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普查時期博物館藏品管理的新發展研究
——以南京博物院為例

楊海濤

（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

歷時四年的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結束了，這次普查對于全國博物館的藏品管理有著深刻的影響，它既解決了困擾一些博物館多年的藏品基本信息的標準化、準確化問題，又給各博物館以后如何更科學地管理藏品帶來無形的壓力。對于大中型博物館，尤其是藏品資源比較豐富、藏品管理有歷史遺留問題的博物館，普查后的藏品如何管理，如何保護普查成果，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普查成果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利用普查經驗和成果，建立和完善與新時期博物館發展相適應的藏品管理體系，是現階段我國博物館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本文以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普查后所面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藏品管理方面的問題以及所進行的一些探索作為例證，探討我國博物館在普查結束后的藏品管理模式和手段。

一、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對藏品管理的影響

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于2012年10月在全國各地啟動，到2016年12月完成。這次普查是通過國家統一組織和規劃實施，由各級文物管理部門按照統一的標準，借助信息化手段，采用一定時段內集中調查統計的方式，對包括博物館和非博物館在內的文物收藏單位所收藏的可移動文物進行認定和登記的一次全面調查。這次普查的目的是全面了解我國文物資源的總體數量和分布情況并科學評價其價值，規劃和完善文物登錄備案機制，健全文物保護體系，提高文物保護水平，保證文物安全，加強對文物資源的整合利用，促進文物進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有效發揮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這次普查的主要內容是登錄文物藏品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藏品編號、名稱、級別、類別、年代、尺寸、質地、質量、完殘程度、保存狀態、包含數量、來源方式、入藏時間、收藏單位名稱等14項基本指標項，另外還有11類附錄信息以及照片影像資料、收藏單位等基本情況。普查內容基本包括了藏品的所有特征信息，既有藏品的客觀信息，也有保存管理狀況的信息。國家文物局發布了《普查藏品登錄操作手冊》（以下簡稱“《操作手冊》”）對所有登錄內容進行規范，《操作手冊》參照2013年國家文物局發布的《館藏文物登錄規范》（標準編號WW/T 0017-2013）制訂，既有很強的規范性，又有很高的指導性。

在普查之前，全國各博物館藏品管理的內容和形式并不統一，各個大型博物館都有一套自己行之多年的管理方法，而許多中小型博物館的藏品管理模式往往是照搬大型博物館，有的照搬對象甚至不是本區域的大型博物館。這就造成了各博物館藏品管理方式的不統一，使藏品管理難以系統化、科學化和理論化。藏品管理的科學性不夠，必然影響藏品深層次的利用，不利于藏品基本信息及登錄標準在信息技術條件下的互聯互通。近幾十年來，雖然許多博物館學者和藏品保管專家出版、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藏品管理的理論專著、專論和文章，試圖規范藏品基本信息的登錄標準，但均未進入全國認可并一致施行的實際操作層面。

因此，這次普查對藏品管理最主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厘清了藏品的收藏情況，即俗稱的“家底清了”。我國許多博物館由于種種歷史原因，積存了大量的未整理或未納入正常管理的藏品。以南博為例，在普查前，南博館藏43萬余件藏品，有一半左右的藏品沒有納入正常管理，或是未作登記、或是有賬封存，藏品的數量難以精確統計，因此“家底”不清；普查后，南博的所有藏品都納入了正常管理。其二，普查后，曾經長期制約藏品標準化管理的一些痼疾基本得到解決，如定名不統一、尺寸登錄不標準、數量不精確、圖像采集不全面等等。這也是普查的成果之一。

