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的“充分就業陷阱”〔*〕

○ 俞憲忠

(濟南大學 商學院， 山東 濟南 250002)

中國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特色在于，既是當今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正在致力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而且還是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和人均國民總收入均位居世界第90位之后的國家?！?〕其國家經濟總量與人均經濟指標之間出現巨大差異的一個直接原因，就在于勞動就業效率處于國際社會的較低水平，其深層原因在于勞動就業制度的路徑依賴性，使中國無法適應優質高效的全球化勞動競爭。中國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是劣質低效的數量型充分就業，而不是致力于尋求優質高效的質量型充分就業，劣質低效的國有經濟壟斷及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利于大幅提升中國勞動就業質量。國有經濟主導既是高度集權性計劃經濟的典型制度特征，更是計劃經濟制度給我們留下的最大負面遺產，如果經濟發展和勞動就業再繼續依賴于國有經濟，無異于在路徑依賴性的驅使下重蹈計劃經濟的覆轍。計劃經濟就業制度的慘痛教訓和發達國家就業模式的成功經驗已經表明，任何國有經濟都只能是一個劣質低效的“充分就業陷阱”，該重要結論既具有時間維度和縱向比較的可檢驗性，也具有空間維度和橫向比較的可實證性。

一、政府就業偏好導致“用腳投票”

在高度集權性的計劃經濟時代，勞動者首先被剝奪了物力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生產要素的國有化主宰了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盡管公有制在名義上存在著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兩種形態，但一方面集體所有制也采取了同國家所有制幾乎完全相同的管控方式，另一方面國家所有制控制了國民經濟活動的一切主要過程和一切主要領域，事實上國家所有制也完全控制了集體所有制。勞動者就業實質上就是人力要素與物力要素在生產領域的某種結合，由于國家不僅控制了全部物力生產要素，而且在政治上還擁有無可替代的超級壟斷權力，國家也就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人力要素及其就業機會。在集權性制度的對外封閉和對內強制下，勞動者處于極其孤立分散的無助狀態，他們既不可能在公共選擇中通過集體行動來表達自己的發展訴求，也因制度障礙而不可能自由流動到更好的地方，為了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只能聽從或服從于政府的指令性計劃就業安排。勞動者既不能自由創業也不能自主擇業，政府在很多領域成為了國民大眾唯一的就業雇主，勞動者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不就業被餓死，或者是就業被奴役?！爱斠粋€人受到總是吩咐給他去做的事情約束時，那么，這就是絕對的奴役?！薄?〕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里?！す?F.A.Hayek)將這種就業制度現象稱之為“通向奴役的道路”和“致命的自負”。這種國有化就業制度實質上就是用政府偏好剝奪并替代個人偏好，在國家所有和超強壟斷下強迫所有國民大眾都為政府做工?！霸谝粋€完全社會化的國家里，存在著對就業的全面壟斷，國家作為唯一的雇主以及一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擁有不受約束的強制權力?！谝粋€國家是惟一雇主的國度中，反抗便意味著慢慢被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古老的法則已為一條新的法則所代替：不服從者不得食?！薄?〕高度集權性計劃經濟制度下，國家政府只要求國民就業忠誠和大眾職業順從，自由選擇、自愿流動、自主創意和自覺創新反而是在政治上非常危險的事情。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曾深刻指出“人們能把無生命的東西任意支配，人們能強迫個人在某一時間處在某一地方，但是，人們很難使個人拿出最大的勁頭來?！薄?〕盡管政府這個強大的牧馬人可以用鞭子將大眾這樣的馬群強制地趕到河邊，但卻無法命令馬兒飲水，如果沒有滿足大眾需求的制度激勵，人們絕不可能按照政府的強制命令而有效率地從事任何事情?！罢l能在支配蘇聯一切的大量暴政和專制下看到推進人類自由和尊嚴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寫著：‘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這個頸上的鎖鏈。而他們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诮裉?，誰能認為蘇聯的無產者的鎖鏈比美國的、或英國的、或法國的、或德國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國家的無產者的鎖鏈要輕一些呢？”〔5〕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不論其動機是好是壞，是出于良好意愿但對經濟發展知識的愚昧無知，還是出于剝奪大眾發展權益的道義無恥，其支持的計劃經濟制度確實讓國民大眾實實在在地付出了代價高昂的機會成本，好幾代人都因為個人發展權益被剝奪而不得不在這種就業制度下苦苦掙扎。慘痛的教訓已經證明，“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于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意愿而變為無害?！薄?〕由于計劃經濟國有化就業模式僅僅是一意孤行的單方面政府發展偏好，從不顧及被就業的個人發展偏好，久而久之的結果，就是國民大眾在迫不得已和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好采取集體“用腳投票”的方式，這就是原有計劃經濟必定會全球性徹底失敗的一個重要解釋因素。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 S.Phelps)曾深刻指出：“失敗的創意并不是毫無價值，至少它們可以指明哪些方向不需要再繼續嘗試?！薄?〕計劃經濟的價值就在于證明了國有產權是政治集權的經濟基礎，只能是一條通向國民奴役和大眾貧困的道路，從而需要轉型發展國家徹底擺脫和全面規避。

