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不能證明崇明人祖先來自句容

◎ 陳亞昌

徐東海的《崇明百家姓尋根》（下稱徐文）是根據崇明縣博物館收藏的家譜和民間傳說編寫的（1992年2月《古瀛文博》第4期），有“崇明人來自句容”說法的明顯傾向，可能影響材料取舍的客觀性，這里不展開。有趣的是，根據徐文，筆者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崇明主流人群并非來自句容。

首先，徐文標明某人的籍貫不用“縣名”卻用“郡名”，這是東晉時期的慣常用法。誠如《宋書》說的那樣：“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保ā端螘肪砣濉爸菘ぶ尽保┮驏|晉時期的縣境變化頻繁，南朝時候的史家已然不清楚了，故東晉時期的人物籍貫多用“郡名”。而之前的《史記》《漢書》《三國志》等，以及之后的《隋書》《舊唐書》等，籍貫表示用縣的多，用郡或州的少。徐文收錄姓氏70條，其中六十多家標有郡名，這就說明，崇明現存家譜或口傳家譜中，其先祖的籍貫多屬東晉朝時期的，如“陳姓，郡名穎川郡。遷崇始祖是陳樂閑。宋靖康之亂，汴都失守，陳樂閑隨宋高宗南渡，家于句容；建炎時，陳樂閑任仁和知縣，避兵來崇，居住在崇明鎮西川道安鄉平等里”，顯然，陳樂閑隨宋高宗南渡，臨時寓居句容避難，句容不是他的籍貫。而所謂“郡名穎川郡（誤，當為潁川郡）”，是他老祖宗的籍貫，不是他本人的籍貫。此類情形，恐怕我國許多縣市都存在，不是崇明獨有的現象。

其次，徐文未能擺脫東晉“諜譜學”的影響。徐文認為：“修譜也是為了‘別尊□’（為原作者有意諱之，當為“尊”的反義詞，下同）：廿世為長，廿一世為幼；清字人家為尊，靠人家（吹鼓手、剃頭師傅、扛轎子）為□；尊者能參加科舉考試，□者不能應試，不得入譜?！边@與東晉“諜譜學”的要旨如同一轍。東晉時期，門閥制度發展到了鼎盛階段，士、庶地位懸殊，車服異制，甚至不能一起走路，同桌吃飯，“諜譜學”因此而特別發達，是選拔官吏的根據。當代人整理舊家譜，如果依樣畫葫蘆，對舊譜不加批判，只能視為“沉渣泛起”。

再次，不能證明崇明土著來自句容。徐文中來自句容的有28家。筆者縷析后發現：28家中，遷入崇明有朝代（年代）記載的17家，其中7家是北宋靖康之亂后遷入，2家為宋“三丁抽一”來崇明，8家為明清時期遷入。這17家多為封建官僚及其后裔，有的存世譜牒較完整。還有11家沒有遷入年代，但根據世系可推定的，如從句容遷居崇明的龔姓始祖，其后裔龔冠東是21世孫，以二十年為一代，便可推定其先祖是在明朝遷入的，屬此類情形的有六家。其余5家中，3家有堂名，估計遷崇年代不會久遠。毫不夸張地說，新編《崇明縣志》“696年最早前來東、西兩沙定居者為黃、陸、宋、顧、董、施六姓，大多來自江蘇句容一帶，也有來自江北的”說法，在徐文中連一點影子也找不到。句容來的六姓中，在世的只有黃、施、陸、宋四姓，且都從南宋以后才遷入崇明，與唐朝相去四百多年，只能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來侃大山了。其中施姓有兩本家譜，好像“同姓不同宗”，港西鄉雙津村施云彩收藏《施氏宗譜》中有“元太后裔、廿五世”，倒是可以“深挖”一下的。句容人屬元朝四等人中的“南人”，這位施姓娘娘如何成“元太后”的？雖然世人都是女人生的，但女人只為男人生產后裔，連女皇武則天也概莫能外，所以“元太后裔”是可另做一篇文章的。

關于宋“三丁抽一”的問題，筆者以前在網上文章中見過，當時認為沒有價值而沒有下載，現在追憶起來就很模糊了。印象中似乎是宋王朝下令句容縣三個稅丁中要抽一個去崇明墾荒，共有十萬人（或好幾萬人）遷入崇明。據崇明有關文獻記載，元至元年間（1335～1340），崇明有12789戶，人口無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86842人?？梢钥隙?，如果宋朝真有數萬人遷到崇明，那么明初崇明人口又何止八萬多？因此“三丁抽一”同樣需要論證，不能見風便是雨。

我國歷史上的人口遷移，大體有以下幾種情形：（1）軍隊戍邊、屯田而遷移；（2）因戰事而逃亡遷移；（3）農民破產或遭災而成流民，而落戶他鄉；（4）組織流民墾荒屯田；（5）因做官、經商等原因遷移。崇明是長江口的沙洲，漲坍不定，人口流動性尤甚，以上五種情形大都存在，于此不多述。

在崇明這樣一個海中孤島中，能收集到幾十本與句容有著牽絲攀藤的家譜，其事實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句容本是六朝故都南京的郊區，這里要么沒有戰事，有戰事必定關乎朝代更迭的生死決戰，而這里絕大多數居民是西晉五胡亂華時逃來的北方人，故一有戰事，有能力的居民便紛紛外逃。如1809年，句容有306968人，到1900年，只剩下79053人（馬宇平等編《中國昨天與今天》，第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近百年間人口不升反降，有沒有太平天國與清朝廷在句容進行戰爭的因素？宋、元、清時期句容究竟發生了什么才遷居崇明的？徐文并沒有向我們提供有效的敲門磚，要讓歷史真相浮出水面，諸多問題尚待深入。