二、文物普查后如何科學地管理藏品

普查后，藏品管理工作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大量以前未入藏的藏品現在納入正常管理，突然增加的藏品量帶來新的管理壓力。在普查前，許多博物館的部分不常用藏品，或未詳細清點、或未登記入賬，基本無專人管理且采用封存形式進行保管。而根據普查后的要求，所有藏品都將登記入賬，納入正常管理。如果仍采取傳統的管理模式，將大大增加保管員的負擔，也影響管理的質量；而短時間內增加保管員的人數，在大多數博物館并不現實。其二，快速發展的“藏品為公眾服務”的需求給藏品管理帶來巨大的挑戰。普查后，藏品全部都保存了照片和基本信息，具備了便利的使用條件，為策展人提供了大量的策展素材。為公眾服務是我國現階段博物館發展的重要特征，展覽是博物館服務公眾最主要的內容和方式。在國際博物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2007年修改博物館定義的新形勢下，博物館事業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表現在服務方面。博物館的工作中心原來是服務于“物”——藏品，現在是服務于“人”——公眾［1］。以南博為例，在2016年，除歷史館、藝術館等六館的固定陳列外，南博共舉辦了24個臨時展覽，觀眾達2 881 600人次，另外還開發了920款文創產品；在2017年，舉辦了25個臨時展覽，觀眾達3 295 889人次，開發文創產品1300多種。這些為公眾服務的項目都離不開藏品的支撐。而文物藏品與一般物品不同，它往往被頻繁使用，而且使用有一定的程序和要求，這就對藏品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物普查后，不論是藏品管理量和提用量的增加，還是藏品的科學利用所帶來的新問題，均可歸納為兩個因素：一是傳統的保管理念難以融入新時期的博物館事業，傳統的管理模式不適應當下博物館的發展要求；二是信息化進程滯后，阻礙了藏品管理和使用的高效、有序運轉。要想破解普查后藏品管理的難題，就必須采用新的科學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具體說，就是建立對藏品的規范化、信息化、精細化的管理體系。

（一）藏品管理的規范化

藏品管理的規范化包括管理內容的規范化和管理過程的規范化。經過這次全國性的普查，絕大部分管理內容業已被規范，諸如藏品的定名、分類、年代、計量和記件規范化等等；但是藏品的管理過程仍有待規范。藏品管理是博物館重要的日常性業務工作，一件藏品從接收入館到入庫保管、提用、修復等，中間需經過多道手續，另外還要進行庫內的點核、統計，這些都屬于重復性的工作，其繁瑣復雜的程度不言而喻。在這些領域，可以引進計算機管理系統，按照《博物館藏品保管工作手冊》［2］進行管理，其規范化和及時性都是人工管理難以做到的。以南博為例，目前南博藏品管理系統包含藏品管理、檢索統計、影像管理、流通管理、智能監控、修復保護六個系統。通過電腦系統，南博的藏品管理實現了征集鑒定、藏品登錄、藏品入柜、藏品出入庫管理、藏品盤核、藏品注銷、賬冊管理、藏品檢索、藏品統計、藏品出入庫檢索、人員出入庫檢索、藏品數量變動統計、藏品提用動態統計、影像統計等內容和過程的規范化管理。

（二）藏品管理的信息化

信息化是目前博物館藏品管理最重要的手段。實際上，在普查之前，博物館信息化的浪潮就已經席卷而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各博物館陸續采用電腦進行藏品管理，大部分藏品信息已存入電腦系統。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開始進入博物館，許多博物館已有的藏品管理信息化系統現在面臨升級完善。

