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變革中的國家理論傳統
——兼論國家中心論的知識淵源

○ 曹 勝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 北京 100017)

國家作為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至為重要的組織實體，向來都是學術研究的中心主題。思想家們圍繞這一主題而作出的思考探索，形成了政治理論中居于主體地位的知識領域。從學術演變史來看，國家知識傳統既有曲折沉寂也有發展超越。在知識傳承中逐漸形成的國家中心范式提出了“國家性”“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等理論概念，并確立起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進路，為我們理解社會政治開放出了新的理論空間?？疾爝@一進程的展開，追溯國家中心范式的知識傳統，探析其在理論傳承中所實現的范式超越，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學術演進的規律，進而在意識自覺中更好地推動理論創新。

一、國家理論：范式變革的“復歸”

對傳統社會政治理論進行知識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在并沒有如現代意義上清晰的學科劃分的學術研究中，眾多的思想家們都曾經圍繞“國家”這一政治主題進行過思考和探索，在他們的理論典籍中都能找到關于國家的或系統或零碎的經典論述，這形成了豐厚的知識積累和理論積淀。這些關于國家的知識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他們思考政治生活的理論基點和主要內容。在傳統政治學的知識視域中，國家處于不可或缺的中心地位。關于國家之本質與屬性的討論，形式與結構的比較，理想與現實的張力，構成了傳統政治學的中心主題，其所凸顯的“為政治生活設計制度”的知識傳統一直得以延續，可以說傳統政治學的學科史就是一部國家研究的知識史，政治學就是一門討論“國家”的學問。

傳統政治學對國家研究的知識進路大致分兩條展開：其一，對于國家框架結構應當如何設計的政治哲學論證；其二，對于具體國家框架結構如何設計的制度性分析。前者集中體現在如柏拉圖、盧梭、黑格爾等人的國家研究中，其特點是為國家制度結構的設計提供合法性的理論論證，為制度提供思想層面的知識支撐，將國家制度確立在深厚的思想土壤中；后者的代表性思想家是亞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鳩等人，他們對國家研究的著眼點是進行制度層面上國家結構的分析，政體分類和制度設計構成了主要的知識貢獻。由此可見，在傳統政治學的國家研究中，國家制度構成了研究者關注的重心所在。具有哲學導向的研究和具有科學導向的研究都將研究的中心落到國家制度層面。經過數個世紀的知識積累，傳統政治學在國家制度領域中通過哲學思辨和經驗分析而獲得的理論成果成為其對人類社會政治發展最大的貢獻，不僅支撐了從古代到現代的政治實踐，而且為后來的國家研究奠定了寶貴的知識根基。

在當代政治科學的發展進程中，國家研究這一理論傳統遭遇到行為主義政治學的重要挑戰。他們認為“國家”概念龐雜抽象、歧義太多，而且深陷于價值判斷之中，根本不能構成有效的分析單位；以國家為中心展開的研究嚴重忽視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各種非國家的政治力量及其所形成的政治現象，在知識論域上有著嚴重的局限性；圍繞著國家展開的分析都與形式主義的研究取向相關，從而遮蔽了真實的政治過程，扭曲了對社會政治生活的真實判斷。各種替代性的理論范疇(如“政治系統”)被提出，分析范式(如“結構—功能主義”)被采用。由此，國家研究走入低谷，逐漸被邊緣化。

知識的進步在理論突破中不斷推進，科學的革命在范式切換中得以實現。行為主義在經歷了輝煌的二十年之后，遭遇到與“國家”當年同樣的命運，來自各個領域的批評者匯聚成變革的力量，其中主力之一就是以“國家”這一幾乎被徹底遺忘的概念為中心而集結形成的新的理論流派。這一知識共同體被學術界稱之為國家回歸理論學派，而其所主張的研究進路則被稱之為國家中心范式。他們呼吁在政治學研究中必須“找回國家”，“國家”經過知識革命，再次成為政治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形成對社會事實作因果關聯分析中廣有影響的主流范式。這一經歷范式的切換而確立其知識地位的“國家”并非是簡單意義的“復歸”，而是在汲取諸多思想資源而升華發展的產物。傳統政治學之國家知識傳統固然重要，而構成該分析范式最直接的理論淵源的則是歐陸政治傳統中韋伯、欣策、托克維爾等人的經典論斷，行為主義范式對政治系統和制度分化的研究，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論判斷等相對更為新近的理論積累。

