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遺址與國墓地出土玉器的特色比較與思考

楊岐黃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周是我國玉器發展非常重要的階段，玉器的制作與使用發展至西周時期，歷經夏、商兩代的磨合，中原核心輻射圈更為寬泛，這種一致的文化源，使得玉器在周文化的輻射范圍內體現出很強的一致性。在玉料、玉器造型、紋樣、制作工藝、組合、使用等等方面都有著統一性。周原與國墓地作為其中的兩個典型出土地點，同處周王朝腹地，從發現伊始就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之前的研究多從各遺址發現玉器器物本身的介紹和用玉制度等方面入手。本文擬將兩者所見玉器進行比較，找尋其異同，并嘗試究其緣由，以求更全面地了解國墓地和周原地區出土玉器。

一、周原遺址與國墓地出土玉器概況

本節所討論的周原為狹義的周原，或者說是周原的核心區域，包括今扶風、岐山兩縣北部的法門、黃堆和京當三鄉的大部分村落，東西寬約6公里，南北長約5公里[1]。據統計，周原遺址出土的周代玉器總數已經超過千件，除少部分發現于建筑基址、作坊和窖藏外，多數見于西周墓葬[2]。但周原的墓葬大多遭到盜掘，保存完好者極少[3]。但其中也出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玉器，時間上跨越了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主要集中在西周中期。如扶風北呂周人墓地[4]、扶風劉家東壕豐姬墓[5]、扶風齊家M19[6]、扶風強家M1[7]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玉器，尤其是齊家M19與強家M1均未被盜，能比較完整的反映出墓葬的玉器情況。扶風黃堆[8]、扶風上康村[9]等幾處墓地也有少量玉器出土?？偠灾?，周原地區出土的玉器基本涵蓋了西周玉器的大部分器類，有璧、琮、圭、璋（？）、璜、柄形器、合雕器、玉人、玉覆面、玉組佩、動物形佩等。

二、周原遺址和國墓地出土玉器的特色比較

（一）相近之處

在器類方面，都可以大致分為佩飾用玉、禮儀用玉、喪葬用玉三類[11]。禮儀用玉中都涵蓋琮、璧、璜等瑞玉類、柄形器等[12]，戈、斧、刀、鏟等工具武器類等；佩飾用玉也都有發飾用玉、耳飾用玉、串飾（包括組玉佩）等；喪葬用玉皆有飾棺用玉、琀玉、握玉等。

玉器種類近同，同類器物的造型也近同（圖一）。如戈皆有直身戈與彎身戈兩類，紙坊頭M3與齊家M19所出彎身玉戈（圖一，10、13）造型如出一轍；茹家莊M1乙與黃堆M31所見玉管皆為長身束腰型，中孔上下雙面打孔貫通，器表刻繪紋飾（圖一，7、14）。兩遺址所出玉鳥、魚、貝、蠶等動物造型相仿，鳥多做蹲臥狀，小頭釘喙，圓眼、長冠上卷，彎翅卷翹，魚尾下垂（圖一，3、4）。玉魚皆有直身魚與彎身魚兩類，各類玉魚造型多樣，竹園溝M7與齊家M41所出直身玉魚魚身肥厚，陰線刻劃出厚唇、圓眼、魚鰓、魚鰭，魚尾分叉，上下翻翹，造型十分相近（圖一，8、11）。

紋樣皆以羽紋、龍紋、鳳鳥紋為主，構圖嚴謹工整，線條婉轉流暢。如茹家莊M1乙與齊家M34所見圓形玉飾，皆用璧芯料制成，單面刻繪團身鳳鳥紋，鳳鳥高冠、勾喙、圓眼，羽紋刻劃鳥身。

