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發展經驗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借鑒價值

[摘要] 美國智庫建設起步較早，第一批智庫出現在20世紀初。目前，美國智庫數量龐大，新型智庫不斷涌現，在國家內政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借鑒美國智庫發展的有益經驗，對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 新型智庫； 美國智庫； 智力資源

[中圖分類號] C934； D6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5919（2017）12-0073-03

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寶貴的資源?？v觀當今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歷程，智庫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從世界范圍看，美國智庫建設起步較早，在國家內政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研究借鑒美國智庫發展的有益經驗，對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發展概況

美國第一批智庫出現在20世紀初1，發展至今，數量已非常龐大，新型智庫也在不斷涌現。

時間久。美國智庫發展先后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從1910年左右開始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成立的智庫大都從事長期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比如布魯金斯學會。二是在二戰結束后，美國政府將大量資源和資金用于國防戰略研究，出現了許多作為政府承包商承攬政府委托項目的智庫，比如1948年成立的蘭德公司，主要客戶是政府和軍方，側重研究外交、政治、軍事安全等。三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黨派性質智庫大量涌現，它們有明確的議題訴求，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如倡導保守主義的傳統基金會。四是冷戰結束后出現一批新型智庫，一般由具有相當政治地位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離任后的前總統等人創辦，關注的是推廣其政治主張，比如卡特中心等。

數量多。美國相對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有1800多個，其中1/4在華盛頓，絕大多數是在1950年以后出現的，特別是在1980年以后數量翻番，老牌智庫研究領域相對比較寬泛，新成立的智庫較為專業。這些智庫中，有的預算甚至僅有一兩千美元，有的預算則高達幾百萬美元甚至更多。比如蘭德公司有2000多人，擁有超過兩億美元的年度預算，被公認為美國最著名的外交和國防政策研究機構。此外，老牌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也有500多人。從智庫的人員構成和資金來源看，多數人是專職的，經費多來自企業和個人捐款。

類型多。從研究內容上看，美國智庫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所謂“沒有學生的大學”。這類智庫把自己定義為教育機構，著眼于產生長期影響，強調自身的獨立性、學術性、客觀性，一般不和政府發生太直接、緊密的關系。大部分美國智庫都可歸為此類，比如布魯金斯學會等。二是主要承接政府委托項目和合同的智庫。當然，這類智庫也標榜自己的獨立性，強調不預設立場和結論。三是那些更加積極地參加到政策討論中，向政策制定者推銷政治主張、灌輸思想理念的智庫，它們有明確的目標和推動方向。比如傳統基金會，它明確宣稱致力于推動保守的公共政策，鼓吹自由企業、小政府、個人自由、美國傳統價值觀等。從職能定位看，除了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這些全國性的智庫以外，美國還有一些地方性的智庫，它們討論的問題包括本地預算、住房、經濟、執法等問題。這些區域性的智庫規模比較小，但它們在影響當地政府決策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影響大。智庫是政策研究機構，研究的是政策導向，提供高質量的思想產品，著重貢獻思路、影響政策，通過研究、調研和建議，對國內外政策發生影響，其價值體現在政策影響力上。智庫既為立法、政府機構提供政策研究支持，也與社會公眾溝通聯系，在提供公共知識、搭建交流平臺、培養公共人才、引導社會輿論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智庫還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在外交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比如布魯金斯學會對制訂聯合國藍圖、實施馬歇爾計劃等有過重要貢獻，長期以來在中美關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主要作用

政策建議提供者。這是智庫的基本職能，檢驗智庫成色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如何在新的環境下提出有建設性的政策意見。美國智庫和政府決策機構之間有頻繁、快捷的意見交換通道，為學者提供研究資源和政策宣講平臺，同時也作為政府推廣和實驗新政的吹風窗口，聽取學界和民間對新政的反應和反饋。智庫必須對相關問題做深入研究，以政策推薦的方式把成果提供給政府各個部門，不僅充當研究者，同時還要做政策宣傳者和政策顧問。比如，布魯金斯學會從事的對國際秩序的研究、關于美國社會不平等問題研究，都對政府決策產生了很大影響。整體看，美國智庫研究課題覆蓋廣泛，除了傳統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議題，如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也都被列為重點研究對象。但是從智庫個體看，它的研究方向變得越來越專業，研究的主題問題更加明確，在自己的領域更具權威性。

