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國人之內曜”:魯迅文學的美育價值

葉繼奮

(寧波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精神世界的不斷完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由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這個問題在當下顯得特別突出?？旃澴嗟纳钆c繁雜的日常事務,使人忽視自我反省致使內部世界日漸荒蕪；日趨激烈的競爭與互聯網帶來的生活方式,使人與人之間失去應有的聯系和關愛而疏遠冷漠；世俗生活的盛宴以及一己情欲的過度渲染,使人沉湎其中而意志消沉松懈疲軟。魯迅文學在現代人精神世界的構建中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和作用。早在20世紀初,魯迅就關注人類歷史轉型時刻的精神建設問題,預見到物質至上可能給人類帶來精神毀滅的惡果,擔憂“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歷世精神,不百年而具盡矣”。[1]54魯迅將中國人的生存境遇與精神變異作為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重視美育對于人的內部世界建設的重要作用,對藝術的審美功能有過深入研究,認為藝術真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2]52。魯迅的文學創作是其美學思想的具體實踐,它以獨特的美感作用于人的心靈,能“發國人之內曜”[2]27,并以每個中國人煥發的精神之光凝聚成民族之火。魯迅文學在構建當代人精神世界方面蘊含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具有極其重要的美育價值。

一、靈魂之真:嚴肅純潔的內部生活

人的存在和意義是重要的哲學問題。雅思貝爾斯認為,“作為真正的人活著,其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內省他自己,對自己進行哲學思維”。魯迅關注有關人的存在和意義、道德和人性等重大問題,重視人的內部世界建設,認為“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1]57,“故病中國今日之擾攘者,則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魯迅所謂真的“人”,即具有“白心”者,“奧古斯丁也,托爾斯泰也,約翰盧騷也,偉哉其自懺之書,心聲之洋溢者也”。他們剖白內心直視靈魂,煥發自我精神之光耀,使得“人生之意義庶幾明,而個性亦不至于沉淪于濁水”[2]29。事實上,人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熙熙攘攘的日常事務中忙碌周旋,很容易沉淪于非本真狀態,經常就人生重大問題與自己的靈魂對話,可以從凡庸世俗中暫時超脫出來,并借此確立心靈準則和生活目標。這種帶有哲學性質的深度思考,賦予人以尊嚴和高貴的品質。有關人的存在和意義的靈魂對話,在魯迅小說中是借助“復調”的藝術形式展開的,其主要策略是虛構一個隨時存在的敘事者“我”,將主體由完整的實體分裂為幾個不同的自我,“通過幾個不同的自我之間的對話、審視、反思,來探究自我、把握自我、揭示自我的深層結構”[3]?！对诰茦巧稀分饕菙⑹抡摺拔摇迸c主人公的對話?！拔摇钡淖饔貌粌H在于敘述事件,同時還是個重要的“在場者”。雖然“我”的態度沉靜內斂,并沒有在言行上表現出與主人公思想的明顯對峙,但“我”通過客觀打量和追問質疑對主人公造成無形壓力,致使主人公不得不反躬自省。在《孤獨者》中,“我”和魏連殳之間構成潛對話,反映出人物靈魂中“形我”與“心我”“真我”與“假我”的分裂和掙扎。由靈魂雙音構成的內在主體間性以及由此產生的藝術張力,能對讀者產生強烈的心靈震撼?！兑安荨分杏胁簧僮髌芬渤錆M著靈魂對話,它在揭示人物心理深層結構的同時,也反映了魯迅彷徨時期思想和情感的復雜矛盾。