制作工藝上，多以片狀器物居多，典型的西周大斜刀雕刻技法，打磨細致光滑，器表鮮有遺留制作痕跡。

兩遺址的共有器類，在用玉制度中也表現出相當的一致性。如西周早期晚段開始，璜多用于組玉佩組件。國墓地發掘伊始，將璜與串飾單獨列出，后發現兩者存在一定的組合關系[13]。兩個遺址都比較多見瑪瑙、綠松石、玉石等組合的串飾、玉組佩，且多璜組玉佩流行，方形玉飾、圓形玉飾、舌形玉飾、玉蠶、貝、魚等皆多用于串飾組件。在等級較高的墓葬多璜組玉佩、瑪瑙、小玉件組合串飾比較多見，與西周的用玉制度相合[14]。玉柄形器成組出土，有些與小玉片、綠松石鑲嵌飾組合使用，且多見于墓主人頭部、胸腹部。茹家莊M1乙棺內出土柄形器14件，其中6件為組合柄形器，M1甲隨葬組合柄形器6件；強家M1出土組合柄形器6組。兩遺址都發現有口含現象，其中齊家M19口含玉鳥等17件器物，茹家莊M1甲墓主人口中含小玉石子。

圖一 周原與國墓地出土玉器相同器類比較

（二）相異之處

1. 器類

首先，周原遺址出土玉器器類相對齊全，各類玉器數量較多，不過由于周原遺址發現墓葬多經盜擾，喪葬用玉信息也不全面。而國墓地所見玉器以佩飾用玉為主，其余兩類數量較少。在兩個地點所見到的玉器器類中，國墓地缺乏樂器、仿銅禮器等禮儀類玉器和部分服飾用玉及葬玉類的玉器，周原遺址發現有簋、匜等玉質仿銅禮器、觿、韘等佩飾用玉，建筑材料類如拼合石獸面、漢白玉菱形塊，玉覆面等葬玉種類（圖二，1～4）。周原遺址西周早期的鳳雛甲組宮室基址發現當時宮室墻壁鑲嵌物——拼合玉獸面，西周晚期的召陳乙區建筑基址中還發現了漢白玉制成的菱形墻磚，是新發現的一類玉器器類，因用于宮室，所以歸入禮儀用玉范疇（圖二，2）。匜是西周中期才出現的銅器類型，周原遺址中期遺存中出現玉匜，也是一種新器形。商婦好墓中就出土兩件玉簋，另外觿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出現，韘在商代婦好墓曾有出土，不屬于新的器形。在瑞玉類中，周原有圭[15]、璋，國墓地只在竹園溝M20發現有足端斂玉小圭6件，不屬瑞玉而屬葬玉類。另外，國墓地中玦的數量多，茹家莊M1中，M1甲就出土玉玦130件，而且煤精玦比較多見（圖二，5）。周原遺址所見多為一對，甚或單件。

其次，周原遺址所見玉串飾多為多璜組玉佩、梯形玉佩等有以玉制佩飾為主導佩飾的組合串飾，多璜組玉佩中以玉璜為主導，梯形組玉佩中以梯形玉牌為主導（圖二，20），其他組合的串飾以合體合雕玉飾、方形玉飾、圓形玉飾、舌形玉飾、玉鳥、束絹形飾等玉佩為主導，瑪瑙、綠松石只是配珠，玉器為主要組件。國墓地所見串飾以串珠組合飾更為常見，以紅、黃色瑪瑙管珠，各種形狀的料管珠，綠松石管珠，及小件的方形或圓形玉佩、獸面等組合而成，管珠為主要組件。

圖二 周原遺址與國墓地出土器物比較

再次，合體合雕佩在周原遺址中比較多見，多為人龍、龍鳳、人龍鳳等合雕（圖二，10），為串飾（包括組玉佩）中的重要組件，而這類佩飾在國墓地發現的玉器沒有發現。另外國墓地所見動物佩比較多，種類多、數量多，周原遺址所見多為鳥、魚，其他種類少。

兩處遺址中，周原遺址所見的新石器、商代舊玉數量較多。有新石器時代的璧（璜聯璧）、琮、神人獸面像，商代鸮形佩、帶領璧、刀、戈等，數量有數十件之多。國墓地的舊玉數量大概在10件左右。