以南博為例，在2005年前后，南博先后采用了國家文物局推薦的藏品信息系統軟件、本院信息中心開發的“瑞博藏品管理系統”進行藏品管理。2014年，南博根據新的需求，聯合軟件設計單位開發出“藏品全流通管理系統”，嘗試將RFID射頻識別技術以及文物電子標簽運用到藏品管理工作之中。RFID應用于藏品管理的原理是利用攜帶在某個移動物體上的RFID標簽中的信息實現對物體的追蹤，文物電子標簽與所代表的藏品具有唯一的對應關系，管理員手持含有全館文物數據庫信息的RFID閱讀器在庫房、展廳巡視一遍即可將所有文物核對清楚。RFID技術還有利于藏品的查詢、統計和提用，在動態管理方面頗具成效。如果解決了技術瓶頸，實現RFID標簽與藏品的有機結合，RFID技術將革命性地提高博物館藏品的管理水平、管理效率、流通速度，檢索效率也會成倍增長，有助于藏品分類排架、整理歸納工作，大大減輕保管員的工作負荷。從未來的技術擴展角度來說，RFID還具有安全防盜功能，只要標簽中的防盜功能處于激活狀態，若有人攜帶文物出館，博物館大門的傳感器就會發出警示信息，通知保衛部門采取行動，從而制止偷盜事件的發生［3］。但是，以RFID技術為核心的藏品信息化的前提是扎實的藏品基礎工作，即所有藏品基本完成登賬入藏、鑒定定級、編目建檔等工作。文物普查前，藏品底數不清、入藏建檔不規范等情況制約了藏品的信息化管理；文物普查之后，隨著基礎工作的進一步規范、完善，普查為藏品的管理積累了豐富的數據和圖像，使建設RFID射頻識別技術擁有了基礎信息元的支撐。結合RFID射頻識別技術、計算機技術、多媒體技術的智能化管理是未來“智慧博物館”的發展方向。

（三）藏品管理的精細化

藏品的精細化管理，就是按照國家文化部發布的《博物館管理辦法》［4］的要求，對藏品的接收、鑒定、登賬、編目、建檔、分類、上架、提用、注銷、統計、保養、修復、復制等諸多方面設計精細的工作流程，實現藏品從進到出動態管理的無縫隙安全對接。實行精細化管理，可以把工作流程、工作崗位細分成為一個個“工作單元”，對人員進行整合優化，組成精干的管理隊伍，借助于藏品信息化管理系統，建立“目標明晰，責任明確，安全高效，管理科學”的現代化藏品管理體系。博物館對藏品的管理和使用，要強調每個細節的把握，形成注重細節、分工合理、銜接有序、操作標準的工作模式，以標準化管理措施來代替個人經驗管理。

精細化管理以制度化為保障，配以系統化、標準化、信息化，設置合理的流程并配備相應的工作管理條例，可以實現以較少的“人”管理較多的“物”這一目標。南博原先的藏品管理為專人專庫，每位保管員管理一類或數類藏品。在強調藏品保管、“藏”重于“用”的時代，藏品提用量不大，這種管理模式尚能適應博物館的運轉要求，并且具有職責清楚這一突出優點。本次文物普查后，隨著藏品管理量、提用量的增加，以及對保管員策展、研究等要求的提高，專人專庫的模式就不再適應新時期博物館事業的發展要求。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許多博物館建立了多個普查小組。如南博成立了37個普查小組，每個小組配備了文物登記員、信息錄入員、影像采集員等工作人員，這種小型的多功能小組可以為常規的藏品保管的精細化管理模式提供借鑒。目前，南博正在組建責任保管員和輔助保管員制度，以總賬監管為樞紐，由過去的專人專庫模式逐步向多人多庫模式轉變；并且，藏品管理由庫房向展廳延伸，建立藏品巡查制度，藏品管理部門聯合陳列、文保、保衛、物業等相關部門定期對展廳藏品進行巡視，填寫巡視記錄，排除各種隱患。

以多功能小組逐步替代單一的保管員以應對典藏和策展的需求，實現對藏品的精準定位，全面掌握并及時更新信息，從而實現對藏品常態化、標準化、數字化的流程通暢的全覆蓋管理——這是一種符合新時期博物館事業發展方向的新嘗試。

以上三種管理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缺一不可，共同構建起新型的博物館藏品管理模式。規范化是基礎、信息化是核心、精細化是關鍵。只有完成規范化，才能實現有效的信息化；信息化又為規范化管理、精細化管理提供了助力；而如果沒有精細化管理，規范化、信息化就不能最終落實。

