廊以東的永登蔣家坪遺址出土銅刀1件。整體看,這一時期河西走廊地區,銅器的發現并不多,冶煉遺址更少。至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西城驛文化時期[2,3],河西地區的冶煉活動規??涨?,在張掖西城驛、金塔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一個地窩南二號、敦煌西土溝等遺址都有大量冶金遺物發現。僅就張掖西城驛遺址來看,出土大量西城驛文化的礦石、爐渣、爐壁、鼓風管、石范等,包括銅器20余件。這一時期齊家文化人群和西城驛文化人群密切往來,在河西走廊多處遺址發現二者共存。在皇娘娘臺、海藏寺、長寧、宗日等齊家文化遺址都發現了銅器[4]。距今3700年前后,四壩文化逐漸興盛,在繼承西城驛文化冶金技術的基礎上,冶金技術不斷創新發展。這一時期齊家文化在河西走廊部分遺址與四壩文化仍有共存,距今約3500年前后逐漸退出這一區域。

河西走廊地區距今4000~3700年的冶金活動年代早、規模大、所處地理位置特殊,對于理解西北乃至中國地區早期冶金的諸多問題非常關鍵。在這一時期,河西走廊存在著西城驛和齊家兩支考古學文化,也即可能存在兩支從事冶金活動的人群。

2.河西走廊早期冶金的幾個現象

西城驛文化人群和齊家文化人群都在進行著冶金活動,二者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現象上。

(1)齊家文化銅器的年代初步被定在距今4000~3500年前后,可劃分為早晚兩段,早段年代在距今4000~3700年,主要遺址有武威皇娘娘臺、海藏寺、青海宗日、長寧等,晚段銅器年代在距今3700~3500年左右[5]。從西城驛、缸缸洼等遺址來看,西城驛文化與齊家文化共存的年代為距今4000~3700年左右,這既是二者共同進行冶金活動的年代,也是齊家文化早期銅器的年代。

圖二 西城驛文化分布示意圖

(2)西城驛遺址二期冶金活動興盛,出土銅器主要有銅錐、環、泡、條、管、鏡(范)等,材質上以紅銅為主,合金中以砷銅為主,錫青銅次之,在加工技術上,主要以熱鍛為主[6]。從已公布材料來看,青海宗日發現齊家銅器十余件,以飾品為主[7],已做檢測的3件器物均為砷銅[8]?;誓锬锱_遺址銅器器類有刀、錐、鑿、鉆、環等,經鑒定的13件銅器均為紅銅,多為鍛制[9]。這幾處遺址銅器的器類、材質、工藝相近,西城驛文化與齊家文化共存,二者的銅器難以區分。

(3)以往認為齊家文化分布的西界僅達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區,最西界未能超越甘肅永昌縣[10]。近幾年的發現證明,在河西走廊西段亦多見齊家文化的陶器,表明其分布已至酒泉(圖一)。西城驛文化東起武威,西至瓜州、敦煌,甚至遠達新疆東部,在青海及內蒙境內也有發現[11,12,13,14]。主要分布在張掖、酒泉地區,集中在黑水河流域[15](圖二)。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以酒泉為界,以西地區西城驛文化單獨出現,如潘家莊、西土溝等,以東往往與齊家文化共存[16],如酒泉西河灘、金塔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一個地窩南二號、張掖西城驛、民樂五壩、武威皇娘娘臺等。在齊家文化和西城驛文化共存的遺址中,大部分與早期冶金活動有關,即齊家文化與西城驛文化多共存于冶金遺址,這種狀態也使二者的冶煉技術難以區分。

從上述現象來看,不論從冶金出現時間,銅器形制、材質,抑或從冶煉遺址的空間分布及冶煉加工技術上,都無法將距今4000~3700年間西城驛文化和齊家文化的冶金區分開來,兩者呈現出一種“混合”狀態。故在此提出“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這一概念,以便更好地認識河西走廊距今4000~3700年前后冶金活動中的這一特殊現象。