2. 造型紋樣

首先，周原遺址所見玉器帶紋飾的器物比較多，一般佩飾類玉器鮮有素面，多鉤劃紋樣，龍紋、鳥紋、羽紋多見（圖二，7、9、19）。國墓地出土玉器多為素面，少有紋飾（圖二，6、8）。其次，周原遺址常見的龍鳳、人龍鳳、人龍、人鳳等合體合雕紋樣在國墓地中不見。再者兩個遺址出土的柄形器各有特點，周原遺址造型以常規帶柄長條平頂型居多，但有的體量較大也較厚，頂部、柄部及器身造型各異，頂部有三角形、梯形、長條形等，柄部帶弦紋、帶齒，器身有圓柱狀、片狀、片狀帶扉棱等，器表多素面，也有的刻劃絞絲紋、花瓣紋（圖二，12、13）。國墓地出土柄形器除了常規帶柄平頂長條型外，以帶鳳鳥紋的柄形器最具特色，有扉棱形、長條形、彎身扉棱形（圖二，14、15）。另外，國墓地的動物類玉飾較多，有圓雕也有片雕，而且造型多樣，魚、鳥、鹿、虎、牛、兔、龜、蟬、蠶、蚱蜢等，其中尤以鹿、虎的造型最為生動傳神（圖二，16,、17）。周原遺址動物類玉飾也非常多，但是以鳥、魚為主，還發現有螺（圖二，18），而且皆為片雕。

表一 兩遺址出土玉器差異比較

3. 用玉制度

周原遺址所見玉器器類較全，雖然佩飾用玉亦占到半數強，但是所見玉器中仍以禮儀用玉及喪葬用玉最具特點。喪葬用玉以玉覆面最有代表性，周原有十余處墓葬發現有玉覆面或玉覆面組件，造型各異，組件各異，主要由眉、眼、耳、鼻等組件構成。西周中期發現的多為覆面組件，比較完整的一套出土自西周中晚期的扶風黃堆M55。握玉、琀玉、足端斂玉的發現多在西周中晚期或西周晚期。發飾用玉多以管、條形玉片為主，個別頭部有玉魚，比較單一統一。

4．制作工藝

5.玉料

三、緣由探究

從以上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處遺址所見玉器在器類、紋飾、用玉制度上有著各自的特點，究其原因，可以有以下幾方面：

1.發展階段

西周初期多沿用商代遺玉，早中期才發展出具有自身特點的器類、紋飾、組合、使用制度。但是國在西周中期穆王時期業已沒落。因此兩者在出土玉器上的很多差異，如玉覆面等葬玉體系、人龍鳳、龍鳳等合體合雕紋飾是西周中期才開始興起的，應該也與發展階段相關。

2.遺址性質與地位

周原作為周族的發祥地，自古公亶父遷岐后，經太王、王季、文王三世經營，至武王滅商，建立西周王朝，周人政權的中心一直都在周原。雖然武王滅商后在遷都鎬京，但是周原仍為京畿之地，保留有周人的宮室、宗廟和祖塋，是周人祭祀天地祖宗神祇的重地。很多重大的政治活動仍然在此舉行，不少周王室的重臣如周公等在此皆有封邑，在當時的意義非一般遺址可比。并且根據現今最新的研究成果[16]，周原遺址發現多處帶墓地大墓，鑄銅、制骨、制角、玉石器、漆木器、蚌器、制陶等手工業作坊50余處，且手工業作坊成區分布，說明當時對手工業作坊的規劃管理，手工業專業化程度較高；還發現大量大型夯土基址，城墻、水系、壕溝、道路等公共設施體系的發現更說明了其在城邑規劃、管理的完備性。周原遺址是當時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3.族屬

周原主要以周人為主體、部分殷遺民及部分歸附周人的部族居住地，周原遺址出土玉器體現主要體現出周人認同的用玉觀念及審美。尤其是在西周中期前后，服飾用玉、瑞玉、喪葬用玉等的完備，鳳鳥紋、合雕紋飾的流行，周人形成自身完整的用玉觀念，用玉制度逐步成形。