二、歐陸政治傳統：理論進路的傳承

國家研究是西方政治學中重要的知識傳統，對于傳統政治學的知識視域而言具有中軸性的地位，對后世的知識進程具有深遠的影響，但是20世紀70、80年代逐漸成形的國家中心主義理論范式更為直接的知識淵源則是19世紀歐陸政治學的研究成果。與英美社會科學中對社會的重視相對應，歐陸社會科學對國家則有更多的關注?！霸?9世紀，即使是在工業化已全面啟動之后，傾向于歐洲大陸的社會變革與政治現實的社會科學理論家都不贊同那些關注思考英國的理論家們不再重視國家特征的觀點。盡管他們也積極認同自由主義理念，但這些研究社會現象的大陸學者，尤其是德國學者，仍然堅持國家是一種機制性的現實，重視國家對公民社會所施加的作用和在公民社會內部所產生的影響?！薄?〕以國家為中心對社會事實進行考察的國家中心范式在理論特征上呈現出一種向大陸歐洲視角“回歸”或曰“復興”的知識傳承，這里擇其要試述三個方面。

1.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抽象：國家的內向秩序意義

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式的學術泰斗馬克斯·韋伯的政治理論研究之于國家中心范式的確立具有知識奠基的重要意義。韋伯基于對現代國家的事實考察，以其“理想類型”的理論抽象方式對“國家”予以定義。他認為：“國家者，就是一個在某固定疆域內肯定了自身對武力之正當使用的壟斷權利的人類共同體。就現代來說，特別的乃是：只有在國家所允許的范圍內，其他一切團體或個人，才有使用武力的權利。因此，國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權利’的唯一來源”?！?〕由此，“韋伯給后人留下了如何考量現代國家及其在社會中運行的輪廓和主要特征?！薄?〕應當說，這一韋伯式的國家概念為政治科學分析奠定了基石性的理論范疇，從而成為所有秉持國家中心論者開展政治研究的共同的理論起點。

對韋伯之國家概念予以分析，我們發現其對國家這一特定社會現象的界定著眼于在特定“疆域”范圍內之人類共同體的權力配置，“合法強制力的壟斷者”賦予了國家以現代社會其他任何一種組織或機構都不可能擁有的權力。在這一定義中，基于共同體之存亡運行而凸顯的國家之內向秩序意義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國家是社會實現秩序化的必然產物，其存在的意義就在于構建一種現代性框架中人類社會的運行方式。對此，國家中心范式的代表人物斯考克波這樣指出：“按照這一視角，國家自然不會涵蓋一切，其他的組織與機構也會塑造社會關系和政治，而研究分析必須致力于探索國家的結構和行為與這些組織之間的相互關系。但是，韋伯式的國家觀的確是要求我們超越將國家視為純粹的競爭舞臺的視角，后一視角認為國家只不過是社會集團提出要求并致力于政治斗爭或妥協的一個平臺?！薄?〕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韋伯由抽象而形成的“國家”概念成為“國家中心范式”展開所有理論演繹和事實分析的“基因”，從而確立起這一分析范式的知識合法性。