社會輿論影響者。美國智庫重視運用各種手段推銷自己的研究成果，進而影響公眾輿論，擴大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一是組織各種會議和活動。在云集了布魯金斯學會、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知名智庫的華盛頓馬薩諸塞大街（智庫街）上，各類交流活動頻繁、政要云集。智庫組織會議和活動，多數邀請嘉賓為外國政要、某個問題領域的專家權威、媒體人士、社會活動家以及企業領袖，聽眾多為美國政府負責該事務的官員、其他智庫專家、國內外媒體。許多智庫組織的重要會議開拓了網絡同步直播功能，在線觀眾也能參與提問等互動環節。二是重視利用媒體。為了影響社會輿論，智庫往往綜合使用多種媒體手段，比如自辦雜志、在《紐約時報》等傳統媒體上發表文章、出版專著、進行網絡視頻訪談、發表博客文章等。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主辦的《外交事務》雜志曾刊登過喬治·凱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知名外交家、國際政治學者的論文。特別是隨著科技手段的進步，美國智庫越來越重視運用新媒體新技術，利用網絡平臺進行大量信息交流，通過社交媒體把觀點發布出來，激起社會公眾對有關問題的討論，進而影響政府決策。

政府后備隊。美國歷任總統都大量從智庫中選人擔任各種職務，官員卸任后也往往回到智庫工作，在政府官員和智庫學者之間形成職位轉換的“旋轉門”現象。以谷歌公司為例，每年約有30至40位政府官員來谷歌公司任職，也約有20人從谷歌公司到政府中任職，主要集中在科技管理、商業、企業管理等部門，對政府的影響很大。

幾點啟示

堅持科學精神，求真務實做研究。美國的絕大多數智庫根據《所得稅法》注冊為非營利的免稅組織，為了獲得免稅資格，它們不能支持任何政治派別。大部分的美國智庫同時接受政府資助項目和私營企業的捐贈，但在內部這些項目必須分開預算。對于美國的大多數智庫，保持一定的獨立性是產生思想的基礎，沒有獨立性就很難有客觀研究，也就喪失了自身賴以生存的根本。但是必須看到，盡管各種智庫都強調自己的“非營利性、獨立性和無黨派”色彩，但在美國特有的政治體制下，財團、智庫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這種獨立性也只是相對的。各智庫受大的捐款者影響，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進，這就自然決定了自己的觀點傾向，同時董事會成員的背景和理念也決定著智庫研究方向。美國智庫的背后大多是一些利益財團，包括近年出現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團和金融集團。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管智庫，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始終以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同時，要堅持科學精神，求真務實，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不同政策建議的切磋爭鳴、平等討論，創造有利于智庫發揮作用、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環境。

把握科學方法，實現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美國智庫注重微觀研究，強調數據統計對研究的支撐作用，對問題細節的把握非常到位，但是統合性的宏觀研究相對較少。從實際研究看，盡管微觀個案分析和數據統計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包辦一切，特別是像國際關系和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涉及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等，很難用數據的方式闡釋問題的深層次因由。加強中國新型智庫建設，必須緊緊圍繞黨和政府決策急需的重大課題，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政策建議，著力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促進智庫與實際部門開展合作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針對性實效性；促進各個智庫之間圍繞重大課題開展合作，聚合研究力量進行重點攻關，推出一批有價值的重大成果。

堅持開放包容，提高國際化水平。智庫研究需要不同觀點之間交鋒碰撞，產生新的思想火花，在融匯各種觀點學派優長的基礎上推出有價值的成果。美國智庫的開放性很強，通過公開遴選渠道吸納大量研究人員，采用客座研究的形式充實自己的研究隊伍，延攬各種不同聲音。在進行課題研究上，各種持不同觀點的研究人員進行大量辯論，這樣就能較為全面地呈現問題的癥結和挑戰，反映各方面的利益訴求，有助于形成科學的研究成果。同時，美國智庫的服務對象、研究領域以及對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國際化特征。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智庫越來越多地開展了與中國有關的問題研究和討論，中國已成為美國各智庫的主要研究重點。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我們必須學習借鑒國外智庫的先進經驗，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注意吸納海外智庫專家、漢學家等優秀人才，建立與國際知名智庫交流合作機制，開展國際合作項目研究，積極參與國際智庫平臺對話，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

[參考文獻]

[1] 唐麗偉、董石桃.美智庫參與公共決策的歷史演進[N]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7-08-31.

（作者簡介：李達，求是雜志社副編審）

責任編輯 / 申 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