4. 玉文化源流

從陜西地區商（先周）時期出土玉器的遺址看，早期商文化的一支——北村類型的主要分布區域在西安附近[17]，這一時期出土玉器的遺址也集中在西安附近。商代晚期發現出土玉器的墓葬、遺址集中在關中地區，關中東部地區仍然是老牛坡遺址[18]，除過傳統的璧的出土外，還發現一部分新的種類，戈、環、璜等，在器形上與殷墟婦好墓、河南新鄭望京樓新村所見的同類器物相近[19]。關中西部地區的渭水及其支流漆水、涇水、灃水等流域是先周文化－鄭家坡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域，尚未發現有這一時期的玉器，甚至綠松石的飾品也未發現。寶雞地區有幾處墓地發現綠松石、瑪瑙串飾[20]，但是這一區域在先周時期是姜戎文化一系——劉家文化的分布區域。因此從以上分析來看，先周文化似乎沒有用玉的傳統，或者說是不太重視玉器。

周原遺址從西周早期就開始發現大量的玉器，這些玉器的使用和制作傳統，應并非源于周人的傳統，而是主要是承自商人及其他異性部族。在西周建立之初，尤其是三監之亂后，周人將一部分殷遺民遷至周原安置。如1976年扶風莊白一號銅器窖藏中微氏家族銅器銘文記，微氏家族原是殷后裔，周初入周，世代在周王朝為官[21]。2014年發掘的鳳雛三號基址[22]，發掘者認為是西周時期殷遺民在周原所建亳社[23]。另外，周原也是西周的手工業中心，當時許多重要的手工業的從業者也多為非姬姓家族,而是原先商代的工匠。周原齊家制玦[24]、云塘制骨[25]、莊李鑄銅[26]等作坊遺址均在附近發現工匠墓地，從墓葬形制、隨葬品等多方面表明這些墓地的主人為殷遺民[27]。同時期的玉器制作也不應例外。周人在伐商時，聯合的周邊部落的勢力，在滅商之后，也安置了部分歸附部落至周原。1981年發掘的強家一號西周墓，就為原東夷族一支的首領夷伯之墓。從不斷增加的考古學資料看，周原在當時是異性貴族的聚居地[28]。

國作為歸附周人的部落之一，被安置于寶雞地區。雖然在玉器的總體面貌上與周原遺址的相近，但是國一族有著早期蜀文化的某些特征，被認為很可能是巴蜀系統的一支[29]，有著不同的文化傳統。還受到甘肅寺洼——安國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國墓地西周早期的墓葬中發現有帶齊家文化特征的璧、璜，一方面與西周初期的分器有關，但是也不能排除是由甘肅地區傳入。而且國墓地中串飾的數量和種類明顯多于同時期的周原遺址，也可能是受到寶雞地區先周時期劉家文化的影響。

5. 與周王室親疏關系

在西周建立伊始，周王利用分封制與采邑制來鞏固統治，而在西周中期之后，隨著周王王權的強化與統治的穩定，異性政治盟友漸漸被疏離，其政治地位和作用日益弱化，有些貴族家族甚至被消滅或取代[30]。西周高等級貴族家族墓地和青銅器窖藏資料顯示，其中王室親戚功臣一系終于西周，興盛不衰，而有一批非姬姓貴族，源自伐商時的盟友或歸附部族，僅存在于西周早中期階段。從國墓地及國核心活動范圍的發掘資料可知，國可能是在周初的時候到達寶雞紙坊頭一帶[31]，西周中期以后在這一區域的活動已難尋覓[32]，正屬于這種情況。

武王滅商之后，繳獲了殷商的大量青銅器及玉器，《逸周書》中記：“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為鞏固政權，“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33]”國作為伐商的盟友，也應屬于分器的行列。國墓地中出土一些商代青銅器如“父辛”鼎、“史父乙”盉等應與分器相關，玉器是“分器”的重要類別，而且玉器比銅器更高度集中于最高等級的貴族手中[34]。周原遺址與國墓地都發現有一些商代甚至更早時期的舊玉[35]，可能其中一部分就與分器有關，但是周原遺址發現的商代及更早時期舊玉的數量多于國墓地，而且其中不乏高冠鸚鵡佩等精品。另外從更晚時期未被盜擾的虢國墓地[36]及芮國墓地[37]也可看出，作為姬性高等級貴族，兩個墓地都發現了大量商代舊玉，其中包括一批刻銘玉器。而且兩者相較，虢國墓地的舊玉數量非常多，這一點應該與虢國與周王室的關系更為密切不無關聯。

