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性收藏的理論探析與思考

趙 莉

（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 上海 201306）

一、參與性收藏的概念與性質

201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培訓中心組織的秋季培訓中，歐洲文化博物館（Museum for European Cultures）副館長萊昂蒂娜·梅杰-范·門施（Léontine Meijer-van Mensch）女士在授課時提出了“參與性收藏”（Participation Collecting）概念。參與性收藏是近年來西方一些博物館基于對社會生活某一領域熱點事件或正在發生變遷的關注，通過活動來發動社區、公眾、民間收藏機構等向博物館捐贈相關主題的藏品，使其成為館藏的一部分。比如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斯堪的納維亞文化博物館（Nordiska Museet）推出的“歷年圣誕節禮物收藏”、荷蘭阿姆斯特丹一些博物館發起的“計算機收藏”“艾滋病人紀念拼花被收藏”等。在上述收藏中，藏品的主題都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來自城市社區、家庭、收藏基金會的人們帶著他們收藏的個人物品加入博物館，并奉獻出時間、資源以及與物品相關的知識、記憶和情感，深度卷入博物館語境，成為博物館的一部分。

根據萊昂蒂娜女士的闡述，我們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理解參與性收藏的特征。時間上，參與性收藏強調的是介入當下、記錄今天（documenting the present），以“為未來而收藏”作為指向。在空間上，表現為博物館日益打破其作為專業性、權威性收藏機構與社會、社區、公眾及私人收藏者之間的界限，以參與的方式將公眾與博物館物品、內容、語境聯系起來。前者通過記錄今天、介入現實而參與了社會發展進程；后者通過收藏聯系公眾，擴大博物館面向社會公眾的開放程度，增強了博物館與社會的交流、融合、共鳴與認可。因此，參與性收藏的性質是博物館通過建構收藏參與社會發展，也是博物館整體發展社會化、外向化的重要表征。由于參與性收藏主題多與現實社會發展、生活變遷等密切相關，因此其主要出現在西方的城市博物館、社區博物館、民俗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科技博物館以及行業性博物館。

二、觀眾參與型博物館

博物館的誕生源于收藏。收藏是博物館的第一要義，與博物館發展相輔相成、相互影響?？v觀20世紀，博物館經歷了三次重要變革。20世紀初的第一次變革推動了博物館的專業化發展，形成了關于文化遺產的權威學科；20世紀70年代的第二次變革側重于博物館的教育功能，產生了新的專業方向以及博物館形態；2000年以后，全球化趨勢促進了人類文化的交流融合，互聯網技術改變了信息傳播與人們社會交往的方式，這些對博物館產生了深遠影響。較之前兩次變革所形成的“專業化”、自上而下的教育權威形象，21世紀的博物館正面臨著深刻的變革與轉型。公眾已不再滿足于被動接受的角色，現實促使博物館不斷加大向社會開放的程度，參與性成為當代博物館的顯著特征。從社會學角度，21世紀以后西方社會階層的構成變化，為博物館的參與性特征奠定了基礎。

2004年，英國社會學家查爾斯·里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保羅·米勒（Paul Miller）在研究中提出了“職業—業余革命”（Pro-Am revolution）理論［1］。他們認為20世紀的社會被職業化、專業化塑造，人們強調專業分工。進入21世紀后，職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了“職業—業余革命”，即一些并非職業從事某項工作的人們，因懷有對該事項的熱情而在業余時間投入精力、參與活動，由此形成了“職業的業余者”或“業余的職業者”這樣一種全新混合階層。他們日漸成為構建社會的重要力量［2］。對于這股構建社會的重要力量，博物館自然要全力爭取。那些對博物館工作懷有興趣與熱情的“業余者”既是博物館服務的對象，也成為博物館發展日益倚重的資源和力量。除此外，近年興起的“眾包”（Crowdsourcing）理論也對博物館轉型具有重要影響?！氨姲敝傅氖恰肮净驒C構將原本由內部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包給非特定的大眾網絡去完成”［3］。與 20世紀重視專業化相比，“眾包”突出的是跨專業創新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為社會群體共同參與一項任務提供了平臺，這對博物館汲取公眾智慧、駕馭群體力量具有方法論層面的啟示。