從國家理論到國家中心范式的學術演進，韋伯之于國家中心范式的重要意義絕不止于基因式國家概念的確立，還體現在他對國家制度結構、官僚科層體制、政治統治合法性等以國家為中心的眾多主題的知識論斷。這些理論觀點是國家之內向秩序意義的具體展開，其論域設定和分析重點都在于國家自身的制度結構分析和國家之于社會秩序構建的作用機制。由此得出的經典型論斷同樣構成了國家中心范式展開分析研究的理論基礎，而他在分析具體歷史事實時所采取的分析進路和理論視角對于國家中心范式的發展而言則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2.奧托·欣策的研究視域：國家的外向安全價值

如果說韋伯通過將國家定義為“合法強制力的壟斷者”凸顯了其內向秩序意義，欣策則在時空比較的視域中突出強調了國家的外向安全價值，由此共同呈現出“利維坦”向內向外的兩個基本面相。

作為魏瑪時代德國最重要的史學家，奧托·欣策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歐洲的國家制度比較。他在縱橫比較考察歐洲不同國家的變革基礎上，認為在世界歷史意義上，近代歐洲的國家體系對于秩序構建與制度發展有著獨特的歷史作用?！?〕正是近代以來歐洲不同國家之間展開的激烈競爭，特別是集中表現為最極端方式的軍事斗爭，由此而形成的生存壓力和安全邏輯對各個國家內部的憲政行政制度形成了至為深刻的影響。在欣策的理論視野中，國家并非是獨立存在于世界上的，并非只具有向內的統治權，即對于整個地域范圍內的社會及其民眾的合法的最終控制力，而且還具有向外的主權，這集中體現為它要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中對其控制下的民眾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皣冶仨氄驹趪鴥壬鐣沃刃蚺c跨國關系二者的交叉點上，而且在后一領域，國家必須努力謀求生存并取得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優勢地位?！薄?〕正是這種跨國背景的存在對國家結構與行為構成了根本性的約束，進而深刻影響到國家治下的社會與民眾的生活，對這一過程及其運行機制的考察為國家理論開放出了廣闊的研究視域，由此為國家中心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知識資源。

欣策所強調的“國家的外向安全價值”體現在國家研究中就是具體分析在變動的歷史條件下跨國背景約束國家結構與行為的實現路徑。欣策對國家的“跨國背景”的研究凸顯了現代國家基于相互競爭而在形態結構與運行方式中所形成的獨特邏輯，這成為國家中心范式分析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要理論進路。

3.托克維爾的分析進路：國家的制度結構分析

在政治學理論流變的整個脈絡中把握從傳統國家理論到國家中心范式的學術演進，其與制度研究的理論變革是密切關聯的。傳統國家理論對制度結構差異的比較方法明顯體現出舊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范式特征來，而國家中心范式對國家這一特定組織所展開的研究則開放出新的制度分析路徑來，或將國家政權這一組織實體放置在“國家—社會”的框架中討論國家作為行為主體的運行邏輯，或將國家制度這一結構安排納入到“制度—行為”的論域中分析其對社會組織與個人行為選擇的影響機制。

對國家中心范式的理論淵源進行考察可以發現，韋伯對于“國家內向秩序”與欣策對于“外向安全價值”的研究為其分析作為行為主體的國家奠定了基本理論框架，而對國家作為制度結構的分析則可以從著名的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的研究中找到理論基因。托克維爾在討論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變革中，特別重視國家作為制度結構的作用，但其所討論的國家制度并非是舊制度主義框架中的結構性特征，而是對于社會行為選擇形成特定作用機制的結構性要素。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他將法國大革命起源歸結為法國絕對君主專制制度的結果，認為正是專制制度通過其制度性結構和政策實踐間接地削弱了貴族的政治能力，喚醒了農民與城市平民階級，并激起知識分子對社會現實展開理想化的猛烈抨擊?！鞍凑者@種視角，國家的重要性不僅出于政府官員目標取向的行為，更因為其組織結構及其整體行為模式影響政治文化，鼓勵某些(而非另一些)類型的社團的形成與集體政治行動，并使得某些(而非另一些)政治議題的出現成為可能?！薄?〕較之于將國家作為行為主體的研究進路，托克維爾這里強調的國家并不具有“直接性”和“能動性”，而是呈現為“間接性”和“結構性”。對于社會的影響并不是通過國家的直接行為實現的，而是通過改變或構建制度結構而間接影響的，甚至這種改變或建構有時表現出相當的“意外性”，并非是國家的主觀意愿體現。托克維爾就是從這種間接影響力的角度剖析國家所具有的制度價值。托克維爾對國家的研究更多地是以制度主義的理論進路展開的，極大地拓展了國家分析的知識領域，從而為國家中心范式的確立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行為主義政治學：批評者的理論借鑒

