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博物館藝術授權的結構模式與價值鏈

王秀偉

（中國海洋大學國家文化產業研究中心 山東青島 266100）

充分挖掘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對其加強保護的同時注重利用是新時期文化遺產工作的重要導向。博物館作為文化遺產的重要收藏、保護與展示場所，在彰顯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中肩負著重要使命。為此，國家相關部門先后出臺了若干支持文化文物單位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意見，有力推動了博物館文化產業的發展。2015年3月實施的《博物館條例》明確指出：國家鼓勵博物館挖掘藏品內涵，與文化創意、旅游等產業相結合，開發衍生產品，增強博物館發展能力。這為國內博物館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導向和法規依據。2016年4月，國務院作出部署：“國有文化文物單位要積極探索合理的收益分配機制，吸引社會力量參與文化創意產品研發、生產和經營，依托館藏資源，采取合作、授權、獨立開發等方式開發文化創意產品?！保?］推動文博單位文創產品開發上升為國家政策層面的議題。隨后，國務院辦公廳公布《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2］，鼓勵文化文物單位與社會力量深度合作，建立、健全包括授權機制在內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在相關政策的引導及部分博物館藝術授權成功案例的影響下，借助藝術授權發展文化產業受到國內文博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博物館對藝術授權模式的探索也有助于推動博物館社會價值的發揮和博物館事業的發展。

一、博物館藝術授權

作為一種企業管理的手段和模式，“授權”最早源于20世紀80年代經營環境變化的背景下，企業對提升或保持競爭優勢而作出的管理模式創新。經濟學意義上的“授權”可理解為權利作為一種資源在不同組織、群體、層級間的流動，其實質是權利資源的生產、流通、消費與效益反饋過程。當“授權”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經濟發展和產業循環的手段時，其內涵更多地具備了經濟因素和產業身份。藝術授權指向的正是產業經濟視域下，以藝術作品的知識產權作為生產要素，在不同主體間實現的價值流通及其帶來的效益提升。

審視不同權利流通主體及相互間的產權關系，藝術授權可理解為建立在授權者與被授權者權利許可關系之上的市場交易行為?；诖?，美國學者里薩·梵度（Lisa Fondo）將藝術授權界定為“被授權者與授權者雙方簽訂合同，將藝術作品的著作權等無形資產，在特定地理區域與時間內，應用于某特定商品上的過程，然后授權者從每單位授權商品的銷售所得中抽取權利金”［3］。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效配置了人力資源，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推動了社會分工的深度演進。隨著授權產業的規?；蛯I化，授權經紀作為一類獨立的角色應運而生。理查德·凱夫斯（Richard E.Caves）認為，“文化成為產業的重要標志是產業鏈的形成和中介環節的急劇擴張”［4］。因此，加入授權經紀后的藝術授權可理解為授權者將授權標的物授權于授權經紀，由后者取得授權，代表授權者授權給被授權方；權利金按照授權合同的確定比例逐次反饋，進而完成授權。授權經紀的介入完善了藝術授權的鏈條，推動了藝術授權向產業化方向邁進。

藝術授權在本質上表現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再生產行為。通過藝術授權，不僅實現了藝術理念的重構和文化價值的再造，而且深層次地優化了資源要素，開啟了產業價值。藝術授權首先體現為自身要素的重組和優化，從而形成可以授權的標的物。隨著新的知識、智力、情感等要素的注入，原創作品所依托的文化、藝術和創意勢必發生重組，形成新的組合。新組合下的標的物由于具有雙重的文化價值積累，從而具備了對其他事物構成影響的能量。隨著藝術授權的開展，積聚了一定能量的文化藝術標的物及其所蘊含的文化、創意，將對引入對象的系統形成一種沖擊性影響。亨利·馬基諾（Henry Margenau）對此曾表示：“一旦創意經過重組進入新狀態和新模式，就會產生創意行為?！保?］所以，藝術授權可以被看作通過文化藝術作品所承載的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借助文化、藝術、創意要素的流動和潛能的發揮，打破原有事物體系和結構狀態，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的結構優化。藝術授權的機理是將授權標的物所蘊含的文化藝術作為創意資源結合其他物質或產業載體，實現新價值的生成和積累。