中國在經歷了漫長的封建集權之后，既沒有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歷史洗禮，也具有濃厚的計劃經濟傳統，目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變革的關鍵轉型期，為了擺脫對計劃經濟國有化制度的路徑依賴性，迫切需要加速市場化導向的制度轉型力度。市場化制度轉型改革首先要求政府與企業之間要具有產權邊界明晰的社會分工，政府作為公共部門只能提供社會共享性公共物品(如國防和法治)，而排他性私人物品則只能由作為私人部門的民營企業來供給(如汽車和房屋)。政府是為國民大眾提供公共服務的委托代理機構，絕不能在私人物品市場上與民爭利，這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訴求，也是政府向公民收取賦稅的合法理由。但中國目前在主要經濟領域和產業范圍內，政府卻投資創辦了國有企業，在私人物品領域強力介入或強制參與了與民爭利的市場交易活動，而且幾乎全都是肆無忌憚和赤裸裸的國有企業壟斷。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既擁有制定市場規則的唯一壟斷權力，又直接通過國有企業來參與市場交易活動，政府因為越位和錯位而做了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國家所有和國家壟斷既是計劃經濟制度的突出特征，也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活動的制度基礎，更是各種低效率經濟現象的產權制度根源。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評價中國國有企業時曾深刻指出：與那些發達國家優質高效并富有國際競爭力的私人企業相比，國有化的“中國企業的低效可謂聲名狼藉，紛繁蕪雜的官僚體系讓企業備受困擾?！髽I缺乏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它們就像棋子一般受各種國家機構的控制和約束?！嗣x上的概念，這些國營企業實際上沒有一點與‘企業’兩字沾邊?！眹衅髽I的后臺老板是政府，而政府既是制度供給的壟斷者，又是制度執行的仲裁者和強制者，國有企業總是有能力建立僅僅對自己有利的游戲規則，而且也可以作出僅僅對自己有利的任意改變?！耙粋€有能力改變游戲規則的企業，就沒有提高自身實力的壓力，這是國營企業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薄?〕完全可以說，在國有化基礎上雖然有“公司”和“集團”，但卻沒有真正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企業；雖然有“老總”和“經理”，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將經濟發展低效率理解為國有化產權和國家過度干預的函數現象，更能接近經濟發展困境的真實謎底。

中國社會各界尤其是理論界通常倡導的政府行為模式是：政府調控市場和市場引導企業，似乎不需要國有化產權制度的民營化變革，僅僅通過這種所謂的“政府→市場→企業”的“間接”調控模式，就可以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轉型。但在國有化產權制度和國有企業規模處于主導地位的基礎上，政府就絕不可能做到具有公平競爭性質的市場調控，而只能是致力于保護國有企業市場壟斷的官商勾結?！罢袌觥髽I”模式有效的基本約束條件，就是其間接模式中的“企業”必須是民營企業，而不能是國有企業，明晰排他的產權結構是企業存在和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當國有企業主導并壟斷整個國民經濟活動的時候，這一“政府→市場→企業”模式必定基本失效，也可以說僅僅是對于國有經濟之外的民營經濟有效，但對整體經濟卻基本無效。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就曾指出：“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壟斷力量不利于經濟。這不僅僅是個公平問題，因為壟斷組織和卡特爾為了維持高價而進行的活動還會扭曲經濟激勵，帶來與稅收的影響非常相似的效率損失。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法是鼓勵競爭，并通過法律禁止所有合謀維持高價的行為?！薄?〕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僅僅存在著私營企業之間非常有限的壟斷合謀相比較，中國由國有經濟主導的市場壟斷，不僅是國有企業之間的壟斷合謀，而且更重要的還是政府機構與國有企業之間壟斷合謀——官商一體化，導致其市場環境會變得更加不公平，其經濟效率損失會更大，其后果也會更加可怕。

中國市場化轉型的真正障礙，就是國家所有基礎上的國有企業壟斷和官商一體化。幾乎所有的市場壟斷都與國家所有和政府干預高度相關，都是政府權力扶持的制度結果，而不是市場有效和優勝劣汰的競爭結果。從國有化壟斷向市場化競爭的發展轉型，就是中國發展轉型的基本制度內容。如果非要保留國有企業這種高度無效率的經濟組織，那也只能在大幅壓縮其現有規模的基礎上，將其僅僅局限于公益事業的狹小領域，而且還必須對此加以行之有效的制度監管。至于自來水、有線電話、道路交通、電力供應、有線電視、熱力供應和天然氣等自然壟斷行業，也不是只有國有企業這種組織形態才能接管，也完全可以由更有效率的民營企業來經營，而且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也具有相關的成功經驗可供借鑒。譬如“美國的選擇通常是，維持自然壟斷企業的私人所有制，但通過規定最高價格和最低服務標準來壓制其壟斷力量。這個方法不完美，但其他方法也不完美，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的效果更好?！薄?0〕中國之所以長期奉行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發展理念，無非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因科學知識缺乏而導致的愚昧無知；二是因權力設租尋租需要而導致的道義無恥(腐敗)。