三、文物普查之后藏品管理科學化的實現路徑

文物普查之后，藏品管理科學化是必然趨勢。筆者認為，解決了現有困難之后，博物館藏品管理工作的遠景目標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健全管理制度，對接國家文物登錄制度

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規范了現有藏品管理的各種技術標準，雖然普查只采集14項文物基礎信息，但歷年來國家文物局先后制定并發布了《近現代文物征集參考范圍》《近現代一級文物藏品定級標準（試行）》《文物藏品定級標準》古籍定級標準》《博物館藏品信息指標體系規范試行）》《博物館藏品二維影像技術規范（試行）》文物藏品檔案規范》等標準和規范，在此基礎上，結合文物登錄要求又制定出《館藏文物登錄規范》，并編制《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手冊》來指導各級普查辦、各收藏單位的普查工作［5］。這實際上是規范文物登錄的要求，為建立國家文物登錄制度打下了基礎。

在此次普查中，藏品的考古發掘信息、來源信息、流傳經歷、鑒定信息、保管信息、著錄信息、損壞記錄、修復復制記錄、移動記錄、陳列信息、研究信息等附屬信息也在采集范圍內。另外，在普查中，國家普查辦實行規范編碼，對文物藏品和收藏單位分類編號，統一配發標準代碼。登錄的每件文物都有了“文物身份證”，具有全國性的永久唯一的22位數字編碼，作為文物屬性查驗、信息甄別和檢索查詢的識別標識，這就建立起實物、檔案、信息關聯一體的編碼系統和數據管理系統。這些工作遠遠超出了一般博物館的藏品管理的內容和程序，實則也是博物館對藏品信息進行全面梳理、調查、整理、研究的一次難得機會。博物館應認識到，藏品管理不應僅限于藏品基礎信息的認定和揭示，還包括博物館對藏品的日常保護、研究、展示工作。因此，普查后各博物館的藏品管理部門應該堅持根據《館藏文物登錄規范》制定藏品分類、定名、年代、計量等登錄標準及認定程序，重新制定或健全本館的管理制度，淘汰原先不夠規范的登錄制度、管理制度，實現藏品的標準化、精細化管理，無縫對接國家文物登錄制度。

（二）構建網絡管理平臺，對接國家文物數據管理平臺

早在2002年，國家文物局在《文物事業“十五”發展規劃和201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就提出建立全國文物信息數據庫的設想。這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為建設全國可移動文物信息登錄平臺、形成全國藏品信息資源總庫創造了基礎條件。普查制定、執行了全國統一的藏品登錄規范，規范了藏品檔案和登記卡，確立了十余項標準，定名、計量、分類、斷代等多個基本指標的標準首次實現全國范圍內的統一。各單位按照這些普查要求開展藏品清點，核定賬、物對應，補充完善藏品信息，健全藏品賬目檔案，將普查數據上傳至全國可移動文物信息登錄平臺。目前該平臺已登錄文物照片5000萬張，數據總量超過140TB，有效構建起全國可移動文物大數據，基本建成了國家文物資源數據庫，實現了全國國有可移動文物信息的統一集中存儲。不久的將來，還將建立國家文物數據管理平臺，從而改變過去各單位文物信息零散孤立、互不相通的信息孤島局面，實現全國范圍內各家博物館文物藏品信息的統一管理、查詢和使用。

對于各博物館的藏品管理部門來說，本館的藏品數據庫建好之后，還要以開放的心態，積極構建與國家文物數據管理平臺相對應的網絡管理平臺。在滿足本館數據使用需求的同時，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要將本館藏品的數據變化及時更新到國家文物數據管理平臺，這樣既可以實現文物數據的有效性、實用性，又可以對本館的藏品管理工作起到促進作用。國家文物局等五部委共同編制的《“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行動計劃》［6］中提出，到2019年末，初步構建文物信息資源開放共享體系，支持文物博物館單位有序開放文物資源信息，將資源信息開放、信息內容挖掘創新、信息產品提供等納入文物博物館單位評估定級標準和績效考核范圍。

