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戈夫曼①

[英]彼得·蘭特,[英]奈杰爾·沃伯頓,席志武 譯

(1.英國萊斯特大學 媒體與傳播系,英國 萊斯特；2.英國開放大學 哲學系,英國 凱恩斯；3.南昌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沃伯頓:彼得·蘭特,歡迎來到Social Science Bites?、诖舜卧L談來源于Social Science Bites,時間是2015年2月25日,訪談人是英國開放大學講師奈杰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接受訪談的學者是英國社會心理學家、萊斯特大學媒體與傳播學教授彼得·蘭特(Peter Lunt),他具體探討了自己對于戈夫曼文集的研究,特別是戈夫曼如何以“人種學者的眼光”深入到許多論題當中。本文翻譯得到彼得·蘭特本人授權。

蘭特:你好！

沃伯頓:今天我們要談論的話題是埃爾文·戈夫曼。戈夫曼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社會科學家。能不能先請您介紹一下他以及他所生活的年代？

蘭特:好的,他是一位社會學家,他的著作寫于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他涉獵的范圍很廣,但是他幾乎總是集中于我們所謂的微觀社會學(micro-sociology),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細節。

沃伯頓:他最有名的書可能就是那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書名似乎有點用詞不當。

蘭特:是的,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一個想法。也許它不應該稱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presentation),而應該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現”(performance)?！叭粘Ｉ钪械淖晕页尸F”這一概念似乎意味著,在我們進入社會之前,有一個自我(self),然后通過社會生活來陳述或表達。事實上,這不是他的觀點。他的觀點是,社會的自我(social self)是通過社交來形成,要點在于自我和社會之間的關系。

沃伯頓:他關注的是一種人類交往的戲劇性(drama),即我們的日常交往,每個人幾乎就像演員一樣在扮演著不同角色。

蘭特:嗯,我認為最好把它看成是一個比喻。它解釋了我們日常生活中規定的交往方式,如果你只是聽人說話,這很難理解交往的意義和秩序。因此,我認為戈夫曼有一種非常明顯的民族志眼光,他進入到許多不同的情境之中,與人交往,參與到人們之間,并嘗試著發現和了解社交背后的潛在形式與秩序。

沃伯頓:您能否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他做的這些工作？

蘭特:好的,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戈夫曼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也有記述,彼時他正攻讀博士學位。在蘇格蘭北部的一個小島上,他坐在酒店的吧臺里,正傾聽著接待員和一些進入酒店的客人之間的交流。接待員必須解釋客人的預訂出了問題,或者他們訂錯了房間?！攴蚵鼘@些場合感興趣,看接待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社交問題。他觀察到,接待員使用了一系列技術手段(techniques),戈夫曼認為這與我們在哄騙之中(in cons)使用的技術非常相似。當一個騙子要騙人家的錢,這時就會有另一個人走出來勸說那些被騙的人,沒錯,他們可做的并不多,但是他們必須靠這類事情營生,這種事情,戈夫曼給了一個精彩的表述:“平息的記號”(cooling the mark)。他開始明白,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使用這樣的技術來平息人們的情緒,或者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談話中就有這樣的情況。這就是戈夫曼所觀察到的,接待員試圖轉移客人的注意力,與此同時又讓客人接受,他們將不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房間。這一欺騙是騙子所有騙術中的一種,這讓戈夫曼感到頗有興味。他開始思考,騙術怎樣才能跨越復雜多樣的社會狀況并有著如此不同的意義。這可能會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也讓戈夫曼冒出類似的想法,即在明顯復雜的日常社交之中,有某種組織交往的形式或方法。