博物館藝術授權是以博物館藏品等所體現的文化藝術內涵為依托的授權標的物知識產權的授權體系。授權標的物主要來自博物館藏品、商標、建筑等通過數字化形成的圖像、文字、標識、聲音、影像。標的物以數字化符號的形式被保存、建檔，在此基礎上對其所承載的知識產權進行授權。知識產權本身是無形的財產權，必須依附于數字化后形成的文化藝術符號而存在。此時的文化藝術符號是博物館文化資源的全息濃縮，承載著文化資源的內涵和意義，“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6］。狹義的博物館藝術授權僅指針對博物館藝術作品著作權的授權，即以數字化的文化藝術符號為授權標的物的授權。廣義的博物館藝術授權還包括了博物館的品牌授權、出版授權、影音授權等類型。博物館藝術授權有效地連結了博物館、社會公眾、市場主體和其他非營利組織，實現了博物館文化產業與外界產業體系的互動，更好地推動了博物館價值的生產與輸出。因此，博物館藝術授權應視為一個整體性的價值生產與再生產系統。

不同博物館發展文化產業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不盡相同，藝術授權模式的選擇也存在差異，不同結構模式下的價值鏈形態也會因此有所不同。

圖一// 藝術授權模式下的三級市場結構

二、博物館藝術授權的三種結構模式

藝術授權模式同時兼具三個層級市場的要素，有效地連結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權市場、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打通了不同市場間的價值流通環節，增強了不同市場間的關聯度（圖一）。

在藝術授權模式下，不同層級的市場之間形成一個相對暢通的價值通道，從而便于價值的流通和增值。同時，各產業要素間的組合也將實現從垂直發育或平行生長結構向以具有知識產權的符號資本為核心的衍生輻射式結構轉變。因此，藝術授權的結構模式可以描述為：以具有符號意義和價值的文化藝術資源為源頭，以文化藝術資源所承載的知識產權為核心，通過授權實現的產權交易、資源整合、生產銷售的融貫性和擴展性的結構體系。藝術授權的結構模式建立在資源集聚和無形資產積累的基礎上，并以此為基礎吸納、整合外部資源要素，形成價值輻射、聯動的協同圈層。

博物館藝術授權的結構模式是博物館根據自身內部優勢和外部條件所采取的發展藝術授權的路徑和方式。博物館藝術授權的結構模式通常表現為三種：直接授權模式、委托授權模式和綜合授權模式。

（一）博物館藝術授權的直接授權模式

直接授權模式是以博物館為授權方，直接將本館擁有的或通過授權取得知識產權的標的物授權給被授權方，被授權方按照合同規定在限定時間和區域范圍內將授權標的物應用于經營活動或非營利性活動中，并向博物館反饋權利金的模式。該模式以博物館為授權主體，直接負責授權的簽約、監督、管理等各項工作。被授權方直接與博物館聯系授權事宜，在取得授權標的物后向博物館反饋權利金。被授權方可同時選擇不同類型的多個授權標的物；在非專屬授權的情況下，博物館也可將同一授權標的物同時授權給多個被授權方。

直接授權模式有利于博物館有效掌控藝術授權的各個環節和進展程度。由于博物館對本館的藏品資源、文化特點更為熟悉，在協調授權窗口與藏品管理、科學研究和展覽組織等部門的關系方面更加便捷，可更好地發揮其在藝術授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因此，該模式受到國內外一些博物館的青睞，如國外的英國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以及國內的臺北“故宮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的藝術授權主要運用直接授權模式。