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邊緣情境”是包圍人類生存的一個灰心喪氣的“定在”。它使人蝸居其中,失去意義和追求而終至毀滅。然而,毀滅與新生俱在,關鍵取決于人的態度。人之所以能突破它戰勝它,依靠的是主體的自由意志:“人可以通過自我選擇,自我超越達到‘自由’的境界?！彼那疤崾恰叭吮仨毷紫纫庾R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只有意識到現實世界的荒謬性和自我存在的無意義,人才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本質,走上自由之路”。[4]魯迅彷徨時期的作品出現了“告別”主題。所謂“告別”,是指人的精神時刻處在生與死的交替中,人通過“告別”以獲得死后重生?！案鎰e”是主體自我對話之后的必然選擇。作品在寫作手法上呈現出規律性特征:先對兩種截然相反的存在狀態進行審視比照,繼而以自由意志作出選擇,最終告別無意義現實而堅定地走向意義世界。散文詩《野草》和小說《狂人日記》《在酒樓上》《孤獨者》等都鮮明地呈現出這一深刻主題?！兑安荨分小肚笃蛘摺氛故玖送幱诨野殿j敗的境遇中“我”與孩子截然兩樣的生存態度:“我不布施,我但居布施之上,給予煩膩,疑心,憎惡?！痹凇皟鰷纭焙汀盁辍钡膬呻y境地中,“死火”堅定地選擇了“燒完”,死而復燃的生命之火煥發出紅彗星般的璀璨光芒?！队暗母鎰e》是對“形影不離”說的一種反動。影子對自己的附著體“形”的“告別”蘊含著形與影、靈與肉、現在與過去、高尚與卑鄙、進取與墮落等訣別的豐富內涵?！兑安荨ゎ}辭》充滿了生與死、虛無與實有、光明與黑暗、存在與毀滅、過去與未來、痛苦與歡樂的哲學思辨,洋溢著辭舊迎新的坦然與歡欣,展示著通透澄澈的生命境界。小說《長明燈》中的“瘋子”與“狂人”是富有存在論意義層面意味的藝術典型,包含著魯迅特定時期的人生思考。瘋子的出身以及發狂、被騙、被治愈的經歷與狂人無異,所不同的是他再度“發病”。盡管他喜劇性地被關進了自己為拯救世人而竭力要燒毀的社廟,無奈地生存在一個崇高者被褻瀆、被玩耍、被遺忘的孤獨境地,但他終于從“候補”的沉淪中超脫出來,他不再“回去”。他發出了“我放火”的強烈心聲。這既是對挺立在地面上的封建社廟的破毀,也是對自我絕望的猛烈震蕩!瘋子是狂人的死后重生?！对诰茦巧稀?“我”與呂緯甫經過一番交談之后,“我”堅定地與沒有“以后”、“模模糊糊,敷敷衍衍”度日的呂緯甫分道揚鑣?！豆陋氄摺分小跋略帷眱x式則蘊含著魯迅在生死轉換方面的深度思考:魏連殳的“活”使“我”認識到什么是雖生猶死,而魏連殳的“死”則使“我”獲得了重生的快樂。小說強烈地表達了人對自身沉淪的無比憎厭,是對人自我的本性回歸和靈魂救贖。小說所具有的理性思辨,使它超越了社會學闡釋和道德訓誨的層面,進而呈現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方面的哲學啟示。

在宗教意義上,“死亡是波及整個生命的現象。我們的生命充滿著死亡。生命是不斷的死亡,是對一切方面的終點的體驗,是永恒對時間的不斷的審判。生命是同死亡的不斷斗爭,是人的身體和靈魂的局部死亡。我們生命內部的死亡是由于不可能在時間和空間中容納完滿而造成的。時間和空間是能夠帶來死亡的,它們所導致的分裂就是對死亡的局部體驗。當人的感情在時間中消失的時候,這就是對死亡的體驗”[5]。人生的不完美無可避免地存在于生命之中,追求完美的天性促使人類自覺地向它告別,這就不可避免地在我們的生命中產生了痛苦而又愉悅的死亡感。只有直面死,學會死,才能得到生,得到永恒。它賦予人的生存以形而上智慧,使人類載著不滿足的精神之舟駛向理想彼岸。魯迅的許多篇小說反復出現了哲學意義上的生死輪回。與其說它呈現了魯迅躁動不安的詩性靈魂,毋寧說在這顆激揚活躍的靈魂里,我們深感到人自身對純潔和完美永不停息的追求。

二、人性之善:普遍聯系的心靈原則

“創作總根于愛?！睂枢l的記憶表象和情緒體驗是魯迅文學的創作源泉,它流淌著善良、真摯和悲憫的人性暖流。他所寫的都是他曾經親歷的,他筆下的人物都是他熟稔于心的。他寫家里的長工保姆、世家故友以及鄉鄰同學,他聽得懂他們的每一聲嘆息。在他的記憶中,故鄉蒙著一層由敗落、沉淪、災禍、夭折、喪葬等苦難織成的灰霾。炮烙一般的創傷性記憶,深秋落葉般的往事和細節,在靈魂深處發酵釀成藝術之酒,那厚樸甘醇之味浸入心靈漸漸發散以至產生強烈震撼,你無法抗拒那滲透在字里行間的情感力量。正如高爾基所言:“一個大師不僅應該熟悉他的材料,而且還應該熱愛自己的材料,更準確地說還應該欣賞他的材料。因為唯其對材料懷有這么深厚的欣賞和熱愛,他才會進入到這個世界,從中獲得那不僅深刻,而且細微、獨特的發現?！?/p>

