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法學教育契合點
——辯證唯物法律思維的應用

□宣南安，楊 柳

( 1.廣東文理職業學院 人文系，廣東 廉江 524400 2.廣東海洋大學 法學院，廣東 湛江 524088)

法治是規則之治，而法學教育是法治的基底，若沒有法治護航，那么法學教育也極容易偏離開權利和規則應有之義的軌道。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待法治，法治是受到物質條件的制約的。但法治也有其自身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規律。法治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內部的矛盾性。社會矛盾的雙方既統一又斗爭，從而促使法治不斷地由低階段向高階段發展。因此法治的運行離不開事物的矛盾規律。法治有其自身的雙重內涵。已成立生效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這可以被認為是法治的第一層次內涵，這一層次是體現法律所具有調控社會秩序的工具屬性。還有一個層次內涵是指社會主體所遵守的良法。這是法律的價值屬性。[1]法治不僅僅是規制之治，更是良法之治。法治與法學教育有著共同的價值理念?！胺赡耸枪獾男袨??！盵2]法學教育將“公意”作為己任，這是實現法治所追求的人文價值目標。法治與法學教育可以用“榮辱與共，一損俱損，一廢俱廢”來形容。因而，在法治背景之下，法學教育主要培養學生對法治內涵的理解，這也是依憲治國在法學教育上的一個重要體現。法治中國的建設是與法治共同體緊密相連的，無論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等，他們都受到法學教育的熏陶，從而掌握法治意義上的價值追求，領會了何為正義，何為公平，何為權利的保障。通過法學教育可以為構建法律共同體提供智力支撐。法律共同體建立在最基本的法學教育倫理基礎之上，并在法學教育之下分享共同的價值、對正義的共同追求、對職業的共同榮耀感，同時分享行業禁忌。讓將來走進法律共同體的學員懂得同行業之間既要近距離的監督又要專業的監督。法律共同體是法學教育在后社會階段的表現形式和外在反映。這就涉及到法學教育目的和價值回歸。

辯證唯物法律思維方法應用離不開法學教育目的和價值語境，針對法學教育目的和價值討論，目前學界形成兩種觀點：一種是從微觀層面入手，立足人的范疇來討論，另一種就是將切入點放在宏觀層面來談論，主要是將法學院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國外更多在宏觀方面把整個法學教育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思考法學院的義務。即指法學院的義務是在哪個點上。法學院的任務應該是將學術研究和法學教學兩者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3]這種觀點認為大學法學院是作為有機整體，并從功能角度出發把法學院劃分為兩種職能：第一種職能就是主張通過案例教學法訓練,使法科學生掌握必要的理論知識和法律實踐技能。從而為其成為法律行業的成功者做準備；第二種職能就是要求法學院承擔一種對現行法律以及制度的缺陷進行改革探索的角色，其目的是賦予法學院歷史和社會使命。它主張通過系統科學地研究和分析現行法律以及采取比較研究其他國家的法律。從而指出目前現行法律的不足之處，為有關機關對法律實施和立法的完善提供智力支持功能。而國內有的學者則從微觀方面作為切入點，其主張法學教育以人為立足點。也有學者認為：學問為法律教育的基礎; 而道德是法學教育的高層次追求[4]。不管是立足何種理論來看待法學教育，都離不開政治話語權對現實法學教育的巨大作用。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民國時期的六法全書體系進行全面的否定。隨之也對法學教育進行相應管制。例如對法科學生進行報考和入學前思想政治上的審查作為前置措施等等。此時，受前蘇聯影響比較大。1978年是法學教育的分水嶺，隨著改革開放，西方一些法學教育理念和方式對傳統蘇式法學教育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例如伴隨德國刑法的犯罪構成三階層說等學術理論風行法學學術界，甚至涵蓋到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那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語境之下如何看待法學教育領域的變化。北大教授劉瑞復提出“讓馬克思主義占領法學教育陣地”一說?，F階段，法學教育存在理念甚至具體教學模式之爭。但法學教育有其自身發展規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以及與之對應的法學教育都是舶來品。但法治與法學教育都是根植在一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中的。法學教育避免不了“左右擺”的現象出現。目前法學教育需要的不是區分是本地還是外來，而是應更多考慮以什么樣的科學性的路徑去發展和規范法學教育。唯物辯證法律思維方法是在法治背景之下法學教育中貫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 同時，還通過結合現行的具體的專業理論去分析社會各方面的現象。這與傳統的法學教學模式有著本質的區分。傳統的法學教學模式往往側重的是以教師主動講解為主，學生被動聽為輔的模式。例如在對案例進行分析的時候，它并沒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而用單一的邏輯和堆砌事實進行形式上的結合。應用技術型院校的法學教育則重實踐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認為那樣，哲學家解釋世界是采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和思考范式，但這些不同之處所要考慮的問題都是圍繞如何改變世界。很明顯，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可以很好地鍛煉應用型院校的法律專業學生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應用可以為法學教育改革提供可行性的思路和借鑒。