二、“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的面貌

圖三 “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銅器

通過近幾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我們對“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的冶金活動已有了初步的認識。這一共同體的冶金活動年代為距今4000~3700左右,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的黑水河流域。從西城驛、缸缸洼等遺址礦石的鉛同位素分析看,礦石主要來自走廊北部的北山地區[17]。礦料分兩種,一種數量較多,為僅含銅的氧化礦石,有些殘留一定的硫化礦物。一種數量較少,但對合金配制起關鍵作用,為含砷、鉛、銻等合金元素的礦石。當時使用了“氧化礦——銅”的冶煉工藝,以冶煉紅銅為主。存在先冶煉純銅,在冶煉流程后段添加含砷、錫等合金元素的礦石煉制青銅合金的技術[18,19]。銅器均為小型器物,器類主要為工具、飾品(圖三),工具主要有錐、刀、鉆、長條形器等,飾品主要有指環、耳環、管、泡、銅鏡等[20]。材質有紅銅、砷青銅、錫青銅、銻青銅,以紅銅為主,砷銅次之。加工技術以熱鍛為主,鑄造次之,逐漸形成石范鑄造傳統。這一時期的冶金聚落主要分布在黑河以西靠近北山的寬闊地帶。各冶金聚落都以從事農業為主、兼有飼養,并進行著制陶、治玉等各類手工業生產,與同時期不存在冶金活動的聚落之間在聚落組成和生業形態方面存在一定差異,體現出一定的先進性。推測當時各冶金聚落獨立進行冶金活動。當時采礦遺址和冶煉遺址相分離,礦石遠距離運輸到各聚落冶煉。從冶煉紅銅,到后期添加含合金元素礦石,再到器物生產,都在聚落內完成,冶煉活動有相對獨立的空間(圖四),尚未實現冶煉和鑄造的空間分離[21]。形成了與遼西、中原迥然不同的早期冶金格局。就全國范圍看, 不論在冶金格局、冶煉規模還是技術傳統、器物特征上,這一時期河西走廊已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冶金區域,其輻射地域已至新疆東部、青海、內蒙等地[22]。

三、“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 的源流

冶金共同體中的兩支人群有著各自明顯的特征,在文化內涵上有較大的差異。兩支人群到底是什么關系,他們的冶金技術分別來自何處,各自在早期冶金活動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我們將在下面加以探討。

1.文化傳承下的冶金技術傳承

本世紀初,研究者初步建立起了河西走廊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23]。后來隨著新資料的增加,這一序列得到進一步完善,走廊東部為馬家窯文化—半山文化—馬廠文化/齊家文化/“過渡類型”遺存—董家臺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走廊西部為馬家窯文化—馬廠文化—“過渡類型”遺存/齊家文化—四壩文化—騸馬文化。在東部序列中,齊家文化與馬廠文化和“過渡類型”遺存在年代上交錯,它們曾一度并存。西部序列中的齊家文化與“過渡類型”遺存的年代也有共存[24]。隨著近年來張掖西城驛遺址的發掘,“過渡類型”遺存被研究者命名為西城驛文化[25,26]。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黑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馬家窯—半山—馬廠/齊家—西城驛/齊家—四壩/齊家—騸馬/沙井。齊家文化與這幾支文化的關系更為明了,它與馬廠文化晚段、西城驛文化以及四壩早段都有過共存[27]。

通過對西城驛各期遺存的分析,可以確定馬廠文化、西城驛文化、四壩文化是前后延續的幾支文化,自馬家窯文化以來一脈相承。也可看做是一支人群的承繼與發展。而齊家文化被認為是東部文化傳統,其在河西走廊的出現是東部人群西進的結果[28,29,30]。相對于前者而言,他是一個“外來者”。