博物館參與性的宗旨是博物館通過活動的設計與運作，使“公眾知道博物館并不是站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希望通過博物館這個平臺與公眾發生全方位的交流”［4］。隨著博物館與社會互動的推進，特別是近年來伴隨社交媒體的興起，博物館與公眾的聯系方式也在不斷變化。觀眾參與到博物館的范圍不斷擴大，參與的程度日益加深：從常態可見的展覽、教育活動等博物館“前臺”逐漸拓展至“后臺”，比如博物館研究、藏品保護與修復等也成為觀眾非常感興趣的內容。觀眾們不僅想知道博物館是什么、有什么，而且還想知道博物館是如何構成與運作的。正如西方博物館學家所言，博物館與觀眾的關系從“告知博物館”轉變為“展示博物館”，“博物館就像是個劇院，這個劇院的后臺每時每刻都變得越來越可見”［5］。與之相呼應，參與性收藏意味著將博物館藏品征集與收藏這道“后臺”工序向公眾開放。對于公眾，博物館的藏品不僅可見、可感，而且可參與、可運作、可建構，社會公眾藉由收藏深度融合博物館語境，成為博物館的一部分。因此，參與性收藏不僅是新的時代背景下博物館建構館藏的途徑，也是博物館響應公眾需求、參與社會的主張和行動。

三、參與性收藏與傳統收藏的關系

從收藏的角度，參與性收藏是以參與的方式將公眾與博物館物品、內容、語境聯系起來，其主題多與當下社會發展、生產生活方式變遷等相關，在方式上突破了傳統收藏相對單一、封閉的模式，具有流動、共享、多元、充滿活力的特點。從藏品內涵上，參與性收藏具有“記錄今天”“關注日?！薄巴怀霾仄放c人的關聯”等特點，強化藏品對于“社會行為物化”［6］的意義，豐富了博物館藏品的內涵與外延，這是對傳統收藏的豐富與推進。

（一）收藏作為手段而不止于目的

無論是古典時期作為財富和地位的珍寶收藏和近代的科研收藏，還是現代意義上針對文化遺產遺存的保護性收藏，傳統收藏對于博物館核心功能的指向性非常清晰。館藏的數量與質量、藏品影響力往往是衡量一座博物館的重要指標。經過數個世紀的發展，博物館收藏職能日趨成熟與完善，博物館在公眾心中是文化遺產收藏、鑒定的權威機構。參與性收藏打破了博物館作為專業權威的收藏機構與普通公眾間的界限，通過群體參與形成點對面的網狀關聯，衍生出收藏媒介功能。收藏媒介的意義不止于收藏某一具體的物品，而是建立一個多元互動的收藏網絡，這對博物館具有積極作用。比如，過去二三十年西方社會由于經濟疲軟導致一些博物館賴以為生的無私捐贈和財政私募逐漸式微，通過面向公眾開放、創建收藏網絡，既豐富了收藏渠道，還有助于緩解現實條件對博物館收藏造成的困境和沖擊。同時，伴隨社會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們面臨物質收藏過剩的現狀。博物館借助收藏網絡，有針對、有目的地組織公眾加入博物館相關主題的收藏，為公眾處理自身收藏提供了有意義的空間，實現了博物館引領社會公眾處理收藏的社會職責。更重要的是，收藏網絡以參與的方式將公眾與博物館的物品、內容、語境聯系起來，體現了博物館積極響應公眾需求、全面參與社會的特征。