一、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與傳統法學教育的區別

辯證唯物主義具有科學性和實踐性相結合的特點。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有利于建立具有本土特色法學教育?？梢哉f辯證唯物法律思維方法體現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特點，它目的是進一步加強法學理論在中國法治實踐中的應用。無疑是當代法學教育工作者所肩負的重大使命。因為人類文明的進步離不開法律作為一種調節工具所起到的作用。[5]而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應用則重的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角度來考慮法學教育的宗旨以及如何與中國當前實際相結合。正如哲學家艾思奇從哲學和社會學角度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劃時代的概念。因為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法律是伴隨經濟發展而產生相應變化的。但是，法律和宗教、哲學三者是有密切聯系的。在某種程度上，三者相互影響，共同對社會經濟基礎產生作用。雖然不能一概認為三者對經濟基礎產生的作用都是積極和促進的，但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都是離不開三者在促進方面所帶來的影響。[6]這就說明法學教育是不能脫離中國具體國情的，因為脫離了中國具體國情之下的法學教育實踐，更無從談起法學教育理論方面的完善以及創新。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點就是通過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的應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研究對象進行現實化。就現實而言，就是要使法學教育融合唯物辯證法律思維方法，進行三個面向。即指法學教學面向社會、法學教學面向生活、法學教學面向實際。這樣培養出來的法科學生能有效服務于法治中國的建設。法學教員在案例教學中如何運用唯物主義方法論從而透過迷亂的現象，使得學生能準確地把握事物的本質，進而解決社會生活中的法律糾紛。因為每個不同階段的社會都有其本身特有的主流社會意識。同樣，法學意識形態也是社會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所以法學教師在課堂上可以將社會意識性導入學生的思維鍛煉之中。從物質客觀性方面來分析，這也是法學教育實現方式的一種體現。法學理論本身就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意識性屬性。在法學教育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讓社會意識與法學理論在實踐中結合，從而使得學生清楚并明確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在社會實踐中僅僅是個中性的概念。只有辯證地認識到這點，我們才能“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7]法學教育對于中國法治建設的意義。當然這也是一個需要時間投入的過程。