6. 周邊自然地理環境

周原所居之處臺塬寬廣平坦，河流環繞，水泉澤籔，草原豐美，自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的描述。國的中心區域位于渭水以南，清姜河兩岸的臺地，背依地勢高聳，群山環繞。周原遺址中動物造型以魚、鳥為主，國玉器中動物造型數量多，種類多，刻畫栩栩如生，可能與兩地的自然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是統治者或玉工對自然環境的觀察和表達。

玉器的設計理念源于統治者的思想、觀念與信仰，在西周統一的政治基礎與思想觀念下，周原遺址和國墓地所見玉器體現出很大的一致性。然而由于發展時間、遺址性質與地位、文化源流、族屬、與周王室的親疏關系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兩者在很多方面表現出差異。其中遺址的性質與地位、族屬及與周王室的親疏關系所起到的作用尤為重要，因為這些因素是各遺址文化面貌的體現，玉器作為當時身份地位的象征物，也是各遺址自身文化特色的體現。

本文在書寫過程中承蒙劉云輝老師、張天恩老師的悉心指導，在此表示感謝！

[1]徐天進,張恩賢.周原考古綜述[C]//吉金鑄國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銅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廣義的周原包括今陜西關中平原的西部，千河以東、漆水河以西、渭河以北和岐山以南的狹長區域，東西長約70公里、南北寬約20公里。史念海.周原的變遷[C]//河山集(二集).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81：214.

[2]a.劉云輝.周原玉器[M].臺北：臺灣中華文物學會，1996：12.b.周原博物館.1995年扶風黃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簡報[J].文物，2005（4）.c.周原博物館.1995年扶風黃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簡報[J].文物，2005（4）.d.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縣云塘、齊鎮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發掘簡報[J].考古，2002（9）.e.周原考古隊.1999年度周原遺址ⅠA1區及ⅣA1區發掘簡報[C]//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f.周原考古隊.2003年秋周原遺址ⅣB2區與ⅣB3區的發掘[C]//古代文明（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g.趙藝蓬.周原姚家墓地出土的西周玉器[J].收藏，2014（12）.h.周原考古隊.周原遺址鳳雛三號基址2014年發掘簡報[J].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7）.

[3]羅西章.扶風縣文物志[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3-31.

[4]羅西章.北呂周人墓地[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本節有關北呂墓地的敘述除注明者外均據此報告。

[5]同[4]：28，96-97.

[6]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齊家十九號西周墓[J].文物,1979(11).

[7]周原扶風文管所.陜西扶風強家一號西周墓[J].文博,1987(4).

[8]a.羅紅俠.扶風黃堆老堡三座西周殘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4(3).b.羅紅俠.周原地區的人物形象文物[J].寶雞文博(周秦專號)，1993(2-3).

[9]陜西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岐山、扶風周墓清理記[J].考古,1960(8).

[11]根據當時玉石器的使用情況來看，玉器主要為禮儀與身份的象征，從嚴格意義來講，都應該稱為禮玉，但是為了描述便宜，將玉器大致分為佩飾用玉、禮儀用玉、喪葬用玉三類。禮儀用玉包括有瑞玉類（其中涵蓋了傳統所述六器、柄形器等）、仿銅禮器、樂器等；喪葬用玉包括飾棺用玉、玉覆面、玉琀、玉握等；佩飾用玉與宋之后的佩飾類在使用上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個分類主要是依據墓葬資料來確定的，可分為頭飾、耳飾、項飾、腕飾用玉等方面。由于三類玉器中有些器類具有多種功能，如玉璧，因此玉器分類是一個比較籠統的分類方式。