（三）實時監測文物保護動態，全面提升藏品管理能力

這次文物普查對藏品信息進行統一的標準化采集，為實現藏品資源的動態化管理和利用、全面提升藏品資源管理能力創造了條件。藏品的管理應遵循預防性保護的思路，建立實時保護動態監測系統，加強庫房環境、展廳環境、運輸過程中環境的自動監測。

藏品保存環境是預防性保護的關鍵所在。環境的自動監測包括三個方面：溫濕度的監測、空氣環境的監測、安全環境的監測。南博目前采用現代無線通信、微傳感器等信息技術，以前由人工監測的庫房已實現遠程自動化監測。所謂遠程自動化監測就是利用無線傳感的網絡技術在長期無人值守的狀態下工作，進行環境監測。無線傳感網絡技術作為物聯網技術的核心技術之一，是最近一段時間逐漸發展成熟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它集成了無線通信技術、微傳感器技術、分布式信息處理技術、嵌入式計算技術等，主要解決了物聯網感知層最前端的信息感知、采集和短距離傳輸問題。藏品管理部門可根據不同質地、不同現狀的藏品，按照個性化保管要求，編制出一整套對空調、照明、通氣等裝備的調節程序，使庫房區域和陳列展示區域保持最佳的溫度、濕度、光照、空氣流通等條件的微環境組合。藏品管理部門隨時掌控庫房環境，并可以與設備部門互動，或直接指揮和調控設備。物聯網技術發展已經為博物館文物保存環境的監控引入了新的風險預控管理模式，為預防性保護珍貴文物提供了新的技術路線［7］。

（四）創新便于利用的管理手段，“讓文物活起來”

藏品永遠是博物館運作的核心，只有通過對博物館與藏品的了解，才能把博物館的關懷與專業能力展現給大眾［8］，這是藏品對于博物館的意義。不僅如此，文物藏品對于文化傳承和社會發展有著更大的作用。有鑒于此，前段時間，習近平同志提出的“讓文物活起來”的文物工作新要求非常具有指導意義［9］。重視藏品管理，積極推進普查成果共享和利用，是目前各級文物機構和各博物館的任務之一。除《“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行動計劃》中提出通過觀念創新、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推動文物信息資源開放共享以外，近年來，社會大眾對圖書館和博物館又有“開放獲取”的要求［10］?！伴_放獲取”英文為 Open Access（簡稱OA），它是國際學術界、科技界為推動科研成果利用互聯網自由傳播而發起的運動，倡導“對用戶免費”“無限制使用”以及“充分共享”的開放理念。美國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從2001年7月開始研究文化遺產資源的開放文檔先導（Open Archives Initiative，OAI）項目，嘗試并確定在文化遺產領域實現基于OAI協議服務的可行性［11］。雖然“開放獲取”目前只在期刊和圖書館領域有較多的嘗試，博物館藏品信息在互聯網上的公布權、傳播權尚有待討論，但不可否認，“開放獲取”也將是博物館發展的趨勢。

為適應藏品服務社會的新常態，藏品的管理應創新便于利用的管理手段。

首先，要拓展普查成果，繼續建設和完善文物大數據體系。目前，世界已經發展至以數據為中心的范式——“大數據”時代上，信息的每一部分與信息的其他部分之間將會變得越來越具有關聯性［12］。文物大數據是“智慧博物館”的構成細胞，“智慧博物館”以數字化為基礎，充分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以全面感知為核心，分析、整合博物館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使其更加智能［13］。博物館建立以藏品的信息化管理為核心的智慧管理系統，是建立“智慧博物館”的基礎階段，也是核心內容。在“智慧博物館”中，藏品系統的建設是博物館信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息建設系統中的脈絡控制的核心資源要素。在大數據時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認識：“智慧博物館”的一切都要信息化，要充分運用大數據，把“智慧博物館”完全融入大數據之中，促使“智慧博物館”在人們的學習、生活、工作和研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藏品數字資源是“智慧博物館”的立足之本，是提升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的保證，是“讓文物活起來”的基礎。