二、國有產權結構導致低效率過度就業

任何優質高效的經濟活動都會顯著地存在著收益激勵和成本約束，民營企業家是使用其自有資本而為自己做事情，在產權收益激勵下不會少雇傭一個人，但同時也由于成本約束而不會多雇傭一個人。如果不考慮成本約束，產權所有人就有可能陷入破產的境地，從而一定會依據實際需要而雇傭適度規模的員工。但國有企業產權由國家政府所有，國有企業負責人是使用國有資本而為國家做事情，因而國有企業領導者通常不需要考慮成本約束，并有動力盡可能多雇傭具有各種優越背景的“特殊員工”。國有企業領導人在雇傭員工時自然會優先考慮，與其雇傭那些雖然具有創新效率但又缺乏優越社會背景的“普通員工”，遠不如雇傭那些雖然缺乏創新效率但其身份背景重要的“特殊員工”而更加符合個人理性，而且雇傭的這種“特殊員工”也會越多越好。因為這些“特殊員工”所具有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本，將會有利于國企領導者個人職業生涯的優化發展。即使這些“特殊員工”在企業內經常違規，國有企業領導人通常也不會解雇、開除或處罰他們。因為國有企業領導人知道這樣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道理，如果他開除這些具有重要身份背景的特殊員工，作為其利益相關者和后臺老板的政府主管部門官員，很快就會找出理由開除他自己。國有企業領導人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門任命而產生，其生涯、職務、待遇和榮耀完全掌握在政府官員手里，國有企業不僅存在著具有優越社會背景的外界眾多利益相關者，即很多縱向維度的上級主管領導和橫向維度的制衡部門領導，而且還存在著由任命制所維系的很多縱向層級的內部委托代理關系。即使面對這些縱橫交錯和錯綜復雜的重要約束條件，國有企業領導者的理性經濟人本性也不會發生任何改變，他們必定會借助于國有產權而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絕不會為了國有企業的公共利益而付出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職務成本或機會成本。

國有企業負責人在最大化地將國家成本轉化為個人利益的同時，也滿足了政府主管部門官員及其各種利益相關者群體的特殊需要，而且后者通常也是前者的基本約束條件。政府主管部門官員本來是國有資產的監管者，但作為利益相關的受益者，也會通過“敗德行為”而“逆向選擇”，盡可能保護或遮蔽國有企業領導人的違規行為。無論是對于國有企業領導階層，還是對于政府主管部門官員而言，盡管他們聯合型的違規行為降低了國有企業的產出效率，但卻可以非常有效地相互滿足其最大化的私利需要，公共利益“非理性行為”的背后，對個人利益卻是“非常理性”的事情。正是由于國有經濟“非理性”背后的這種“個人理性”擾動，使得國有經濟成為了只能為少數利益相關者服務的“團體經濟”或“俱樂部經濟”，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異化成為了少數利益相關者的“游樂場”。這種擾動的結果，不僅使得國有資產本身變得低效率或無效率，缺乏增值和保值能力，而且還會侵害國民大眾對此公共資產理應具有的基本權益。一項針對產權結構的實證性研究成果表明，產權制度的“激勵效果在民營企業、政府間接控制的企業、政府直接控制的企業間依次減弱?！薄?1〕產權結構的明晰程度與其激勵效果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這是古今中外產權界定的一個基本規律，也是科斯定理的一個核心要義。在同一產權結構基礎上，產權委托代理層級與其經濟產出效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即委托代理層級越多，其交易成本就會越高，其經濟產出效率則會越低，這是產權界定規律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擴展。

由于國有企業的后臺老板是具有超級權力和無可替代的國家政府，因而任何人都會致力于在國有企業中尋求這種壟斷性的優質就業機會，這也是由官本主義理念所支配的就業行為取向。同超級龐大的政府機構因為存在過多的冗官冗員而必定導致其官僚化低效率一樣，國有企業的通常情況也是，兩個人的效率崗位被非效率地安排為三個人或四個人甚至更多人員的過度就業，導致了大量隱性失業存在的非效率資源配置結果。國有企業中不僅存在著密密麻麻的“裙帶關系”就業人員，而且還會存在著大量的“吃空餉”人員。這種“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和資源優勢，不僅大大約束了民營企業的成長，降低了社會的生產力，而且還會導致社會道德的敗壞。調查一下國有企業內部的用人情況，一定是各種裙帶關系，沒有關系的人很難進得去。如此，怎么讓老百姓講道德？國有企業對社會公平、社會道德的破壞，我們遠遠沒有認識到?！薄?2〕這種只有在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中才會普遍存在的過度就業現象，就如同牧羊人都會將羊群趕往無主的公共牧場一樣，其實質是一種國有產權基礎上的特定制度現象，不僅增加企業人力成本、損害國有企業效率和蠶食企業利潤空間，而且還會外溢出社會道德和職業倫理顯著劣化的負面外部性，導致“機會主義”廣泛流行和“敗德行為”普遍盛行。羅納德·哈里·科斯(R.H.Coase)還曾深刻指出：中國“即使在企業改革之后，國營企業仍然無法擺脫各種‘紅頭文件’的約束。企業間勞動力的流動非常少，任何裁員行為都屬于政治決策，必須經由政府決定?！瓏鵂I企業為它們所享受的特權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企業精神在國營企業中消失殆盡?！弊璧K國有企業市場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企的‘鐵飯碗’制度。在國企工作，意味著一輩子不需要為失業發愁，同時還能享受到各種福利，例如住房、幼兒托管、教育、醫療及養老金等。許多職工甚至能在退休后直接將工作轉給他們的子女?！薄?3〕勞動者就業本來應當是富有競爭效率的市場化自由選擇行為，但由于政府強力干預的過度就業，已經將國有企業經濟效率降低到了只能依靠市場壟斷和政府補貼才能勉強維持的程度，或者說，國有企業更像是依靠大眾稅負而養活的政府機構。如果國有企業領導者將這些過度就業員工剝離出國有經濟系統，其經營效率會獲得非常顯著的帕累托改進，但通常會招致這些隱性失業者群體的劇烈反抗，而且其職業生涯還會遭遇來自諸多利益相關者的各種潛在威脅，并有可能為此而付出代價高昂的職務成本或機會成本。任何國有企業領導人都會被個人發展理性和政府約束條件所限制，絕不會為了產權模糊不清的國家利益而真正擔當起發展國有經濟的公共責任。正是因為這種國有企業產權利益邊界模糊的制度缺陷，從而導致國有企業自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著這種劣質低效和規模龐大的過度就業，而且令人詫異的是，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還正在日益膨脹，在國家保護、政府默認或監管失靈的制度狀態下，這些隱性失業者一直寄生性地依附在國有企業身上，實質上主要是靠國有體制外的那些高效率勞動者上繳的各種稅費來養活。