國家中心范式對于歐陸政治傳統的傳承與接續，使其呈現出一種向大陸歐洲視角“回歸”或曰“復興”的理論特質。與歐陸政治傳統對“國家”這一核心理論主題的持續關注不同，美國20世紀50-70年代以來的政治學大發展則是以“國家”為批判對象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強調將政治學研究的重心轉移到政治主體的行為過程，其所張揚的行為主義通過采用“政治系統論”“結構—功能主義分析”等具有自然科學特征的理論范疇，實現了對“國家”的知識替代。然而，仔細剖析國家中心范式，我們會發現該范式從其批評者陣營中汲取了重要的理論資源，為確立其研究視域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政治學理論流變的宏觀形勢看，行為主義政治學通過對自然科學研究綱領及其方法的借鑒，實現了政治學的歷史性革新，打破了空疏沉悶的舊制度主義范式的獨斷地位，開辟出了與自然科學研究具有同樣廣闊的研究領域，將政治學從傳統的混沌狀態引入了科學時代。

以“政治系統論”和“結構—功能主義分析”為代表的理論突破形成了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又一次知識拓荒，為新理論范式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的知識平臺。這些理論研究所開辟出的知識空間使政治科學的誕生成為可能，而其所采用的諸多政治概念和主要研究方法也都被批判地繼承下來得以廣泛應用，這構成了國家中心范式不同于傳統國家理論的根本之處。

追溯行為主義政治學中國家中心范式的知識淵源，最能體現知識親緣性的恰恰正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時代之標志性主題的比較政治發展研究。由行為主義政治學代表性人物阿爾蒙德所領導的比較政治學委員會所倡導發起的比較政治發展研究成為政治學鼎盛時代的地標性建筑。這一知識工程在不斷的知識調整和理論修正中得以發展，其后期的研究中逐漸開始重視對政治發展的歷史性和制度性展開分析，從而形成了與其前期研究中強調普遍性和共同性在知識風格上迥異的理論進路。這些著作中如《政治發展的危機與次序》(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危機、選擇與變革：政治發展的歷史研究》(Crisis, choice 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歐洲和美國政治發展中的危機》(Crisi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等都開始公開批判比較政治學委員會所鼓吹的理論觀點，主張對政治發展中的歷史和結構要素予以重視。這些萌生于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發展研究母體內的理論探索由對歷史和制度因素的重視，逐漸轉向重視起被行為主義政治學所故意遺忘的“國家”要素，特別是其作為能動的行動主體和發揮間接影響的制度結構。這種行為主義政治學內生出的對國家這一組織結構的強調，為“國家”的回歸與復興，為國家中心范式的確立，乃至新制度主義(特別是歷史制度主義)形成奠定了知識基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過于由蒂利所編著的《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這一比較政治發展的著作被視為國家中心范式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成為國家中心范式之國家構建理論的奠基之石。

