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語文教育原點：成就“立言者”

潘新和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0世紀40年代，葉圣陶先生有一篇《認識國文教學》文章，較好地表明了他對舊教育與新教育的看法。他說舊教育可以培養記誦很廣博的兩腳書櫥，學舌很巧妙的人形鸚鵡，可以培養或大或小的官吏和以教讀為生的儒學生員，卻不能培養能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1］——這就是他對舊教育的評價和對新教育的期許。從后面這句話里頭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本體論是“生活本位”“應付生活”，他的效能論是“工具論”。這兩論便是他的始終如一的指導思想。他是針對舊教育培養或大或小官吏或以教讀為生的儒學生員而提出來的。

他進一步指出，舊教育是“知識本位”的，是守著古典主義和利祿主義的。守著古典主義，是說讀古人的書籍，意在把書中內容裝進頭腦里去,不問它對于現實生活適合不適合,有用處沒有用處;學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調模仿到家,不問它對于抒發心情相不相配，有沒有效果。舊式教育又是守著利祿主義的：讀書作文的目標在取得功名，起碼要能得“食廩”，飛黃騰達起來做官做府，當然更好；至于發展個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個人終身受用不盡，同時使社會間接蒙受有利的影響，這一套，舊式教育根本就不管。［1］

葉圣陶先生反對古典主義、利祿主義，確立的是什么呢？確立的是“應付生活論”“工具論”。蔡元培先生倡導“實利教育”，與“生活本位”“應付生活”的出發點是一樣的?！皯渡钫摗薄肮ぞ哒摗笔欠磳诺渲髁x、利祿主義的。其實，科舉制要求讀經典、考八股，未必鼓勵你去謀功名利祿，它只是選拔人才的一種機制罷了，其本身沒什么不好，相反，這是一種很先進的選官制度。只不過后來有所變質，是人們當官的動機發生了蛻變。跟今天公務員考試，讀時文、考申論一樣，有些人同樣是奔升官發財去的。

蔡元培、葉圣陶們最大的功績就是平民教育，面向大眾的文化普及，就是希望普通民眾都能夠讀書識字，不當文盲，不吃沒文化的虧?！吧畋疚弧薄皯渡睢钡亩ㄎ辉诋敃r有其合理性。這個思想清末教育法規就有了，就是為“謀生應世之需”。

說白了，讀語文就是為了能夠應付日常生活、社會交往之需，將來能謀取一個好工作，這就是他們的目的論。這個目的論跟封建教育當然有很大的不同，為當官發財跟為能夠更好的進行人際交往，謀一份比較好的工作，差異顯而易見，但二者又有某種相似：都是出于物質的或生存的需要，封建教育叫“利祿主義”，“生活本位”“應付生活”叫什么主義呢？叫“實利主義”。蔡元培、葉圣陶們的思想從哪里來？是從杜威先生那兒來。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享譽世界，足跡遍布許多國家，在中國講學兩年，陶行知、胡適先生都是他的弟子，胡適全程陪同他當翻譯。杜威的思想深刻影響了這一代知識分子，至今仍然如是。

最簡單地說，杜威先生教育思想是“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兒童中心”“做中學”等。陶行知先生說他把杜威先生的思想翻了半個筋斗，將“教育即生活”變成“生活教育”，更加強調生活對教育的重要性。生活需要什么，就應該教什么學什么，起于應用，終于應用，這就是實利主義的工具主義的教育。生活需要面包就要進行面包教育，生活需要戀愛就要進行戀愛教育，生活有什么就教什么。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在今天看來是一種短視與片面。因為教育從來都是超越現實，是前瞻的，給人以幻想、想象、追求，理想、信念、信仰的，哪怕是可望不可及的。眼睛盯著眼前功利，就看到鼻子尖的教育，如何促成真正人的發展、人的自我實現呢？不可否認，在文盲充斥的二十世紀初，人們普遍沒有文化學習機會，生產力低下，物質貧困的年代，不可苛求理想化的教育定位，但是顯而易見，這種實利主義教育，失落了精神、文化價值。只注意人的生存，忽略了人的存在；注重物質需求，忽略精神需求。生存這一面是很重要，魯迅先生說人首先要活著，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先要生存才有發展。生存，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拘枰獫M足之后，即便基本的需要沒有完全滿足，是否也還要有超越物質需要的精神需要？這就是面包跟玫瑰花的矛盾，我想呢，這二者對于人來說都非常重要，不可以區分先后的。