當國有企業因低效率理應倒閉破產時，政府通常是通過財政扶持而加以挽救，而當國有企業不得不破產倒閉時，政府也通常是運用行政力量將其下崗人員分配安排到其它國有企業。這種就業安排模式必將導致依次連續推倒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國有經濟陷入就業惡性循環的低水平劣性均衡陷阱。轉軌時期的大量事實已經證明，盡管國有資本為民有資本的許多倍，但民營企業產出反而是國有企業的許多倍。政府無法用行政手段進行分流安排的大量國有企業下崗人員，以及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人口，也主要都是依靠非國有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進行吸納。張維迎近期的一項研究表明，“過去十年，盡管民營企業受到好多的壓制，但是我們90%的就業都是由民營企業解決的?！薄?4〕正是這些新興的非國有經濟為中國經濟貢獻了大約70%的GDP和幾乎全部新增就業機會。國際著名經濟學家魯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時就曾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的貢獻微乎其微?！薄?5〕事實上，如果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致力于將全部國有企業退回到公益性的自然壟斷領域，那么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比現在還要大得多，也不會像現在這樣面臨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大的發展困難。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表明，在集權思維模式和國有經濟主導的發展理念基礎上，“產權安排不可避免地陷入囚徒困境，有利于長期繁榮的制度不會被選擇?！薄?6〕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種制度像政府直接所有的國有企業那樣，為國有經濟內部人和大量政府官員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尋租便利。在這種看似國有企業過度就業的非理性現象背后，存在著政府主管部門官員和國有企業領導人之間的“合作博弈”或“理性共謀”，由此而導致了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群體權力尋租。劣質低效的國有企業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除了經濟發展理念的深層誤區之外，主要是基于與國有產權高度相關的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依靠國家公共財政對國有企業的大量注資及其長期補貼，有效獲得了特權尋租階層或利益相關群體的強力支持；二是依靠國家公共機構對國有企業的超級保護及其超強壟斷，消除或減少了來自民營經濟的競爭威脅和效率挑戰。

三、國有企業壟斷導致“充分就業陷阱”

正如各種可能或潛在的放牧人都會在公共牧場上過度放牧一樣，國有企業因其產權制度的內在缺陷，各種可能或潛在的利益相關者都會致力于尋求國有企業就業機會，從而導致了權力尋租性的低效率過度就業。而政府強力保護下的國有企業市場壟斷，則會導致國有企業本身更加低效率，本質上低效率的國有企業不可能提供高效率的就業機會。蘋果樹上只能結出蘋果來，而且“‘蘋果永遠不會落到離樹太遠的地方’，不論這棵樹是好是壞?！薄?7〕低效率國有化就業路徑與低效率國有化就業壟斷相結合，必定會形成兩者之間彼此強化和相互依賴的低水平劣質就業均衡，國有經濟由政府保護所形成的“充分就業幻覺”，實質上就是劣質低效的國有經濟“充分就業陷阱”。

雖然市場經濟也會時常出現某種程度的壟斷，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其可能形成的市場壟斷通常具有下述五個基本特征：一是其壟斷背后沒有國家支持和政府保護，而是生成于市場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過程；二是其壟斷主要表現為企業創新能力方面的市場優勢，也是一種“創造性毀滅”的優勝劣汰現象；三是其壟斷僅僅作為一種程度非常有限的私人壟斷，而不是國有產權基礎上的國家超級壟斷；四是其壟斷被限定在合理范圍之內且不具有普遍性和長久性，每時每刻都面臨著反壟斷法的各種威脅；五是任何行業都存在著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機制，不存在人為尤其是政府劃定的制度障礙等。就此而言，任何真正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壟斷，主要是一種由競爭性創造并富有效率的規模效應和科技進步現象。

當今中國所存在的國有企業市場壟斷，并不是生成于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的市場演化過程，而是脫胎于國家投資創辦和政府權力保護的國有壟斷，實質上首先不是市場化的經濟和科技壟斷，而是政治化的國家或制度壟斷，或者說是一種經濟壟斷與政治壟斷的高度結合，因而就是一種計劃路徑依賴的制度扭曲現象。任何創新能力和發展活力都是來自于外在市場環境的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壓力，都是為了有效應對環境變化而自動生成的求生行為。既然依靠國家財力注資補貼就可以免除因資不抵債而有可能出現的破產厄運，國有企業自己就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具有任何創新行為；既然依靠國家法權賦予的壟斷地位就可以獲得壟斷暴利，國有企業就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具有降低成本的任何動力。國有產權結構具有先天性和官僚化的惰性制度基因，低效率只是這種產權結構的必然表現而已，國有企業不可能創造任何優質高效的就業機會，中國自1978年以來所產生的全部新增就業機會中，幾乎全部都是來自于非國有經濟形態。羅納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分析中國經濟改革時曾深刻指出：中國“真實的情況是，隨著國企改革逐步陷入困境，那些新出現的私營企業提供了國營企業所不能提供的商品與服務，為從土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農民提供了工作機會，吸納了國營企業無法雇傭的城市中的無業居民?！薄?8〕就業機會的創造能力本身，也是一種富有效率的經濟制度現象。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時曾深刻指出：“它的成功不僅在于經濟迅速增長，而且創造了一個充滿活力的非國有企業部門?！薄?9〕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活力幾乎完全是來自非國有部門，其中主要是民營經濟、個體經濟和三資經濟，在名義上看似集體經濟的鄉鎮企業中，實際上也主要是私營經濟或民營經濟。這些非國有經濟的大量出現，為市場化競爭提供了產權制度基礎，也為經濟活動創新提供了動力激勵，并由此而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就業機會。但在國家所有和政府壟斷的龐大國有經濟體系中，其產權制度和壟斷特性就像是一種具有魔力的社會模具一樣，這些隱性就業人員的行為傾向和行為模式，也會被這種低效率的產權制度和壟斷力量所侵蝕和復制，從而充滿了惰性力量的持續強化機制。大量超額的隱性失業人員只能在“國有就業陷阱”中，不斷演繹著惰性競賽與“和尚吃水”的故事。