以大英博物館為例。大英博物館的藝術授權由下屬的大英博物館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公司專門成立大英博物館影像網站［7］，提供藏品影像的搜索、購買、授權與下載服務。所有影像的著作權歸博物館理事會所有，每張影像配有相應藏品的作者、年代、尺寸等信息以及關于著作權歸屬的聲明。使用者可通過網站申請授權使用相關影像；如果找不到所需影像，可直接向博物館提出申請。大英博物館影像網站對授權環節作出了一定的規范，如對影像用途、應用媒介、申請數量等事項作出選擇，以便明確授權費。完成影像選擇后，被授權者需要閱覽并確認博物館擬定的授權合同，支付授權金后下載影像檔案，完成授權環節。對網站上沒有提供的影像，申請者需向博物館提交書面申請，并簽訂授權合同。大英博物館的直接授權模式是一種高效的授權模式，將授權環節置于博物館影像網站上，在對網站后臺的監督下完成授權，既減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授權環節的效率，也確保了授權金的及時給付。

直接授權模式的不足之處在于，博物館作為非營利組織長期游離于市場之外，對市場需求缺乏敏感性，對消費文化認知不足，導致選擇授權標的物時容易忽視以其為載體的授權產品潛在的市場價值，從而影響藝術授權產品的價值實現。此外，博物館作為非營利機構，在授權過程中需要與不同的被授權方接洽、談判、擬定授權合同并監督執行，這對缺少市場交易和法律監督經驗的博物館來說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尤其是博物館對授權合同的監督效力明顯不足。如浙江省博物館2011年在對《富春山居圖》進行授權時，因監督經驗和效力有限，出現了法藍瓷等個別被授權方違規私自提高授權產品價格的情形［8］。授權后的監督、管理困難成為博物館直接授權模式的最大制約因素。

（二）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委托授權模式

委托授權是指博物館委托第三方進行的授權活動。該模式下，博物館委托授權經紀代表博物館作為授權方，將擁有知識產權的授權標的物直接或經過一定的創意設計后，授權于被授權方。被授權方按照合同規定使用授權標的物并向授權經紀支付授權金，或在授權活動中回饋權利金，由后者按照與博物館的約定，將一定比例的權利金反饋給博物館。

授權經紀發揮著溝通博物館、被授權方與社會公眾的作用，形成博物館委托授權模式的支撐力量。授權經紀的加入是對博物館藝術授權結構模式的創新甚至重構：一方面，授權經紀緩解了博物館與被授權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使雙方的信息供求關系更加透明；另一方面，授權經紀為博物館藝術授權向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拓展提供了一個突破行業壁壘、建構多元市場、擴大授權規模的路徑。在委托授權模式中，授權經紀扮演的不單是交易中介的角色，還承擔了文化傳播和授權營銷的功能，承擔著市場策劃人、形象包裝者的角色［9］。根據授權經紀的不同類型，可將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委托授權模式分為代理授權模式、中介授權模式和平臺授權模式。

代理授權模式是博物館以某一授權代理商代表博物館與被授權者協商并完成授權的模式。其前提是授權代理商與博物館簽訂委托代理合同，明確職責和權利，維護博物館的正當權益并使代理商的利益得到保障。如授權代理商360ep的權責包括：替博物館完善授權策略并計算出可能潛在的收益，代表博物館與每個潛在的目標客戶溝通協商并訂立備忘錄，針對授權合約與博物館的法律部門進行討論等［10］。該模式下，授權代理商代表博物館與被授權方溝通、談判并簽訂授權合同，合同內容必須經博物館核實并同意。如果授權代理商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擁有眾多的潛在被授權對象，可以幫助博物館迅速拓展授權市場、擴大授權規模。如美國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自2005年起，以360ep公司作為其授權代理商代理博物館的品牌授權業務。我國臺灣地區博物館授權代理商七頂創意公司作為法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會（RMN）指定的授權代理商，代理包括盧浮宮博物館（Musée du Louvre）、凡爾賽宮博物館（ChateaudeVer?sailles）、畢加索博物館（Musée Picasso）在內的十多家博物館在大中華區的圖像授權業務。