二、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應用的意義

唯物辯證法律思維方法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的思維現實。唯物辯證思維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核心部分。在茨威格特·克茨看來，法律是一種清晰的思維，甚至參雜嚴密的專業訓練，并且可以通過透徹的表達從而達到練習修辭技巧這樣一個特定的領域?？梢哉f，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離不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樣，在法學教育中，法律思維方式鍛煉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思維導向。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之下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的思維探源和揭示。辯證法思想是辯證思維方法的思想現實。從哲學認識論層面來看，世界的客觀真理的揭示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是以唯物辯證法思想作為根本立足點。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特定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對法律起到決定作用，盡管資本主義宣稱法律是跨越階級意志的限制。[8]但從客觀來說，在法學教育中對于法律邏輯思維的重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將法律邏輯思維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脫離，這就會造成思維上的混亂甚至出現極端的片面認識?？梢?，辯證思維在法律邏輯思維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些高校法學教員在法學教學實踐中雖然認識到這點，但在實踐中卻往往走向極端，從而只選擇法律邏輯思維而忽略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或者降低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在法學教育中的作用。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就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的一個典范。那么接著就會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與法律邏輯思維是否具有一致性？有的學者認為兩者并無多大區分。但如果從兩者的內涵和外延來看，兩者是有明顯的區分。法律邏輯思維是一種客觀存在于法律語境范疇上的反映。而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不僅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更是一種客觀存在于思維的反映。從具體的反映角度中可以看出，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與法律邏輯思維是具有范圍屬性的共同之處。在人的主觀思維層次和方式上，法律邏輯思維更多是關注法律在人的主觀思維中的反映和作用，其側重的是從主觀方面去分析和研究問題。而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更多是具有辯證和唯物特性，其更多是從客觀層面去分析和認識問題，但也離不開從主觀角度進行問題的切入。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是包含法律邏輯思維，并且在是從最大的范圍去考慮。而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則從一般的認識發展的角度上去研究人類認識的思維規律，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提供思維方法論上的支持。如果把教師在課堂的角色作為衡量法學教育成敗的唯一因素，這種思維和對法科教師的定位避讓會導致現行法學教育諸多問題的出現。例如學生缺少課堂互動，甚至學生對教學內容的被動接受產生厭煩。這樣很容易忽略了法學教育的接受主體是學生，因為學生在整個法學教育中應當是基于中心地位。在教育學理論中，只有被教授主體對接受內容是基于主動和積極的，才會產生教與學的互動以及實現良好教學效果。這是一種客觀實在。如果一味要求法學教師對課堂的滿意度作為判斷標準，那么極容易對學生的創新性帶來負面的影響，因為學生在課堂中更多是考慮法學教師對課堂的感受而缺少自身對法律問題的思考，甚至會出現學生認為一旦自己的觀點與法學教師的觀點產生分歧就是錯誤的現象。因為學生往往將自己置于一個服從者的角色之中。這樣容易導致學生有一個這樣的思維定勢，就是若要獲得真理就必須清除自我思考和見解并期待教師把真理帶來。這樣就會使得學生失去探討真理的能力和勇氣。真理不是被帶來的，而需要自己主動去尋找，教師只不過是一個指路者。再說真理也是復雜和多元的，單靠一股力量難以全面發現和認識真正意義上真理[9]。一旦學生處于服從的角色，就導致了法學學生也不由自主地將用邏輯思維來代替辯證思維。另一方面，從教育學角度來看，法學教育本質上是一種抽象推理與具體事實結合的思維運行過程。例如法學教育是實踐應用，同時法學教育也是一種價值判斷。這些實務中的判斷和實踐應用都需要科學的方法論來指導，唯物辯證法律思維方法就是一種可靠并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論。這些都論證了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應用在法學教育的合理性。法律面對的是不斷發展向前的社會生活和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需要培養出來的法科學生必須是有著反對本本主義、反對教條主義，真正使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應用于現實生活，從而解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嚴密的邏輯推理過程。法律體系的完整性要求法學教員對法律體系本身有一個整體與局部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指導。法科教師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中的整體與局部的思維來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把握法律體系的整體與局部關系，以及普遍與特殊關系。這也是法律體系的內在美。而法律體系在外在方面層次錯落分明也是一種外在美。法律有自己一套完整的邏輯體系和結構體系。其體系內部所追求的是一種相互協調和諧境界，也包容不同多樣性特征。法律本身就是一種美的體現[10]。這就明顯看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所主導法律思維方式的鍛煉不僅僅是圍繞邏輯的構建，更多時候是對法律學習的本位回歸。并且法律思維方式在所有法律素養的要素之中處于一個關鍵地位。因此也可以這樣說，作為一個法律專業認識自身來說，具有怎么樣的法律思維方式，就會有以何種方式去處理案件以及分析案件的思維。法律專業人士之所以與一般公民在運用法律條文時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那是因為法律思維起著決定性作用。法律知識可以被視作為硬件，而法律思維方式則是一種軟件系統。只有兩者的完美配合，法律才是真正地起作用。[11]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的最明顯一點就是將學生置于一種綜合性思維模式之中，也就是說學生處于一個法律知識的法律邏輯思維方法以及實務的交融情景之中。這不但培養了法科學生的思維能力，并且能帶來更多實務操作經驗。在法學教育實踐中必須留意一個現象就是經驗主義個人化現象。但不能忽略的是，法律思維水平往往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經驗?？梢哉f“一個人的這類經驗越多，他的法律思維水平就可能越高?！盵12]因為在掌握的法律方法和理論知識大體相同情況之下，一個人對法律條文或者案例的看法以及分析很大程度受到實踐經驗和理論經驗的影響。這就很突出法學教育實踐中要求對法律方法的重視以及思維的鍛煉。只有站在維護法治的立場才有法律方法可言。法律方法離不開法治的根基，因此，運用到法律方法就要求從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案件事實從而尋找解決糾紛的路徑[13]。這些都說明了在高校的法學教育中對法律思維的鍛煉是教學的重要任務。也許會在法學教育實踐中遇到這樣的問題：不同教學方法可能會導致不同的思維立場。但是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卻可以避免法學教育陷入思維上的混亂不清。這種情況也會推動教學案例法進一步的發展。