中國現有國有企業只能劃分為下述兩類：如果不是依賴政府財政支持而勉強維持生存(因虧損應倒閉破產)，那么就是依靠政府支持的市場壟斷而獲取暴利(應廢除的惡性壟斷)。美國于1890年就實施了著名的“謝爾曼反壟斷法案”，中國直到2008年才開始實施《反壟斷法》，而且為了保護國有企業，政府的立法精神是“量體裁衣”，其執法過程是“選擇性執法”。政府不僅只是反對“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市場壟斷，而且還同時保護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及其市場壟斷?！坝捎趪衅髽I的后臺老板都是政府機構，反對國企壟斷幾乎就等同于反政府，除非是反制民營企業的市場壟斷，政府才有可能給予積極回應。將國有大型企業理解為反市場化的無效制度現象，遠比理解為科學技術現象或規模經濟現象更為科學?！薄?0〕國有企業低效率只能是政府保護和市場壟斷的一個直接結果，也因此只能是一種缺乏公平競爭的制度扭曲現象?？扑?R.H.Coase)在其《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著作中曾指出：毀掉一個企業或者“毀掉一個行業的最佳方式是給它政府壟斷?！薄?1〕因為壟斷尤其是政府保護下的國有企業壟斷，必定會失去所有的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從而必定會因其低效率而缺失全球化時代的任何市場競爭優勢。

國家政府是國民大眾所委托的公共管理機構，其基本經濟職能是創建市場公平秩序和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即使是極力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M.Keynes)，他也是在市場經濟而非計劃經濟的理論框架內強調私人企業的有效性，“他從不主張讓國家取代私營企業?！薄?2〕市場經濟高效率的根源就在于排他性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公平競爭，其經濟發展活力就來自于由制度所提供的公平競爭機會。正如哈耶克(Hayek)在其《自由憲章》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具有潛在創新能力的個人或企業，“所能指望的僅僅是，一旦競爭機會重新出現，誰都可以利用它而不受阻攔。如果一種壟斷以進入市場的人為障礙為基礎，我們就有充分理由去消除它?！钦谶@一領域內的記錄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倘若還有人會指望政府得到酌處權會做成任何好事，而不是增添障礙，那才真讓人奇怪?！偸遣豢杀苊獾卮嬖谥撤N壟斷，它們的過渡及暫時性質往往由于政府的操心而轉變成一種永久性質?！薄?3〕哈耶克這種對政府行為和國家壟斷的重要論述，又何嘗不是對中國經濟特征“歪打正著”的一個基本概括。如果現有這些國有資產主要由民營企業來支配，則必定會創增出更多優質高效的就業機會，“國退民進”因此而成為中國市場化進程不可遏止的發展趨勢。

對于中國政府來說，其理性選擇就是盡快放棄國有經濟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和就業實現方式，在“國退民進”中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才有可能盡快走出國有經濟主導就業的理論誤區和發展陷阱，才能真正擺脫對傳統計劃經濟發展路徑的過度依賴。上文提及的埃德蒙·菲爾普斯(E.Phelps)在北京論壇演講時曾經指出：“如果政府太關心企業的話，太干涉企業的話，我覺得這是一種危險。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在腦子里時刻銘記這種危險，這是一種最大的危險?！薄?4〕盡管中國市場化改革已經持續了39年的時間，但國有企業這種計劃經濟的負面遺產依舊存在，并在政府的強力保護下依然還在大量增長，這種危險依然威脅著中國市場化轉型。國內外大量事實表明，劣質低效的國有企業絕不是政府提供的充分就業餡餅，而是一個政府挖掘的“充分就業陷阱”。