其實，即使是在行為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的時代，對政治制度的研究也一直都沒有從研究議程中徹底消失，這些與主流理論范式相區別的例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國家研究傳統的延續。其中政治發展理論大師塞繆爾·亨廷頓就是最為杰出的代表。在為他引來巨大爭議而又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名著《變革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政治制度是政治發展分析的中心變量，而政治制度化更被當作衡量一國政治現代化后果是政治發展抑或政治衰敗的核心指標。與其他行為主義政治發展理論家所極力鼓吹的政治參與擴大化不同，他將政治制度建設當作是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推動力或保障物。這種制度中心論傾向的知識立場為后來的國家中心范式的興起提供了有益的知識借鑒，在斯考克波的《找回國家》一文中甚至將《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稱之為“國家中心主義的著作”，其之于國家中心范式的學術關聯與知識影響力就可想而知。此外，諸如萊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國家構建與公民權利》(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堅持發展出了一種用于研究政治體制的國家中心主義的韋伯式分析方法，以作為對結構功能主義流派的發展主義理論的對照物與批判者；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和斯坦因·羅肯(Stein Rokkan)則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種將功能主義與韋伯模式相結合進行比較政治分析的方法?！?〕以上這些在行為主義政治學時代的“非主流”著作為后來的國家中心范式的興起提供了有益的知識積淀，從而呈現出一種范式切換中的知識延續。

正是從行為主義政治學中國家中心范式的知識淵源這個角度講，我們說“國家”這一主題是政治學研究永遠都無法繞開的核心主題，即使在歐陸政治傳統之外的美國政治學中也不例外，它總以或隱或現的方式存在著；而國家研究的知識脈絡即使是在“國家被遺忘了”的行為主義時代也并未中斷，而是以特定的方式延續并發展著。由此可見，國家中心范式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興起并廣有影響，并非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既接續著歐陸的傳統，也從其批評者的陣營中獲得重要的思想資源。

四、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命題的發展

從傳統國家理論到國家中心范式的學術演進，是伴隨著西方政治學主流之重大變革而實現的，集中體現為對歐陸傳統的承接與創新和對行為主義的突破與發展。而從促成國家中心范式之成型與發展的角度來看，其理論淵源卻并不僅限于此，馬克思及其后來者的觀點同樣有著重要的支撐作用。比較政治學理論家奇爾科特認為，美國的政治科學的主流范式是以馬克斯·韋伯為先驅的自由民主范式，然而自政治科學產生之日起，以馬克思為先驅的替代范式也一直在發揮著若隱若現的影響力?！?〕對于國家中心范式的知識淵源而言，如果說歐陸知識傳統和美國政治研究屬于自由民主范式，那么作為替代范式的新馬克思主義所產生的知識影響力也應當予以必要分析。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人物戴維·伊斯頓認為，在美國政治科學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主義曾經產生過三次大的沖擊:第一次是馬克思在世期間；第二次是在30年代大蕭條期間；第三次是20世紀70年代?！?0〕這第三次影響就是指新馬克思主義對國家中心范式確立而產生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中葉，在新馬克思主義陣營中以米利班德為代表的工具主義和以普朗查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圍繞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意義究竟是“統治工具”還是“社會結構”展開了激烈爭論。盡管他們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界定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在對國家這一組織制度的重視上卻是共同的。這與“遺忘國家”的行為主義政治學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成為接續國家理論傳統并促成“國家回歸”進而形成國家中心范式的重要知識力量。新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確立政治國家作為分析的對象，是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本人雖然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批判性研究的命題，但由于特定歷史條件的限定并沒有如同探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命題那樣展開深入細致的研究，所以特別需要他們對“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命題展開分析。正是出于這樣的研究目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對現代國家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給予了具體的事實分析和理論探討，討論圍繞國家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的作用，發達工業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政府對社會經濟事務的干預，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下依附型國家政府的本質與作用等問題展開。