沃伯頓:這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他怎么去理解這些形式呢？

蘭特:戈夫曼當時正在芝加哥攻讀博士學位,芝加哥學派有一個進入社會學的方法,那就是民族志。戈夫曼在這樣一個非城市(nonurban)的環境下,仍然堅持那些民族志的原則。他每天基本上就是在閑逛,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他在一個鄉下社區閑逛,他只是在尋找模式,尋找共同點,他在尋找人們使其互動產生意義的管理方式,而且是合理有序地產生出來。戈夫曼這一觀念受到了一系列理論家的影響,主要是西美爾(Simmel)。這些理論家都受到現代生活觀念的吸引,現代生活的特點是一種充滿活力和混亂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中的個人任務,就是通過自己的行動以及自己與他人的互動來構成某種秩序。因此,戈夫曼腦子里有一套想法在活躍,他將自己置于民族志的情境之下,通過觀察,他發現了某種比喻的特定方式,去理解我們可能會規定社會生活的方式。

沃伯頓:戲劇的比喻是來自莎士比亞的一個觀念:“世界就是一個舞臺”(All the world’s a stage),這是不是給了戈夫曼一套理解人類互動的術語和框架？

蘭特:確實是。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觀念,它捕捉到一些我們都直觀認識到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在表演(performing),一定意義上說,我們自己都是被表演的。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去理解什么比喻是在許多層面都能起作用的。戈夫曼的想法是可以通過參照劇院去理解日常生活,劇院讓我們了解如何去組織表演。所以,為了組織表演,必須有一個場所,一個場合；必須有一個表演的開始和結束；必須有道具、一個能發揮表演的物理環境；必須要有角色、燈光,必須有很多包括材料的和非材料的東西,全部組織在一起。戈夫曼意識到,這是專業劇院的一種延伸或強化以及專業化,它們正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當然,沒有真正的劇院來進行我們的表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現場表演,它更像是臨時劇院。所以戈夫曼開始對這些技術感興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與戲劇中使用的技術相當的東西？例如,窗簾的開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因為它告訴我們,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這個境界就是幻想之境,是我們能夠創造性地反映生活的地方,在那里我們將繼續表演,暫停我們正常的玩世不恭和游移不定。戈夫曼開始明白,我們在日常生活的表演也是以類似的方式來制定。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得不開始表演,因此我們舉行一個晚宴,在門口迎接來客,設立晚宴作為表演的空間,與此同時,構建專業性劇院的出演方式。

沃伯頓:我喜歡他采用劇院后臺(backstage in the theatre)這一概念的方式,并將其應用于生活的其他方面。

蘭特:對,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他把這些經過專業化管理和制度化結構的東西放入劇場進行考量,同時在尋求我們日常生活中建構自己互動的方式。他認為,日常生活是按照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界限來規定的,而且這兩者之間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關系,尤其是關于自我(the self)的概念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自我分為一個自我(私人的自我,我們內部世界的自我)和公共的自我(我們表現我們自己)。這非常有趣,因為戈夫曼通過這個開始認為,社會思想的根本分類方式就是社會在管理公共與私人之間的組織關系,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反映和構建的東西。他開始認為,在西美爾的著作中有一個“突現”(emergence)的概念,關乎兩者平行的關系,那就是:公共和私人對于日常生活來說至關重要,對于制度生活來說也同樣重要。

沃伯頓:戈夫曼在研究方法上非常不尋常,在這種方法中,他不是作為另一個文化的觀察者,而是實質性地參與到自身的文化之中,他正是這樣進入到精神病院從事學術研究。

蘭特:是的,沒錯。他早期的著作非常注重日常生活,對一些制度背景,主要是著眼于工作環境。戈夫曼基本上是在考慮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環境,他的興趣點在于,人們構建自己生活環境的能力,通過社交來建構自己。在這方面,有一個貫穿戈夫曼著作的主題,那就是隱藏的規范性議程(也有人說不是隱藏的),它以某種方式來支持美國的自由主義。自由社會是一個可以通過與同輩之間的互動來建構自己并獲得生存空間的社會。在那里,機構,進一步說是健康的機構,將允許從人類能力到構成秩序的各種可能性。因此,秩序和制度性秩序,將是從人類互動品質中出現的秩序。他非常感興趣的是通過觀察一個公共機構來測試這一觀念,一個擺脫上述品質的例子,那就是:精神病院。