甘青地區的冶金可追溯到馬家窯時期,但馬家窯文化時期是否存在冶金曾有爭議。有學者對馬家窯文化在距今4750年前后是否能生產錫青銅提出疑問。但正如李水城所言,在沒有確鑿的證據之前,不能輕易否定馬家窯文化冶煉合金銅的實力。聯想到同一時期世界其他文明古國在冶金術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個把青銅合金制品也并不值得大驚小怪[31]。其實在東鄉林家遺址除發現馬家窯銅刀外,在灰坑(H54)中還發現有“銅碎渣”,為銅鐵共生礦冶煉不完全的產物[32]。銅碎渣的發現并非孤例,在該遺址T57第4層也發現有兩塊因風化而成碎塊[33]。多塊碎銅渣的出土證明馬家窯文化已經開始了冶金實踐[34]??磥?,馬家窯時期存在冶金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永登蔣家坪、酒泉高苜蓿地、照壁灘馬廠文化遺址曾發現銅刀、銅錐、銅塊,在張掖西城驛遺址發現馬廠時期煉銅渣,說明馬廠時期至西城驛文化時期,冶煉活動興盛,在河西形成了一個冶金中心。從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西城驛文化的冶金技術應承自于馬廠,溯源至馬家窯文化,體現出冶金技術傳承與文化傳承的統一[35]。

就齊家文化來看,只是在相當于齊家文化中期的武威皇娘娘臺、海藏寺、青海宗日、長寧等遺址出土了一些銅器,盡管在皇娘娘臺也發現有銅渣[36],但不能確定為煉銅渣還是熔銅渣,無法確定在當地是否存在著冶煉。而且在皇娘娘臺、長寧遺址,都發現有西城驛文化遺存。齊家文化晚期,在大何莊、秦魏家、齊家坪、磨溝、新莊坪、商罐地、杏林、魏家臺子、沈那、尕馬臺、總寨等多處遺址中也只發現銅器,未見冶煉的證據。

從上面分析看出,在河西地區,西城驛文化在文化傳承和冶金技術傳承上,脈絡清晰可查,而齊家文化則相反。由于齊家文化出土銅器數量較大,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探討中國早期冶金問題時,被視為中國早期銅器的典型代表。在討論中,有不少國內外學者將齊家文化的銅器來源指向歐亞草原[37,38,39,40,41,42]。隨著西城驛冶金遺存的發現和學界對齊家文化銅器認識的深化,對齊家冶金來源問題又有了新的認識。李水城認為,正是西城驛文化形成的冶煉中心對齊家文化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促使其迫不及待地西進[43]。我們暫不論齊家文化西進河西走廊是否是奔著西城驛文化冶金來的,但有一點可以看出,齊家文化冶金技術(銅器)的出現確實是齊家到達河西走廊以后的事。就器物形態和冶煉技術而言,在距今4000~3700年內,還難以看出其與歐亞草原的冶金存在直接的聯系??梢赃@樣說,西城驛文化是較先掌握冶煉技術和從事冶煉活動的人群,齊家文化的冶金技術直接來源于西城驛文化。

(2)文化交流中的冶金技術交流

根據正在考古發掘的西城驛遺址規模估計,產出的銅料數量不少。從文化分布看,西城驛文化在黑河流域及以西地區,遺址數量相對少,所見銅器皆為小件,其用料與冶煉產品數量存在較大出入,如何解釋?一個可能是存在金屬料或金屬器的輸出,即輸向西城驛文化分布中心之外的地區。如果存在這種傳播,西城驛人群、齊家人群在傳播中都發揮了一定作用。

從西城驛文化分布看,其中心區域在黑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區,其最西到敦煌(西土溝遺址),西北到達新疆東部(天山北路遺址),南到青海(長寧遺址),東到武威皇娘娘臺遺址,北進入內蒙古阿拉善地區。在敦煌西土溝遺址,發現有煉銅渣,表明了西城驛冶煉活動的獨立存在;天山北路墓地僅見西城驛文化遺存而不見齊家遺存,僅出土銅器,不見冶煉的證據。但是可以推定,這兩處遺址的冶金與齊家文化關系不大。即冶金技術從黑河向西傳播時,主要是西城驛文化在發揮作用。在青海宗日遺址僅見齊家不見西城驛遺存[44,45],長寧遺址及走廊東部的皇娘娘臺遺址以齊家為主、有西城驛遺存,這可能是齊家文化和西城驛文化對冶金技術共同傳播的結果。