魯迅不但冷峻地再現了人類生命的生存本相,而且他在呈現這些生命困境的同時,表現了人類生命的尊嚴和力量。究其根底,這種生命的尊嚴和力量源自偉大的悲憫。魯迅發現,“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的人像中國人這樣遭受無窮盡的不幸。這使魯迅在面對這個民族時滿懷著太多的悲憫。悲憫是魯迅的愛的底色。過于豐盛的悲憫使他沒有辦法像其他人一樣安然度日,悲憫迫使他要為改變這個民族太多的不幸做點什么”[6]。葛賽爾認為與維克多·雨果一樣,羅丹“在詩中傾訴個人的悲歡,他歌唱嬰兒搖籃邊的母親,女兒墳上的父親,幸福的紀念物前面的情人”,他是繼維克多·雨果之后,“表現了最幽深、最奧秘的心靈”的雕塑家。[7]魯迅忠實于心靈深處的鄉土記憶,他動情地書寫那些卑微到沒有姓名的農夫、船工、村婦、保姆,以及他們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不幸命運。他們的生命像螻蟻一樣短暫,像枯草一樣低賤。他們像牲口一樣勞作,像奴隸一樣受人擺布。同尼采一樣,魯迅希望人類走過了由蟲豸變為人的道路之后,能夠超過動物,跨越深淵,走向更高的文明。但與之不同的是,尼采心儀的超人是意志和力量的化身,在他看來“憐憫”是“最大的危險”。而魯迅卻毫不吝惜自己的情愛,他的筆端充盈著與底層人感同身受的飽滿情愫——那是感傷和仁慈?！跋褚磺袀ゴ蟮男撵`一樣,托爾斯泰時時為人類的苦難而憂傷”,稍有不同的是,魯迅的人道情懷里刪去了基督教式的忍從與緘默,增添了為改變民族苦難命運所必需的激奮與吶喊。

魯迅給予了最大悲憫的是女性和孩子。這首先因為女性與孩子標志著人類生命孕育、繁衍與生長的最古老而本質的關系,是文學藝術母題中的母題；其次,她們又是中國封建等級文化最大的受害者。對女性和孩子題材,歐洲藝術家的表現各有不同。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畫家拉斐爾《美麗的女園丁》《金翅雀圣母》等畫作中,牧歌情調的大自然,可愛的孩子在慈愛的圣母膝旁嬉戲,有著天國仙界特有的和平、安寧和恬靜。在19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筆下,則更多地表現出貴族家庭安逸富足的倫理生活。美麗的花園,明媚的春色,年輕漂亮的母親與伶俐可愛的女兒依偎在一起,一派其樂融融甜美閑適的情調。魯迅熱愛美術,也熟諳美術之道,20世紀德國女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曾引起過他的高度關注,他把珂勒惠支介紹到中國,并特地寫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一文。他十分推崇《凱綏·珂勒惠支作品集》,認為“只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扎,聯合和奮起”。他借了日本批評家永田一修的話來說明,認為珂勒惠支并非“只覺得題材有趣,來畫下層世界的；她因為被周圍的悲慘生活所動,所以非畫不可,這是對于榨取人類者的無窮的‘憤怒’”。[8]487-488由于“五四”新文化時期對婦孺問題普遍關注的時代氛圍,以及魯迅對于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洞悉和現實人生的印象與體驗等因素,他也創作了大量以中國母親與孩子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散文和小說比較經典的有《明天》《藥》《祝?！贰对诰茦巧稀贰秱拧贰额j敗線的顫動》《阿長與〈山海經〉》等篇。在這些作品中,他寫很多的村姑寡婦,寫與她們命運相關的婚戀悲劇,以及她們枯萎的生命與無奈的嘆息。他寫孩子們如何在無愛和病態的環境中受到傷害而終遭夭折。他要給出一個答案:為什么中國人的生存是如此貧乏和困頓？在這些作品里,沒有天國的光輝與田園的牧歌,沒有夜鶯與小夜曲,沒有孩子的俏皮與嬉鬧,進入讀者眼中的是:稚嫩的春芽在冷峭的寒風中萎落,嬌艷的花苞未及綻放而凋零……從而使讀者強烈地感受到作者抱以始終的博大的悲憫情懷。作者不屑涂飾瑰麗華彩的色調,只用素淡的筆墨和簡練的線條勾勒故事輪廓,而文本深層卻有著細膩而清晰的情感肌理。在無愛的人間,美麗善良的女性和孩子的生命走向寂滅和死亡。它在激起人們對“為死亡所捕獲”的“人間摯愛者”的無限感傷和悲憫的同時,也激發起人們抗爭苦難爭取新生的信念和力量。在小說《兔和貓》等作品中,魯迅也將憐憫之情灑向幼小生靈,從人性深處折射出來的正是魯迅文學的深沉美感。