（二）時間指向未來而不止于過去

博物館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收藏標準，其中“時間”是考量藏品價值的重要因素。久遠、古老的物件更具有被納入館藏體系的價值，傳統收藏也是以收藏過去的物件為主旨。正如我國近代博物館學中的“古物”一詞所傳遞的是博物館對藏品“沉淀期”的倚重，一般而言，博物館對藏品沉淀期的標準至少是五十年。參與性收藏是以“介入當下、記錄今天”為主旨，突破了傳統收藏對藏品“沉淀期”的限制。當下社會一些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正在進行的變革、正在消失或即將消失的生活方式、傳統規范以及值得紀念的現實瞬間都進入了參與性收藏范疇，凝結了上述“時刻”的物件構成參與性藏品的主體。參與性收藏的時間指向是未來，即為未來收藏今天。比如，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和歐洲一些收藏機構立刻敏銳地意識到這場重大災難事件在人類歷史上的影響，啟動了由公眾參與的“9·11”物件收藏活動。這些收藏機構通過網上調查問卷，向公眾征詢其心目中最有紀念價值的物件，并組織他們捐贈親歷這場悲劇的家人、朋友或熟人們的物品?？梢?，在這場舉世震驚的恐怖襲擊事件中，博物館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社會對事件的反應中，以收藏為“筆”及時記錄這一重大事件，并通過對公眾收藏的引導來發出博物館的聲音。再如，伴隨科技的發展，電子產品升級換代的時間間隔越來越短，人們頻繁地更換電子產品，與之同步的是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變化。面對這一現實，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些博物館聯合收藏基金會在社區啟動了諸如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的收藏活動。同樣，近年來大量難民涌入歐洲城市，給城市的人口結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觀念等帶來了深刻變化，歐洲的一些城市博物館致力于收藏反映移民與城市變遷的物件［7］。

收藏時間指向的變化反映了當下人們時間觀念的變化。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城市化以及科學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急劇發展改變了社會生活，也沖擊著人們的時間觀念。較之農業文明時代和機械工業時代，信息文明時代的人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時間之快與碎片化形態，記錄當下的需求比其他任何一個時代都顯得迫切。公眾通過物來柔化時間，實現對日常生活的掌控、形成自我認同是這個時代公眾的文化訴求。與時代同步、通過收藏來幫助公眾在轉瞬即逝的時間之流中固化自我認同，也體現了博物館的社會職責。

（三）價值突顯日常而不限于精英顯貴

基于參與性收藏理念對當下的關注、藏品沉淀期”的縮短，一些凝結著日常生活痕跡的普通物件為參與性收藏所關注。與傳統收藏中注重藏品“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相比，這類藏品可能并不偉大，但其作為“信息攜帶者”凸顯物與人的關聯，更能展現普通人的生活、觸及時代變遷之核而具有收藏意義。

斯堪的納維亞文化博物館推出的“歷年圣誕節禮物”（Christmas Gift of the Year）收藏就充分詮釋了這個特征。禮物作為人與人關系的表達載體，因見證了人與人的交往、凝結情感而具有文化屬性。對于普通觀眾而言，這種文化屬性是其經驗、常識的一部分，并非陌生體驗。從該館提供的一份歷年圣誕禮物清單來看，收藏主要包括20世紀80年代末的面包機、錄像機，90年代初的CD播放機，90年代中期的網絡端口、電子寵物；21世紀初的DVD播放機、電子書，以及2015年的機器人吸塵器等。這些物品屬于日常生活用品，之所以被納入博物館，不是因為“其自身物質實體的特征而被收藏，而是因其所表達、代表、體現的外在因素”［8］。影響人們選擇禮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時代的生產技術、生活方式、風尚品味和文化思潮等社會因素必然是其中之一。比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互聯網在普通人生活中的興起、普及，贈送網絡端口頗符合時尚潮流。置于時間的縱線中，禮物以私人化的物件具象地勾勒出近三十年來城市與社會生活的變遷史。社會變遷原本是宏觀、抽象的，當以禮物為載體、與每個人的生活發生關聯后就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無論對于捐贈者還是參觀者，這些物件構成了一道回音壁，觸動觀眾對自我與社會、個體與時代的位置辨認，從而在物、人、社會、自我的循環中獲得認同與確定。這是參與性收藏的典型案例，體現出新時代博物館藏品價值的延伸。