新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作用等研究領域有重要的知識推進，并在繼承馬克思關于“國家相對自主性”政治論斷的基礎上，對這一彰顯國家自身價值的命題做了較為深入的挖掘發展?！?1〕普朗查斯的“結構主義國家觀”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其一切活動的根本宗旨最終都是服務于資產階級的統治利益的，然而國家政權基于資產階級整體而長遠的利益考量，其本身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這表現在它會逆資本家的意志而滿足被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要求，甚至以違背統治階級的某些利益而制定某些有利于被統治階級的法律與政策?！?2〕“工具主義國家觀”的代表人物密里本德認為“當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代表‘統治階級’采取行動時，它多半并不按照統治階級的指令行事。國家誠然是一個階級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但是，當它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時擁有高度的自主和獨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的話，必須真正擁有這種高度的自主和獨立?！薄?3〕這些研究進一步拓展了馬克思的國家相對自主性理論判斷，從更為宏觀的結構背景和抽象層面考察了國家相對于社會的自主性，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國家相對自主性”理論。這一理論創新為國家中心范式核心概念“國家自主性”的形成提供重要的借鑒。新馬克思主義者在行為主義盛行的知識時代為國家研究保有了一方學術空間，其對國家這一組織制度要素的強調，以國家為中心展開的問題設定和事實分析，以及對“國家相對自主性”這一概念的研究都為國家中心范式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知識貢獻。 雖然，后來的國家中心范式學者對新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社會中心論”理論傾向提出了猛烈批評，認為其并沒有徹底地討論國家的自主性，僅僅停留在“相對”階段，并不能深入分析國家之于社會的互動關系，也無法確立起獨立的理論范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從知識轉換的角度而言，恰恰正是新馬克思主義對國家及其自主性的討論對行為主義政治學構成了巨大的理論沖擊，并通過核心理論范疇的創設和主要研究領域的開辟，推動了國家中心范式的興起與發展。

綜上所述，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繼承和批判了來自歐陸政治傳統、行為主義政治學、新馬克思主義等諸多領域的理論觀點，以其自身的理論概念和研究視角為基礎構筑起自己的知識大廈，通過修正和拓展前人的知識進程開啟了自己的研究進路，實現了理論上的突破創新。需要強調的是為國家中心范式的產生、確立和發展提供知識資源的絕非僅僅來自上述的幾個知識領域，而是呈現為一個綜合交融互動的歷史進程。我們這里所做的僅僅是對最主要的理論資源展開的初步分析，其著眼點在于通過呈現政治學流變中國家理論演進的主線而討論國家中心范式的學術價值。

五、國家中心范式：在知識傳承中走向變革

作為政治學研究的核心主題，國家研究的進路從傳統國家理論到國家中心范式是重要的知識變革，具有范例式地呈現出知識創新的具體實現過程。國家回歸理論學派在政治學研究傳統中“找回國家”，從而使“國家”經過知識革命，再次成為政治學分析中廣有影響的主流范式。這一在汲取諸多思想資源基礎上確立其知識地位的“國家”所呈現出的是“復歸中的超越”。國家中心范式正是通過對以韋伯、欣策和托克維爾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歐陸政治傳統、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制度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相對自主性理論的借鑒與突破、承接與發展、批判與創新，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知識進路、核心命題、理論框架等，從而開啟了國家研究的政治科學新時代，實現了范式切換與突破意義上的理論超越。

1.走向政治科學分析的國家研究

傳統政治學中的國家理論往往賦予國家以特定政治價值定位，比如將國家視為正義實現的政治理想形態，或者認為國家是人伴隨“絕對精神”創造的絕對自由，“國家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較之于此，新的國家研究是建立在對國家之價值祛魅基礎上的，其所分析的國家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狀態，更多地表現為“合法強制力的壟斷者”的組織形態及其運作過程。諸如“國家性”“國家自主性”“國家能力”等理論概念都是以韋伯的“國家”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相對自主性理論等理論范疇為基點而形成的，是對國家存在狀態之特定方面的抽象表達，更多地體現為科學意義上分析事實的工具，而非承載價值目標的理想狀態。而由此確立起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知識進路，著重對作為行動主體和制度結構的國家展開分析，以揭示國家之于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影響力并探究其具體的作用機制。這種來自于自然科學研究之科學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通過參照行為主義政治學行為解釋和制度分析而形成的，從而使現時代的國家研究具有了鮮明科學特色的新論域，由此形成了國家研究的政治科學時代。