西城驛文化之后四壩文化崛起,西城驛時期形成的冶金傳統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承繼和進一步發展,而且出現了一些新因素,如喇叭口耳環、豎銎斧、權杖首等具有濃厚草原或西方風格的器物,暗示河西走廊與歐亞草原等地的交流。此時齊家文化已逐漸進入晚期,在河西走廊地區的勢力日趨衰落,但在部分四壩文化遺址中能見到其影子,而這些遺址是與銅冶金密切相關的遺址,如張掖西城驛遺址三期遺存(四壩早段)、砂鍋梁、火燒溝墓地等。從西城驛遺址第三期發掘看,齊家人群與四壩人群在河西走廊地區依然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共存或交流,時間約為距今3700~3500年。此時在洮河、湟水流域,出現了大量齊家的銅器,包括一些新的器物,已形成了一個新的中心,但是這一中心至今仍未發現冶煉的證據。從材質特點、加工技術、器物形態的相似性來看,洮、湟中心的冶金技術應屬于河西走廊的冶金傳統。這很可能是與四壩文化保持密切交往前提下齊家文化對河西走廊冶金產品不斷接受、獲取的結果。

四壩文化向西的影響達到哈密地區,向東與洮、湟流域的齊家文化有密切往來。向南對青海境內的同時期文化有一定影響,向北進入額濟納地區。這一時期,對走廊以東甚至中原地區的冶金產生影響的是齊家文化。張天恩曾指出,齊家文化確與二里頭文化存在過相互影響的關系,而且年代可以早到二里頭文化二期[46]。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接觸,使二里頭冶銅工業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變化,從而避免了后者重復探索、發現錫銅合金工藝的漫長過程,通過一個快捷的途徑進入了青銅時代[47],東龍山文化無疑建立起了兩者相互溝通的重要橋梁[48]。

總之,目前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齊家進行獨立的冶金生產,齊家人群在早期冶金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傳播者。而河西走廊的馬廠、西城驛、四壩人群才是冶金技術的真正掌握者和銅器的主要生產者。

四、結語

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河西走廊地區,西城驛文化和齊家文化在冶金遺址多有共存,二者冶金面貌難以區分,形成“西城驛-齊家冶金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在冶金格局、冶金規模、技術特征、器物形態等方面已呈現出自身的特色,在河西走廊地區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冶金區域。這一時期,西城驛人群在冶金技術的傳播上發揮了主要作用。在距今3700年前后,四壩文化冶金技術進一步發展,與歐亞草原冶金交流加大,齊家文化將從西城驛、四壩文化人群那里獲得的冶金產品或冶金技術帶到了走廊以東地區,在洮、湟流域齊家文化銅器數量陡增,可能對二里頭的冶金技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早期冶金發展中,馬家窯—馬廠—西城驛—四壩人群是冶金技術的主要掌握者,齊家文化正是通過與這支人群在不同階段的接觸和交流,獲取并廣泛傳播了冶金產品或冶金技術,從而對中國其他區域早期冶金技術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北京大學李水城教授對本文進行了悉心修改,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楊誼時博士、孫明霞女士為本文繪制了部分插圖,在此致以誠摯謝意!

[1]冶金遺址原指以冶煉為主要遺存內容的遺址,本文泛指包含冶煉遺存的遺址。早期冶金遺址的年代下限以四壩文化年代下限為界,約為距今3300年。

[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張掖市西城驛遺址[J].考古,2014(7):3-17.

[3]陳國科,王輝,李延祥.西城驛遺址二期遺存文化性質淺析[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2-33.

[4]陳國科.齊家文化與四壩文化銅器年代再認識[C]// 2015中國·廣河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148-154.

[5]陳國科.齊家文化與四壩文化銅器年代再認識[C]// 2015中國·廣河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148-154.

[6]陳國科,李延祥,潛偉,王輝.張掖西城驛遺址出土銅器初步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5(2):129-142.

[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銅的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1998(5):1-14,35.

[8]徐建煒.甘青地區新獲早期銅器及冶銅遺物的分析研究[D].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學位論文,2009.

[9]孫淑云,韓汝玢.甘肅早期銅器的發現與冶煉、制造技術的研究[J].文物,1997(7):75-84.

[10]李水城.四壩文化研究[C]//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80-120.

[11]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識[C]//宿白主編.蘇秉琦與中國當代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72-193.

[12]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大通長寧遺址[C]// 2006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

[13]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內蒙古阿拉善博物館.內蒙古阿拉善左旗蘇紅圖遺址調查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6(1):3-8.