（四）引領藏品中情感內涵開掘

傳統收藏以收藏過去的物品為主旨、關注藏品“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這也奠定了博物館傳統敘事的特點：側重知識與宏觀敘述。參與性收藏的時間指向與價值定位，帶來了博物館歷史表達與關懷視角的變化，呈現出從傳統的宏觀敘事轉向社會生活史的微觀切入、從博物教科書的知識輸入轉向故事型講述等趨勢。在這個過程中，博物館藏品的情感內涵愈發受到專家學者們的重視。

蘇東海先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撰文討論過博物館物的情感論，認為情感內涵是文物重要的精神特征之一，是其最人格化的方面，值得深度開發［9］。傳統博物館學的藏品觀更注重藏品的知識層面，認為藏品“是作為顯在知識的形象表現和潛在的知識載體而被收藏的”［10］。參與性收藏側重物與人的關聯，物因凝結著人的經歷，其所攜帶的記憶不僅是純粹客觀的事實，而且具有人格化特征，是一種烙有情感印記的物證。對于收藏者，這份情感是個人化的；但當物進入博物館后，觀眾從藏品的個人化記憶中獲得情感共鳴，藏品的情感面即從個體變為群體，為博物館實現認同效應提供了基礎。2016年新西蘭海事博物館（New Zealand Maritime Musueum）的一個臨展就講述了1850年到20世紀60年代移民的故事，展示了移民們離開家園漂洋過海，在世界另一端開創新生活的人生歷程；瑞典國立海事博物館（Swedish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推出題為旅行者”（The Voyagers）的展覽以瑞典東印度公司為歷史背景，描述了18世紀瑞典人在海上的旅行故事等。在此類展覽中，諸如一張船票、一只旅行箱、一塊懷表等物件伴隨主人公飄洋過海的經歷凝結了深厚的人文情感。所謂言之有物、物有所指，當觀眾被凝聚情感的物件觸動了心靈，并能從他人的故事中激活自己的記憶時，就是藏品、展覽乃至博物館對觀眾產生意義的時刻。

四、參與性視野下航海類文物的收藏

雖然由于主題限制，以參與性收藏為主導的收藏模式不能適用于所有地區、所有類型博物館，但是該理念以構建收藏參與社會、以參與社會豐富館藏的理念，輻射至當下博物館的收藏創新，特別是對于一些在收藏資源、收藏主題等方面存在困難的博物館非常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筆者所在的博物館主題是“航?！?，館藏征集旨在收藏中國乃至世界文明進程中的涉海記憶物證。在數千年歷史中，中國人以海洋為通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與域外世界交流互動，為世界文明的交融作出了貢獻。但是由于歷史上內陸文化長期占據中國文化主流，民族文化心理對海洋比較疏離，傳統收藏中對航海文物、遺存缺乏主動意識。與西方航海國家相比，我國傳承至今的涉海歷史文化遺存為數不多，加之當代航海文物的考古發掘多以屬地化管理為主，因此航海收藏資源匱乏是筆者所在博物館面臨的現實。依靠調撥、系統內部的征集等政府行為遠不能滿足博物館的收藏需求。參與性收藏的啟示則在政府行為、市場行為之外，開掘了社會行為層面的收藏。博物館應勇于打破博物館與社會收藏的界限，廣泛地吸納社會收藏力量。從主題看，航海是人類以海洋為環境進行生產、生活的實踐過程，能反映這個過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質、制度、精神等成果的物證都屬于航海收藏。對博物館而言，其社會資源因“航?！钡奶攸c而具有寬廣的外延，既包括與航海、海（水）運、船舶、港口、海事制度等相關的企業、機構、組織、團體，以及與涉海直接相關的家庭與個人，還包括社會上一切對航海懷有濃厚興趣的公眾。通過與上述社會層面建立聯系、集合資源，形成航海類文物的收藏網絡，是征集博物館藏品的重要渠道之一。比如藏品征集部門同事們曾經積極探索在港航系統內建立文物征集特約聯絡員的網絡工作制度，為館藏品征集與博物館宣傳發揮積極作用。今后，參與性收藏還將啟示工作人員以“收藏”為端口，針對諸如船長、海員、海軍、漁民、造船師、船模師等涉海人群組織一些具有特色的活動（比如針對船長的船長沙龍、針對漁民的漁俗節慶等），一方面使博物館的收藏網絡保持開放、吸納、有活力的狀態，另一方面使博物館對特定的涉海人群產生歸屬和認同感。這對于拓展博物館的收藏渠道、促進博物館的社會認同都具有積極意義。