四、“國退民進”驅動高質量就業轉型

迄今為止，真正有發展意義的中國經濟改革，幾乎全都發生在國有經濟之外，因而被國內外經濟學家們普遍稱之為“體制外改革”或“邊緣化改革”，但并沒有真正觸及作為計劃經濟制度核心構件的國有產權、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改革的真實動機并不是要破解國有體制并尋求新的超邊際性發展出路，而是試圖在原有制度框架內邊際性地拯救和發展國有經濟，導致低效率的國有經濟中長期累積了大量超額的隱性失業人口。亞當·斯密(Adam.Smith)在分析就業壟斷時早就深刻指出：“壟斷已大大地增加了某些制造業的人數，它已經像一支成長得過大的常備軍，他們對政府已形成威脅，而且在許多場合可以威嚇立法機構?！薄?5〕中國國有產權資本份額之大，國有企業市場壟斷之強，國有經濟隱性失業之多，已經成為了極其強大的反市場力量，而且大到了幾乎國家都不能對其有任何觸動的程度，只能維護而不能改革。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時還曾深刻指出：中國“在國有企業的重組過程中，一個主要的障礙就是很難解雇職工?！薄?6〕而很難解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僅這些隱性失業人口已經成為了一個規模極其強大的既得利益階層，而且長期養成的“惰性基因”使得他們對市場化公平就業競爭也極其不適應，并普遍具有極其強烈的反市場化傾向——就業路徑依賴性。羅納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分析中國經濟改革時也曾深刻指出：“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偏見之外，還有一些現實因素同樣足以阻礙國企改制的發展。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對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失業以及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后果的考慮?！?994年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向與會的12名國內外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難題——如何在進行企業改革的同時避免大規模失業的發生?任何人只要能解決這個問題，用他的話來說，都絕對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薄?7〕既然原有的就業發展路徑走不通，因而就需要徹底擺脫原有的路徑依賴性，發展的眼光就不應是向內看而是應當向外看，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重新尋求既能提升經濟效率又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創新路徑。中國當前面臨的發展困境是“……國有企業占了我們的半壁江山，而且關鍵領域都是國有企業控制?！鞭D型改革和充分就業絕不能“死守國企陣地這個外殼，國有經濟并不等同于國有企業，只有跳出國企來考慮國有企業的改革，才能夠真正地有所突破?！薄?8〕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思(D.C.North)也曾經深刻指出：“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國家最終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則導致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衰退?！薄皣业拇嬖趯τ诮洕鲩L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薄?9〕這種“自相矛盾”或“諾思悖論”的真正科學解，只能來自于國家政府變革。對中國而言，政府做了太多的不應該做的事情，超出了有效政府應有的行為邊界，扭曲了經濟效率和充分就業。如果國有企業不能充分退卻，發展效率不能盡快獲得改進，其結果就是國民大眾必定會因為失去等待的耐心而采用“用腳投票”的方法，政府就會垮臺，國有企業也會自然跟著倒下。東歐劇變證明和驗證了這一經濟鐵律的存在，并一定會通過某種強制性力量而發揮作用：通過讓政府破產的路徑而讓國有企業破產。制造更大的發展蛋糕會有生產成本投入，改革創新也會有反抗阻力和強烈微詞，改革與發展絕不是免費的午餐，一定會有一個支付交易成本的陣痛的過程，而不改革就只有死亡，其后果也會更加糟糕。

國家所有和政府壟斷必定會導致“政府失靈”，其“政府失靈”也必定會從政治領域滲透到所有主要經濟領域，從而會引發并加劇“市場失靈”，兩種失靈的交織疊加導致其整體經濟的低效率。處于關鍵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由于國有化產權結構的制度缺陷，其“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程度，均遠比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更為嚴重。在可觀察和可驗證的全球范圍內，國有企業都具有官僚化和無效率的治理通病，不僅沒能成為國家財力的重要來源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引擎以及政治穩定的可靠基石，反而都成為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和勞動就業的發展陷阱以及社會動蕩的經濟根源，而且轉型國家國有企業的“病情”更為嚴重，比發達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赌祥_管理評論》近期發表的一項重要實證性研究成果發現：“當上市公司產權性質為非國有企業時，金融發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與上市公司投資效率正相關，……在我國經濟轉軌初期，當上市公司產權性質為國有企業時，政府干預、金融發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與上市公司投資效率負相關?！薄?0〕任何國家的理性大眾和明智政府，都不會長期支持國有企業這個無效率的腐敗性經濟組織，國際社會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浪潮，其實就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帕累托改進浪潮。

在全球化創新競爭時代，不僅要求國家的發展理念從官本主義向民本主義的科學轉型，而且也要求政治結構從國家集權向民眾分權的制度轉軌，還要求產權結構從國家所有向民營競爭的理性回歸，并需要保持上述三大變革的有效協同。民本主義發展理念既要求在政治結構上嚴格限定國家政治權力的干預程度和活動邊界，通過民主分權真正做到“還權于民”，也要求在經濟結構上放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壟斷性質，通過產權制度民營化而實現“還利于民”。只有“還權于民”與“還利于民”的有機協同，才能真正實現國民經濟的卓越轉型。埃德蒙·菲爾普斯還曾深刻地認為：“現代經濟依靠社會的多樣性實現繁榮?！绻寚跻粋€人挑選值得投資的創新項目，那就只能造就色調單一的國家?！跉v史上，激發創造力和遠見、推動知識和創新增長的體制只能在私營部門爆發，而非公共部門?！薄?1〕在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制度結構下，永遠不可能造就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霸谡赡軐κ袌鲂纬傻乃衅茐囊蛩刂?，國有企業是破壞性最強的因素之一。這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民營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的無節制擴展會使這個基礎毀滅，從而使整個市場經濟不復存在?！薄?2〕中國發展轉型首先需要市場化制度創新驅動，通過加速推進“國退民進”的市場化制度變革的力度和深度，將無效率的公有產權明晰為有效率的私有產權，將壟斷性的國有企業轉型為競爭性的民營企業，對于處于關鍵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發展效率和充分就業質量而言，就能獲得令人意想不到的爆發式持續提升。依靠毫無效率的國有企業組織來實現優質高效的充分就業，就像是把一件很好的事情委托給一個很壞的代理人去做一樣，這是永遠不可能做好的事情，如果上帝知道了這件事，上帝也會斷然地發問：在世界上怎么還會發生這樣荒誕不經的事情！