魯迅渴望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同情。魯迅思想鋒芒的銳利自有公認,但他對朋友一向真誠摯愛,體現出人性的綿軟和溫厚。他寫過許多追憶師長故友的悼文,從他擇友的標準不難看出他自己的為人準則:藤野先生的溫厚,范愛農的耿介,韋素園的認真,劉半農的清淺等,在個性各異中共同閃現著人性之善。在小說《社戲》中,平橋村是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鄉土樂園,村民們的人性如同兒童剛從原始的自然中分娩出來的生命一樣樸素單純?！叭诵缘膯渭儊碜宰匀弧盵9],但社會的作用往往使人失去單純的人性,魯迅是身處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仍然保存單純天性的詩人。他用心表現和召喚那正在逐漸消失或已經逝去的美好人性,借此穿透筑在人與人之間厚重的等級障壁,達到人心相呼應相溝通的美好境界。這是一切精神偉人終生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人類為之向往并終將實現的文明目標。

魯迅將對人性之善的追求建立在對勢利涼薄等人性之惡批判的基礎上。在《社戲》中,作者以“城里的戲”和“鄉下的戲”相比照來表達理想人性。在其他作品中,他設計了咸亨酒店、華氏茶館等特殊的社會文化空間,用來展示人性的基本事實,生活空間也由紹興鄉鎮延伸拓展到了北京、上海等首善之城和繁華都市,《阿金》即是其中一例。他同時也展示了大革命動蕩時期偏僻鄉村特有的人際關系,小說《風波》對人情的涼薄以及散沙一般的生態樣式作了生動精細的表現,是其中典型之作。此外,還采取了精致凝練的小品樣式,如《狗的駁詰》以人犬對話形式諷刺勢利小人。小說《示眾》則以“看——被看”抽象的敘事模式表達深刻的文明批評。魯迅一生最感寂寞和痛恨的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不相通?！皹窍乱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有船上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盵10]555魯迅在呼喚人心相通的同時建立了人類普遍聯系的心靈原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盵8]624

三、崇高之美:剛健雄偉的精神骨力

優美對象無論是色彩、聲音、空間造型等,都能直接引起人的愉快而純粹的美感。從價值論角度而言,人生的“平衡是暫時的,矛盾沖突卻是永恒的；但人的生命卻追求平衡,渴望和諧。這體現在審美中,就是賦予瞬間的和諧自由以永恒的價值。因此,優美成為一切審美形態的基本價值尺度”[11]。然而單一的優美則有可能導致主體精神的平庸萎靡。完整的美育應該體現優美與崇高的雙重屬性,這樣才能使人的天性獲得完全的生長與發展。優美與崇高在建構理想人格方面缺一不可。與優美直接從人所觀照的對象中獲得的纖秀柔媚的美感不同,崇高由于客體數量、體積、形態和力量等方面的無比龐大而與主體發生沖突,使主體產生恐懼感,在經歷了瞬間生命力的阻滯之后產生心靈的抗拒和超越的沖動,激發起主體更加強大的生命力的噴射,繼而獲得一種崇高感。如康德所言,崇高感源于“通過道德的原則克服了感性世界的阻礙”而證明了自己人格的崇高。崇高感具有一種擴展胸懷,磨礪意志,激發力量,承受苦難,提升人生境界的作用,使人“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世,以趣無限絕對之至上者”[2]29。崇高感“使得美育超越了藝術教育的局限擴展到了整個自然和社會人生的領域,從而使審美與人生趨向統一”[12]。崇高感的培養對中國人尤為重要。由于長期以儒家為代表的父權意識的統治,“加上儒道佛這三種在中國古代位居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里所具有的女性偏向,使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氣質、性格仍保留著深層的女性底蘊”[13],由此形成了中國人含蓄內斂、中庸保守、陰柔謙和的傳統氣質。應該清醒地認識到,21世紀日益頻繁的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對話所帶來的不只是和諧,還包括因文化的差異和不平等形成對民族的狹隘性和局限性的沖擊力。只有改善國民的思維方式、性格氣質及審美趣味,才能迅速融入人類的文明對話。