代理授權模式的優點體現在，授權代理商更加了解市場需求，并有能力引入更多被授權方參與到博物館藝術授權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授權代理商往往具備一定的市場營銷能力和管理監督能力，能夠有效保障博物館藝術授權的順利進行。古根海姆博物館授權負責人Maria Pallante-Hyun直言授權代理商因其專業性，能夠更好地了解市場，知道應與哪些潛在客戶洽談并清楚應如何去做［11］。代理授權模式的成功主要取決于授權代理商的知名度和代理規模；審閱和確認授權合同的人力和時間等交易成本是該模式存在的不足之處，博物館并不能完全克服。

中介授權模式是博物館委托授權中介就授權標的物向被授權者進行授權并完成授權金回饋的模式。中介授權模式下的授權中介往往擁有自己的數據庫，并以此吸引潛在的被授權者。被授權者若要獲得授權，可直接進入授權中介的數據庫網站，按要求操作并給付授權金后直接取得授權。這不同于代理授權模式下每個項目皆需與代理商協商，并且簽訂授權合同時需由博物館確認的情況。授權中介在授權環節取得博物館認可的定型化合同文本并將其出示給被授權者，以被授權者同意合同文本為授權合同簽訂的標志，無需交由博物館審核。如作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影像授權中介商之一的Scala Archive擁有7000多家博物館的數字影像資源，其中不乏埃及國家博物館（Egypt Museum）、梵蒂岡博物館（Vatican Mu?seum）、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MOMA））等世界知名博物館的影像資源，龐大的影像資料庫奠定了Scala Archive代表博物館對外授權的基礎。Scala Archive首先與博物館簽訂委托授權協議，并協商制定定向型合同；繼而取得博物館數字化的藏品影像并將影像檔案置于其網站。在對影像知識產權統一管理的基礎上，Scala Archive向被授權方提供高解析度（1000dpi）影像的下載服務并授權其使用；被授權方根據影像的用途、應用方式和使用范圍向Scala Archive支付授權金；Scala Archive根據委托協議，再將被授權方支付的授權金按比例反饋給博物館。

平臺授權模式是博物館將授權標的物授權于固定的授權平臺，再由后者代表博物館進行授權，并實現權利金依次反饋的模式。由于授權過程經歷兩次授權，因此又被稱為再授權模式。平臺授權模式下，授權平臺首先取得博物館的授權許可，將授權標的物的影像檔案建置處理，如置于其網站或交由專業代理商處理并提供授權窗口。被授權方可向授權平臺提出授權申請，在獲得授權后按規定向授權平臺交付授權金，授權平臺再向博物館按比例反饋授權金。該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是RMN實行的平臺授權。RMN作為平臺接受法國32家國有博物館委托的藏品影像授權委托，在與各博物館簽訂授權委托合同后，負責影像處理及使用工作。RMN并非自行處理，而是將影像交由專業影像代理商Photo agency處理，并設有專門網站處理授權事務。Photo agency通過其運行的法國博物館典藏品影像網站，將六十多萬件博物館影像資料向公眾開放申請使用；申請者通過該網站取得影像的使用權并交付使用費。平臺授權模式的優點在于博物館不需要耗費人力、時間等交易成本在授權環節的審核與管理上，被授權方只需與授權平臺協商授權事宜。授權平臺具有程序固定、便于集中管理的優點，保障了授權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平臺授權的缺點表現為針對具體授權事項，博物館無法加入特定條件，因此無法實現自身訴求。

（三）博物館藝術授權的綜合授權模式

綜合授權模式是博物館綜合采用直接授權和委托授權進行授權的模式。根據本館實際，博物館可選擇一類授權標的物向被授權方直接授權，同時可以委托授權經紀將其他類型的標的物對外授權。直接授權方式下的被授權方直接向博物館反饋權利金；通過委托授權方式授權的被授權方向授權經紀支付授權金后，由后者按合同約定反饋給博物館。

綜合授權模式是一種復合式的授權模式，該模式是博物館結合自身實際作出的多元化、區別性的授權策略。擁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數量龐大的藏品影像、較高的社會認知度且授權標的物類型多樣是采用綜合授權模式的必備條件，因此需要根據博物館的品牌知名度、社會影響力、藏品規模、組織機構及人員配備等因素和授權標的物的類型作出決定。綜合授權模式綜合了直接授權與委托授權的優點，有助于不同標的物授權模式的優化和價值創造的最大化。不足之處在于，綜合授權模式的復雜性增加了授權過程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占用博物館較多的資源。美國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在發展藝術授權時采取的即是綜合授權模式。