沒有精神之光照耀，人類便陷于黑暗之中。

對于人來說，后者可能比前者更重要。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前者是“動物性”需求，后者才是真正的“人性”需求。馬克思說，“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這些機能脫離人的其他活動領域并成為最后的和唯一的終極目的，那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薄皠游镏皇窃谥苯拥娜怏w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保?］人跟蜜蜂、老鼠，跟猴子、猩猩有什么不一樣呢？因為這些動物們只是滿足它們肉體的需要而活動，人不一樣，越不以滿足肉體需要進行的生產，才越是人的生產。從人的本性、特性來看，毫無疑問，古往今來不管是哲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對人的定位都不是物質動物。物質需求并不是人的特性。

對學生可以說得比較通俗一點：動物只有一條命，人有兩條命。動物只有物質、肉體生命，人還有第二條生命：精神生命。人類的精英，往往把第二條命作為他的第一生命。這第二條命——精神生命跟語文有著天然的、直接的關系。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動物中唯一的能夠使用言語的動物。人的特性是什么呢？人是語言的、言語的動物，會用語言是人的本性，人的精神生命是建立在言語之上的，換言之，就是言語給予人以精神生命。當然，可能有人會說精神創造，還包括各種藝術創造，如音樂、美術、雕塑等，甚至也包括各種各樣的物質性的精神創造，如建筑、工藝美術等，但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精神創造是言語創造，或是基于言語之上的創造。這是不容置疑的。這如德國哲學家卡西爾所說：“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保?］這就把言語與文化發展的關系說的很清楚了。

上述認知跟我們對語文教育的定位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葉圣陶先生把它定位為“應付生活”，這“生活”指的是日常的物質、社會生活，并不是指人的精神生活、精神創造活動。如果這成為人的唯一的最終的目的，勢必指向的是馬克思所批評的人的異化。人是基于語言的理性動物，人是思想的動物，人是思想者，一切的人類文化都是建立在思想、言語之上。葉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應付生活”的定位，雖然似乎超越了封建時代的“利祿主義”，但是把語文教育目的定位為實利性應用，這樣的定位太低了。固然相當一部分的人可能會從中受益，提高生活質量，但是對人類這個類主體來說，也包括對這部分普通人的長遠發展來說，毫無疑問是不利的。在價值層面看，它對人的存在性目標的實現，人類的文明、文化水平的提升，精神、思想的傳承是不利的。

對言與人的關系，我們的老祖先是看得很透的。兩千多年前就有“三不朽”的說法：立德，立功，立言。魯國大夫叔孫豹有一次出使晉國，晉國有一個執政官叫范宣，他請教說人如何“死而不朽”，他說他家祖先從虞舜時代經歷了夏商周一直到現在，都是當大官的，祭祀的香火不斷，家族非常繁盛，這是不是就叫做不朽呢？叔孫豹答，這叫做“世祿”，不叫“不朽”。怎么才是不朽？他就講到了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所謂的立德，就是能夠為這個世界建立規則規范；立功，就是能夠為民謀利、為國解困；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其身既沒，其言尚存”。你死了以后你的文章還依然流傳于世界上，就是立言而不朽。所謂立言者，就是能寫出傳世之作的人。這“三不朽”有其一就可以不朽了。據說，我國古往今來只有兩個半人稱得上“三不朽”，一個是孔子，一個是王陽明，明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還有半個是曾國藩。曾國藩被認為是完人，不知道為什么只能算半個，毛澤東、蔣介石對他都十分崇拜。

在我看來，“立言”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立德”和“立功”?！傲⒌隆薄傲⒐Α表殤{借“立言”，否則，后人便不知何“德”、何“功”?！傲⒀浴北旧硪簿褪恰傲⒌隆薄傲⒐Α?。能夠傳世，一般須是有德之言；有德之言教導了學生、后代，便是立功。如果能夠“立言”，也就等于立德、立功了。知識分子大多是以“立言”來“立德”“立功”的。