沃伯頓:現在,精神病院的個人表現受到特殊的壓力。戈夫曼有了第一手的切身經驗。

蘭特:是的,他確實做了第一手的研究,非常出色。他愿意潛下心來做民族志研究。他在那里待了有九個月到一年的時間,每天基本上是在病房里,他是踏踏實實地做民族志的,我認為他是從同住者(inmates)的視角來完成他那本了不起的著作《精神病院》(Asylums)的。如果我們將社會制度的概念看成是對個人建構自身的各種限制的話——這正是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的關注點,他現在喜歡通過尋找極端的例子來測試自己的理論,這些極端的情況幾乎非常困難,就像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以及其他著作中所關注的那些。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限制和控制,人們通過社交來構建自身也是非常困難的。他在《精神病院》中闡述得非常清楚,當他談到個人被允許進入精神病院時,這個過程就是毀滅(annihilate)自身的一種嘗試。通常這個人的衣服要被脫掉,他們采取了一整套官僚程序,當你進入這個機構時,有一種與日常生活的距離正在拉開。

沃伯頓:所以,當你進入醫院,你就失去了你過去所習以為常的角色道具？

蘭特:沒錯,什么都會給你清楚地說明,“你沒有自由”是這個自由民主社會的自由的一部分。戈夫曼對此非常感興趣,對戈夫曼而言還有一個議程,那就是憂慮自由社會的可能性,他顯然對此是十分珍視的。因此,他的關切是制度形式是否會限制個人自由,他基本上選擇了一個很好的測試文本。人們怎樣才能夠像人一樣地繼續生活,對戈夫曼來說,他的著作中再次出現了另一個規范性概念:一個人意味著什么。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基本的倫理,一個人可能通過與社會中其他人的自由互動,在社會上實現自己的潛力,如果社會限制并阻止了這種可能性,那么人們就不能意識到自己?，F在,如果我們回溯到“突現”的概念,就有了一個更廣泛的常規性關切,“好社會”(good society)無法自動形成,因為“好社會”的命脈是由人們自由地交往而“突現”的一種機構。

沃伯頓:所以,你是否認為這些機構,即戈夫曼所謂的“整體機構”(total institutions),就如精神病院或寄宿學?！抢镎也坏胶唵蔚暮笈_,也失去了許多創設自己身份的道具——它們正在走向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蘭特:我覺得戈夫曼不會用這樣的詞,但是我很確定這是他的議題,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要對極權主義社會發表評論,他試圖說一些更為微妙的內容,就是現代社會走向極權主義的傾向,極權主義對應于他的微觀社會學,就是微觀的極權主義(micro- totalitarianism)。

沃伯頓:我們一直在談論戈夫曼人類互動的戲劇化表述。這不是他對社會的定論之語,對嗎？

蘭特:不,不是。這部分地來自于他不只是運用戲劇比喻的事實。在他早期關于社交的著作中,他使用了另外兩個比喻,其中一個就是儀式(ritual)的概念?，F在,儀式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有,他的戲劇作品中還有一些涉及儀式元素的其他方面。我的意思是說,戲劇充滿了儀式,所以他結合了“我們通過戲劇(另一種形式的社會秩序)呈現自己”的觀念,這使他進入不同的領域,尤其是他和涂爾干(Durkheim)進行了接觸。涂爾干的最后一本書是對原始宗教的人類學研究的社會學分析,它以某種方式說明了儀式,這讓我們了解了現代社會中的個人主義,有神性(the sacred)附著在個人身上。我們通過社交、禮節,通過關照社交中的另一方,以此來尊重個體。你可以看到,這與戲劇化的比喻貼合得天衣無縫,但它是一組不同的觀念,它將他者(the other)看作是一個神圣的圖騰對象,并通過我們的尊重、禮節使其發生。所以,他的很多工作開始關注社交作為倫理(一定意義上說,是關懷倫理)的組合方式。