由于大都會博物館在世界范圍內擁有較高的品牌知名度，品牌價值突出，館方主要采取直接管理其品牌授權業務的方式。館方在其網站上列出針對博物館品牌的國際授權計劃；潛在被授權者若需要使用博物館品牌，可直接與博物館授權部門聯系授權事務；授權部門對授權申請及申請者的背景進行審核后作出答復；經授權部門同意，申請者繳納授權金并取得品牌的授權。大都會博物館的委托授權采取中介授權和平臺授權相結合的方式。2007年起，大都會博物館委托Art Resource公司作為其授權代理商，代理藏品影像在北美地區的授權業務。后者通過其網上數據庫展示博物館的影像，并對授權內容和條件作出說明；被授權方在與Art Resource達成授權意向并支付授權金后，通過網上數據庫取得授權。影像授權在北美以外地區主要采用平臺授權模式，如在歐洲地區，大都會博物館委托RMN代理其在歐洲的影像授權業務。

三種藝術授權模式的適用性不同，在實際運用中也各存利弊，不同博物館可根據本館實際選擇合適的授權模式。不同的授權模式決定了藝術授權的價值生成與連結方式不盡相同，藝術授權的價值鏈形態也會有所差異。

圖二//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結構

三、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

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在描述價值形成過程時指出，價值形成的模式是“先產生，后匯集，再之后形成價值通道、價值線，有時形成價值鏈”［12］。價值鏈的形成與延伸反映了價值的創造、流通與增值過程，隨著藝術授權各環節的推進，價值不斷生成、匯集與延展，最終形成鏈式的價值通道。從博物館文化資源的發掘與整理開始，藝術授權的過程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價值鏈。價值形成與實現過程可以描述為：蘊含于文化資源中的文化價值轉化為符號資本后形成文化價值與潛在經濟價值，轉化為授權產品并被消費者消費后實現雙重價值。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由價值生成與增值環節按照價值形成機制有序組合而成，價值鏈形態與價值形成機制及價值生成和增值環節的分布與組合直接相關。因此，需要厘清這一過程中的價值形成機制和各環節的價值增值過程。

文化生產可分解為若干為實現生產目的而開展的文化活動，這些活動被稱為價值活動。價值活動環節連結在一起，構成價值的創造、流通和增值過程。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由文化資源、符號轉化、產權授權、內容創意、生產制造、營銷推廣、價值消費七個價值活動環節構成（圖二），各環節按照博物館藝術授權的流程形成價值鏈。

博物館文化資源的發掘與整合是文化價值的發現與梳理過程。通過梳理與整合，文化價值得以凸顯。在符號轉化環節，博物館的文化資源將轉化為特定的文化符號，文化價值也將凝聚于這一特殊的文化資產中。同時，通過數字化生成文化符號的過程也是文化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經過此過程，文化符號具有了特定的知識產權價值，具備了作為特殊資本的形態而形成潛在的經濟價值。伴隨授權環節的進行，知識產權實現了轉移，授權標的物的文化價值得到傳播，經濟價值得以增值。通過創意注入，文化符號具備了向其他產品和服務滲透、融合的潛質，內容創意環節因此成為博物館藝術授權價值鏈附加價值形成的關鍵環節。生產制造和營銷推廣環節是價值的生產與流通環節，隨著內容創意應用于不同的產品和服務，價值將沉淀下來，隨著營銷推廣而實現傳播。最后的消費活動最終實現了標的物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向市場價值的轉化，滿足了人們的內在需求。由此可見，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是一個系統的鏈式組合結構，有效保障了各價值活動環節的有效銜接和整體價值的最優化。

