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公學政治教育及其當代價值

呂 強，馮 楨，張 琪

(1.西北政法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西安 710122；2.陸軍邊海防學院 供應保障處，西安 710022；3.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

2017年12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到了陜北公學的“政治教育”。陜北公學(以下簡稱“陜公”)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獨立創辦的一所革命大學。它以“政治教育為主，兼顧國防教育”而成為當時極具教育特色的學校。因為有了陜公，陜甘寧邊區一時間成為全國抗日青年和愛國人士蜂擁而至的革命圣地，延安也因此更加聞名。正如赴延安的外籍人士這樣說道：“延安，最惹人注目的不是邊區政府，也不是八路軍，卻是陜公和抗大。延安的活躍、繁榮，大部分是由陜公和抗大的青年們在支持?！盵1]19-20從1937年9月創辦到1941年7月合并組建延安大學，歷時四年，陜公先后培養出“13000多名的抗戰干部”[2]。從毛澤東的高度評價“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陜公”[3]中可見，陜公當時實施政治教育的社會影響很大。然而，這樣一所在中國近代革命事業和教育事業中頗具地位的學校，目前學術界研究的成果卻不多。吳贈禮、杜寶偉《陜北公學思想政治教育特點論析》[4]和陸繼鋒、吳明海、張曉蕾《陜北公學與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高等教育探索》[5]是其中主要的代表性成果。面對這一不足，筆者從多方收集民國報刊和檔案資料，通過整理和歸納，以陜公的教育為切入點，在對抗戰時期陜公成立的時代背景、教育思想、教學課程、教學方法及其歷史演變等內容進行細致梳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陜公教育的特點和歷史傳承，以期為當代西北乃至全國高等教育的有效開展和創新發展提供歷史參考，同時也為厘清陜北公學的歷史傳承提供史料依據。

一、抗戰時期陜北公學的成立及其教育思想

陜北公學成立于20世紀30年代那個時局動亂、戰火紛飛的革命戰爭年代。1935年10月19日，由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率領的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吳起鎮(今陜西吳起)。10月29日，中共中央陜甘邊特委又發表《告紅廿、廿六軍全體指戰員書》[6]，更加明確中央要“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的大局面，替中國蘇維埃運動定下鞏固的基礎，迅速赤化全中國”[6]。并指出紅軍的陜北會師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一個偉大勝利，是西北革命運動大開展的導炮”[7]741-742。自此，中國共產黨開始在西北領導全國革命事業，為培養革命力量，也積極在西北興辦教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隨后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和決心不斷高漲，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在北平發動“七七事變”，標志著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開始，應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共同赴敵”的號召，國共兩黨實現再次合作，中國共產黨隨后按照國共協議，將陜甘蘇區改名為陜甘寧邊區，并成為當時中華民國的一個行政區域。[8]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與抗日人士聞訊后,大批地向延安匯聚求學。據陜北公學首任校長成仿吾描述，當時青年學生前往陜公求學的情景是：

過去在國內戰爭中間，外面的青年走進邊區來學習的是很少的。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事情就不同了，差不多每天都有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通過各種關系走了進來……盧溝橋抗戰開始以后，全國青年學生來的更多了，他們首先從華北大批涌進來，接著就從全國各地像無數點線一樣，繼續地進來了。為適應這樣的客觀要求，邊區黨政當局創辦了這個“陜北公學”。[9]

上述材料和相關檔案資料表明，在西安事變以前，中國共產黨在西北根據地所興辦的教育，其教育對象大部分是根據地內部的民眾與軍隊，因此學員人數較少。但西安事變后，為了滿足上述外來抗日青年想要接受教育的愿望，領導全國人民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急需在西北根據地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以培養大批抗日的骨干力量。起初，由于人數只有三四百人，中國共產黨便開放了早期建立的抗日軍政大學的一部分來專門接收這些外地的抗日青年。盧溝橋事變以后，全面抗戰開始，致使從全國各地趕來的抗日青年越來越多，邊區政府于是就決定興辦一所陜北公學。[10]1937年7月，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張云逸等6人，在陜北延安縣開展成立陜北公學的工作，經討論后決定由成仿吾擔任校長，校址選在延安縣東門外。[11]成立初期，陜公的最高領導是校黨組，并直屬黨中央宣傳部和組織部領導，成仿吾為校長兼黨組書記，邵式平為教務長，周純全任政治部主任，袁福清為總務處長。[10]全校設政治經濟系、師范速成系、醫學系、國防工程系和日本研究系等五系，學員名額暫定為一千名，各系二百人。[11]為做好招收全國各地青年學員的工作，陜公還設立籌備處，由校長成仿吾兼任主任，分別在三原、西安和延安設有報名處。1937年9月，籌備近兩個月的陜北公學正式成立[10]，并計劃于當年雙十節時開學，但由于首批學員眾多，學校實際于11月1日正式舉行了開學典禮。

當時，陜公為培養政治堅定可靠的抗日干部，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首先，規定了培養目標和辦學方向。1937年10月23日，在距陜公正式舉行開學典禮的前8天，毛澤東專門為學校書寫了重要題詞：