2.作為主體與制度的國家分析進路

以往的國家理論較為注重國家結構的設計或在比較中把握國家結構的差異，國家在這種語境中是一種組織結構意義上的存在物，并不具有行為主體的能動性，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方式與運行機制也未納入分析的視域。這正是舊制度主義時代的知識產物，制度處于被孤立看待和靜態考察的理論境地。政治學的行為主義時代為國家制度研究開辟了新的進路，從而激活了制度分析框架中的國家。從制度主義演進的角度看，韋伯、欣策、托克維爾在對國家進行研究時所采用的分析進路具有鮮明的新制度主義特質。在這些研究中，國家或者被視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主體，具有組織的自主性和活動能力，對社會經濟生活形成直接的作用；或者以制度結構的方式對其他組織或個體的行為構成間接的影響力，成為解釋行為的重要變量。從中可以看出，行為主義在研究內容上所關注的政治過程和行為研究與在研究方法上所強調的事實分析和因果探究，使得國家研究擺脫了舊制度主義分析的桎梏，發展成為新制度主義的國家中心范式。

3.基于范式切換變革的國家中心理論

國家中心范式較之于傳統的國家理論在知識形態上是重要的超越，而非僅僅是簡單的回歸，除卻其科學分析的風格和凸顯國家作為主體與制度的分析進路，更為重要的是其在整合既有國家知識資源基礎上所形成的具有獨特邏輯的理論范式。社會事實是以一種相互關聯的方式存在的復雜組合體，內在的各種要素在形塑事實形態的過程中都通過不同的路徑發揮著或大或小的影響作用。社會事實的這種復雜性構成了理論分析可以采取多種知識進路可能性的事實基礎?！吧鐣行恼摗钡闹R進路從“社會”的角度為理解社會事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其獨占性的地位在理論發展中也遭遇到反思和批判，作為與之相對應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理論進路凸顯出自身的價值。國家中心范式將國家作為社會運行事實中進行解釋分析的中心變量，通過“國家”這一變量來把握社會運行的因果機制。這一理論范式所開放出的解釋邏輯，可以稱之為“國家中心論”，與政治多元主義、結構—功能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等以“社會”作為解釋變量的“社會中心論”形成理論上的對照。作為“社會中心主義”的替代性理論范式，國家中心理論以國家為分析的理論起點，構建了明晰的分析邏輯，通過庫恩意義上的范式切換變革實現了“科學的革命”，為我們理解社會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向度，為我們理解社會政治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知識貢獻。

注釋：

〔1〕〔4〕〔6〕〔7〕〔8〕西達·斯考克波：《找回國家：當前研究的戰略分析》，載埃文斯、魯施邁耶、斯考克波編著：《找回國家》，方力維、莫宜端、黃琪軒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8、9、9、27、42頁。

〔2〕馬克斯·韋伯：《韋伯作品集：學術與政治》，錢永祥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6頁。

〔3〕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導論》(第四版)，張華青、何俊志、孫嘉明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45頁。

〔5〕德國學者格哈德·厄斯特賴希(Gerhard Oestreich)編輯出版了三卷本的欣策論文集，由哥廷根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國家和憲政：普遍行政史論文集》，1962年；第二卷：《社會學與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歷史理論文集》，1964年；第三卷：《政府與憲政：普魯士國家、法律和社會史文集》，1967年。

〔9〕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強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01-148頁。

〔10〕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序言。

〔11〕對新馬克思主義之于國家自主性理論演進的貢獻，具體參見曹勝：《國家自主性的知識邏輯與研究視域：以國家回歸理論為中心的分析 》，《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

〔12〕普朗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95頁。

〔13〕密利本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