沃伯頓:這是第一個比喻,但是你剛剛提到的第二個比喻是什么？

蘭特:第二個是游戲(game)的概念,這在戈夫曼的思想中同樣很有影響力,非常典型而且獨特。戈夫曼從兩個不同角度來看待游戲觀念。他在公休時去了哈佛,和一個游戲理論家一起工作,后者當時正在關注數學游戲。同時也開始閱讀普通語言哲學,游戲觀念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理解語言和語言規則體系的方式。我想這是戈夫曼的特點,他把這兩種對游戲的不同理解相互置換,并以這種方式去解決和思考。他參與到正在發生的圍繞著言語行為概念的爭論中并提出一個想法,即他在社交混亂中所尋求的許多形式結構,實際上可以被理解為語言學,作為語言的規則,而不是形式的社會結構,這對他來說是相當重大的轉變。

沃伯頓:戈夫曼經常被指責過分關注社會學的微觀層面,所以他看重這些細小的互動,但卻失去了一個大局觀(a sense of the bigger picture)。您覺得這種評論公平嗎？

蘭特:是的,這樣評價戈夫曼的工作是一個公平立場,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社會學評論家就是這樣來評價戈夫曼的工作的,他們說戈夫曼很有創造性和積極性,但某種程度上戈夫曼的工作只是關注到事情的一半(half the story)。他提出許多有趣的建議,關于日常生活的微觀細節的方式,以及個人通過社交所構成的社會秩序的方式。這些都是他一直都在從事的非常尖銳和有趣的觀察,但是他總是做短暫停頓,去思考它與制度形式之間的關聯。戈夫曼在不同方面涉及機構,他經常使用“社會”一詞,并向韋伯、涂爾干等人借鑒經典社會學理論,但是關于他自己的社會學(將日常生活與廣泛的社會學理論聯系起來)從來都沒有明確表述,這也是他的工作受到批評的理由。另一方面,對戈夫曼來說,社會和日常生活中互動結構之間的關系向來是迫在眉睫,由此我認為,戈夫曼有各式各樣的想法(例如,我早些時候談到的“突現”),人們可以看到,機構的方式可能還有一個代辦處,它被結構化只是為了發生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對制度形式進行詳細分析的社會評論,例如,戈夫曼的工作最終為了這些原因而被運用到組織的研究之中,但更多的是,他寫了大量關于分析社會的約定筆記(promissory notes),他給我們的是對日常生活結構的非常詳細的理解,以此反對特定的社會背景。

沃伯頓:你是把戈夫曼看作是20世紀一位有意思的理論家,但是現在已經過氣了,還是認為他對于理解今天的社會仍有著持久的相關性？

蘭特:不論我認為與否,這可能都不是重點。但是在我自己從事的媒體與傳播領域來說,對于戈夫曼的研究興趣卻是方興未艾。特別是在理解社交媒體方面,許多已經討論過的問題,在當前數字化的社交之中又開始突顯。如果是使用Facebook這樣的平臺,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問題仍在起作用。我們擁有戈夫曼所感興趣的所有問題。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它有公共維度和私人維度之別,有些方面被明確規定為社交活動,而其他的則是一些更為私密的信息,它可以在后臺運行。我們所進入的Facebook的世界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之間,有一種持續的動力。這是一種有趣的方式,讓我們更為接近戈夫曼后期的一些工作。戈夫曼曾說的“參與框架”(participation framework),溝通不能簡單地化約為說者(the speaker)和聽者(the hearer)這樣的二元觀念。要了解溝通,我們必須了解人們所參與其中的不同角色。例如,一個角色是觀眾角色,或過度傾聽者(over-hearer)的角色,這些角色之間的切換,這種機會和形式的靈活性,會讓戈夫曼感到極大的興奮。我想,他要是活到今天,他肯定會去做一個關于Facebook的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