在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結構中，價值的形成、流通和增值始終伴隨、凝結著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文化符號的創造、流動和利用。文化符號具有可傳播性強、易復制、易流通的特點，因此它所蘊含的價值能夠較快地復制、倍增和傳播。文化符號所承載的知識產權經過產權交易、包裝提升而具備了價值融貫和擴張能力，從而使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得以不斷延伸，最終形成以文化符號生產、流通為外在表現，以知識產權的形成、轉移和利用為內在推動力的價值增值網絡。在該網絡中，以博物館文化資源為價值原點，經過整合梳理后的文化資源呈現為若干價值生發點，每一個價值生發點經數字化形成若干特定的文化符號，價值得以集聚。通過授權、設計、生產、營銷等環節，價值開始流通和擴散。授權對象與授權客體并非單一的映射關系，而是一個多向度的關聯映射。據此，授權對象與社會化的生產網絡聯系起來，最終形成輻射狀的價值流通網。因此，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形態可以看作若干由“點—線—面”組成的傘狀結構的價值網絡（圖三）。

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總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不同授權模式下的價值形成與增值路徑又不盡相同，因此價值鏈形態也呈現出相應的特點。直接授權模式主要涉及博物館與被授權方之間的關系：價值鏈在最初呈現為單向式的價值生成與延伸形態；隨著授權環節的開始，授權意愿達成后各項環節的價值鏈形態呈現出復合式的價值提升與增值路徑。因此，直接授權模式的價值鏈由單向式和復合式兩種價值路徑銜接而成，符合典型的傘狀價值鏈形態。

委托授權模式下的授權過程和價值鏈形態較為復雜。授權經紀參與下的委托授權模式的實質是一種知識產權中介的商業模式，即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通過授權經紀這一中介環節最終與市場或產業要素連為一體［13］。授權經紀的存在使授權標的物知識產權的價值在一個特定的平臺上先被集聚，后經授權環節實現了擴散和增值，最終形成價值鏈。隨著授權標的物知識產權價值轉化為實際應用價值，價值逆向補償隨同權利金的反饋也同步開始。

圖三// 博物館藝術授權的價值鏈形態

綜合授權模式的復合性決定了該模式下的價值生成與增值是一種雙向的路徑。直接授權和委托授權雖然是兩種相對獨立的授權模式，但由于處在同一藝術授權框架內，因授權標的物之間的關聯性及前期授權環節的共時性，兩者的價值鏈呈現部分的交疊。在授權合同的約束下，權利金按一定比例逐次逆向反饋到博物館，從而實現了博物館知識產權價值的補償。在授權過程中，兩者的影響力會相互滲透，進而無形中增強了彼此的價值提升能力和價值溢出效果。因此，綜合授權模式下的價值鏈表現為一種復合型、交叉式、互促式的價值形態。

［1］《專家解讀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措施》，［EB/OL］［2016-04-27］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7/c_1118755196.htm.

［2］《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部門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若干意見的通知》，［EB/OL］［2016-05-16］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5/16/content_5073722.htm.

［3］Lisa Fondo.Art Licensing Show Steady Growth：licen?sors continue to focus on art for it longevity in the marketplace and itsgrowth popularity-SpecialRe?port？Art Business News，2003-06-25.

［4］〔美〕理查德·E·凱夫斯著、孫緋等譯：《創意產業經濟學：藝術的商業之道》，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41頁。

［5］〔美〕約翰·霍金斯著、洪慶福等譯：《創意經濟——如何點石成金》，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21頁。

［6］〔英〕斯圖亞特·霍爾著：《編碼，解碼》，單世聯選編《文化產業研究讀本（西方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19頁。

［7］大英博物館影像網站http：//www.bmimages.com/abou?tus.asp.

［8］根據2015年12月筆者與浙江省博物館經營管理部負責人的訪談進行整理。

［9］李思屈、李濤：《文化產業概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74、344頁。

［10］360ep 網站 http：//www.360ep.com/selling licenses.ht?ml.

［11］蕭涵勻：《藝術授權機制與數位影像在著作權法上的地位之研究》，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12］〔澳大利亞〕戴維·思羅斯比著，王志標、張崢嶸譯：《經濟學與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0頁。［13］陳少峰、張立波：《文化產業商業模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2頁。