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的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與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地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就能夠順利的解決。[12]

毛澤東的題詞，為陜公規定了明確的培養目標。而在隨后的開學典禮上，毛澤東講到陜公的任務時指出“第一，我們要造就大批的民族干部，他們是有革命理論的，他們是富于犧牲精神的，他們是革命的先鋒隊”，又為學校指明了辦學方向。第二，明確了教育方針和宗旨。陜北公學是在抗戰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就決定了“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培養抗戰干部”[13]是陜公明確的教育方針，而“實施國防教育、培養抗戰人才”是它明確的教育宗旨[14]。第三，形成鮮明的教育原則。以培養抗戰人才為目標的陜公，在抗戰時期形成了堅持以“抗戰教育”和“國防教育”為主的教育原則。第四，總結出三個獨特的教學原則，分別是“理論與實踐聯系、少而精和教學一致”[13]原則，同時與之相應地有三個學習原則，“一是少而精，穩扎穩打不貪多好遠;二是從具體到抽象，從中國到外國，先學歷史，后學理論;三是個人學習與集體學習配合起來”。第五，革命的校風也體現出陜公的教育思想?！爸艺\、團結、緊張、活潑”是陜公校風。雖僅有八個字，但卻蘊含著陜公教育思想和特點。

二、陜北公學的政治教育

由于陜北公學成立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和中國人民進行頑強抗日的特殊時期，這就決定了它的教育在教學計劃、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設置時，就不只是單純的灌輸，而是要按照“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為主”的教學計劃來進行。[15]因此，為了能夠把一名青年學員培養成具有一定政治工作能力的干部，陜公在學員的入學資格、學習階段的教學內容、方法與管理上都形成了自己明確的規定。

第一，規定了四條學員的入學資格?！耙皇且笏枷肭斑M，忠誠于中華民族解放事業者；二是政治經濟系要求高中畢業及同等程度者，其余四系要求初中畢業及同等程度者；三是要求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青年男女；四是要求身體強健，能吃苦耐勞者?！盵14]

第二，在教育計劃上特別注重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以政治課程為主，軍事指揮課程為輔。其中，政治教育中通常開設有“社會科學常識、抗日民族運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6]等教學課程。而軍事指揮教育中又以“軍隊政訓工作”為重點課程，并兼顧“游擊戰術和普通軍事常識”的課程教學。另一方面，在教學計劃學制的設置上，要求以短期培訓為主。陜公成立時，就曾對教學計劃學制規定為培訓期6個月。后因抗戰初期，上海、太原等全國大中城市的相繼淪陷，為盡快培養抗戰的政治干部和招收流亡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抗日青年，則將培訓的期限縮短為兩個月。[10]此后，陜公的學制分為普通班和高級研究班兩種，普通班培訓期為4個月，高級班培訓期為1年。[9]陜北公學政治教育課程及內容簡況[17]如表1所示。

表1 陜北公學政治教育課程及內容簡況表

第三，在教學內容上注重“抗戰基本理論、抗戰政策及方法、指揮民眾武裝進行戰斗基本知識、對目前時局的認識”這四個方面的教學內容。陜北公學在成立時，規定其教學課程有“中國革命問題、辯證法、社會科學、游擊戰術、民族統一戰線和日本問題”等主要內容。以后因抗戰的需要，教學內容時有縮減，但依然保留著“民族統一戰線與民眾運動、社會科學概論和游擊戰術”這三個基本內容。[10]

第四，在教學方法上多采取討論和集體研究等革命的教學方法。具體而言，陜公學員每天上課的時間只在3～5個小時之內，而將其余時間放在了師生和學員間的相互討論上。這種相互討論固定在學員每天課前或課后，并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先由學員自由發表意見，教師最后作結論；二是先由教師闡述討論的議題，再交由學員們討論。通常情況下，第二種討論的組織是按每班8人公推出一人作為主席代表，再由主席分配給大家教師的議題并要求每人根據議題準備材料。在討論時，每個議題都必須經過學員們的相互討論、研究、補充和糾正后才能獲得結論，最后經主席將結論交于教師整理后，整個討論才算結束。陜公這種學員在上課以外進行集體討論和研究的教學方法，使學員們可以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或集體討論，不僅加深了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和提高了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9]，更重要的是這種教學方法將“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運用于教學之中，使學員們能在學習之中加深革命友誼，增強集體凝聚力。另外，在學習過程中還有突擊周班級間的競賽。這種在學習中競賽式的教學方法，是在學員間、班級間、分隊間和隊與隊之間相互派出代表商定條件，進行學習的競賽。競賽后，先進的要幫助落后的，而落后的要趕上先進的。這種教學方法，并不是當時陜公所規定的制度，而是學員們自發組織起來的一種學習方法，一般都以各隊的學生會和救亡室為中心開展。[18]陜北公學X班在突擊周的學習競賽情況[10]如表2所示。