可能歷代文人早就這么看了。后世往往把“立言”放在重要位置，單講“立言”。東漢王充就說立言可以“載國德于傳書之上，宣昭名于萬世之后”?？梢杂涊d一個國家的德行功業，世代流傳下去，還可以把作者的名聲傳至后代，永不泯滅。后來曹操的兒子曹丕接過了王充這句話，就變成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章是經營國家的大事業，是使人萬世不朽的偉大的事業?！澳陦塾袝r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辈还苣慊畹瞄L還是短，在世時多么榮耀、快樂，這些都有盡頭，都有定數，不像文章那樣可以無窮無盡地千秋萬代流傳下去?！笆且怨胖髡?，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把生命、思想留在文章筆墨中，就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完全操之在我，不必要求史官將自己記錄到史書里頭，以流芳千古；也不要依托權貴抬舉我去做官，去怎么的，聲名自然就會流傳于后世。曹丕作為皇帝曾經擁有天下，但他就是因了《典論·論文》這篇文章，使后人因此知道曹丕的，而不是他當了皇帝有多大的才能。論才能曹丕比他的父親曹操差多了，但是他留下這篇文章我們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學習國學我們都繞不開它，一定要讀它。這就是對“立言”功用的闡發。成就“立言者”，就是古人給文人，給知識分子的一個人生價值定位。人的生命轉瞬即逝，因“立言”而不朽，對于人來說，還有什么能比這更有誘惑力呢？恐怕沒有吧。立言而不朽，可能是歷代文人的最重要的寫作動力之一。

這就是超乎了物質、現世需要之上的存在性、精神性需要。語文要學好的話，不是像我們今天對學生說，你學好語文，高考可以得高分，考上好學校，將來找個好工作等等，就可以支撐他們走完這條路，光有這動力是不夠的，這生存性動機同樣是一種功利性動機，與封建時代的“利祿主義”五十步跟百步之差而已。而真正超越出來應該是精神需求。人有兩條命，第二生命——精神生命，這是后天形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主要是語文教師給他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孩子什么時候有了靈魂，有了精神生命，就是從他學會用文字寫作那一天開始，因為他開始懂得超越感性直觀，懂得用符號來記錄、創造了，這是在書寫中養育心靈。［4］他一旦有了對公眾言說的智慧與能力，執著地按這條路走下去，精神生命就會得以茁壯成長。

我們給孩子們精神食糧應該越早越好，從他們識字之后，就應該賦予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最基本的感覺與認知，這就是精神培育，是賦予第二生命，久而久之，當他的第二生命變成第一生命、第一需要的時候，就是開始向著“立言”之路邁進了。

葉圣陶先生“應付生活”“工具性”定位，為最廣大的平民百姓著想，以為能夠寫最普通的應用文字就完成了教育使命，這是基于物質性、社會性需要的考慮，大約沒想到“人之何以為人”這么復雜高深的問題。其實這問題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想過。兩千多年前的《春秋谷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說：“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你會說話會寫文章，你才成其為人。言說，是人的本性。如果你不能非常巧妙地言說——這個言不是指一般的說話，而是指你能夠把話說得像話，能說善道——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用文字巧妙地交流。能寫出好文章，立言以傳世，是人之為人的本分。

老祖宗的這種認知太了不起的，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認識到“立言”可以使人精神生命不朽，已經認識到了不能很好地言說，就沒資格做人。這也許讓許多人感到沮喪：我不寫作就不是人了？這應該從人類視角來看，從人類的物種特性，文明、文化的起源、載體來看，可能才會比較清楚。要反駁，就要將古今中外哲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們，對人的認識統統推翻。西方從亞里斯多德到黑格爾、馬克思，到海德格爾、卡西爾人等也都作如是觀：人是符號、語言、言語的動物，是求知、分類、理性、自由理性的動物，是自由的有意識的動物，是有思想的動物……我們說，維納斯很漂亮，大衛也很美，那只是人的外在形體之美，不是心靈、靈魂、精神之美。不是擁有人的形體就是人。真正的人，是形與心的統一，是羅丹眼中的“思想者”。歐洲哲學之父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不思，你的形體再美麗、健壯，也是不存在的，不過是行尸走肉。更準確地說，應是“我寫故我在”。思想需要表達、交流才存在。