中國經濟崛起的真正動力，只能來自于公平競爭的高質量勞動創造，全球化創新競爭時代所要求的充分就業，絕不是內涵了大量隱性失業且無任何競爭優勢的數量型過度充分就業，而是優質高效并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高質量型充分就業。高質量充分就業的基本內涵在于：除了那些自愿失業人員之外，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勞動人口，都能夠通過市場化公平競爭而自主自愿地尋求到就業機會，都得到了一個較為滿意和相對穩定的就業崗位，其職業種類符合勞動者的就業發展偏好，在工作崗位上也能夠做出有效率的勞動創造，其就業職級和報酬收入與其知識水平和勞動績效之間具有對稱性，而且也不存在任何隱性失業人口，就業和工作所依賴的是更加專門化的新知識，能夠體現人口現代化和就業現代化的核心訴求。國有經濟就業隱含了劣質低效的大量隱性失業，國有經濟只能是大量冗官冗員存在的無效率過度就業，因而依靠國有企業絕不可能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中國市場化轉型的真正障礙，就在于國有產權基礎上的官商一體化，未來經濟發展轉型和實現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根本變革路徑，就在于市場化導向的“國退民進”。

經濟全球化浪潮絕不是政府任意越界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浪潮，也不是堅持國有化主導地位的國有經濟浪潮，而是一個以民營經濟和公平競爭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浪潮，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是一個市場化轉型變革的“國退民進”浪潮。由于中國經濟轉型仍然存在著路徑依賴性，導致國有經濟迄今仍具有主導性質并處于壟斷地位，使得市場化制度變革嚴重滯后于經濟轉型訴求，并構成了經濟發展轉型的重大約束瓶頸?！啊浞志蜆I’和‘經濟增長’在過去幾十年內已成為擴大政府干預經濟事務范圍的主要借口。據說，私人自由企業經濟具有固有的不穩定性。聽其自然，它會產生繁榮和蕭條這種周期性的循環。因此，政府必須進行干預，使事態保持穩定?！@些論點完全是錯誤的。事實是：那次經濟大蕭條像大多數其他嚴重失業時期一樣，是由于政府管理不當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經濟的任何固有的不穩定性?！瓰榱私洕€定和增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預?！薄?3〕這一市場化和民營化的理論主張，并不排斥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適度干預，而只是主張將政府干預邊界嚴格限定在公共物品許可的合理范圍內。它絕不主張政府創辦國有企業，更不主張國有企業壟斷，也不主張國有企業經營任何排他性私人物品，任何與民爭利的政府行為都應當被憲法所嚴格禁止。產權制度是任何經濟活動的基本制度或關鍵制度，如果超邊際意義上的產權結構選擇出現錯誤，任何邊際意義上的加倍努力行為，都會更加遠離初衷良好的“理性預期”，都會使經濟變得更加糟糕。如果我們既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最有效的首選路徑，那就永遠也不會到達目的地。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Samuelson)曾經認為：“政府的管制應當限于維系有序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它主要依靠的應當是有利有弊的私有化市場體系來引導生產，而不是公有制的控制或政府的計劃指令?！薄?4〕雖然發達國家也存在著政府失靈，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失靈更為嚴重，阿蘭·斯密德(A.A.Schmid)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后認為：雖然“對政府的抱怨幾乎是普遍的問題，……在這個方面貧困國家似乎表現得最為糟糕?！卑l展中國家的貧困首先不在于科技而在于制度，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并沒有自問某項特定的制度是否值得支持的問題?！薄?5〕由于制度優劣能夠決定物力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人力資本的潛能發揮程度和技術知識的創新激勵程度，因而在物力資源、人力資本和技術知識給定的情況下，“制度能夠成為經濟增長或者下降的獨立根源?！薄?6〕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世界上最為先進發達和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市場經濟國家，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市場化自由競爭程度最高的國家，不僅從來就沒有國有企業存在，而且從1890年就實施了世界上第一部《謝爾曼反壟斷法案》?！坝?3%的美國人贊成‘自由市場是創造財富的最佳制度’……有51%的美國人贊成‘大企業為自身利益扭曲了市場機制’……問題不是大企業本身，而在于擁有政治權勢和壟斷地位的大企業；問題也不是政府本身，而在于具有掠奪性和腐敗性的政府。房利美公司的低效無能是源于它作為大型壟斷企業，還是作為一家政府扶持的企業呢？答案是兼而有之?！薄?7〕中國只有首先進行市場化和競爭性的產權制度變革，才能充分釋放長期隱藏于民間的就業創造能力和經濟發展活力，從而能夠通過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而開辟出通向永續繁榮的道路。羅納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分析中國經濟改革時還曾深刻指出：中國“改革并未觸及所有制結構。從法律角度看，國企應為全體人民所有。但對所有人開放的經濟資源卻不屬于任何人，在公有制中這種情況被中國經濟學家稱為‘所有者缺失’?！诋a權經濟學中，權利界定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先決條件，這對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意義尤為重大。中國要想向市場經濟繼續邁進，就必須明確所有權的歸屬問題?！薄?8〕《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實證性研究成果也表明：盡管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國有經濟資產具有主導性和主體性，但“第二、第三產業非公有制經濟占增加值和就業規模的比重分別為67.59%和75.20%。這表明，公有制資產仍占主體，非公有制經濟貢獻占優，”2012年“非公有制企業在城鎮基礎設施投資所占的比重超過60%，稅收的貢獻超過了50%，GDP所占比重超過了60%，就業貢獻超過了80%，在新增就業中，它的貢獻超過了90%?！薄熬C合產出和就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無論是創造的增加值，還是就業，公有制經濟的貢獻都遠小于非公有制經濟，”〔39〕反而是非公有制經濟在增長貢獻、財政收入和勞動就業等關鍵發展領域具有主導性質和主體地位。產權結構與產出結構及就業結構的這種實證比較表明，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仍然顯著地存在著產權占有與經濟貢獻之間的“主體倒掛”和“主導錯位”，實質上是仍然存在著由產權結構扭曲所導致的效率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雙重扭曲陷阱”，但同時也就意味著加速推進“國退民進”的產權制度變革，必定能夠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創造出潛力巨大的發展空間，從而能夠為中國經濟崛起和勞動發展帶來可持續的巨額“制度紅利”。在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轉軌過程中，產權結構將會從根本上決定增長質量，任何增長質量都首先是一個產權函數，現實世界中絕不存在脫離產權制度的增長函數，無效率和低效率的國家占有，將不會具有任何發展價值。與此相適應，所有的發展轉型都來自于其背后的創新驅動，而所有的創新驅動都最終來自于制度創新驅動，就業質量、科技進步、經濟增長、競爭優勢、人均收入和經濟表現等，全都是制度變革尤其是排他性產權制度變革的發展函數。很自然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可以通過產權制度變革，大力壓縮在本質上劣質低效的國有企業產權和國有經濟規模，在“國退民進”的變革進程中，重構一個民營經濟主導的市場經濟制度框架。