三、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在案例教學中的應用

目前法學教育在實踐中側重案例教學法。而從法學案例教學法的淵源來看，案例教學法具有傳統的法學教育不能比擬的優勢。因為它將通過法學理論應用到具體某個實踐之中，可以說是從普遍性到特殊性的思維過渡。目前法學教育在實踐中側重案例教學法基礎上進行了改良和升級。2000年在美國的“21世紀的法律教育”主題研討會上，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安東尼·克郎曼教授針對法學教育的專業性和通識性這個問題認為：在現實生活之中法學專業的就業是一種多樣化的就業方式，不同法學學生在畢業之后所具有的個人際遇都是各不相同。多樣化的市場需求使得法學院的法學教育不僅僅做到知識和技能的傳承，更應該具有普遍的實用性，讓畢業后的法學院學生在面對多樣化、崗位時都能排上用場。至少在最近30多年來看，法學專業的學生就業方式和崗位都是多樣化，并且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因此，為了讓學生適應各種角色和位置，法學院在培養法學專業學生時候不得不考慮法律思維的傳承[14]。法律思維的教導離不開一定的刺激和導向。這種刺激最典型的就是運用了心理學效應中的滑梯困境效應理論。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一旦形成，當出現法律問題時，它自然所采取的一種思維習慣方式。應用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的一個典型就是滑梯困境教學方法。培養法律人所獨有的思維習慣是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的重心。法律人不但是擁有法律思維習慣的專業人士。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有利于法律人的特有性格的形成。法科學生對討論的課題的態度可以用一個模型來展示，并且這個模型類似孩子對滑梯興趣那樣。同樣的模型設計投放在法學教育課堂中就是：法學教師可以根據法科學生的好奇和興趣特性，借助于他們感興趣的活動達到探索法學原理以及鍛煉法律思維的目的，這就是以“滑梯效應”為核心的滑梯困境教學方法。這種發現、分析和評價理由類似在法學教育中就是教授學生獲得一種和諧的人格。它不是單單只教給學生一門專業技術知識。如果在法學教育中僅僅是圍繞技術知識的傳授那是遠遠不夠的。從功利主義角度來看，通過傳授法律專業技術知識雖然可以使得法科學生有效應對法律問題，但是，卻缺少了法律人的靈魂。如果一個法律人在現時社會生活中沒有追求法律的價值，沒有對人的權利的關懷，那么這樣的法律人如同解決問題的機械人一般，是沒有生命力，也不會有創造力。在法學教育中最不能忽略的就是法律人要借著法律教育得到對社會現實事物以及人類社會所追求價值的了解與覺悟。因為作為一個未來的法律人是理應對從屬于道德性質的美和善有親切的感覺，對法治社會有所期望和追求。因為只有對社會中個體的內心期望和疼苦有所了解，這樣才能在社會動機和關系上尋找到合適的距離[15]。法律語言可以為這種合適的關系在邏輯結構上以其嚴密和準確的書面文字來解釋其意義和范圍”。同時，它“因其適用范圍的特點——它關系到所調整對象對法律的認知，以及他的生命、財產、榮譽等物質的或精神的利益的得失——而在遣詞造句方面有著較高的要求，這就是準確且平實、簡潔且明晰、規范且統一，以及相對穩定?！盵16]滑梯困境教學方法的科學應用證明了良好法律的實踐需要法科學生的技巧性動力支撐。這也是法律道德之養成一種最好的體現?？梢哉f，職業技藝是最早來源師徒式，職業技能的訓練也是形成某種職業道德的基礎。職業道德是職業技能的訓練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形態體現，職業道德也會使得職業技能訓練走向更高級的階段，兩者是相互促進。在古今中外都有所體現兩者的作用。在中國古代就有匠人以授徒方式形成特有的職業道德；同樣，英美蘇格拉底教學方式都是運用到職業技能與職業道德的很好體現[17]。這些方式同樣對案例教學在傳授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上的提高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對目前的法學教育理念產生一些新的影響。