表2 陜北公學X班在突擊周的學習競賽情況表

第五，在教學管理上，為加強學員的軍事和創造能力，學校施行半軍事化和民主集中制的編制。[10]學員平均8～10人被編為一個班，稱為學習小組，每3～4個班又被編為一個分隊，每4～5個分隊又編為一隊，每一隊的人數約在120～140人之間，且一切行動都執行軍事化管理。每隊的隊主任由學校直接委任，主要承擔全隊的政治責任，卻不能干涉隊長的行政事務，而正副班長、正副分隊長及正副隊長則都由學員們自己民主選舉產生，如不稱職也由學員們集體開會隨時撤換。其中，每隊的隊長主要負責管理每隊的軍事，而副隊長主要管理每隊學員們的學習，并設有學生會和救亡室組織，定期出版報紙。每一周每隊必須舉行一次民主生活檢討會，每月則舉行一次晚會[9]，以充分發揚學員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培養民主精神，訓練自律品格。另外，學校成立一個學生總會，而每個隊則成立學生分會，完全用民主的方式處理隊內的一切事物。

三、陜北公學政治教育的當代價值

陜北公學作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獨立創辦的第一所以培養抗戰民眾干部為目標的學校，它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它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主”的教育特點，對當時全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和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領導的抗日解放事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陜北公學教育發展的歷史演變及其模式，不僅是對國家大力推進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的最好回應，也對當代國家高等教育的創新性發展具有較高的現實價值，而且對厘清陜北公學教育發展的歷史傳承關系和增補與豐富陜甘寧邊區研究特別是邊區教育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一)陜北公學“以政治教育為主”的教育模式為當代我國高等教育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礎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初期就一向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創辦的一所“以政治教育為主，軍事教育為輔”的革命大學，其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傳統一直被我國的高校沿用至今，是當代我國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政治輔導員”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師”的具體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到了陜北公學的“政治教育”，并強調“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到高校教育教學的全過程中，從而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面”[19]，這一結合陜北公學教育模式的重要講話為我國當前及其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礎。

(二)適應時代特征、立足現實需求，推進“雙一流”建設，大力發展特色教育

陜公在當時全國抗日熱情高漲的歷史環境下成立，它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成為全國抗日青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望之”的學校，其特點與優勢就在于它適應時代特征，開辦了目標明確且特色鮮明的抗戰教育、政治教育與國防教育。這種站在當時社會實際需求上發展的教育，具有極高的針對性與時效性，必能在短期完成符合現實要求的教育目的。當今，隨著國際一體化的不斷加強，國際教育已成為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面對國外高校的競爭，國內生源的流失，我國高等教育要想繼續發展壯大，除了不斷加強“雙一流”建設以外，應依據時代和地域需求，大力發展特色教育。

(三)開創獨特教學方式，促進當今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發展的長效機制和改革創新

陜公教育的歷史，可以說為近代中國教學方式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模式。陜公的很多教學方式都在當時具有創新性，它摒棄了當時傳統教灌式的教學方式，而廣泛采用集體討論和半軍事化管理的教學方式，使學校的“教學計劃轉變成了學員的學習計劃”，學員們的學習因此變得有計劃且更加積極主動。這種被稱為“有計劃學習”[13]的教學方式至今仍然被我國教育界所推崇與沿用。所以，系統研究陜公一系列的教學方式，將對今天西北乃至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未來，提供促進高等教育改革創新和穩定“雙一流”建設發展的長效機制，是值得借鑒與學習的。

(四)完善陜甘寧邊區的研究，特別是邊區教育史的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一直對陜甘寧邊區的研究青睞有加，不斷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問世，其中尤以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的《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和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最具代表性。然而，這些研究卻主要集中在對陜甘寧邊區歷史地位[20]、陜甘寧邊區政治史[21]、陜甘寧邊區經濟史[22]、陜甘寧邊區社會史和陜甘寧邊區史料價值整理研究等五個方面[19]，而對邊區教育史的研究還存在投入不足、力度不夠等問題。以陜公的教育為切入點，系統梳理其教育思想、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管理特點，在邊區教育史研究特別在邊區教育模式研究方面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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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告紅廿、廿六軍全體指戰員書[Z].陜西省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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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仿吾.半年來的陜北公學[J].解放,民國廿六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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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陜北公學招生簡章[J].新中華報,民國廿六年第391期。

[15] 小川.陜北公學的輪廓畫[J].民鋒半月刊,1938(5):2.

[16] 邊區實錄·抗日軍政大學[J].抗戰三日刊,民國廿六年第六十五號.

[17] 陜北公學開學紀念特刊[Z].陜西檔案館.

[18] 陜北公學巡禮[J].統一戰線,民國廿六年第一卷.

[19] 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開[EB/OL].(2016-12-08)[2017-09-05].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8/content_5145253.htm#1.

[20] 林建成.試論陜甘寧邊區的歷史地位及其作用[J].民國檔案,1997(3):104-109.

[21] 陳先初.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主建政的歷史考察[J].抗日戰爭研究,2002(1):132-160.

[22] 黃正林.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經濟政策與經濟立法[J].近代史研究,2001(1):16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