五、結 語

計劃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國有經濟主導及國有企業壟斷，繼續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性質和壟斷地位，自然就會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革訴求。全球范圍內的長期試驗及中國經濟的轉軌績效表明，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因其無效率的國有產權和市場壟斷，而無法主導任何優質高效的經濟發展轉型，從而只能成為并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約束瓶頸和充分就業的“制度陷阱”。中國在經歷了國有體制外的長期粗放型經濟增長之后，迫切需要對國民經濟產權結構做出具有戰略價值的制度變革，不僅要在國有經濟體制外繼續發展非國有經濟，更重要的是要變革長期壟斷的國有經濟本身。充分參照和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起碼是所有商業類國有企業首先加以民營化，由此方能在現代企業制度基礎上實現公平競爭?！皩τ谥袊鴣碚f，”首先“不是選擇計劃或市場的問題，而是選擇明晰的產權，界定經濟機會的結構，從而形成經濟發展的內容?！薄?0〕中國市場化轉型需要重建明晰排他的產權基礎，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民營化主導的公平競爭，“國退民進”自然就會成為制度創新驅動的首要選擇，只有制度現代化和就業現代化才能有效引領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進程。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1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年，第25-32頁。

〔2〕Henry Bracton in:M.Polanyi.,The Logic of Liberty,London,1951,p.158.

〔3〕〔23〕〔英〕哈耶克：《自由憲章》，楊玉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95、412-413頁。

〔4〕〔5〕〔6〕〔33〕〔美〕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張瑞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79、214、219、43-44頁。

〔7〕〔17〕〔31〕〔美〕埃德蒙·菲爾普斯：《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余江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41、203、41頁。

〔8〕〔13〕〔18〕〔21〕〔27〕〔38〕〔美〕羅納德·哈里·科斯等：《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66-67、105，83、179，215，252，179，176頁。

〔9〕〔10〕〔美〕保羅·克魯格曼：《兜售繁榮》，劉波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9、59頁。

〔11〕繆毅、胡奕明：《產權性質、薪酬差距與晉升激勵》，《南開管理評論》2014年第4期。

〔12〕〔14〕張維迎：《理念的力量：什么決定中國的未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6、204頁。

〔15〕〔美〕魯迪·多恩布什：《通向繁榮之路：自由市場、穩健的貨幣再加點運氣》，沈志彥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18頁。

〔16〕劉明宇等：《諾思悖論：西漢王朝專制主義發展對產權結構的影響》，《學術月刊》2014年第6期。

〔19〕〔26〕〔美〕斯蒂格利茨：《發展與發展政策》，紀沫等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266-268、532頁。

〔20〕俞憲忠：《優先發展民營中小企業》，《現代經濟探討》2013年第9期。

〔22〕〔美〕韋普肖特：《凱恩斯大戰哈耶克》，閭佳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第30頁。

〔24〕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編：《諾獎大師縱論中國經濟》，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6年，第389頁。

〔25〕〔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謝祖鈞等譯，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4頁。

〔28〕華生：《中國經濟學家2015年度論壇專家演講稿：國資國企改革向何處去》，《當代財經》2016年第1期。

〔29〕〔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1、25頁。

〔30〕李延喜等：《外部治理環境、產權性質與上市公司投資效率》，《南開管理評論》2015年第1期。

〔32〕張維迎：《市場與政府：中國改革的核心博弈》，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67頁。

〔34〕〔美〕保羅·薩繆爾森等：《宏觀經濟學》，蕭琛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169頁。

〔35〕〔36〕〔40〕〔美〕阿蘭·斯密德：《制度與行為經濟學》，劉璨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0、80，279，1頁。

〔37〕〔美〕路易吉·津加萊斯：《繁榮的真諦》，余江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第8-9頁。

〔39〕裴長洪：《中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