四、對現有法學教育理念的完善

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在教學實踐的應用。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法學教育，則不僅僅包括法學理論知識的本土化，也包括法學研究對象的現實化和路徑方法的多元化。這種教學理念與傳統教育理念是有一定技術層面的差別。而且，法學教育離不開社會秩序服務。法學教育從根本上講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教育，伴隨很強的階級性。因此法學教師必須揭示法學實質，在法學課堂中也有必要讓學生對一些西方法學理論中“普世法學”理論有意識形態和科學上的認識。這樣可以提高學生的思辯能力。例如普世法學理論中的平等也有其局限性和歷史性制約，因為平等原則又由于被限制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筆勾銷了。在資本主義特有的體制之下，法律上的平等實質是對不平等的維護。這種維護就是在保障資本在社會上的優勢地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平等原則的本質就是一種在富人和窮人之間有著不平等的鴻溝的前提下來談論的平等。因此也可以這樣認為:在名義上把不平等叫平等。[18]但不能因此錯誤地引導法學學生得出否定法治的結論，反而更讓學生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不是一般地否定社會主義法治，而是對每個特定國家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法治思想中的進步的、民主的和合理的精華采取了批判繼承的態度，主張：“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經”[19]。并且有相當一部分是人類在法學學科發展的歷史上的燦爛成果。但同時又也有很多掩飾后來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統治的法學教育理念。有一些對社會產生積極推動作用的理念會逐漸發展而成的新傳統，其特有對法學領域的認識論和自然法哲學也會在政治信仰方面作用于現代社會，而且主導了現代民主以及政治文明?！皫缀跛械恼魏头伤枷攵际抢硇灾髁x或近理性主義的”[20]?，F行的目前鼓吹的“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種政體一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一種偽善?！盵21]這些法學教育理念不應該被照搬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中來。目前有一些極端化和片面化法學教育理念思潮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而進入了大學的法學教育課堂上，甚至有些法學教學人員認為采取一些極端的教學理念，例如只有通過無情批判現有的體制以及法學教育才能使得課堂充滿活力。這樣的教學理念是很容易導致法科學生在接受法學教育時先試圖抹去其“階級”和“目前”的色彩的錯誤狀態。資產階級的法學實質不會隨著各種流派的百家爭鳴而改變。法學教育中也不應該從根本上回避資產階級統治的實質。同時也要明確社會主義法治是根植歷史事實和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因為在 1886年，恩格斯在圍繞“社會主義特征”這個命題時認為：“我們對于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盵22]因此，可以說辯證唯物主義法律思維方法的應用就是對法學教育教學理念上的完善。

總之，“國運興，則法治興，法學教育亦興; 法學教育興，法治興，則國運更興?！盵23]但在高校法學教育實踐中，極容易產生某一種法學教育方式的理論崇拜。從而形成某種法學教育方式與法學教育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并且在結合過程中會在某種法學教育方式主導下形成法學教育理論的霸權。一旦這種法學教育理論成為法學教育實踐中無形的霸權，那必然會成為左右和裁決一切中國法學教育方式以及教育理念的標準。這也是與法治的要求相違背的，因為“法治的真實含義就是對一切政體下的權力都有所限制”[24]。同質而言，如果這種教育理論獲得了法學教育體制的強制性力量，形成與法學教育體制的一體化，就極容易使得這樣的法學教育理論霸權得以獲取某種正當的強制作用。這種法學教育理論霸權現象在教育領域極容易產生完全的排他性效果，從而使它比教育領域的教條主義的危害更大更深遠。在教育學角度來看，法學教育不僅是一門學問，更是具有開放功能的有機系統，所以可以在因材施教基礎之上嘗試不同的方法。但法學教育不能離開為法治服務這一條主線。人們總是“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權”[25]以便保障公權力正確和積極行使。因此，將唯物辯證法律思維方法應用到高校法學教育實踐之中，不但是對法學教育體制上的創新，還可以產生比教育自身更深遠的意義。因為唯物辯證主義法律思維方法在法學教育中的應用，不僅取決于其在政治性質層面的地位，關鍵還在于推動中國法治理念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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