[14]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國家博物館等.內蒙古阿拉善右旗史前文化調查簡報 [J].草原文物,2014(2):9-15.

[15]陳國科,王輝,李延祥.西城驛遺址二期遺存文化性質淺析[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2-33.

[16]陳國科,王輝,李延祥.西城驛遺址二期遺存文化性質淺析[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2-33.

[17]陳國科.黑水河流域早期銅礦冶遺址研究[D].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18]李延祥,陳國科,潛偉,王輝.張掖西城驛遺址冶鑄遺物研究[J].考古與文物,2015(2):143-152.

[19]陳國科,李延祥,王輝.金塔縣火石梁遺址冶銅遺物的檢測分析研究.待刊.

[20]西城驛文化末期出現銅鏡石范,年代在距今3700年前后。[21]陳國科.黑水河流域早期銅礦冶遺址研究[D].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22]陳國科.黑水河流域早期銅礦冶遺址研究[D].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23]王輝.二十世紀甘肅考古的回顧與展望[J].考古,2003(6):7-18.

[24]李水城,水濤,王輝.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調查報告[J].考古學報,2010(2):229-263.

[25]陳國科,王輝,李延祥.西城驛遺址二期遺存文化性質淺析[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2-33.

[26]李水城.“過渡類型”遺存與西城驛文化[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21.

[2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張掖市西城驛遺址[J].考古,2014(7):3-17.

[28]王輝.甘青地區新石器—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譜系與格局[C]//考古學研究(九).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10-244.

[29]陳國科,王輝,李延祥.西城驛遺址二期遺存文化性質淺析[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2-33.

[30]李水城.“過渡類型”遺存與西城驛文化[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21.

[31]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征及交互作用[J].考古學報,2005(3):239-278.

[32]孫淑云,韓汝玢.甘肅早期銅器的發現與冶煉、制造技術的研究[J].文物,1997(7):75-84.

[33]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掘報告[C]//考古學集刊(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111-161.

[34]潛偉.新疆哈密地區史前時期銅器及其與鄰近地區文化的關系[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

[35]此處只是較強調從馬家窯文化至西城驛文化冶金的傳承性,并不意味著馬家窯冶金技術一定是本土生發,其來源仍依賴于今后新資料的發現及進一步研究。

[36]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臺第四次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78(4):421-448.

[37]安志敏.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J].考古,1993(12):1110-1119.

[38]Fitzgerald-Huber,L.G.Qija and Erlitou:The question of contr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J].Early China. 1995(20):17-67.

[39]Mei Jianjun.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y Xinjiang: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uring Regions [M].Oxford:Archaeo- press, 2000:62-63.

[40]Mei Jianjun. Qijia and Seima-Turbino:The question of early contacts betwee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Eurasian Steppe[J].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2003 (75):31-54.

[41]劉學堂,李文瑛.中國早期青銅文化的起源及相關問題新探[C]//藏學學刊(第3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1-63.

[42]楊建華,邵會秋.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J].西域研究,2012(3):52-65.

[43]李水城.“過渡類型”遺存與西城驛文化[C]//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21.

[44]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銅的縣宗日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1998(5):1-14,35.

[45]陳洪海,格桑本,李國林.試論宗日遺址的文化性質[J].考古,1998(5):15-26.

[46]張天恩.天水出土的獸面銅牌飾及有關問題[J].中原文物,2002(1):43-46.

[47]張天恩.二里頭文化青銅鑄造業發展基礎管窺[C]//西部考古(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48]張天恩.論關中東部的夏代早期文化遺存[J].中國歷史文物,2009(1):17-24.

猜你喜歡
銅器西城齊家
01-02合刊
黃河流域燦爛的齊家文化——陶器
齊家文化玉器賞鑒
殷墟婦好墓銅器銘文研究
劉朝中
由新見陽小叔父鼎看叔姬鼎等銅器及相關問題
壽縣朱家集楚銅器“前”字補說
西城驛遺址浮選植物遺存分析
河西走廊西城驛遺址考古新發現
西城飄雪
91香蕉高清国产线观看免费-97夜夜澡人人爽人人喊a-99久久久无码国产精品9-国产亚洲日韩欧美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