對往昔美好的珍藏與吟唱是魯迅文學的題中之義。從美學角度而言,這些作品屬于優美范疇,其主要特征是秀美和諧。但從總體而言,悲涼崇高則是魯迅文學更為重要而獨特的美學特征,“在審美感受上,強調了現代人在紛繁、激烈的社會和人生動蕩中,那種痛苦與愉悅、自由與焦灼、束縛與解放等對立的、復雜的情感混合之感受和生命之體驗。在審美本質內涵上,突出‘對立’‘崇高’所反映的近現代社會人與對象之間的矛盾,呈現出近現代以‘力’、‘悲壯’、‘悲涼’和‘孤獨’為特征的審美走向”[14]。魯迅在作品中很少描寫自然景物,即使偶有出現,也絕非柔婉甜膩之趣味。他所選擇的物象,更多的是烏鴉惡鳥而非夜鶯黃鸝；不是春二三月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而是“毫不以深冬為意”的傲霜斗雪的老梅及“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的“憤怒且傲慢”的山茶花；他寫已然遍體鱗傷卻仍“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的棗樹；他寫朔方的雪伴著旋風,蓬勃地奮飛、旋轉而且升騰,“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他在寂寥無邊的荒原吶喊,那是被困于鐵屋子中不得解放的人從靈魂深處發出的狂呼；他感覺“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那是現代人掙脫孤獨纏繞之后的沉重喘息和慶賀新生的粗獷放歌。他的人生態度是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著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10]4他聽從“前面的聲音”的召喚,在風雪中“走”,在月光下“走”,在無路之路“走”?！白摺笔侨说淖杂梢庵緦ψ晕液兔\的決絕與抗拒,是魯迅的哲學和宗教。魯迅贊美雖身處困厄之境,仍堅持為真理和正義抗爭鏖戰的英雄,瘋子、夏瑜、眉間尺等藝術形象都具有堅毅不屈的精神及充沛旺盛的斗志,在他們身上散發著倫理力量之光。魯迅毫不畏懼苦難、孤獨、絕望和死亡,他直接進入人的心靈世界,大膽抒寫現代人的喧囂和躁動,字里行間蒸騰著生命的血氣和熱量,其激昂張揚酣暢淋漓的風格,與安詳平和悠遠靜穆的傳統趣味迥然相悖,從而形成了崇高悲涼的現代美學風格。魯迅文學所特有的“力之美”,足以“構成對中國人心靈的猛烈閃擊”[15]。

魯迅文學具有深沉的憂患意識與不辱使命的擔當勇氣，深刻的孤獨意識及超越凡庸的先行者智慧，對人的命運及人生終極意義的探索精神，對絕望人生的徹悟與奮力反抗的生命熱情……魯迅在表現人生苦難的同時自己也處在精神煉獄之中。他無情地解剖自己的靈魂,無私地釋放自己的生命能量,以強大的意志力超越苦難,堅定地行進在廣袤無際的荒原上,成為羅曼·羅蘭所稱的“只是靠心靈而偉大的”的強有力的英勇隊伍里的一員。魯迅文學所具有的崇高美感,對構建現代中國人的健全人格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生存于世俗化社會中的當代人,幾乎被瑣屑平庸的日常生活所吞噬。那是一種不為人知的無形的精神銹蝕,意志日益磨損，身心脆弱無力,既缺乏對淺薄卑俗自覺抵抗的敏銳感覺,更缺乏對挫折的承受力和遠大的理想追求?，F代人的靈魂需要注入剛健雄偉的崇高之力以作精神支撐。魯迅文學使人開闊胸襟,激揚精神,充實內心,深化人生意義,更新審美趣味,從而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席勒曾辯證地論述了美和崇高對人的精神所產生的重要作用:“假如沒有崇高,美就會使我們忘記自己的尊嚴。我們被接連不斷的快感弄得虛弱松懈,就會喪失性格的朝氣蓬勃,而且我們被存在的這種偶然形式緊緊縛住,我們永恒的使命和我們真正的祖國就會在眼前消逝。只有崇高與美結合起來,而且同等程度地培養我們對二者的敏感性時,我們才是自然的完美公民,因而不會是自然的奴隸,也就不會在只能靠理性而不能靠感性來認識世界中喪失公民權?！盵16]這真是極富見地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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