參與性收藏“記錄今天、收藏當下”的特點也契合航海收藏的訴求。伴隨社會演進技術進步，人類的交通方式朝著更快速、更便捷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到了21世紀，人們對速度、便捷的需求成為常態，加之社會生產方式、生態環境、政策導向等綜合因素，應用于客運、捕撈作業等方面的水運、海運交通工具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有的甚至是以急劇的速度在消亡。中國航海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在赴太湖進行傳統木帆船考察時，發現太湖地區的傳統木帆船中最有代表性的七桅古漁船在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年）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太湖的保有量一直維持在100艘左右，而到了1999年時僅剩1艘［11］。另外，20世紀八九十年代作為遼寧大連與上海之間主要交通工具的“長”字號客輪，在2000年以后由于城際火車的開通而被取消。以船為代表的水上交通工具的消失，意味著與此相關的制造工藝、民俗風情、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觀念的消失。鑒于現實趨勢，中國航海博物館提出了“為未來而收藏”的理念，并在此理念的指引下持續與沿海地區的造船、港航企業保持聯絡，同時也積極深入沿海地區民間，及時獲悉潛在的收藏線索。被拆卸的輪機、不再投入使用的船塢和碼頭設施、民間具有實用功能的沙船等都是征集人員密切關注的對象。征集人員曾對2013年的館藏數量進行簡單分析，發現來自社會民間的藏品數為來自文博系統內部的一倍，航海類文物收藏在社會民間的影響力可見一斑。此外，航海收藏還對現實中與航海相關的熱點事件、人物保持敏銳關注，并征集到2012年倫敦奧運會女子帆船比賽冠軍徐莉佳女士的實物以及我國著名航海家郭川先生、魏軍先生在環球航行時使用的器物等。參與現實也是構筑現實，記錄歷史本身也是歷史的一部分。參與性視野下的航海收藏是從航海的視角及時記錄時代巨變下的社會生產與生活狀態，以積極的姿態介入當下的航海事件與熱點人物，從博物館的角度普及了航海對社會公眾的影響。

如前文所述，由于歷史傳統與民族文化心理，航海對于普通人是相對陌生、遙遠的概念。如何在博物館視野下建構航海與普通人的關聯，這不僅是陳列展示、社會教育等“前臺”業務的職責，作為博物館各項業務的源頭——收藏也應積極體現。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往往會關注與自己相關的事物。參與性收藏“注重物與人的關聯”為拉近普通人與航海的距離提供啟示，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內容，即藏品的內容本身能反映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船票、護照。這就要求征集者不斷開掘航海主題與日常生活的聯結點，突破老百姓頭腦中技術層面的航海印象。二是方式，即構建藏品在普通人中容易接受的方式，比如故事。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ICOM第24屆大會上的發言中指出：當下的博物館擁有歷史，但更需要故事；較之宏觀的國家史詩，博物館更需要關注個體、反映人性的敘事，特別是日常的、普通的故事更加豐富有趣［12］。故事能煥發藏品的生命力，也是激發普通觀眾對航海產生興趣的動力。鑒于對藏品與故事關系的倚重，中國航海博物館曾經推出針對涉海人群物品的系列收藏，比如針對海員、海軍將領、船長等人物的藏品征集，通過持續展開對老海員、海軍將領如清代著名海軍名宿薩鎮冰）后人的采訪，將口述與實物相結合，以一手資料賦予藏品鮮活記憶，為陳列展覽、社會教育等后續工作提供寶貴素材，也為吸引觀眾走近航海奠定基礎。