其次，要細化編目與登錄內容，彌補普查的不足。在藏品登記中，雖然我們期望所有信息資料都采集到位，但迫于普查中的時間限制和人力、物力、財力的局限，各博物館僅僅按照普查的要求對基本信息進行采集，那些與普查關系不大卻又具有使用價值的信息都被剔除出收集的范圍，如藏品研究著錄信息、歷年鑒定信息等。這樣的做法對當時的工作來說是省時、省力的無奈之舉，但立足長遠來看，這種做法導致了藏品系統中相當一部分信息數據的損失；更為重要的是，藏品的研究是無止境的，對藏品來源進行追溯和考證，對藏品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工藝價值進行研究，深入挖掘能夠反映中華文明獨特魅力和文化傳統的典型性文物，加強文物的原生態以及文物間關聯性和系統性的研究，深入揭示文物的多重價值，可以為文物的可持續利用提供更具專業性和科學性的文物信息資源。促進文物資源有效利用，可以進一步發揮其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提升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中的獨特作用。

綜上所述，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的意義不僅在于全面掌握了各文物收藏單位的文物藏品的基本信息，更重要的是對以后的藏品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管理模式是一種思想、一個過程、一種方法。南京博物院結合自身藏品管理的特點，對普查后的藏品管理進行的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嘗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獨創性，可以為其他博物館的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借鑒。藏品的管理要素在全國各博物館具有共性，普查為藏品管理工作的規范化、信息化、精細化提供了思路，這些管理要素不是簡單的疊加匯聚，而是需要每一座博物館根據自身特點融入創造性的設計，從而使各項要素之間互補匹配，形成更加高級、有序的整體結構，并使其藏品管理功能發生質的飛躍。在博物館藏品從“重藏輕用”到“藏用并重”，再到“開放獲取”，逐步向提供全面利用服務轉變的未來趨勢中，建立和完善與新時期博物館發展相適應的藏品管理內容和模式，是我國博物館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解決藏品管理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恰恰也是新時期博物館藏品管理進一步發展的機遇。這對于在目前博物館事業上升為中國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利用藏品，讓文物資源都“活起來”，發揮博物館的“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以及面向未來的公共文化服務和社會教育方面的作用，尤為重要。

［1］龔良、毛穎：《中國博物館大型原創性特展之展覽策劃——以南京博物院為例專訪龔良院長》，《東南文化》2016年第6期。

［2］國家文物局編：《博物館藏品保管工作手冊》，群眾出版社1993年。

［3］徐文杰、管會生、王亞東：《基于RFID技術的博物館文物管理系統的設計》，《微計算機信息》2010年第20期。

［4］《博物館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第35號令），中國政府網[EB/OL][2006-01-09]http://www.gov.cn/flfg/2006-01/09/content_151766.htm.

［5］潘志鵬：《對可移動文物普查與博物館藏品數字化管理工作的思考》，《博物館研究》2015年第3期。

［6］國家文物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科學技術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行動計劃》（文物博函〔2016〕1944號），中國政府網［EB/OL］［2016-12-06］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6/content_5143875.htm.

［7］吳來明等：《博物館環境監控及相關物聯網技術應用需求分析》，《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11年第3期。

［8］Susan Pearce.Museums，Objects，and Collections：A Cultural Study.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3：9-11.

［9］劉玉珠：《保護文化遺產傳承中華文明》，《時事報告》2016年第12期。

［10］任真：《開放獲取環境下的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學報》2005年第5期；單霽翔：《博物館的社會責任與社會發展》，《四川文物》2011年第1期。

［11］高漸：《開放獲取在檔案領域的應用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12］〔法〕喬治·納漢著、趙春雷編譯：《“大數據”時代的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世界科學》2012年第2期。

［13］仇巖：《大數據時代博物館動態觀眾服務體系淺析》，《中國博物館》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