[12]柄形器在西周玉器中比較多見，而且造型多樣，尤其是西周中期，制作精美，刻繪鳳鳥紋，并與綠松石、小玉片鑲嵌飾配合使用，成組出現，應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可能與祭祀、身份等禮儀制度相關，因此在此歸入禮儀用玉。[13]考古報告中對于出土的串飾有些描述，只有個別為單璜組佩，但是在2008年發表的《國玉器》一書中，孫慶偉先生將各墓葬中出土的璜與串珠聯系起來，復原為組玉佩，有五璜、四璜、三璜組玉佩。北京大學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等.國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4]組玉佩主要見于第一、二等級貴族墓，而第三、四等級墓葬則罕見或不見。這種等級差別在西周時期十分突出。第一等級為列國諸侯、王朝大夫及其配偶，第二等級為列國大夫、王朝大夫家族的近親成員及其配偶，第三等級為士及其配偶，第四等級為庶人及其以下各階層。國墓地有三璜、四璜，最高為五璜組玉佩，竹園溝M7（伯格）隨葬五璜組玉佩，茹家莊M1（魚伯知及殉妾）隨葬四璜組玉佩，竹園溝M9（貴族墓葬）隨葬三璜組玉佩。a.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D].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論文，2002.

[15]尖首圭與戈在形制上十分相近，在一些研究、統計中將戈、尖首圭皆稱圭。本文仍將有刃的尖首窄條形器物稱為“戈”。[16]楊永林，張哲浩，種建榮.周原遺址考古揭示周原聚落面貌和社會特征——聚邑成都的“移民之城”[N].光明日報，2014-1-14（7）.

[17]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b.盧建國,鞏啟明,尚友德.陜西耀縣北村商代遺址調查記[J].考古與文物,1984(1).

[18]劉士莪.老牛坡[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

[19]古方.中國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第5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20，21，42，43，45.

[20]a.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市考古隊.陜西省寶雞市峪泉周墓[J].考古與文物,2000(5).b.雍城考古隊.鳳翔南指揮西村周墓的發掘[J].考古與文物,1982(4). c.蘇秉琦.斗雞臺溝東區墓葬圖說[M].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

[21]a. 趙燕嬌.從微氏墻盤看殷遺民入周后的境遇[J].文博,2009(1).b.黃樹余.周初殷遺民去向研究[D].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c.范學謙.西周殷遺民分布、影響及同化問題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d.李沁芳.淺談周初統治者對殷遺民的政策——周初分封與殷遺民之關系[C]//春草集：吉林省博物館協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

[22]周原考古隊.周原遺址鳳雛三號基址2014年發掘簡報[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7).

[23]a.孫慶偉.鳳雛三號建筑基址與周代的亳社[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3).b.張天恩.鳳雛三號建筑的祭祀遺存淺談[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3).

[24]孫周勇.西周手工業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學觀察——以周原遺址齊家制玦作坊墓葬資料為核心[J].華夏考古，2010（3）.

[25]陜西周原考古隊.扶風云塘西周墓[J].文物，1980（5）.[26]雷興山.論周原遺址西周時期手工業者的居與葬——兼談特殊器物在聚落結構研究中的作用[J].華夏考古，2009（4）.

[27]林森.商周時期“百工”研究[J].史學集刊，2014（1）.[28]辛怡華,劉宏岐.周原——西周時期異性貴族的聚居地[J].文博,2002(5).

[29]盧連成，胡智生.寶雞茹家莊、竹園溝墓地有關問題的探討[J].文物，1983(2).b.孫華.蜀人淵源考(續)[J].四川文物，1990(5).c.張天恩.寶雞市紙坊頭遺址試掘簡報[J].文物，1989（5）.

[30]徐良高.從考古發現所見西周政治中的親疏盛衰現象[C]//兩周封國論衡——陜西韓城出土芮國文化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1]張天恩.寶雞市紙坊頭遺址試掘簡報[J].文物，1989（5）.[32]盧連成，胡智生.寶雞茹家莊、竹園溝墓地有關問題的探討[J].文物，1983(2).

[33]司馬遷.史記：殷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1979.

[34]黃銘崇. 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現象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篇）[J].臺北中研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2012.

[35]兩個遺址都發現一些玉璧（包括璜連璧），從器物形制、制法及玉器推斷，其中一些應為新石器時代遺物，而非商代舊玉，商代比較流行的帶領璧在西周時期并不多見。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金玉華年——陜西韓城出土周代芮國文物珍品[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