總之，航海博物館作為一個專題性、行業類博物館，其收藏的價值不能完全以綜合類、藝術類博物館的藏品標準來衡量。一根看上去普通的搖櫓、一張外觀并不精致的船票、一本破舊的護照等，不是因為其物理特征被納入收藏，而是因為它們表達了特定語境中航海、社會與人的關系，又如一種即將消逝的獨特工藝、一段特殊的海上旅行、第一個踏出國門走向世界的中國人故事等。注重藏品背后所攜帶的故事，從個體、日常和普通人生活視角展開收藏，這是在博物館視野下建構航海與觀眾關聯的第一步，對于后續業務具有重要的引領與導向作用。

五、結語

“博物館語境下的收藏，已不再是簡單的歷史遺存，而是一種文化景象，是它所代表的那種文化及其與社會關系的景象”［13］。伴隨博物館的發展，收藏體現了博物館與社會關系的演變。古典時期，僅限于社會上層的珍品秘藏決定了博物館的封閉性。自文藝復興時期始，伴隨思想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歷史階段的發展，博物館逐漸步入了社會化進程，博物館的收藏從珍品秘藏發展到對標本、器械、儀器等科學物品進行有目的、有系統的搜尋，由此形成了博物館的科學研究職能。進入20世紀后，博物館從面向社會公眾開放步入整體發展外向化。2000年以后，在西方一些博物館，新興的參與性收藏是博物館發展整體外向化的表征。宏觀上，參與性收藏通過構建收藏參與社會，將作為“后臺”工序的收藏向社會公眾開放，深化了博物館植入社會的程度；中觀上，將收藏作為媒介，打破博物館與各類社會資源的界限，創新博物館的收藏方式；微觀上，因其“記錄今天”“關注日?！薄巴怀鲳^藏品與觀眾的關聯”，豐富了當代博物館藏品的內涵與外延。

近三十年來，伴隨博物館事業的實踐以及中外博物館界的交流互動，我國博物館界對藏品的認識經歷了從“無限制的文物標本”到“人類和人類環境的物證”的過程，“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梁”（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日益成為國內外博物館界的共識。但如何通過藏品與社會公眾建立聯系、如何引導公眾超越自身局限形成對藏品乃至博物館的深切感知，正是當下博物館界需要回應的具體命題。參與性收藏為這個命題發出了有力的回聲。當收藏的參與性與展覽、宣教、研究乃至藏品保護等博物館業務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時，這將有助于博物館走向外部，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1］Leontine Meijer-van Mensch,Peter van Mensch.New Trends in Museology II.Celje：Muzej novejse zgodovine，2015.

［2］同［1］。

［3］〔美〕杰夫·豪著、牛文靜譯：《眾包：大眾力量緣何推動商業未來》，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4］沈辰：《構建博物館：從藏品立本到公眾體驗》，《東南文化》2016年第5期。

［5］〔英〕基德著、胡芳譯：《新媒體環境中的博物館：跨媒體、參與及倫理》，上?？萍冀逃霭嫔?016年，第7頁。

［6］宋向光：《博物館藏品的意義：社會行為的物化》，《中國博物館》1997年第3期。

［7］上述以及下文中關于西方博物館參與性收藏的實踐案例資料均來源于萊昂蒂娜女士在國際博協培訓中心2016秋季培訓的授課課件。

［8］宋向光：《物與識：當代中國博物館理論與實踐辨析》，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06頁。

［9］蘇東海：《博物館沉思（卷二）》，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10］同［6］。

［11］中國航海博物館學術研究部：《太湖傳統木帆船考察簡報》（內部資料）。

［12］〔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發言、朱潔樹譯：《土耳其大作家帕慕克：當務之急是讓博物館變得更小》，［EB/OL］［2018-05-18］http：//culture.ifeng.com/a/20160712/49338627_0.shtml.

［13］安來順等：《“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梁”專家筆談》，《東南文化》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