如果我們從方言變化的角度，剖析崇明人口的遷進遷出問題，可能有新的啟迪。先舉個實例：筆者將拙文《沙上人探源》貼在網上后見有讀者留言，說“靖江的城南有兩個村,口音全是啟海話,當地人稱他們為船民,為崇明搬遷而來”。筆者特地打電話詢問靖江地方志辦公室，有回答說靖江的沙上人來自揚中，沒有聽說有來自崇明的村子。后來看民國《崇明縣志》有類似記載：“馬馱沙，元至元中漲。今靖江縣，舊稱馬馱沙?？h治東南，有崇明鎮□□數十戶，鄉音土俗與崇無異?！泵鞒瘯r候的馬馱沙在江陰這邊，屬崇明境域，今在靖江縣境內。一個只有幾十戶的小村子，在靖江方言大海包圍中的沙上話竟然存在了數百年而不變。類似的情況一樣發生在從江蘇射陽北部到上海南匯南端的沙上人聚居區內，在各種方言的包圍中，沙上人后裔依然會說沙上話。對此現象應該給出一個符合實際的解釋，筆者姑且用“語言強勢性”說明。在靖江的崇明人雖然很少，在村子內部卻是崇明沙上人的天下，而且沙上人通婚大多在族群不同姓之間進行，因此只要沙上人生生不息，沙上話自然代代相傳。另一方面，這些人出村打交道，得用靖江話，以至方志辦的個別人都不知道有這群崇明人的存在。但是，如果外來戶不是集體遷移，而是零星落戶，其情形截然不同，最多到第四代，就會被當地方言完全融化。崇明來自句容的人數再多，就因為都是“零星落戶”，沒有形成“語言強勢”，無一例外地被當地“土話”融化了，猶如一桶水倒進長江里，縱然飛起幾朵浪花，終究改變不了江水的本來味道和顏色，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句容來的子子孫孫，雖有家譜一類的東西證明他們的老祖宗來自句容，但他們自己早已成為沙上人了。據此而言，基本可以否定諸如“句容搬崇明”“三丁抽一”的傳說。

這里順便補充一個歷史事實：靖江曾發現明嘉靖年間（1522～1565）編寫的《新修靖江縣志》（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中國書店，1992年版）中錄有《海道歌訣》一書，是《海道經》的另一個版本，其主體內容是同出一源的航海人員的實踐經驗的記錄，可證明最早開發靖江（馬馱沙）的是元代崇明沙上人。

最后，沙上人源自“淮、浙”還有文獻依據。自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后，北方人大量南徙江南。其中來自東?？さ嫩埃ń裆綎|郯城）、朐（今連云港西南）、利城（今江蘇贛榆）三縣百姓，于元帝初年（317）在海虞縣（今常熟南部）的北邊一個叫南沙的地方落腳。這個地方原是吳縣（今蘇州）司鹽都尉署。這些流民因有東晉王朝的直接支持，勢力大得很，咸康七年（341）廢鹽署，立為南沙縣。南沙縣位于今天常熟北部和東部以及張家港南部。當時，北邊臨江靠海，南有虞山、西有顧山、東有福山三個小山群，而志山、河陽山等幾座山頭參立其中。這種地理形勢，在海潮的頂托之下易將東流江水中的泥沙沉淀而漸積成一個個沙洲。開發沙洲的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人是北方遷徙南沙的莊園地主的佃客（淮），一部分人是破產淪為莊園地主佃客的南沙原住民（浙）。以此而言，明正德《崇明重修志》所言“民皆淮、浙來附者”，其大方向沒有錯。記錄沙上人活動的最早文獻見載于《全唐詩》劉長卿的《江中對月》：“空洲夕煙斂，望月秋江里。歷歷沙上人，月中孤渡水?！苯浌P者考證，此詩所描述的是當時生活在常熟沙上人開墾江海交界處沙洲的情形，與后來崇明人開發沙洲如同一轍。

崇明人的祖先來自山東確有文獻依據，而語言因受元朝統治者的影響，沙上話與山東話迥異，但沙上人有不少特殊習俗仍與山東相同，比如送灶神，沙上人與山東人相同，而與包括句容在內的蘇南人不同，前者在臘月廿四送，后者則在臘月廿三送；沙上人愛吃面餅，家家會做，與山東人愛吃煎餅卷大蔥雷同；搟面杖是沙上人家里必備工具，也與山東人相同，而蘇南人不知搟面杖為何物。令人發噱的是，除幾本家譜外，很難找到“崇明搬自句容”的其他根據。

綜上所述，筆者從北方侉子落戶南沙，到沙上人誕生，又到崇明土著，再現于劉長卿詩作之中；乃至今天的啟東、海門兩縣，明明坐落江北，卻樂于別人稱他們南沙人，是詼諧，還是與他們遠祖籍貫南沙有關？啟東、張家港等地至今還自稱沙上人，這些都發生在長江口沙洲上同一群體中，不就成了“崇明主體人群并非來自句容”的歷史證據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