什么是人？“思想者”是人，因為他有靈魂，有精神生命。思想的載體又是什么呢？就是語言文字。語言文字是思想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載體。能言語創造，才是人。我剛才講人要有靈魂、有思想創造，有言語生命意識，有存在性動機等，語文教育從來沒有給孩子這樣的精神“開光”，給予他們的就是“工具性”的實利教育。今天的“語文課程標準”還是復制于葉圣陶先生的“工具性”定位：“語文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毖哉Z、精神創造，成了一種技術活，寫作就跟木工做家具一樣，語文教育成了“碼字”技術教育。這一個多世紀的語文教育，基本上就是學習“碼字”技術的定位。這大大貶低了母語教育的價值，失落了其文化傳承、創造的精神價值。

一千多年前，韓愈先生寫了《答李翊書》，可以看作是給語文教育建章立制的杰作，是引領如何培育“立言者”的，體現了我國古代優良的教育文化精神，是語文教育學經典之作?？上дZ文學者、教師都沒有關注到其精辟性、重要性。大約這也被葉圣陶們作為舊教育“古典主義”糟粕給反掉了。如能接續、繼承這一精神血脈，我國現代語文教育就不致陷入“生活本位”“工具性”的泥沼，就不會在實用、應試中淪陷。

韓愈這是給一位名叫李翊的年輕人寫的回信。李翊向文壇泰斗韓愈求教，韓愈見他是一個誠心向學的可造之材，就以自己的經驗開導他：你寫作“蘄勝于人而取于人”，還是“蘄至于古之立言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你是想文章寫得很漂亮，像一個工匠一樣被人雇傭，當一個寫手，當一個秘書，還是希望當一個古代以文章傳世的“立言者”呢？如果你希望文章寫得漂亮，可以謀一個好工作，用文章賣錢、謀生，那么你現在已經達到了，你的文章已經很漂亮了——我對你沒什么可說的了。如果你希望成為“古之立言者”的話，雖然我在這條路上走了20多年還不能說已經達到了，可還是能跟你說道說道?！n愈先生清楚地指出“文字匠”與“立言者”，即“生存”與“存在”的不同的價值追求。他看重的是后者。

韓愈首先告知李翊的成就“立言者”的秘訣是“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這10字箴言，分量實在太重了?！傲⒀哉摺笔遣豢赡芩俪傻?，是一輩子的事情，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要把冷板凳坐穿；不能受到“勢”和“利”的誘惑，要超越功利境界。如果受到這兩種誘惑，一切免談。一句話，不能急“功”——望其速成，近“利”——誘于勢利。［4］

如能做到這一點，那進一步要怎么修煉呢？——“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币獜母救胧?，養根加膏。讀書思考積累到一定時候，自然就能夠放出耀眼的光芒，結出“立言”的碩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文德修煉到家了，就能夠寫出和順的好文章。

他接著講如何養根加膏：其始也，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只讀先秦典籍、《史記》、《漢書》等，所讀必經典。至于怎么讀，他在《進學解》里談到，要做讀書筆記：“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中國歷代文人、學問家——“立言者”就是這么煉出來的。

《答李翊書》讀懂讀透了，就知道該怎么培養“立言者”，語文該怎么教。

這一個多世紀的現代語文教育“生活本位”的實利主義價值觀，恰是韓愈所反對的“急功近利”的價值觀，跟傳統語文教育成就“立言者”的價值觀，完全背道而馳。就因為把語文當做一種技術、工具來學，只為日常應用，只為了應試，缺乏言語信仰、人類情懷，必然沒有恒久強大的學習熱情、激情、動力，每況愈下便在所難免。如果給它一個高的定位：培養對人類文化有貢獻的人，培育成就“立言者”的大志向，語文教育面貌也許就完全不一樣了。

世界上有些東西會過時，有些不會過時?！傲⒀浴眱r值觀就屬于后者，不僅不過時，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將煥發出更為強盛的生命力?！傲⒀浴眱r值觀背后是人類情懷、利他情懷、終極關懷，追求高智慧、高品位的精神創造。要是失去這種追求，人將很難成為“人”。以“應付生活”為目的的“文字匠”的工作，現在已經被寫作軟件所取代，將來，二流、三流的文字工作都將由機器人代勞，人類只有一件事可做：寫機器人寫不出來的一流、超一流的文章、著作，這就是“立言”。

“生活本位”“工具性”的語文教育認知，將被歷史與生活無情地淘汰，我們繞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點：成就“立言者”。人類別無選擇；語文教育別無選擇。

——培育“立言者”，為學生樹立精神高標，語文界做好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